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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革命轨迹

--作者:梁进路

(十三)新组建国务院农林部后改农业部(下)

我离开五七干校快半年了,但许多的干部分配不出去,有的就在当地分配了,有的自找关系走了,我回京后也活动了一番,将梁卫送到北京军区当兵走了,通过北京市的熟人关系将李清芸分在无线电元件二厂当了厂革委会副主任,梁英也回京上学了,我们一家都离开了干校。

从1970年5月到1972年底的两年多,我的调研工作由国内到国外,我是三下云、贵、川,第二次去云南、贵州是和林业局的两位同志共5人调查了解林业生产中的问题和政策,我们到了云南大理地区看了洱海通向缅甸方向的一个林业局和丽江地区的华坪林业局,这里的问题是国营和公社、大队之间的产权问题引起的纠纷,因国有林场和公社林场是有交叉,产权不太清,道路修通后,木材可运出去了,收入多了纠纷也就出来了。有的林场发生了不团结,有打架的,有偷国有林场电锯的,我们虽做了些说服调解工作,但因为体制问题,只有回部反映求得从政策体制上去解决。
祖国大西北的大理和丽江地区,景色太迷人了,白云下的洱海是那样的宁静,苍山真觉得莽莽苍苍,玉龙雪山在阳光照耀下更显得雄伟壮丽。我们从大理沿金沙江到攀枝花看原木在江中漂流,工人们称为“赶羊”,很多是顺流南下,但也有个别搁浅的。漂流到攀枝花不远处集料场,我们了解到原木的损失情况还是不小的,要加强沿水巡逻,因搁浅的大部遗失了。金沙江由云南到四川这一段,水流很急,吼声如雷。我们还参观了钢铁厂、看了高炉出铁的场面,攀钢的铁矿属矶铁矿,用这种铁炼成钢,造成迫击炮和轻机枪比过去能轻好多。

我们又去大渡河水电站工地,研究木材过坝的问题。大渡河已建成了大坝,木料已满库区了,人可以在河中原木上走到对岸。和水电站研究后,决定提高水位做木材过坝试验。当水位提高后,木材通过水坝跌落下去,原木像箭直插河底,但也导致一些原木跌碎了。过坝成功了,下一步是研究水位提高多少可以使木材少受损失的问题了。

我们到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洲首府凯里,了解木材生产情况,走了几个县,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农民砍下杉木已运到乡村公路边却无人收购,这里盛产木材,松木是不值钱的供烧柴用,主要是杉木,现在公路边的木材堆的很多,有的已有两三年了,有的已腐朽了。群众生活有困难林业局无资金收购,还有运输问题。通湖南省的清水江是贵州木材的出口,在这天下大乱时也不通了,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只有了解原因后向省和部反映,及早解决这个问题。

回到贵阳后,遇到我们二十八师的朱炳辰同志,才知他在贵阳场站驻的空军某师当副师长,刘占存同志当场站站长。他俩都是我的老部属,送了我两瓶市场上买不到的茅台酒,粗瓷瓶,猪尿泡封口,起码是50年的陈酒,我们三个聚餐一番,打开酒瓶,浓香扑鼻,一瓶酒都喝光了。

从1970年5月到1973年年底,我在部调查小组近三年的时间,调查的问题和对象是很广泛的。从国内到国外,除前述三下云、贵、川外,还到黑龙江的绥化地区调查大豆生产情况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还到佳木斯生产建设兵团了解女青年自杀问题;到山西的晋东南和雁北地区了解人民的生活情况及粮食征购中的问题;也到过较贫穷的甘肃古浪县了解驻甘解放军助民搞生产的模范事迹;也考察过富庶的江南苏州无锡地区;在京城附近的延庆了解过延庆南马场造林和封山育林的经验等,我的足迹几乎遍全国。现在将调查的比较大的问题也是较有影响的问题谈一谈。
1972年12月底,国务院转来一封群众来信给农林部,有李先念副总理的批语,要农林部派人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了解女青年自杀的原因及改进办法。部领导要我带几位女干部去便于和女青年接触交谈。并交待我不是要你们办案去而是要了解对女青年的生活管理及思想工作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回来向国务院写出报告。我这时已调离调查组任政工组副组长,但沙部长说,这次调查还是你去吧。我即挑选了3名女同志内有处长一名,我们共5人立即出发于1973年元旦到达佳木斯生产建设兵团总部。就在欢庆元旦这天我们下到团,听听干部们的认识。然后到女青年宿舍看取暖情况,看到宿舍取暖问题不大,北大荒烧的不缺,又都有火炕。看到厕所时,只见土墙围着大坑,上面搭着几块木板,露天通风,现在正是数九寒冬,气温常在零下40度,北风一吹真有些蹲不下去。调查中很多女青年说闭经了,对这种厕所意见很大。一位团政治处副主任是北京青年,已20多岁了,还没有月经。她谈到女孩子们怕苦怕累是有的,但主要是对家庭、婚姻问题考虑的多,想家又回不去,有的一时想不通就走自杀的道路。我们看她们的饮食尚可,每天大馒头随便吃,冬季蔬菜萝卜白菜居多,每周也能吃顿肉。

我们向兵团建议给女青年盖避风的厕所,改进管理方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事故消灭在萌芽阶段,多开展文娱活动等。

我们回来向部汇报后,并代部起草了报告,如实反映了情况。青年们在生产兵团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强了劳动观念,但年龄太小过早离开父母,思想上易波动,一时想不通就会走向绝路,引起家中父母和社会议论的不满,这是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虽然我们报告不敢说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但那些思想问题我们还是谈了些。后来对知青的方针有了变化,逐渐允许回城了,可能这次调查引起领导重视也是个原因。

1973年4月,国务院转来解放军报驻兰州记者站写的一篇报道文章,称甘肃省军区部队支农生产成绩很大。部领导仍让我去甘肃去了解情况。我带领农业、林业、农垦几个局的七八位干部,到达兰州的省军区,经军区政委梁仁芬同志接见了我们,并介绍了军区部队在甘肃古浪支农一年来的情况。我们就和解放军报社的记者吴XX去了古浪县。古浪曾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路经的地方,这里紧靠腾格里大沙漠,是个干旱少雨缺乏水利风沙为害甚烈的地方,有个通向内蒙古、青海的通路,支农部队分散在几个要点,动员群众共同去治沙,找水源、打井平整土地的工作。

他们在武威方向的永丰滩打深井试验成功后,一年来又在土门、林泉、西景、岘子等公社20个大队,打井44眼;平整条田2万亩,有了水就能固沙改良土壤。原来大靖公社每年要到百里以外鸡爪子滩等地种闯田(仍是碰对了就收点之意),现在在羊胡滩新盖了居住房,也有地种了。他们新修了全长34华里的永丰渠,可灌溉9个大队的土地,他们军民共3000人苦干了8个月就竣工了,还在古浪公社的西山堡大队南泥沟修了截流引水工程,在谭家井大队修防沙墙,在墙内种树,现林带已成行了,这是修墙固沙造林的一种好办法。

梁政委是采取定期轮换的办法,使部队训练和支农两不误,他也数次到古浪检查支农情况,把单纯支左变成支农,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并带动群众来改天换地,以达到温饱,这是值得提倡的,我们代部起草了报告,国务院转发各地了。

1973年,我部外联局李局长两次要我接待英国和法国记者的采访,我都是以农业局长的身份接待采访的。接待英国记者马克斯韦尔时,在国际俱乐部进行,对外国记者采访我没有经验,我带一位翻译和一位处长去的,他要我谈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分配制度、方式等问题,我搞两年多农村调查工作,这些问题我是可以侃侃而谈的。英记者对印度很熟悉,常拿印度和我们做比较,结果他认为我们比印度要好。还有一次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朱利安的采访,大致也和英记者询问的问题差不多。

1973年秋,我被任命为农林部政工组副组长,后政工组仍改称政治部直到1988年10月。这一干又是8年,比那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和辛勤劳苦的在二十八师的8年,我觉得更艰辛更复杂难办。在这个8年的经历中,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反复,也有因观念不同而变得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工作中难办、缠人的事太多,因有些问题的看法不被人理解而烦心等等。

早在1967年1月19日,在中央扩大的碰头会上,老帅们认为中央不能同地方一样搞“四大”,和江青、陈伯达等有了争议。2月,在许多政治局委员碰头会上,老帅们反对“文革”中的“左倾”错误。中央文革小组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对他们围攻,即所谓的“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批判谭震林时搞了武斗,那真的是打倒在地更踏上一只脚。当时周总理实在看不下去了,退出了会场。由于把农口不同意造反派东方红观点的人都当成对立面进行斗争,农口的斗争更激烈了,于他们观点不同的都被称为二流派。1967年3月,江青、陈伯达、康生煽动学生“抓叛徒”活动,把很多干部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也翻出来进行追查,并立案审查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甚至把我参加山西省的牺盟会的革命行动当成参加反动组织而调查,他们也不看毛主席著作中对牺盟会的评价,甚至把我调到工作时,因警卫员丢了皮包而遗失了党的介绍信也当成脱党进行调查。真是无中生有。1971年毛主席给二月逆流平了反,要求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很多被打倒、靠边站的干部及干部家属们要求弄清问题。1973年3月10日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性会议上及其他场合提出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要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江青等一伙就是靠极左思潮起家的,她称报刊上批判极左思潮是“右倾回潮”活动。我当时在政治部分工负责部的宣传学习,农林部的学习是由国务院华国锋领导的,一次我随沙风部长去国务院向华国锋汇报机关批极左思潮的情况,我们汇报后,华国锋却说:“林彪是‘极右’,哪里是‘极左’。他要篡党夺权,搞反革命,那不是极右吗?”。我们听后又不好说什么。真是“左”“右”也分不清了。原来江青集团是“极左”的,所以只许批极右不准批极左。华国锋纠正批极“左”改为极右的说法,是有来头的,使周恩来纠正极左的努力被打断了。

1973年8月党的十届一中全会后,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1974年1月春节后第二天,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驻京部队和中央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在春节假期开大会有不少困难,我负责通知开会的人并带队入场。江青以领导者自居,指挥清华大学的谢静宜和迟群在大会上讲话,江青随便插话讲几句,肆意攻击某些领导干部,她在会上指名批评郭沫若过去的某个文章有错误,郭老只有“唯唯”地应着,将周恩来置于被指责的地位,周总理也说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1975年秋季,江青,姚文元等根据毛主席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江青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则是架空毛主席。毛主席得知后对江青的讲话加以斥责,打击了四人帮的气焰。到1975年11月,四人帮又诬告邓小平要翻案,毛主席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由于人心思治,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是有成效的,是得人心的。对这个批判运动,群众是反感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我正好前天到了上海,已买好第二日去广州的机票,一早广播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心情很觉得沉重。到广州住在迎宾馆,他们布置了一座灵堂,准备全体员工去悼念,但第二日又接上级通知,不准布置灵堂和吊念活动,我们当时就感到奇怪,但也不奇怪,知是四人帮作怪。既然已布置了灵堂,我们出发时三人就到了灵堂,看到周总理的放大画像,眼泪就不断线地流着,向周总理遗像三鞠躬致哀。我们到广东的任务,是物色考察拟调部的两位干部,我们在南海、顺德、中山等数县考查了解完后就匆匆回京了。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十里长街万人默哀送灵,引起全国人民的沉痛哀悼。

经毛主席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下旬到4月5日,清明节期间,全国各大城市群众纷纷自发悼念周恩来,在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声势浩大,群情激奋,锋芒直指四人帮。4月4日晚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4月5日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1976年7月6日,朱德元帅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全国亿万人民衷心拥护。随即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盛大游行,热烈庆祝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打倒四人帮后,对迫害干部造成的冤假错案要平反,对被迫害致死的干部要昭雪,恢复名誉。对造反派一度掌权时建立的档案,罗列的罪名,甚至拙劣地无中生有整成的材料要复查,这个工作是很复杂的,又是迫切要做的。农林部要我担任这一任务,抽调了原各部的干部十余人,后又陆续抽调了一些局级干部,投入工作。由于是大联合后组成的班子,两派的都有,就会带有各派的观点,统一认识,也是有过程的。

当时要求错定的也要找出错定的根据,才能推倒。这么大的工作量,确实有困难的。胡耀邦同志当了中组部部长后,狠抓干部政策的落实,他召开了两次落实干部政策的会议我都参加了,很受启发,就加快了落实工作。经过复查对当作敌我性质定案的63人中,有52人是错定的,给予平反。其他几人维护文革前的结论。对已死的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或开追悼会。这样的大案都要由核心小组讨论最后定论的。但那时部里工作很多,讨论专案都放在晚饭后至晚十一时内进行,可以说我们是日夜加班加点,完成这一任务的。

对于一般干部的复查定案,大部由我们这个班子进行(当时暂定名为干部二处),但较复杂些的也要部核心组讨论定案后,分别与本人谈话;对修改保留一些历史问题的,都要经部和我们给予谈话认定,有的同志对原来历史问题的结论,又是本人签字的也提出修改意见,我们认为现在证据不足不需修改的给予说明说服,有的三番五次,办公室谈了还要在星期天去宿舍找,这一工作正是难做啊!有个女同志,上班时就在大门口等着,一次下班我正骑车要走被她拉着车衣架将我掉了下来。

在清查“5·16”分子的工作中,被扣过“5·16”帽子的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因为那是根据林彪的“5·16一个也不能放过”的话做的,致伤害了一些同志。原农口各部共定右派分子115名,均经复查得到了改正,有的做了安置工作,落实了政策。如一个右派被送到青海,我们派员去了青海协同青海组织安置了工作。在1976年清明节,群众出于对四人帮的痛恨,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送花圈写悼词及怀念诗等,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当然有些诗词是影射四人帮的,部核心小组按照王洪文的批示,对一些人进行了追查,有的受到处分。后来都给予了平反。

农林部共有5所五七干校:湖北荆门沙洋的国务院农口干校、河南鄢陵的农业部干校、叶县的水产部干校、西华的农业部干校及江西永修的农垦干校,统归农林部来落实政策、审查结论及干部分配等,工作实在繁重。我和军代表工作人员在鄢陵干校待了差不多有两个月,经过复查,大胆地作出结论,解放了大批干部,取得经验后再到叶县水产干校及永修农垦干校,都顺利地完成了解放干部的任务。但这些干部的分配却是个问题,农林部建国时国务院定的编制是319名,现在部有近3千名干部和职工待分配。人们说五七干校是“无期干校”。这么多干部又不准回京,待在干校既浪费人才,又荒疏了业务,成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部里一个局就等于过去一个部,要开展工作人手太少,就先用借调的形式借来一批,同各省联系后,在省里分配了一批,有自找门路经对方同意接受去了一批。这时,我也找到北京市的熟人关系,将我妻李清芸由沙洋干校调回分配在北京无线电元件二厂工作,后任厂革委会副主任。3年后才又调到部属兽医药品监察所工作直到退休。

1978年11月9日,中央农业部(这时恢复了林业部与其他三个部都并到农业部,还曾改称农牧渔业部,现仍称农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审干复查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情况报告》,报告包括原农口各部(不包括气象局)最多审查了1008人,占原有职工人数的22%,被审查的干部中领导干部比较重大,据1973年统计,当时全部41名部级干部,被审查的有33人,占80%;217名司局级干部,被审查的有146人,占67%。五个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查的有116人。被怀疑和受触动的面更宽。表现之二是冤案、错案多。许多同志被错当成敌人,更多的同志被强加了不实之词。据统计,仅原农业部10个部长级干部,被当作敌我矛盾进行批斗的就有7人;44名司局长干部,有20人曾被当作敌我矛盾性质进行审查,整个农林部,被当成敌我矛盾性质批斗的,最多曾达到267人。···经过半年的工作,到10月底,我部应当复查的855人的审查结论,已经复查831人,占97%。···对这次审干复查,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绝大多数是比较满意的。

1979年2月,中共农业部党组《对我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错案、假案和被打击的迫害的干部职工平反昭雪的决定》中提到的几件大事都给予了平反。报告指出:如国务院农办、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农业部和农科院等单位,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在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文件上,提出“刘少奇在农口的代理人,长期以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一整套修正主义黑货···”;把原农业部说成“技术部”、“促退部”,是错误的,1967年春,林彪一伙蓄意诬陷,为了打倒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恩来,制造了“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宣布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以及在“批林批孔”中清查“5·16”运动中经批判揪斗的一律平反···等等。

江青集团覆灭后,对江青的罪行当然要清算,对他们的干将爪牙要审查,此时,全国各地都在清查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1976年10月,中央成立了江青专案组,审查她被捕那段她极为隐瞒的历史,对她这段历史的知情人,则动员她们起来说清楚。专案组由公安局一局局长郑XX(忘了名字)和十一局局长刘坚夫负责,他们要求通过原农办的司局级女干部X来讲清问题。他们两位局长和一位工作人员共三人奉李先念的指示找到农林部要求协助,沙风部长让核心小组成员张振秀挂帅,具体工作由我负责,组织了处长丁玉华及赵淑静、李雪光等,做X的工作。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将X隔离在农展馆招待所,当时招待所没有客人,只有我们几人陪着X,郑、刘二局长差不多每周数次来动员X交代江青的事。因江青1933年时在上海和徐在一个名晨更工学团的单位工作过,X是负责人(此处有删节)。郑、刘局长将江青的档案拿来我也看了,没有被捕的登记,看她档案上有篇党小组会的发言记录,其中有个发言者是罗斌。罗原是空军十七师政委,我在十七师工作时,就听罗政委说过曾和江青在一个党小组,所以我记起这件事。我们对X的动员工作作了两个月(此处有删节)。

1976年10月,中央批发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材料之一有X亲笔写的揭发材料。“文革”中江青大喊抓叛徒,还在大喇叭前高喊“打倒大叛徒谭震林”,原来玩了个“贼喊捉贼的把戏”,谭不是叛徒,江青却是个自首变节者。最近看到《作家文摘》1996年10月出版的合订本,其中有篇所谓江青“黑材料”的始末,作者是原总参政治部副部长陈虹,文中提到原上海公安局长杨帆的揭发,杨帆说:“1938年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文化队任指导员,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项英,他跳下马来边走边问我有关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因为我来皖南前在上海电影评论协会任书记。江青前夫叫唐纳在我们影协办的一个杂志任编辑,江青那时叫蓝萍,在我们协会下面一个“无名剧团”当演员,曾经被捕过,脱过党,我把我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向项英作了回答。”

江青在“文革”中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对知道她历史的人大肆迫害,甚至连跟她很久的保姆也不放过,何其毒也!

经过三年多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虽然完成了任务,并代核心小组起草了向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但这个工作确实是难度很大的,既有文革中冤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也有历史结论的修改更正工作,还有对右派的改正工作,对右派分子一风吹好做,但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如何办是不好做的,对历史结论的改正工作是很复杂的,有不同看法就会有争论,有交锋的,这就不免有人对我有了意见。我觉得做人的思想工作是难的,做这个历史结论的工作是更难的,但又不能知难而退,这是党要求做的工作,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去做的,我原来承担这个工作时,就是这样想的,对个人得失并未想多少。

这个工作确实是艰难而又辛苦的,有不少星期天在家也有人找到家来谈问题,提意见,还有一次我正下班骑上自行车回家,被一女同志拉住车架将我摔了下来,原来她要我下车听她的历史问题有改正意见。为了纠正不实之词,但又要坚持原则总会有人说三道四,恩恩怨怨的事总会有的,我问心无愧就是了,至于功过是非,只有由历史做结论吧。
  
(十四)调全国农业展览馆工作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务院批准新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全国农业展览馆,经9个月的紧张施工,胜利落成,全馆建筑面积48873平方米,占地80公顷。

9月27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全国农业成就展览开幕。

1965年,为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筹备农业学大寨展览。那时,我来农业部不久,也数次到农展馆和大家审查大寨展览的内容和布置,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谭震林都来审查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

1959年4月,按农展馆群众来信反映农展馆领导之间不团结,存在不少问题,要求部派员来解决。5月,以郝中士副部长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的检查组,率领政治部、计划局的数名干部进驻农展馆,经一个多月的工作,基本摸清了存在的问题,党委不团结,民主集中制执行的不好,分工负责又形成分家,各自为政,财务制度,行政管理方面都存在问题。馆长朱亮初提出调动工作,后由部调到物资局任局长。部党组决定我调全国农业展览馆任党委书记兼馆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感到在机关工作时间太长了,也想到个独立单位工作,就表示了同意。我于1979年9月28日到农展馆任职。

农展馆在1975年9月举办了第二届农业学大寨展览,1977年5月,办了第三届农业学大寨展览。1978年10月,举办了十二国农业机械展览,余秋里副总理为开幕式剪彩。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参观了展览。这以后,农业学大寨的展览已不能再办了,当时没有展览可办,我们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关于农展馆工作方针、任务和改革管理的报告》经部批准即执行了,即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定额补贴、结余归馆”的办法,并定了当年的补贴数目,这是1979年农展馆的一次大的改革。

11月即筹备第一届全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展览和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展览。1980年恢复了国家农委,农展馆划归农委领导,1980年6月8日,第一届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展览开馆,国家农委张平化、李瑞山、何康等同志来馆参观农业资源与区划展览。7月2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农展馆馆长座谈会,会期8天,我致了开幕词,农委副主任何康、农业部副部长刘锡庚到会并讲了话。会上成立了中国农展协会筹备委员会。
1981年6月4日,我感到有些不适到朝阳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后要我住院再进行检查,6月12日心肌图确诊为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心电图不正常,T波倒置,需住院治疗。既来之则安之,只得住下了。住了20多天后,心电图好转,我带了半个月的药,在家休养,到附近红医站打针,7月份又批准我去青岛疗养了20天,精神好多了。

回来上班后,有些工作还等我来决定,如干部的晋级问题是最棘手的事,副书记可办的事,也拖着等我,这次晋级是有比例的不能超过,经群众评议后,还能执行,但有个别的则要闹,有个女同志为评级群众评不上就到我办公室住了三天,我那时精神、身体都不够好,我就在家休息了三天。

1982年中央提出60岁的干部要离退休,我已60多岁了,精神不如前就提出离休了。

(十五)离休后

1982年,中央规定对到60岁的男性干部和到55岁的女性干部实行离退休。这年冬就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到期的办理手续,我已是超龄的人了,于1983年初办了离休。我妻李清芸的年龄已到55岁了,于1982年12月也办了离休手续,我俩双双过上了离休生活。在年轻时因战争环境和工作性质不同,经常不在一起,由干校回京后,她到元件二厂,是星期五休息,还不能一块过个假日。现双双离休了,可以双双游游公园,逛逛商场,有时带着小外孙出去走走或是去老战友处玩玩,也潇洒了一阵子。

这时,军队要写抗日战争史,地方各县要写县志,我们晋察冀二分区的首长们活着的也都离休了,由军委炮司副司令员廖鼎祥牵头,还有原分区政治部主任汪之力、原分区参谋长赵冠英几位酝酿后,决定成立几个写作班子,于1982年10月24日召开了二分区离休老干部大会,宣布成立了晋察冀二分区抗日斗争史写作的领导班子,孙毅同志到会讲了话。孙毅同志那时已80多岁高龄,讲话时声音洪亮不减当年。会后又分为几个小组分工写各团的斗争史,分区特务营的政委就是廖鼎祥同志,他组织我和刘先智等几人写特务营抗日斗争史,并要我为执笔者,定襄来函要写定襄人民抗日斗争史,我在家乡的土地上战斗了数年直到日寇投降,当然应将那些可歌可泣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事例写写的。这时我又忙起来了,当时成立了一个资料室,有战时的《子弟兵三日刊报》,有《晋察冀日报》,还翻印了当时的战报和反扫荡时的敌我态势和战例,我就到资料室去看资料,摘抄我用的材料,我在子弟报上居然找到了我当时投的稿子有六七件之多,我都抄录了下来,这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我原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在游击环境中没有保存下来,和平环境下也写了几年,在文革时怕惹麻烦也都烧掉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我妻在1982年的3月份,经她的合同医院检查是阴道炎,她早已绝经,而现在出血恐有问题。我通过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黄副政委到医院检查,3天后我和她到医院看检查结果,她的检查单在妇科病室,她拿着检查单后一看就着了急,后又找到黄政委,经医院大夫研究后说,还需切片化验,经切片化验为子宫内膜腺癌,同意住院手术,后又交涉将化验物取出,到301医院化验仍如军区总院化验一样,说已到了中期了。好多人给我说,病变部位未穿透内膜,手术切除后就没有问题了,我也就相信了,确定手术时要我签字,我很快签了。手术那天,由女儿们去陪伴,我在家中等待电话通知,我为什么不去医院呢?手术后住了几天还算好,她问我为什么手术时你不来?我说我怕!她说估计也这样。对亲人动手术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是难以想象的。

出院时医生告知,需三个月检查一次,六个月再检查一次。我每次都陪她去医院,六个月这次检查后,医生说不要来了,按原要求的注射黄体酮即可。我们当时很高兴,认为这种癌被战胜了,确实后有4个月她的精神很好,食欲也很好,常常推着小外孙田田去玩,通过熟人关系从上海寄来黄体酮,并服宽街中医院的药,这是海军一位癌病患者痊愈后介绍的一种药。但到11月份,我发现她脸发黄,她说原想吃小卫做的炒面,现在也吃不香了,我还以为是肝炎有了黄疸,就联系好空军总医院去检查,谁知一检查是癌扩散了,已有拳头大的硬块了,要求住院时说没有床位,和原做手术的北京总医院联系时也不愿接收,连抄个手术的原始记录也很费劲,后通过小平的婆母的关系(她原是七机部二院的医生),以外科病人收下了,住外科病房由妇科而治,找外科主任求见几次,要求再做手术,小平也哭诉地哀求,但说已有腹水了,不能做手术了。我又通过熟人请了中医研究院的一位副教授到二院来看病,他也说没有办法了,我们还去河北固安的一个民间医生处,买来他的药,也无济于事。我发电报把在四川、陕西孩子叫回来,儿女们轮流守着妈妈给按摩腹部,我每日给做的稀的面食送到医院,已吃不下多少了,癌变太快了,已迫近心肺了,每天打杜冷丁止痛,但她头脑一直很清醒,自知病无法医治了,她对我说,已56岁了,不算短寿了,又说咱们回家吧,我还想和你们在家中过几天。我明知回家困难较多,我还是答应了她,由亲家老沈要好救护车,带了几天用的杜冷丁,家中三儿媳小郭会注射。于11月30日下午回到家中,睡在原来的床上,因睡不舒服,她说想睡医院那种床,我马上让小卫去商店去买,商店说床现无货,第二天可运来但她却等不到了,到晚上她已处于弥留之际,可能回光返照,话也多了些,问她什么都会回答,她看看我又看看小英,我明白她关心小英的婚姻,也关心我今后的生活,我摸她下身已凉了,但叫她时她还能答应我。1983年12月1日2时,她辞别我们而去了。

火化和骨灰安放事宜由大儿子梁力去办,遵照她的遗愿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以行政6级的待遇将骨灰盒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只邀请了她姐姐和她的几位领导参加了遗体告别。

人生最痛苦的是和亲人的生死离别“死后原知万事空”,却把痛苦留给生者。我俩是38年的夫妻,还有个和睦的家庭,比我小9岁的她却先我而去使我今后要支持这个破碎的家,心中实在不能平静。儿女们都大了,有自己的事业,4个孩子都建立了小家并有了小孩,只有小女儿和我在一起,有人劝我说夫妻总有先走的,不能一块走向那个世界的,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但老年丧妻的这杯苦酒是很难咽下的。

同事们照顾我,劝我到外地走走,散散心和老战友们淡淡说说,可能好些,我即和广州的赵融厚取得联系,乘坐飞机去广州住在广空招待所。不久铁道兵后勤部长范富山夫妇也来了,我们住在一幢楼,有了伴,吃饭时我俩共饮数杯酒,晚上和老赵4人打个麻将,出招待所不远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馆,环境幽静,我白天就常到那里走走坐坐,打发时光。

广东武警总队张建南总队长是我高小时同学,参加革命后还未见过面,他和老赵早有联系,这次我俩见面后还能看出青年时的一些影子,承他热情招待,经他安排,于1984年1月10日派员陪我们到深圳、沙头角参观,住在深圳的武警招待所,11日先去沙头角参观,一条中英街,就如北京的一条小胡同,路中间隔一段就有界碑,五六步就可跨过去到了英国管区。我和老赵为了买毛衣等物曾跨过了界,很多人也这样做了。12日仍去沙头角买了些衣物,下午到文津渡和罗湖桥观看了出入境的情况,并参观了有27部闭路电视机观察出入境人员的操作,他们分工各看一段,精心观察着。那时每天都有五六万人出入境,春节时可达50万人,车辆有3000余辆。13日参观蛇口、西丽湖和香密湖度假区,这两处度假村修筑了很多一家人住的别墅,供港澳的外籍人和阔佬们来享受,舞厅的地面是钢化玻璃的,下面有灯光,到时上面灯泡闭了,只有下面暗间的灯光照射着,当时我这个没见过市面的脑瓜子,对一些问题还消化不了,回广州后,参观了白天鹅宾馆第28层的总统套间,有放映厅,还有室内花园,小桥流水,百花盛开,洗澡盆能使水回旋,起按摩作用,水龙头是K金的,这样豪华的建筑设备,主要是为了多赚点外汇罢。

16日,到佛山市,参观石湾陶瓷,买了个水仙盆。看了佛山的妈祖庙,规模宏大,塑像精美,据介绍是全国最大的妈祖庙,是为保卫出海渔民而修筑的。在广州市内看了清平路等几个农贸市场,食品衣服摊子最多,有鱼可论段买,还卖蛇、狗、猫等动物,这在内地是没有的。春节快到了,范富山夫妇要回京和家人团聚了,我却想看看春节时广州最大的花市,这时整个招待所内只有我一个客人了。

1984年2月1日,是旧历除夕,我却患了感冒,高烧39度,上下午各注射两次青霉素,身子软绵绵的,只有一个人在室内躺着,晚间大街上不断地响着爆竹,这正是广州花市的高潮,我却无缘去看花市了,找出一本《十月》期刊看会儿,又看了会儿电视,却总是被淌下的泪水模糊了视线,今天是我爱妻逝世的两个月,我怎么也不能将思念她的心情排除,而是不可名状的痛苦缠着我,在伤心地落泪。老赵因患哮喘病,怕传染感冒,也不敢来和我坐坐淡淡,他儿子给我送来了饺子,我哪能吃下去呢?好在大年初一又打一次针就退烧了,买到了初二机票,飞机上又是孤零零的就我一个客人。回到家中只有小女儿和保姆等着我,这也算春节和家人团聚了。

广东是较早开放的城市,深圳漂亮的度假村,广州白天鹅宾馆豪华的总统套房,使我开了眼界,记得有首写富贵诗为:“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被誉为富贵诗中的好诗,在那时真是富贵极了,试看当今有些高官大贾,发了横财的资本家阔佬们纵情享受的生活,真不能同日而语了。东汉班固说:“古人把安享太平看成为毒酒,把没有道德而窃据富贵之位称之为不幸。”这是很有道理的。

1982年11月至83年3月,特务营的抗日斗争史由我执笔经两次集体讨论已写成第二稿,到1983年7月18日写成第四稿定稿,这几年还向定襄县资料室写了数篇当年的斗争史料。也可以说这两年我是离而不休的,经过这么大的人生变故,我还是完成了我应完成的工作。

1996年中秋节,写完了《我的革命轨迹》,感到走路时腿沉的很,精力也不如前,看到陶渊明的自祭文:抄录于后:“久住人间去已迟,行期将至自己知,老夫未肯空手去,处处敲门索挽诗”。清袁牧也有首诗说:“莫轻诗人万念空,一言我将问诸公,韩苏李杜人头数,谁是人间七十翁”。我没有古人的文才万一,但却早超七十了,这一点还是堪可自慰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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