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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兰沅芷君子魂
——我的学术与人生（上篇）
作者：余习广
作者简介：余习广，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原中央党校教师。自称为“有良知的当代中国史史学家”。开辟“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书史”学科，自费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书系列，中国农村土改调查、研究系列，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百县调查系列，文化大革命重大武斗.血案大典，文化大革命造反.夺权大典等，出版相关专著六本。
人生，就是一场对过程的体验和积累。于我而言，从知天命到耳顺之年,要说最为快意人生者，莫过于厚积薄发，述作时下笔常犹如神助。
我是研究当代中国运动史的学者。在带队拍摄大跃进·大饥荒系列纪录片时，主持人问我：“是什么原因，让你能长期坚持对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和文革历史，进行全国性大规模史料收集和研究？”
我的回答是：对我而言，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坚持进行当代中国运动史、大跃进·大饥荒史和“文革”史的史料收集和历史研究，是一个由亲身经历的感性认识，经过长期研究的理性认识，进而升华为将其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人生目标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觉选择的过程。
接受大饥荒系列采访谈重灾区调查
我的家乡我的情
从心理学言，家庭是认识发生和人生启蒙的起点。
我家因大跃进·大饥荒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的故乡在澧水之滨，那是一个千年以降，在王朝起起灭灭的兴亡中，仍生长不息的千年古镇；那是一个以其依湘西、邻鄂南、通洞庭、下长江之利，汇湘西北、鄂东南、部分云贵川物华特产流通于世之势于斯点，在王朝起起灭灭的兴亡中，仍生长不息的千古商埠；那是一个青山环绕，绿水过村，祖辈灵寝，安息于斯的边城小镇：王家场。
王家场，两岸青山夹峙，一湾绿水绕流，层层梯田稻香，曳曳垂柳拂岸，八方宝塔巍巍，木墙青瓦绵绵的王家场，毁于那个人神共愤的大跃进年代。
在1958年举国癫狂的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成为热点噱头。澧县县委把修建王家场水库，当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几千万镇上居民移民新水库下游的羊牯庄，上万依镇而居的乡下农民被迫移民，远走他乡。
移民搬迁时，家家户户，一扫而空。有个邻居姨嗲（爷爷）看到家毁人散，哭天抢地想抢出点东西，被当民兵排长的侄儿，一锄挖在脑壳上，当场倒地丧命。
半个多月，美丽古朴的湘北边镇，变成一片废墟。安置移民的羊牯庄，托名成了王家场。
水库合闸后，我家世代居住的一间门脸、4间青瓦顶木板壁房，和几千家乡亲的房屋一起，永久葬身于水库底！
从此，我一家就四处飘泊，借屋寄居。寄人篱下的羞耻和愤懑，刻骨铭心。
更大的灾难接二连三。大饥荒中，河北老家的爷爷因长期吃树皮、草根和秸秆芯等磨成的“代食品”，终至胃穿孔大出血。他留下一句：“饿得实在受不了啊，想吃一顿饱饭再死”的遗言后，上吊自杀。
父亲得知爷爷的死，愧疚难当，天天喊要调回老家照顾娘。终于，夫妻离异，他调回邢台。
而我是外公一脉祖传三代的独苗苗，铁板命定要继续母亲一脉香火。外婆生了11个孩子，只留下我妈一个人。我出生刚半岁，外婆赶到广州，不顾一切把我带回了澧县。
从此，他们带着我，跌跌撞撞，艰难万分地闯过了那个饿殍载道的世道。
童年所处环境，构成人生初始的社会认知。对故乡的童年记忆，筑构了我人生积淀的初始图式。
打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是外公外婆手中那绿惨惨的野菜饭，专给我蒸饭的小缸子，还有不绝于门的乞讨者。
家乡的民风，古朴淳厚，善良真情。
即使是在那时常听到人相食的年代，小镇人仍恪守着乐善好施的古训。除非家里揭不开锅，没人拒绝上门“讨米的”。口传中最大的耻辱：一偷二抢三打发，这打发，就是指遇到乞讨后，用“没有”来打发。
“讨米的”，往往是带小孩的老人，病病歪歪的饥民。走到哪一家，只要开口，都会有人给抓上一把米，赶上吃饭，就从碗里拨几口。家家缺粮，户户少米，讨米的也不计较，再走下一家，真正吃的是百家饭。
有米施米，有饭舍饭，这是烙在我心头的名言。
每每听到“讨米的”，外婆都要我端着缸子去“赶两口”，给门外讨米的拨出两口饭。然后，外婆端着一锅铲菜合饭，说声：“这就对你嬢家不起啊，不多啊不多。”“讨米的”会接上一句：“你嬢儿家客气啊客气！多谢啊多谢！”然后串门走下家。
童年记忆中，入夜，跟着外公上茶馆，是我期盼而又恐惧的时刻，也是我认识社会的启蒙岁月：茶馆里，渔鼓道情，说不尽的帝王将相千古传奇，启蒙我一生难舍难分的古今历史感；茶桌上，饮茶摆场，道不完的家破人亡人间悲剧，种下我一生坚守不移的悲天悯人情。
茶馆里听到的两件惨案，最使我心惊肉跳，永生难忘：
宝塔湾大队的整风整社运动，揭发“社、队干部比日本鬼子还要凶恶毒狠”。队长天天堵在食堂门口“日娘捣妹”地骂过瘾了，才让社员进去吃饭；干部打社员“花样翻新”，捆绑吊打是家常便饭，抄家、活埋、剁手指、割耳朵、冬天脱光了丢进堰塘冻死、吊“半边猪”；一碗米就搞“黄花姑娘”，不让搞就饿死人全家；队长一扁担砍死偷青吃豌豆尖的姑娘家（发ga音，年轻女人）；饿死的人“像放排”……
如东公社刘家远饿极了，把自己一岁多的儿子，拿刀砍成几大块，用甊锅炖了吃。被人发现报案后，县上捉了去枪毙了。
从此，我整个童年都为恐怖所笼罩：天一黑，只要看见个子大的成年人，扭头就往家跑，生怕被人煮了吃！
外公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实人和大好人，经营一个小商铺。公私合营，全部资产资金充公，发了个说是计息而从来分文未见的60元资本证，从此在小镇上以打零工为生计。
我7岁那年，外公自杀，断了我的茶馆情。
到1961年，小镇隔三差五就倒下几个“路屍”，两老也浑身浮肿，指拇一捅一个深坑。外公要外婆带我逃到广州去，“为余家留一条做种的根”。
我们走后，他买了条粗绳子，挂在梁上上吊。结果绳结没打好，掉地上被人发觉救起来。他唉声叹气不好意思地对邻居说：“我这个人没用一辈子，连个上吊的绳结都弄不好，惊扰你们了！”
随后，刚刚走出大饥荒的人们，被毛泽东“阶级斗争”的鞭子，和“整五风干部”的“整风整社”、“新三反”、“新五反”、“民主革命补课”，一步一步赶进“社教”和“四清”运动：“文革”的炮声在天际隐隐轰响。
运动把茶馆的人赶进批斗会场，人人发言，个个揭发，否则就是“包庇罪”。
有乡亲告诉我：你外公是个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的大好人。工作组要他揭发“坏干部”，他天天提心吊胆，吓得要死，开会好比过鬼门关。
63年4月的一晚，干部要他明天必须发言，不然就要“找皮袢”。正好外婆到县上找我妈，家里只有我和他。 晚上，外公用毛笔写下个条：“我死了以后，一定要问阎王，为什么人家开会能发言，我就发不好言。”
我睡下后，老人家躲进我床下，用家里那把渡过大炼钢铁劫难留下的破菜刀，一刀一刀把自己肚子切开，破腹自杀！
到第二天晚上，饿了一天的我，哭着去姨外婆家寻外公，人们开始到处帮我找人。
等我哭着赶到家，门口已经被公安人员封了，听说已经自杀，死在我的床下！
给外公收敛的表舅说：肚子上割了三刀，肠子、心肝都被他自己用手掏出来，要不然人不会死得那么快。
最让我永生不忘的是：公安称，运动中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家有“关、管、杀”，子女亲属都要受影响。我妈从广州刚调回澧县人委会，这一说，在场亲戚吓坏了。
不知是谁想了个说法：“习广前几打架，把人家头打破了，搞不好余伯是怕人找麻烦吓死的。”公安当场拍板：“这说法好，那就是他外孙打架吓死的！”
我闻言如五雷轰顶！6岁多的小孩，坠入“害死”亲外公的万丈深渊，也渐渐萌发了“这是什么世道”的初念！
长大后我时常在想：在中国，有着和我一样经历的家庭，决不在少数！这是举国上下饿殍载道之恨，这是千家万户杀祖灭门之仇！这句话，在我青年时代的心中，不知念诵过多少遍！
转自《木弓独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