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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忆童年

--作者程正渝


10、复兴中路496号(2


19485月,郭春涛、秦德君夫妇搬到我家住的复兴中路496号二楼东面两大间居住。


我们常见到郭春涛、秦德君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小贝贝进进出出的,我们称郭春涛叫郭爷爷,称秦德君为郭嬢嬢


郭春涛先生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袭深色中式长袍(这跟当时上海中年职员、商人的衣着没有什么不同),国字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神态严肃,不苟言笑。


郭春涛先生早年同毛泽东一起从事过学生运动;后为北大学子,参加过五四运动;再到法国勤工俭学,又跟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成为民革领导人,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秦德君女士面容清秀,衣着华贵,雍容尔雅,--谁能想得到,她是一位出身在四川山区的彝族女子,经历过曲折的革命斗争考验和个人生活坎坷的火凤凰


秦德君女士的革命生涯富有传奇色彩,被称作火凤凰。早在大革命前,她就追随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参加五四运动和从事工运工作,是有名的女红小鬼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又几经周折,于1938年与郭春涛结为伉俪。


秦德君女士和郭春涛先生的女儿小贝贝,六岁左右,白皙漂亮,总是笑嘻嘻的。


郭先生一家搬来之后,早出晚归,白天很少在家,也难得有客来访。


1948年夏的一天,嬢嬢带我乘车到闸北区公兴路,这里街道冷清,行人稀少。在一座不起眼的二层楼的门口挂着方震小学的牌子。奶奶带我走进去,一楼是几间教室,可能是放假了,没有一个人;上了二楼,是办公室和宿舍,在一间屋里,一位妇女正在用大木盆和搓衣板洗衣服,--这立刻使我想起了《三毛流浪记》中的私立营业小学那幅画,这所方震小学和画中的小学多么相似!


方震小学在闸北区公兴路的一座不起眼的二层楼挂牌成立,对闸北地区一百多名贫苦孩子实行免费教育,教师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使方震小学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上海的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


在一间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杨老师,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在天塘小学给我们上过算术课的杨老师,她还是像过去那样身材瘦小,头有些歪。她很热情地接待奶奶,并交谈起来。原来是担任校长的姑姑和姑父春天去湖南后,杨老师现在是代理校长。


这次嬢嬢带我到方震小学,本想让我在那里就读,由于种种原因只得作罢。


19489月,我插班进了隔壁弄堂(松筠别墅)里的群贤小学读三年级。我本该读四年级,因为在湖南老家没有学过英语只得留一级。那时上海较差的学校也从小学三年级就开英语课,而较好的圣约翰小学等从一年级就学英语了。


群贤小学是私立的,规模较小,从松筠别墅弄堂的入口通道进去后,在一片开阔地的一栋楼房里。第一层是一个小礼堂,每星期一早晨全体师生在操场上举行升国旗仪式后,就挤在礼堂里唱国歌: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


接着背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最后齐呼: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第二层是教室,采取复式教学,往往两个班共一个教室,一个班上课,一个班作作业,那时大姐正江也在这里读六年级,正海兄读四年级,我们姐弟三人再一次同在一所学校读书。


因为子女多,父母只安排孩子到那所学校学习,基本上不过问每个人的学习情况。诚如父亲常说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过我们弟兄们学习都还比较自觉。


我每天起得很早,先到马当路菜市场捡些小白菜叶子回来,喂在前院枇杷树下的那只白鹅,然后才洗脸吃饭,饭是开水泡剩米饭,就雪里红咸菜。吃完饭在院子里背熟了英语再去学校。天天如此。结果是我的英语成绩在全班最突出,总是第一,全是100分。英语老师是校长的女儿,烫发头,穿旗袍,脸色红扑扑的,年龄只有20岁左右。我成了她的得意门生,经常受到她的表扬。从此开始的十多年学校生活,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新疆,无论学英语,还是学俄语,我都在班上名列前茅!


下课了,放学了,我们小朋友们就在弄堂里踢小橡皮球,不小心就会踢破附近房屋的玻璃,或将球踢过墙头。在踢皮球时,小朋友们都习以为常地用洋泾浜英语,就是玩官兵捉贼,叮铃铃,stop也是用的洋泾浜英语。


一天,我正在弄堂里跟小朋友们踢皮球,只见表舅的那辆咖啡色的小汽车开进了弄堂,一直到弄堂里我家原来的汽车房前停下来,高大魁梧的表舅杨沧活身着神气十足的海军军官制服走了过来,跟我们打过招呼后,从我家的后门直接上楼,跟我的父母会面。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表舅杨沧活跟我的父母在商量争取吴松炮艇官兵起义的事。


秦德君女士跟我母国华相识后,得知是四川同乡,又很谈得来,不久就成相知了。 19488月,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介绍我的父母加入了民革。接着,策动了当时担任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的表舅杨沧活起义。


在本文中,我一再借用父亲写的回忆录,既是为了追溯历史,也是对前辈们的记念。


我在群贤小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到盘石小学去了。


为了方便做地下工作,郭春涛先生和祖父一中商议,决定请他们原实业部同事、现任青年军202师政治部主任温广彝(1),给我父元宇一个青年军中校教官的衔头,--并以此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我父在青年军202师上班后常把印制精良的《青年军画报》拿回家来。从画报、报纸和大人们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内战激烈地进行着,形势越来越紧张。


每天清晨天还蒙蒙亮,就听到飞行堡垒(警车)呼啸着驰过街道抓人,我同曾祖母住在三楼的小间里,如同小时候在乡下,半夜里听见背岗山的柏树林被风刮得 ——”“ ——地响 ,令人惊恐不安!


但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照旧进行着。这个阶段我们还看了许多电影呢!《看东北》是打日本的,飞机和摩托车追来逐去煞是扣人心弦!《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部美国西部电影,白人的骑兵同埋伏在山上的印第安人打得死去活来。还有《希望在人间》、《万家灯火》、《母亲》等也很感动人。


有一回我们全家分乘几辆三轮车到大光明电影院去看电影。快到的时候,爸爸指着不远处的霓虹灯说,那就是大光明电影院。我在三轮车上看到大光明三个大字的霓虹灯在黑夜里的许多灯光中闪烁,并不显得大光明电影院有多么高大,有多么气派。便问父母,不是说大光明电影院是上海最大的电影院吗,怎么那么低矮?父亲告诉我,大光明电影院的后面是国际大饭店--上海当时最高的24层大楼,所以把它衬托得低矮了。等到了大光明电影院,我们步入高大宽敞、华丽明亮的前厅,这才感到这座电影院的气势非凡!我们看的电影是苏联记录片《红场大检阅》。--可见那时的文化事业还是相当自由的。


尤其是《清宫秘史》和《国魂》在各影院的上映,当时在上海引起轰动!《清宫秘史》是讲述清朝末年慈禧、光绪和珍妃的故事;《国魂》则是讲述文天祥抗击元军后来壮烈殉国的故事。--敏感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国民党独裁政权风雨飘摇,穷途末路了。


这个时期的上海物价飞涨,生活必需品一天涨价好几次,纸币票面数值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低,被市民称作解手纸!黑市交易盛行,个个人心惶惶。


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宣传却深入人心。我们那时候就听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父母那时就在看《新华日报》,以及《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领导人简介》等这些书了。这些书是陈伟斯(2)叔叔拿到我们住的亭子间来的。陈叔叔身材挺拔,相貌英俊,留西式分头,着咖啡色西装,穿着打扮像个小开(3)。却同妻子住在弄堂里我家原来的汽车房。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

 

这个时期在上海马路上,国民党特务的飞行堡垒日夜呼啸着到处抓人,军警常常半夜突击检查户口,街头路口筑起了工事,垒起了沙包……一派兵慌马乱的恐怖气氛!就在我们住所门口,法国梧桐树下的人行道上,也常常出现戴着墨镜四处窥视的行迹可疑的人……


19492月,我祖父受组织委派回湖南长沙,参与和平起义,做老朋友程潜、唐生智的思想工作去了。 


19493月,我父到设在上海外滩海关大楼的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上班。海关大楼巍然屹立在浦江之滨,以它高耸的钟楼和大钟闻名。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就是祖父的友人刘维炽(4)。到了傍晚我们弟兄常在车水马龙的复兴中路和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等候搭乘有轨电车下班回来的父亲。


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一家也搬走了。他们住的两间屋立刻搬来了新住户。户主是一位商人,也像郭春涛先生那样高大魁梧,也着一袭深色中式长袍,也是国字脸架着一副宽边眼镜,载着一顶礼帽,进进出出不苟言笑。女主人年轻漂亮,皮肤雪白,讲呢喃的苏州话。他们家还有一位中年女佣,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那商人不常在这里住,女主人据说是他的三姨太。


我那时虽然也常挨母亲的打骂,但不知为何仍特别调皮淘气:


有一回我们在院门外打闹,我踢了新来的男孩一脚,可能踢得重了,他母亲从楼上下来,哭喊道:我就这一个独苗儿子呀!我吓了一跳!那三姨太也跟着出来轻言细语地把女佣劝走了。……


有一回我故意用水喷邻居女孩陈泰儿,把她喷哭了,她的圆脸祖母出来朝我狠狠瞪了一眼,然后把陈泰儿拉走了。……


许松圃和唐诗薇一家也回湖南了。他们住的一楼西边又搬来一家人,也有几个孩子。


1950年初,姑父来接曾祖母和嬢嬢去长沙和祖父团聚。她俩这一去,再也没有回上海了!--不知为何,我竟不在离别现场。


在我遭到母亲虐待的童年,曾祖母和嬢嬢抚养我、照顾我,给了我慈爱,给了我温暖,我没齿难忘。只是在她们的有生之年,我竟没有孝敬过她们,——直到2010年,在祖父去世50周年的时候,我回到故乡天塘为祖父一中立了一块纪念碑,郑重地将曾祖母和嬢嬢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也镌刻在纪念碑上,以示我对她们永志不忘的孝敬之心!


这样一来,父母带着弟妹们就搬到一楼正房去住了。大姐一人住窗口向北那间亭子间,我和大哥、三弟住窗口向西那间亭子间。


小妹出生后,我家也雇了一个女佣赵妈,五十岁左右,说江北话,家在浦东。她帮着做饭,早上用小磨磨豆浆。


1948年春天到19525月,我虽然在上海只生活了四年时间,可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上海情结却总是萦绕在我的心间!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才有幸读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书中的人物和场景,大有似曾相识之意,这或许跟我解放前后在上海生活过有关。


注:


1)温广彝(19091987,1930年代曾与祖父一中在实业部、中宣部共事。19495月去台湾曾任蒋经国秘书、《中国时报》社长等。


2)陈伟斯,中共地下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1980年出任《民主与法制》的记者;1981年因撰写《林昭之死》而闻名全国。


3)上海话指富家子弟。

 

4)刘维炽(19921955),广东台山人。曾任实业部常务副部长、输出入管委会主任,是祖父一中的好友,曾力劝祖父也去香港。1949年刘到台湾后,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11、盘石小学


19493月,我从群贤小学转到盘石小学读三年级下期。盘石小学是一所私立教会学校,在重庆南路西边,北距复兴公园后门约五百米处。走进校门,是一座高大的天主教教堂,朝北走过操场就是白色的四层教学楼。操场西边隔着竹篱笆是梅兰芳先生的住所,梅先生常带着子女在草坪上练功、舞剑。教学楼东侧是一个雨操场,有四个乒乓球台,教学楼北边有一排平房是教师的办公室。


隆重的开学典礼在一楼北边的礼堂举行。学校的创办人、名誉校长跟师生们见了面,他是一位金发碧眼、蓄着一部金色大胡须、身着黑色神甫长袍的法国人。校长是一位瘦小的中国人,名叫张维屏,也是一位天主教徒,50多岁左右,总是面带微笑,很受师生们的尊敬。法国校长平日不在学校,以后也再没到学校来,张校长也很少在学校。


平日管理学生的是教导处副主任俞老师,他中等个儿,身着黑呢中山服,肤黑,眼小,满脸严肃。在每周一举行升旗仪式后,他照例要对同学们讲话。他的讲话简短有力,他要求同学们在集合时做到静、齐、快。几百多名同学果然能够按照要求,每班站成两行,面向教学楼,西边从一年级起到东边六年级止,排得整整齐齐的。着实做到了静、齐、快。学校里总是秩序井然。


下午放学整队时,值班老师在队列前用上海话说:信教格站出来。我听作新同学站出来了,于是我背着书包站了出来,跟着一列队伍走出操场,队伍不朝校门走,却朝教堂走去,我忙问身边的同学,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信教的,是到教堂去的。我于是离开队伍,走出校门回家。此后,我也进教堂作过观察:教堂里高大宽敞,庄严肃穆,作祷告的信徒也虔诚专注。墙角有一盆圣水,我偷偷伸手进去摸了一把,原来跟一般的水没有什么区别。信教完全是志愿的,信教的同学并不多。


开学没多久,全校分年级进行作文比赛,每个年级只取一人获奖。发奖那天,全校照例按每班两行列队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教学大楼前,由相貌很像茅盾先生的教导处主任吴介繁老师宣布获奖学生的名单:“……三年级程正渝,四年级程正海……”我和大哥分别走出队列到台前,从吴老师手中各领到当作奖品的一本普通的作文簿


--我们弟兄从湖南乡下到上海的时间并不长,能在作文比赛中脱颖而出,说明我们弟兄从小喜欢读以范泉先生改写的十二本世界儿童文学名著为主的书籍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从此也增强了我们的学习自信心。尤其是语文课,我从此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直到1958年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当时新疆唯一的高中学校)毕业前夕,语文课全年级统考,只有二人得满分(100分),我是其中之一 ;同时,爱好阅读文学作品也成了我一生的爱好。


这普通的一本作文薄的奖品,作用真是不小呵!


学校也按年级进行过速算比赛。主持发奖的是教数学的宋老师,他已五十来岁,身穿灰色棉布中装,像个帐房先生。他在发奖时用上海话很自豪地说:中国的珠算在一次国际比赛中,赢了西方的计算机。


我虽然很努力,却没在速算中得奖。


自然课老师姓李,中等身材,相貌平平,曾对全校同学演讲。


体育课老师姓关,身高体胖,皮肤黧黑,总是笑眯眯的。每逢下雨,他有时带同学们在雨操场打乒乓球;或有声有色地给大家讲故事,讲《水浒传》、讲《黄英与别克》(1)。


劳作课老师的姓名忘记了,他是个又黑又瘦的中年人,总是很认真地教我们做手工。


学校在“4.4儿童节举行了文艺演出,就在一楼礼堂举行。紫红色丝绒幕布上是四个金色的大字:饮水思源。文艺节目是由各班同学自己排练的,却能吸引同学们全神贯注地观看。低年级同学表演的拔萝卜,我们班表演的龟兔赛跑,高年级一位男同学演唱的岳飞作词的《满江红》等都表演得很好。


我们班演出的龟兔赛跑,由张润卿和殷英俊两位同学分别扮演龟和兔,张润卿个头矮、皮肤黑,殷英俊则稍高、肤白,经过化妆,真有些像龟和兔呢!


我们的班主任叫庄云龙,是位约四十岁的中年人,穿着一身灰色呢子的中山装,颇瘦,脸多皱纹却相当生动。他在讲语文课时,往往非常投入。当讲到腾云驾雾这个成语时,他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地说:我庄云龙就腾云驾雾地飞了起来——”。而在讲解戈壁这个词汇时,他又如亲临其境似地描述道:在一望无际的荒漠的戈壁上,一长队骆驼在行进,一只跟着一只,最后那只骆驼脖子上挂着的驼铃叮当叮当地有节奏地响个不停,骑在第一只骆蛇上的驼队的主人,凭借驼铃声就能知道驼队的情况:是否有掉队的,是否遭到狼的袭击……”


几年以后,我到了新疆,在广漠的戈壁滩上,我凝望着行进的骆驼队,聆听驼铃叮当叮当的响声,回忆起庄老师在课堂上的描述,想必庄老师是到过北国的,否则,他怎么能讲得如此真实生动?


庄老师除了教语文课外,还给我们上音乐课,教我们识谱,或踏风琴,或打拍子领我们唱:


当个好学生呀

人人都尊敬

当个好学生呀

父母多高兴

好学生要用功

读书为了学本领

好学生爱劳动

不做懒汉寄生虫


在盘石小学同学们相处得很好,我也很快学会了讲上海话。同学们常常互相串门,互相打电话,互赠照片,关系很热恪。


我的同桌叫张兆松,瘦得像猴,皮肤有病,经常脱皮。他跑起来却很快,经常代表班级跑接力赛的头一棒。他学习很努力。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受到老师的批评,他流着泪对我说,我妈妈受那么多的苦,可是我却没考好……。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去玩,他们家住在小小的角楼亭子间里,院里院外到处晾晒着他妈妈刚给别人洗完的被褥。


而后座的席臻贯跟他恰恰相反:长得白白胖胖,学习却不怎么用功。我们到席家去玩,他们家住的是花园洋房,豪华气派。席臻贯为人忠厚,寡言少语。有一次他上课来迟到了,原来在街上被人剥猪喽了!事情的经过是,他在上学的路上,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拦住他,说,他的同学XXX买了几枝毛笔,要用他的绒线衣包着带去,席臻贯二话没说,马上脱下绒线衣交给陌生人,只穿了件衬衣来上学,冻得瑟瑟发抖!--当时这被称作剥猪喽!是一种专门针对儿童的诈骗犯罪行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从报刊上得知,席臻贯成了破译敦煌古乐的著名学者,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报刊上我看到了席臻贯的照片,竟然跟小时候没有多少变化。 


其他几个来往比较密切的同学,像张润卿、吴立人和袁亮杰等,家庭都是一般市民。同学们来来往往,没有因家庭条件不同而分彼此,关系十分融洽。


这个时期的上海,真正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我父在输管会每周要发两、三次工资和生活费,父亲领到钱立刻交给母亲,母亲马上上街到八仙桥找银行贩子换成银元,急如星火,一个钟头前后的比价都不相同。父亲后来说,王朝末日的滋味,那时在街头换银元美钞是最有体会的了。


19494月下旬起,上海城里就可以听到遥远的轰隆、轰隆的炮声,有节奏地昼夜不停!飞行堡垒依然呼啸着抓人,街头巷尾到处是头戴钢盔,身穿短裤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和沙包、工事……到了五月初,复兴公园里逐渐躺满了从前线撤下来的国民党的伤兵。


同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也更加深入人心。我就在这期间看到过一些共产党发行的书。其中一本是介绍中共领袖人物的:第一页是介绍毛泽东的,右上角是毛泽东梳着中分发型的头像;后面是饮马长江的陈毅毛泽东的第三继承人刘少奇等。我们还听到了《你是灯塔》等解放区的歌曲: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大姐那时在上海民立女中2)上学,她常常绘形绘声地给我们讲一些新闻:在宋公园里晚上经常秘密枪毙人。上海有个搏刀党,专门趁火打劫。申新棉纺厂有工人纠察队护厂。上海市长吴国桢被请愿的学生把眼镜都打得掉在地上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孝和临刑前视死如归……


19495月初,郭春涛先生指示我父元宇动员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军202师政治部主任温广彝留在上海。温广彝听后说:你老太爷(程一中)要是在上海,我可以不走,郭先生和我没有深交,我不敢留在上海。上海临近解放,他黯然去了台湾。


19495月中旬,杨沧活舅舅因机密泄露遭到通缉,我母给他化了妆由陈伟斯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线安全转移到无锡解放区,受到张爱萍将军的接待。


秦德君女士也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直到解放才被救出。


1949518日下午,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分乘几辆三轮车到国富门路(3)刘宅去,沿途十字路口都有沙包工事和国民党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副临战状态。那时学校也已停课,但是平民百姓并不惊惶失措。


我们下了三轮车,来到一个大院门,门边和邻近相似的院门边一样,都各挂着一块长形竖写的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职员住宅4),进了大院门,是一座清静优美的花园洋房!花园很大,还有树林,草坪、水池、凉亭呢!此外,还有汽车间、锅炉间等附属设施。


一位个头不高,约五十岁左右,穿戴打扮讲究的女士热情的接待我们,她就是房主留在上海看守房产的大姨姐。


这位女士在院里烧书本纸张等,还有成打的铅笔,我真想从火堆里捡出来。--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烧这些东西。


楼房装修摆设富丽堂皇。卫生设备、暖气、煤气一应齐全。楼下有大小两间会客室和一间很大的饭厅。楼上有三间卧室和一间书房。


当天晚上,我们全家就住在这座干净舒适的豪宅里了。站在阳台上,还可以欣赏万家灯火的上海夜景呢!


--这豪宅的宅主正是前面讲的祖父的好友、输出入管委会主任刘维炽,他已带家人去香港,托我父代为照看他的房产。


不久,刘家大姨姐也离开上海去香港了。


1949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们站在国富门路豪宅的阳台上,看到外白渡桥那个方向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不时有流弹咝咝地从半空中飞过,表明战斗正在上海城郊激烈进行……


1949525日早晨,听大人们说,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我一直站在街头守候,我先看到一名穿着绿色警服的国民党警察推着自行车同一个人有说有笑从从容容地过去了。沉寂了好一会儿,解放军终于出现了:大队解放军大步向前行进!每个解放军都头戴钢盔,身着草绿色军装,扛着步枪,背着背包和一把军用铁铣,满身尘土,迈着大步向前,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上海解放了!


解放军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进民房,休息时,大队人马就在人行道上躺下,有的还躺在那里打电话呢!


老百姓都自发地走出家门观看解放军进城,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


注:


1)一本抗日牒战小说。                                                  

2)著名女教育家吴若英办的。


3)解放后叫安亭路。


4)掩护户主身份的招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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