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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兰沅芷君子魂
——我的学术与人生(上篇)
作者:余习广
作者简介:余习广,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原中央党校教师。自称为“有良知的当代中国史史学家”。开辟“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书史”学科,自费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书系列,中国农村土改调查、研究系列,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百县调查系列,文化大革命重大武斗.血案大典,文化大革命造反.夺权大典等,出版相关专著六本。
人生,就是一场对过程的体验和积累。于我而言,从知天命到耳顺之年,要说最为快意人生者,莫过于厚积薄发,述作时下笔常犹如神助。
我是研究当代中国运动史的学者。在带队拍摄大跃进·大饥荒系列纪录片时,主持人问我:“是什么原因,让你能长期坚持对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和文革历史,进行全国性大规模史料收集和研究?”
我的回答是:对我而言,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坚持进行当代中国运动史、大跃进·大饥荒史和“文革”史的史料收集和历史研究,是一个由亲身经历的感性认识,经过长期研究的理性认识,进而升华为将其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人生目标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觉选择的过程。

接受大饥荒系列采访谈重灾区调查
我的家乡我的情
从心理学言,家庭是认识发生和人生启蒙的起点。
我家因大跃进·大饥荒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的故乡在澧水之滨,那是一个千年以降,在王朝起起灭灭的兴亡中,仍生长不息的千年古镇;那是一个以其依湘西、邻鄂南、通洞庭、下长江之利,汇湘西北、鄂东南、部分云贵川物华特产流通于世之势于斯点,在王朝起起灭灭的兴亡中,仍生长不息的千古商埠;那是一个青山环绕,绿水过村,祖辈灵寝,安息于斯的边城小镇:王家场。
王家场,两岸青山夹峙,一湾绿水绕流,层层梯田稻香,曳曳垂柳拂岸,八方宝塔巍巍,木墙青瓦绵绵的王家场,毁于那个人神共愤的大跃进年代。
在1958年举国癫狂的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成为热点噱头。澧县县委把修建王家场水库,当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几千万镇上居民移民新水库下游的羊牯庄,上万依镇而居的乡下农民被迫移民,远走他乡。

移民搬迁时,家家户户,一扫而空。有个邻居姨嗲(爷爷)看到家毁人散,哭天抢地想抢出点东西,被当民兵排长的侄儿,一锄挖在脑壳上,当场倒地丧命。
半个多月,美丽古朴的湘北边镇,变成一片废墟。安置移民的羊牯庄,托名成了王家场。
水库合闸后,我家世代居住的一间门脸、4间青瓦顶木板壁房,和几千家乡亲的房屋一起,永久葬身于水库底!
从此,我一家就四处飘泊,借屋寄居。寄人篱下的羞耻和愤懑,刻骨铭心。
更大的灾难接二连三。大饥荒中,河北老家的爷爷因长期吃树皮、草根和秸秆芯等磨成的“代食品”,终至胃穿孔大出血。他留下一句:“饿得实在受不了啊,想吃一顿饱饭再死”的遗言后,上吊自杀。
父亲得知爷爷的死,愧疚难当,天天喊要调回老家照顾娘。终于,夫妻离异,他调回邢台。
而我是外公一脉祖传三代的独苗苗,铁板命定要继续母亲一脉香火。外婆生了11个孩子,只留下我妈一个人。我出生刚半岁,外婆赶到广州,不顾一切把我带回了澧县。
从此,他们带着我,跌跌撞撞,艰难万分地闯过了那个饿殍载道的世道。
童年所处环境,构成人生初始的社会认知。对故乡的童年记忆,筑构了我人生积淀的初始图式。
打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是外公外婆手中那绿惨惨的野菜饭,专给我蒸饭的小缸子,还有不绝于门的乞讨者。
家乡的民风,古朴淳厚,善良真情。
即使是在那时常听到人相食的年代,小镇人仍恪守着乐善好施的古训。除非家里揭不开锅,没人拒绝上门“讨米的”。口传中最大的耻辱:一偷二抢三打发,这打发,就是指遇到乞讨后,用“没有”来打发。
“讨米的”,往往是带小孩的老人,病病歪歪的饥民。走到哪一家,只要开口,都会有人给抓上一把米,赶上吃饭,就从碗里拨几口。家家缺粮,户户少米,讨米的也不计较,再走下一家,真正吃的是百家饭。
有米施米,有饭舍饭,这是烙在我心头的名言。
每每听到“讨米的”,外婆都要我端着缸子去“赶两口”,给门外讨米的拨出两口饭。然后,外婆端着一锅铲菜合饭,说声:“这就对你嬢家不起啊,不多啊不多。”“讨米的”会接上一句:“你嬢儿家客气啊客气!多谢啊多谢!”然后串门走下家。

童年记忆中,入夜,跟着外公上茶馆,是我期盼而又恐惧的时刻,也是我认识社会的启蒙岁月:茶馆里,渔鼓道情,说不尽的帝王将相千古传奇,启蒙我一生难舍难分的古今历史感;茶桌上,饮茶摆场,道不完的家破人亡人间悲剧,种下我一生坚守不移的悲天悯人情。
茶馆里听到的两件惨案,最使我心惊肉跳,永生难忘:
宝塔湾大队的整风整社运动,揭发“社、队干部比日本鬼子还要凶恶毒狠”。队长天天堵在食堂门口“日娘捣妹”地骂过瘾了,才让社员进去吃饭;干部打社员“花样翻新”,捆绑吊打是家常便饭,抄家、活埋、剁手指、割耳朵、冬天脱光了丢进堰塘冻死、吊“半边猪”;一碗米就搞“黄花姑娘”,不让搞就饿死人全家;队长一扁担砍死偷青吃豌豆尖的姑娘家(发ga音,年轻女人);饿死的人“像放排”……
如东公社刘家远饿极了,把自己一岁多的儿子,拿刀砍成几大块,用甊锅炖了吃。被人发现报案后,县上捉了去枪毙了。

从此,我整个童年都为恐怖所笼罩:天一黑,只要看见个子大的成年人,扭头就往家跑,生怕被人煮了吃!
外公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实人和大好人,经营一个小商铺。公私合营,全部资产资金充公,发了个说是计息而从来分文未见的60元资本证,从此在小镇上以打零工为生计。
我7岁那年,外公自杀,断了我的茶馆情。
到1961年,小镇隔三差五就倒下几个“路屍”,两老也浑身浮肿,指拇一捅一个深坑。外公要外婆带我逃到广州去,“为余家留一条做种的根”。
我们走后,他买了条粗绳子,挂在梁上上吊。结果绳结没打好,掉地上被人发觉救起来。他唉声叹气不好意思地对邻居说:“我这个人没用一辈子,连个上吊的绳结都弄不好,惊扰你们了!”
随后,刚刚走出大饥荒的人们,被毛泽东“阶级斗争”的鞭子,和“整五风干部”的“整风整社”、“新三反”、“新五反”、“民主革命补课”,一步一步赶进“社教”和“四清”运动:“文革”的炮声在天际隐隐轰响。
运动把茶馆的人赶进批斗会场,人人发言,个个揭发,否则就是“包庇罪”。
有乡亲告诉我:你外公是个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的大好人。工作组要他揭发“坏干部”,他天天提心吊胆,吓得要死,开会好比过鬼门关。
63年4月的一晚,干部要他明天必须发言,不然就要“找皮袢”。正好外婆到县上找我妈,家里只有我和他。 晚上,外公用毛笔写下个条:“我死了以后,一定要问阎王,为什么人家开会能发言,我就发不好言。”
我睡下后,老人家躲进我床下,用家里那把渡过大炼钢铁劫难留下的破菜刀,一刀一刀把自己肚子切开,破腹自杀!
到第二天晚上,饿了一天的我,哭着去姨外婆家寻外公,人们开始到处帮我找人。
等我哭着赶到家,门口已经被公安人员封了,听说已经自杀,死在我的床下!
给外公收敛的表舅说:肚子上割了三刀,肠子、心肝都被他自己用手掏出来,要不然人不会死得那么快。
最让我永生不忘的是:公安称,运动中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家有“关、管、杀”,子女亲属都要受影响。我妈从广州刚调回澧县人委会,这一说,在场亲戚吓坏了。
不知是谁想了个说法:“习广前几打架,把人家头打破了,搞不好余伯是怕人找麻烦吓死的。”公安当场拍板:“这说法好,那就是他外孙打架吓死的!”
我闻言如五雷轰顶!6岁多的小孩,坠入“害死”亲外公的万丈深渊,也渐渐萌发了“这是什么世道”的初念!
长大后我时常在想:在中国,有着和我一样经历的家庭,决不在少数!这是举国上下饿殍载道之恨,这是千家万户杀祖灭门之仇!这句话,在我青年时代的心中,不知念诵过多少遍!

转自《木弓独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