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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革

文革纪事


--私人史专辑


蓝天白云的日子


--作者:刘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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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度过的。那时的北京城才四百多万人。古城墙四围,古城门仍在。蓝天高高,白云淡淡,远处的西山依稀可见。那时也正值文革期间,学生不用上学,摆脱了考试和升学的烦恼--所有学校都关门了。我们一帮半大小子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趁着不用上学的大好时机,每天就在这蓝天白云下的古城边,玩得不亦乐乎。


偷桃


在物质匮乏的文革时期,小孩都特馋。如果哪儿有吃的,那一定是好去处。那时西出城门三里就是农田和村落了。我家所在的机关大院西边是生产队,还有乱坟岗子。生产队的菜地里种着茄子、青椒什么的。这些玩意儿没吃头。要是种西红柿,那一定绝收--全让我们给包圆儿了。村头路口有一排大槐树,春天一到,满树都是白色的槐花。有人说那槐花不但闻着香,吃着还甜。这下我们来劲了,手持长竹竿,跑到树下打槐花。那槐花虽不如水果糖那么解馋,也有几丝甜意。于是,我们几根竹竿一搅和,一树的槐花被捅下来一半。先坐在树下吃够了,然后把剩下的兜回去。临走还看着树尖上没捅下来的槐花,想着下次带根长点的竹竿或干脆上树。


到了每年六月中下旬,最诱人的地方是大院北边临街三里的桃园了。那些桃子香飘四溢,见白见红地挂在树上,诱惑力太大了,于是,偷桃就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这三百亩桃园归月坛公园果农班管理。果农们不但给桃树施肥,浇水,还负责对付我们。这片三百亩的桃园全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围着,铁丝网外还种着带刺的灌木。一到收获季节,果农们日夜轮班,巡逻护桃。


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而且我们是团伙作案,让他们防不胜防。往往我们能轻易得手:在桃园里挑大个的、软乎的照饱了吃,顺手再揣几个回院里向其他哥们儿炫耀,也可以给他们解解馋。这样一来,大家都尝到了桃子的甜头,每年的偷桃大军不断壮大。这令果农班的师傅们头痛不已。果农班的班长姓高,人称高师傅,个子也高,估计是个复员兵。果农班的农工享受工人待遇,每月有固定工资,旱涝保收。不知为什么,他们非要同我们这些小孩子较劲。如果古时文人偷书不算偷的话,那孩子们吃个把桃子就更不是偷了,就算吧。如果高师傅隔三差五地给我们送两筐桃子来,我们一人吃仨也就饱了,谁还去?也省得他们天天转圈巡逻了。我们在桃园里连吃带扔,不知祸害了多少桃子……但是,从来没有救世主,不能指望高师傅赏咱们桃子吃,还得自己去


某日,我们几位又要下手了。这次我把家里的老虎钳子拿来了,这玩意儿是剪铁丝网的快手。由于我有钳子,所以充当了尖刀班的角色。在一片灌木稀疏的僻静处,我钻进去就开剪。刚剪几下,衣领忽然让人揪住了。回头一看,不好!是高师傅!这时几个同伙已做鸟兽散状逃走,剩下两个铁杆在旁边看着我干着急。忽然,他们冲我大喊:钳子,钳子!我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乘高师傅不备,抬手把钳子扔给了他们。他们拿着钳子,一溜烟就不见影了。高师傅抓到我顶多批评教育,但是如果拿到我的钳子,一定会没收--那玩意儿值三块多钱呢,能买十斤好桃。高师傅看我把作案工具转移了,气得不行,但也拿我没脾气,打不能打,骂不能骂,气哼哼地带我去找家长。到了家里,父母上班了,只有外地来暂住的亲戚在家。尽管高师傅把我一阵数落,但亲戚也拿我没招儿。后来她根本没把这事向我父母汇报。钳子保住了,前些年我回国时,还看到那把旧钳子躺在工具盒里,但是那三百亩桃园却早就铲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楼房。农工班的师傅们也不知去向了。


如今的孩子们生不逢时,没有了要练本事、上树下河的空间,也没有了拿桃的乐趣。他们小时候不缺吃穿,要吃桃子家里一准儿给买,为什么要去桃园呢?其实这不是桃子的问题,而是那种法特刺激,又惊险,又曲折,还有点英雄主义。吃买来的桃子没味儿。


滑冰


我们小时候,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尿一泡尿都能结成冰柱。天气越冷,我们这帮孩子越高兴--滑冰的季节到了。那时我们人小,也没有冰鞋,就自造冰车在湖上滑。冰车是在一块大木板下边装上两根粗铁丝。这样,铁丝在冰面上摩擦力很小。滑冰时手持两根尖细的长铁钎子,人坐在冰车上向后戳冰,有点像撑船的意思。我很笨,自己不会做冰车,我的冰车还是我爸爸做的。为了打造滑得快的冰车,有的孩子去工厂搞来三角铁。那玩意儿装在冰车底下比铁丝的摩擦力还小,而且还能越过小的障碍物。


从家里去邻近玉渊潭公园里的八一湖或后湖滑冰,只要走三站路,本来很近,后来,江青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把相邻的玉渊潭公园封了一大半,我们去滑冰就要绕路了,还要过一条上了冻的河。不过闲着也是闲着,多几步路不算啥。家里大人们都上班,中午在机关食堂吃完饭后,一帮小子就扛着冰车去滑冰,到天黑才回家。我们在湖面上追逐嬉闹,每次都是浑身大汗。去的时候大家都戴着大棉帽子,玩了一阵子后,一摘帽子,每个人的头上都是小蒸锅--热气腾腾的。有时玩累了就跑到岸边上休息。北岸边是一片土坡,上边长满了松树,十分僻静。自然,这里也就成了我们的野外厕所。有时,我们会发现树丛后边隐蔽处,常有一男一女在一起鬼鬼祟祟的。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告诉我们,他们一定没干好事。我们满脑子的坏水也告诉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捣乱。于是,我们每人手持几个大土块,隐蔽接近。待到射程之内,万炮齐轰,然后呼啸而散。遭到突袭的或真或假的鸳鸯们,往往也是掉头就跑不见了踪影。有个别的男方胆子大一点,但也只是站起来吼两声而已,从来没人敢来追我们。话说回来,他们也追不上。袭击成功后,我们还不甘心,过一会儿还要潜回去勘查一下现场,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有一次,那对男女又回来了,他们的遭遇可想而知--又是一顿土块的袭击。一九八三年时我去上海出差,傍晚时在外滩上看到一对对情人挤在一起谈恋爱,我当时就想找土块,可怎么也找不着--周围都是水泥地。


我们这些无忧无虑也无须上学的少年们,就这样一天天地度过了美好时光。每次滑冰一去就是近四个钟头。这期间没吃没喝,也没有取暖的地方。到身上的热乎气散尽了之后,我们就拖着疲惫的脚步,穿着湿透冰凉的衣服回家。我现在这点抗饿耐寒的本事,全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经过一个冬天,滑冰的技术已是炉火纯青。我们不但能把冰车滑得飞快,还可以玩急转弯、急停等特技,臂力和耐寒的功夫也大有长进。但是,好景不长,冬去春来冰面松软了,开始融化了。我们一年一季的浪漫滑冰生活也到了尾声。


这时,同NBA的季后赛一样,最具挑战的时候到了。当冰面向阳的一边融化之后,我们开始比赛:谁的冰车能最接近水边,谁就最牛。这似乎是不要命,明摆着往冰窟窿里钻。其实,技巧大大的有。向阳一边的冰已经化了,水边的冰面很薄,难以承受重力,这是简单的物理事实。但是我们可以将冰车滑得飞快,在薄冰上快速掠过。当冰层刚刚裂开时,我们的冰车已经冲过去了。用这种玩儿法,我们一次次从冰层较厚处出发,猛冲向水边,然后画一个大弧线滑回原处。在接近水边时听到冰层断裂的尖锐声响,看到一条条新的冰缝在脚下产生并延伸而去,那真是刺激。


长大以后,不滑冰车了,换上跑刀,专攻速度滑冰。玩儿的方式变了,但我对冬天的热爱和追求冒险、刺激的嗜好,却是从滑冰车时开始的。


遛车


有的人喜欢遛猫,遛狗,但您听说过遛车吗?遛车当然不是在汽车上拴根绳,牵着汽车满街走,而是坐着汽车闲逛。注意这个字。请不要以为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有车族--我讲的是遛公共汽车。


我们这伙不用上学的少年,在家门口的地盘里玩儿腻了之后,就想着走出领地,去北京市其他地方转转。北京市大得很,这就要乘公共汽车。那时乘车的人不多,有时中途上车还有座位。进车门的第一个座位上写着孕妇专座。我们没念过几天书,都是小文盲一个,把字念成字,成了学妇专座。我当时还想:公共汽车还挺照顾学生,为学生和妇女设了专座。


公共汽车不能白坐--要花钱买票。三站以内四分钱,五站以内七分钱……去个不远不近的地方,一会儿两三毛钱就没了。这谁花得起呀?!于是,我就让家里给买一张公共汽车月票。一票在手,四通八达,可乘市内汽、电车的所有线路。那会儿的学生月票是两块钱一张,在当时可买十一斤白面,不是小钱,家里都不答应。我们也就慢慢断了遛车的念头,去开发其他的玩儿法了。


我那时因为受冻,慢性鼻炎发作。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病,鼻子天天堵着,有点难受,又无碍大事。去医院看了几次病,大夫要求做理疗,隔天去一趟北京市儿童医院,一共三站地。这回不用我说话,家里立马儿给买了汽车月票。月票到手,遛车也就开始了。


先是又花四分钱买了一份北京市交通图。看图细数,市内共有从1路到28路共二十六条汽车线路(当时缺2路和4路)和从1路到12路十二条无轨电车线路。我计划将全部三十八条线路从起点到终点都遛个遍。这么大的工程需要做计划,要选择每天的遛法,少走冤枉路,以求高效率,还要尽快行动,不然医生一句话,理疗结束了,我也就没有月票了。那样,遛遍北京市的理想就泡汤了。


每次上车我都要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这样不但可以看司机是怎么开车的,而且这个座位的视野也最开阔,前、左、右都有大窗户。有时上车后,这个位子不空,那我就等下一辆车。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图的就是看景。在司机旁边观察了半天我也没整明白司机是怎么开车的。他转方向盘怎么那么轻松?一次,一辆车停着,我偷着上去想转几下方向盘,怎么也转不动。


车坐得多了,地方去得多了,见识也就多了。有的售票员特好,特和气,有的特坏,绷着个脸,专说刺儿话。有的乘客看上去特气派,特横儿;有的特老实,特土。有的司机以开车为乐,吹着口哨,耍着花活儿就到站了;有的司机特沉重,一脸菜相,满眼血丝。我当时不明白,这就是社会上的不同人等。


两个月下来,公共汽车带我去了不少地方:穆斯林居住的牛街回民区,外国使团驻扎的使馆区,宣武区内低收入家庭的小平房,以及凸现老北京特色的国子监、雍和宫、钟鼓楼等等。我不但亲临了许多以前只听说过的地方,还见识到许多不曾听说的地方。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讲是大开了眼界。


一次,我过钟点了,赶上了下班时间。公共汽车路过某国营大厂时,呼啦一下挤上来一群刚下班的青年工人。人人带着饭盒,估计是用来带午饭的。他们上来就抢座位,自己坐一个不算,还用饭盒霸一个。谁要不让他们占位子,他们就横眉立目。等几个女青工上车后,男青工把占好的位子给她们。这时女青工的眼神里一片感激;男青工的眼神里一片得意。


就这样,每天车除了看风景,还能看穷,看富,看热闹,看人际关系,真有意思。看得多了,其中的一些道道也就明白了。


我的理疗足足搞了两个多月,鼻炎也没见好。大夫又推荐去西郊的解放军总医院扎针灸。这回我更乐了,因为去那里要乘郊区线路的公共汽车,得买郊区专线月票。我的半径得以增大。


这种遛车的玩儿法只能自己享用,找不着伴儿。原因在开头说过--其他哥们儿的家长们不给买月票。我一人出门在外,除了学会了事事要计划周全,还学会了观察地形,认路辨向。另外,还有机会问这问那,同生人打交道的手段也摸熟了。几个月下来,我逛遍北京城,俨然成了一幅北京市区活地图。不管去哪儿,我可以马上说出如何乘车,去哪儿转车,在哪一站转车最方便等等。


今日的北京市交通堵塞,公共汽车比牛车还慢,街上什么样的闲人都有,如果现在放一个十岁的孩子在街上上两个月,不是有去无回就是学坏了。话说回来,有点门面的人现在都买了汽车。学校门口都是接送孩子的小轿车。现在的小轿车在市区,根本没有往日的公共汽车快,但那份气派和舒适却非公共汽车可比。但是,坐在小轿车里独往独来,也就没有了遛车的乐趣。


骑车


六七十年代,跨一辆锰钢自行车在北京街头耍飘,是很风头的事。所谓锰钢自行车,是指用锰钢材料做车架,全包链,涨闸,加转铃的高档车。那时自行车属于紧俏产品,买车需要车票并加付工业券永久飞鸽凤凰等名牌车的车票很难搞。锰钢车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都是内部销售。


我父亲的一位同事买了一辆新锰钢车,不几日,车上的转铃铃盖就让小偷拿跑了。有人问他:转铃盖怎么丢了?此公答曰:小孩子拿去玩了。这语气中不但没有丝毫不快,还夹带着几分轻松。以这种态度对待得失的人,当是大家。


无论去哪儿,我们都是把车骑得飞快,呼呼地超人超车。遇到有谁比我们还快,超过了我们,那一定要赶上去,超回来才算数。遇到较劲的对手,一时超不回来,那就要死跟,让他也歇不着,最后再伺机超上去。有时候,跟着跟着,人家拐弯儿了,不同路了。即便是这样,也要跟上,不然那小子以为他把尾巴甩掉了呢,不能让他得意。


一次,我去西郊木材厂买东西,清晨六点骑车出来,在路上同一个上班的青年工人较上劲了。那小子像奔丧一样,骑得飞快,不但超了我,还甩下我一大截。这可不行,咬牙死追。追了很长的距离,还是没超过他,可我已经到木材厂了。那也不管,不买东西了--接着追。又骑了好远,那小子的速度终于慢下来了,我总算超过去了。那次赛车回来后,大腿酸疼了两天。如果常有机会这样赛车,我也许就进北京自行车队了。


骑车出行自由度很大,或走或停,或快或慢,或远或近,悉听尊便。于是,我同几个伙计骑着自行车东下通州城,西上八大处;北登八达岭,南行丰台镇。活动半径陡然又增大了许多。去八达岭长城那天,来回骑行了一百三十多公里,其中有三十六公里的坡道,十足地考验了体力和毅力。在酷日当头的正午时分,我们正在上大坡,坡度很陡,根本就骑不动,只能推。几公里的坡路推车上来后,一身臭汗,浑身透湿。我们脱下衬衣擦汗,一会儿衬衣就能拧下水来。到了八达岭长城后,我是一步也不想走了,躺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就懒得起来,也没劲爬长城了。现在也记不得是如何骑回北京的,只记得当天骑回来后,我们三人的屁股都肿了,在床上躺了两天。不过,我们创造的业绩是前无古人的。当时大院里谁也没有骑车去过八达岭,且当天往返。


表面上看我们这伙人似乎总是专找苦差使干,不怕苦和累,实则不然。我们只是找好玩的,有刺激的差使干,为了这个目的,再苦再累也去。否则,就想着法儿地逃。


学校复课后组织拉练。拉练就是自己背着行李,每天步行几十里路,夜宿老乡家的土炕,这样走两三天,到了郊区农村后,就帮老乡干农活,干完活后再走回北京。你听听,这有多累,多没劲。可是不去又不行,装病显得太没意思了。正为这事犯愁呢,忽然听见老师在动员大会上讲:本年级需要一位同学骑车参加拉练,并进行后勤采购工作,哪位同学愿意?我刷地举起手,生怕别人把这好事抢了去。后来四下一看,也就我一人自愿骑车拉练。我问同班一位骑车上学的同学:你怎么不举手?骑车拉练多省劲啊!你猜他怎么回答:骑车拉练多毁自行车呀!跟着队伍慢骑特伤车链子!嘿!他还管那些?!


那次拉练我是一步也没有走,一天农活也没有干。背包绑在车架子上,轻而易举地日行百里。别人下田干活时,我的工作就是骑车去怀柔县城里,为拉练大军采购副食品,顺便还能在县里的商店搞点糖果什么的解解馋。然后,一拐弯去怀柔水库看风景。这次拉练对我来讲,跟春游一样,带劲。


学校复课闹革命之后,除了外出拉练就没什么好玩儿的事了。倒是在课堂上,有幸受教于几位有学识的老师。一位是特级语文教师魏老师,在课上讲到《水浒》人物时她说:潘金莲是受社会压迫的妇女,不是坏人。还说《水浒》歪曲妇女形象,其中的女性要么是母夜叉,要么是母大虫,我们觉得她有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位英文老师,她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文播音员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她说的英文是带拐弯的。让她来教我们这些刚认识ABC的学生,是大材小用了。


从那儿以后,被迫上学。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十数年下来读了几本书,上过一些课,也应景一般地考过很多回试。但这些经历都平淡得很,不值一提。倒是那些独特的、玩的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


依我看,小学生应当以玩为主,兼学别样。既要玩得高兴,玩出水准,还要在玩中认知世界,磨炼性格。


如此办教育乃是孩子们的大幸。


本文选自《平民历史》,云峰/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3月。



转自《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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