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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革

文革纪事

--私人史专辑



友们

--作者:侯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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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雁北


十年动乱以粉碎四人帮宣告结束,牛棚成为历史的过去,但现在我仍不能不怀念几位一同住在里的友。


怀念他们是有几层原因的。有的和我较长时间地住在一起,曾经在精神上给过我鼓励;有的和我有共同语言,在那人与人互相保持着高度警惕、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年代,我们间还能推心置腹地说几句话;有的人品高尚,学有所成,原来就是我很敬慕的;有的以前因专业不同,虽早闻其声名,但却无缘相聚,后来一块儿住在里,这也算是一种缘分……


依据这些缘由,现在让我念念不忘的,约有以下几位(由于人人皆知的原因,特将姓名隐去):


老运动员。山东沂蒙人。这名字是大家根据他的一生经历起的。平时虽不当着他的面叫,但他也知道自己有这个雅号。他早年参加革命,在延安经历过42年整风洗礼,解放后先后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陕西省党校任领导职务。1957年因给某个头儿提了几条意见,被定为极右分子。延安时代这位老运动员与我们学校校长同在陕北一所师范学校教过书,上世纪60年代初即被调入我们学校任副教授。文革开始前,他和我一起去泾阳参加过一次社会调查,一块儿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一天晚上,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记得其家庭为地主成分,父亲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某年暑期,他从就读的某大学回家,正值农民抗捐抗税,他完全站在农民一边,还把家里的一杆枪偷出来,从此参加了革命。此老为人耿直正派,事事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前半生几经批斗,文革一开始自然又成为专政对象,很快即被关进牛棚,罪名为极右分子(尽管此前已摘掉帽子)。在牛棚他受不了专案人员的严刑逼供,曾于一晚触电自杀,可能由于电力不足,他的手指被烧坏了,人却没有死成。轮番逼供更加残酷,他只得于一夜逃出校园,准备去曾在他家当过保姆的一位农民家里躲避。谁知在翻越围墙时摔断踝骨,被红卫兵抓住,押解回来继续批斗。人常说越是老运动员越经得起折磨蹂躏,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却成了这位老运动员过不去的火焰山。


老运动员开批斗会那天,单位将所有被关在牛棚里的人都拉出来陪斗,给每人胸前挂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了各自不同的罪名,并在姓名上打了大红叉,犹如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死囚犯。


老运动员走在队伍最前头,到了会场也站在最中央。因踝骨骨折,一走一瘸,站在会场上也只能把全身的重量落在一只脚上。这次批斗之后,他自然规矩多了,因踝骨骨折,跑不动了,也就没有再跑。


老运动员是个工作认真负责的人,生活能力很强,会做饭炒菜,发面蒸馍,会织毛线,缝衣服,什么苦都吃得,什么累都受得,无论干起什么活都显得很在行,很有技术,因而也显得很轻松。他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劳动休息时,他坐在路边或田间,一个人一口接一口地吸烟,总是低头不语。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二十多岁参加革命,几十年来都在劳动改造,现在还在劳动改造。我不知道他对劳动改造是怎么认识的,也不知道牛棚、农场要把他改造成什么样的人?是向好的方面改造,还是向坏的方面改造?几十年来,他活着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劳动改造,上边给他的任务好像也只是劳动改造。


文革后老运动员已七十多岁了,不幸于1992年患股骨头坏死症,多年不能走动,后在医院动手术,由于身体过于虚弱,手术进行中人就死在了手术台上,终年80岁。老运动员去世后,家里没有设灵堂,校内没有出讣告,好长时间校内没人知道他已死了,他的挚友似乎也都凋零殆尽。他的子女根据遗嘱把他悄悄地火化了,他就那么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拜伦崇拜者。陕西凤翔人。青年时代喜欢西方文学,尤其对拜伦、但丁等,十分迷恋崇拜,故有此名。这位先生为人坦率诚恳,心直口快,毫无遮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省教育领导部门任职,后在我们学校任外语系主任,教西方文学欣赏课。文革中不知因何罪名入牛棚,与我长期邻床。


牛棚,拜伦崇拜者对文革的前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均有明确看法。在牛棚,以我的年龄最轻,一生中从未经受过这样残酷、野蛮的运动,对国家命运、个人前途总是忧心忡忡,丧失信心。遇到这情况,心胸宽阔的拜伦崇拜者便以乐观的、毫不在乎的态度和语言,开导、感染我,使我深受启发和感动。


拜伦崇拜者出身农家,在牛棚劳动,会干各种活路,胆子也大,可谓敢说敢为,有一派浩然正气。一次牛鬼蛇神整队出工,排着长长的队伍,他说我们的队伍真是浩浩荡荡,结果被善打小报告者告密,受到中午不许休息而在外劈柴的处罚。


那时这位西方文学欣赏家已年近古稀,中午虽不休息,但精神仍然充沛。外堆着友们砍伐倒的许多树木,枝柯连着粗壮的树身。他用锯先把枝干锯下来,然后便一斧一斧地劈成生炉子的柴禾。冬天快要到了,管牛棚的工专会人员,以为牛棚将是永久要存在下去的单位,为了冬季生火取暖,就处罚这老人把那堆大树劈碎。工专会有个叫独眼龙的工人,他披着件呢大衣,穿一双高统皮鞋,坐在工专会门口,监视着他劈柴,不许他稍歇片刻。老人可能对这独眼龙有气,他将斧子举得很高,一下一下发出沉闷的声来。柴堆一天天增大,他把一把斧砍秃了,工专会又给他换了一把新斧,后来这把新斧又成了一把钝斧。上个世纪的90年代,老先生患老年抑郁症,主要是夜不能寐,而且每到深夜,都要把自己所有的中外文书都从橱里一本一本取下来,然后又一本一本放回去,并不断反复,直到天亮。老先生一生心胸广阔,性格开朗,风流倜傥。牛棚解散了,文革结束了,他怎么反而会得下这种病症?我百思不解,既十分悲伤,也十分纳闷!


老小孩。河北某地人。性恬淡而单纯,处事做人,毫无心计,有时竟可爱得像个老小孩。在这所学校,凡了解他的人,都认为这老小孩是个好老头。他年轻时留学法国,先读西方戏剧,后在巴黎博物馆抄录敦煌变文。抗战前回国时在大海中将所抄敦煌变文被风浪全部裹挟而去,多年辛劳,尽葬海底(一说回国后,国内某一学者将他的手抄稿借去,后又否认借用之事,据为己有)。老小孩回国后,即参加了田汉的南国社,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曾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出,并与孙伏园有一定交往。文革时以历史反革命被关入牛棚,后转至永寿、泾阳劳改,放过羊,烧过开水。


关于老小孩的放羊,我曾根据其实际情况,写过一篇轶事。大意是说,一次农场食堂从农村集市买回一只小羊,交给他每日在泾河滩放牧。农村人买卖牛羊一类牲畜,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卖价多少,缰绳笼头是绝不卖的,买主必须自备绳索将买得的牛羊牵去。农场食堂的采购员随手在市场上捡到一根短绳将羊拴了牵回来,但那缰绳太短,老小孩却又是一米八九的个子,一手牵着缰绳,羊便够不着吃草。无奈,他只好整日猫着腰,跟那小羊满河滩跑;跑得腰酸腿疼,大汗淋漓。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于一天夜里将自己的一条裤子撕成一绺一绺的布条,准备为小羊拧一条长些的缰绳。他以为这样,自己就不必整日猫着腰了。当时同屋的劳改分子都睡了,屋里的灯也熄了。老小孩在黑夜里嘶嘶地撕布条,这声音惊醒了大伙。大伙以为他心里产生了啥想法,便一个个凑上去开导他,劝慰他,要他把眼光放远些,把思想放开些。老小孩这才把他的计划告诉给大家,使大家由一场虚惊中明白过来,于是哈哈大笑一场,复又倒头睡下。


老小孩为小羊系上较长的缰绳以后,自己虽不再整天猫着腰了,但那淘气的小羊,仍一会儿要上山,一会儿要下河,使老人不停歇地跟着跑。七十多岁的人每日如此跑来跑去,浑身酸痛,自不消说。泾河滩有位老农民建议他把小羊拴在小树桩上,自己只坐在石头上看着,等小羊把附近的草吃完了,再换个地方,自己仍然坐着看守。但老小孩以为自己是来劳动改造的,不能这样舒服,因之每日仍继续坚持着跟小羊跑来跑去,对劳动改造那么认真,那么虔诚,总认为自己是能劳动改造好的。他相信自己劳动改造好了,有生之年还是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的。


老小孩1993年与世长辞,享年83岁。当时我不知因何缘故不在学校,没有为他送行。想起他与我在泾阳船头村同住一孔小窑时,在那么艰苦的年代、困难的环境,他仍每晚坚持数十年的洗浴擦身习惯,每日仍那么无忧无虑,随遇而安,那么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对未来寄托着希望,不禁悲从中来,肃然起敬。


吃蝎子教授。姓张,山西平遥人。50年代即在这个学校地理系任教,讲授天文气象学,为西安地区有名教授之一。也许是宇宙的无涯无际,气象物候的变化无常,使他的性格开朗,倜傥不羁,不修边幅,不讲穿戴,又被称作不像教授的教授。一次他去街上吃羊肉泡馍,端着大老碗,和长安县几个农民蹲在食堂外的台阶上,边吃边聊,说到自然界的四季阴晴之事,农民听得很高兴,问他在学校干啥工作?他说自己是勤杂工,扫马路也扫厕所。农民信以为真。文革时张先生已年届古稀,因抗日时期在国民政府一军事院校任教时,出版过一部国防地理,以历史反革命罪进入牛棚,后和我一起住在泾阳农场那个小学校的教室里。他的床铺紧靠大门。大门里的窗户下有一张小桌。张先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口大玻璃瓶,从王桥镇打回几斤白酒,倒入瓶中,又称回半斤全蝎,全泡在酒里。他常于出工前后,把玻璃瓶捧起,喝一口蝎子酒,说可以活血、化淤、防寒、补气,并常常要同屋的人都尝尝。屋里的人尝过几次以后,都觉得这蝎子酒果有很多好处,慢慢地便喝上了瘾,每日你一口,他一口,一大瓶不几天就喝光了。张先生见瓶内的酒快完了,蝎子也浸泡得快没了颜色,就设法又去王桥镇打酒和称蝎子,只怕供不上大家饮用,从不计较要花多少钱。


这事慢慢地在泾阳农场传开来,人们便都知道这不像教授的教授有吃活蝎子的本领,于是每当劳动休息,便要张先生表演吃蝎子。那时农场正在筑条土坝,十几人在远处的土壕里掘土,十几辆架子车来回拉运,数十人在土坝上砌石打夯。此时若有人在土壕里、石缝中发现一只蝎子,便大喊着要能吃蝎子的教授做表演。


张先生不慌不忙,用拇指和食指将蝎子尾巴紧紧捏住,先摘下一只腿,含在口里,嚼嚼,咽掉,眼睛眨巴几下,再摘下一只腿,含在嘴里,嚼嚼,咽掉,眼睛又眨巴几下,好像在品尝蝎子的美味,直到把一条活蝎子吃完。他表演吃蝎子,看似很乐观,很滑稽,其实他内心却很痛苦。他是研究天文气象的专家,他没料到自己活到了这个年龄,却要扮演这样一个近似小丑的角色!


张先生对自己的罪行似乎全不在乎,又似乎有很深刻的认识。批判他时,他不弯腰,不低头,检查却做得极深刻。他想:你喜欢无限上纲,我就无限上纲,帽子戴得很大,帽子底下却没有真货色。他的儿子小时被日本鬼子两个耳光扇成了傻子。学校查反标(反动标语),查来查去查到这傻子身上,他就鼓励儿子去自首。结果傻儿子还是傻儿子,并没有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他把一切看透了,也把这场运动看透了。他是一位绝不让人把他和名利连在一起的人。


张先生还是一位红楼迷。从青年时期到老年,不知把《红楼梦》读过多少遍,对书中的大情小事都很熟悉,对不少诗词曲赋都能熟读成诵。他和我同住在一起的日子,我们在休息时曾多次悄声地谈论过《红楼梦》。他对红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能自圆其说。从谈《红楼梦》张先生曾对我述说过他年轻时的一段恋爱史,他说那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姑娘,后因日寇入侵,关山阻隔,他与那女同学便分离了,从此天各一方,终成恨事。张先生后来的倜傥不羁,不修边幅,以至对《红楼梦》的情有独钟,不知是否与这段经历有关?


文革后期,戴在张先生头上的帽子,大约并没有摘掉,他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所大学,钻到了一个任何人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压根儿再没有理会头上的那顶帽子,而且不久就听说他已作古,似乎对折磨人的文革并没有产生什么怨尤。


现在回忆这几位友,我是以自己为轴心的,心里自然很悲痛。这几位先生,年龄都比我大,学问都比我好,阅历都比我深,个个人品高尚,我以自己能与他们有一段友情谊而骄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以人心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们具有这种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尊敬他们的根本原因。可惜那年月,我们均相忘于江湖,各人忙着各人的,挨批斗、写检讨,谁也帮不上谁的忙!他们现已一一作古,高山景行,我愿他们安息!


本文选自《蓦然回首》,侯雁北/著,三秦出版社,200412月。



转自《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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