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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革命轨迹

--作者:梁进路

(十一)转业中央农业部到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

1964年5月,我按要求的时间到达军委空军政治部报到,干部部告知我是到中央农业部去组建政治部任副主任,空军召开了欢送会,有几位军政委是到中央各口政治部的,军区空军的政治部副主任,是任各部的正主任,军的副主任是任部的副主任,后听说这次任命的条件是:部政治部主任是军政委的条件,副主任是军主任的条件。空军的吴法宪举行了欢送宴会,还说你们是调动工作,不同于一般转业,今后如有病住疗养院还可找空军。我又匆匆回到大连。五一节前全家搬到北京,到农业部报到了。不久,原广州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同志全家也来京了,他是农业部政治部主任,把原机关党委、保卫处、秘书处都捏在一起,成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干部部、保卫处及秘书处,干部太少就到军队求援,我还去了趟沈阳长春的空一军要来几个干部,不断地充实人员,就开展工作了。在这里我将二十八师以后的几件事也略叙一下。文革前,将该师调杭州苋桥机场,归空五军建制。(此处有删节)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投靠林彪把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任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力量,1971年3月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571工程纪要》,他们看中了二十八师改装的一架伊尔-10飞机,该机安装了火箭,加强了火力。载弹量也有所增加。林立果亲自看了这架飞机打靶,威力很大,就被林立果把该师作为他们实施“5·71”工程的一个重要筹码,要用这架飞机轰炸毛主席乘坐的火车,谋害毛主席。当时二十八师只改装这一架飞机,归八十二团一大队,只有大队长张文江和另一位飞行员飞这架飞机。林立果在北京物色了他的党羽鲁某来飞这架飞机执行谋杀任务。(此处有删节)但张也不知要使用这架飞机干什么,至于该师李济民师长、团长王福康、大队长张文江都不知有林立果的计划。林立果等密谋在主席南巡的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毛主席了解到一些可疑情况后,机智地采取了措施,于9月12日提前返回北京,使他们的阴谋破产。9月13日林彪出逃,飞机在蒙古堕毁。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在粉碎林彪反革命事件后,中央文件上有影印的这架伊尔——10飞机的照片,全国多数人都看到过文件的。当然要对二十八师这架飞机的情况进行审查,该师张政委,团长王福康、大队长张文江都被审查了若干年,也是怨(冤)枉了好几年。一次张文江来京办事到我家来看我时,还无限悲痛地泪流满面。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1963年2月决定在农村实行“四清”,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国务院农办决定农口干部都应参加一次“四清”或“五反”运动,我于1964年8月带领政治部和畜牧局的干部组成10人工作队,到达兰州农业部兽医生物药品厂开展了“四清运动”。兰州厂是直属农业部的四个生物厂之一,有400名职工,有高级工程师和工程师5名,在天祝藏族自治县有个牧场,养牦牛百余头,供厂制药做培养基用。主要生产预防牲畜口蹄病疫苗,防猪、鸡的瘟病疫苗等。经过了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意义的教育,再加上培养积极分子的个别串联,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矛头直指厂党委存在的问题(此处有删节)按当时规定工作队可代替党委,经兰州市委批准,建立了中共农业部兰州生物药品厂四清工作委员会,就全面领导了该厂的运动和生产。

1965年1月25日,甘肃省委开三级干部会,我参加了会议,后兰州市认为生药厂的运动搞的尚好,就派了一位干部来参加工作队。在运动中群众发动起来后,就冲破了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生产上就很快突破原定额,来了个飞跃。职工的文化生活也活跃了,这个厂有几十名上海来支边的男女青年,群众自编自演了话剧红岩片段及歌舞,舞蹈还很有水平。我写了个小诗,被工人谱了曲作为厂歌,很快就在厂内唱起来了,四清工作将近一年才结束。

“文革”中,各地发生了揪四清工作队的事,兰州厂也分裂为两派,都到京找过我,都是为了解情况,而不是揪人的。1965年10月,农业部部长江一真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到中原地带的河南省找一处建立生物研究所的地址,要求是靠山、隐蔽,还要交通条件好些。他说:帝国主义搞细菌战,你在抗美援朝时是经历过的,大家都知道的,为了对付细菌战,必要时也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然研究病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灭病菌。我和部的兽医兽药专家5人到了河南许昌地区,说明来意后,他们介绍了平顶山附近有一下马工程似可以利用,说你们可以去看看。我们在伏牛山的首山附近查了几处,并爬到首山顶上观察周围情况。首山顶上有个像古代的防御工事,现已成一堆乱石滩,也可能是群众防战乱的荫蔽地。当地老乡说,这是穆桂英的点将台,也有说是跳舞厅。我们又去了鲁山县的山中看了几处。比较了几处后,觉得平顶山那处尚可,就回部了,后还派建筑方面的人员去看过,不久,“文革”来了,生物所也未建成。

我在爬首山时,出了一身汗,将穿的小棉袄脱了,上山后凉风一吹,几天后全身发出很多疹子,难受得很。回京后在宽街中医院治疗一个月就好了,医院建议到温泉洗洗澡巩固一下,我就派员找空军给开了个空军临潼疗养院的疗养证。在临潼每日洗温泉浴,游了华清池,到了捉蒋亭,吃了陕西有名的羊肉泡馍。半月后觉得很疲劳没有劲,开始到疗养院时还爬上了骊山顶上的老母殿,现在连华清池也不想游了。食欲也不好,不想吃肉了,就出院回京,经同仁医院诊断为传染性肝炎,已有黄疸,要我休息治疗。这次得传染肝炎,可能是我吃陕西的羊肉泡馍时传染上的。但却“因病得福”,使我免掉了文革初期去农业出版社当工作组长的任务,免受了被揪斗之灾。这时国务院谭振(震)林副总理已将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三部的政治部撤掉,只留下原机关党委一班人,其他人都调到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去了,部址在万寿路10号和国务院农办在一起。王振扬主任为农林政治部副主任,我被任命为组织部长。我因得病未搬家也未上班,仍住农业部宿舍,而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要我到农业出版社当半休的工作组长,因我是传染性肝炎,要少接触群众,所以我就婉辞了。到9月底我才搬到万寿路10号院,以半休参加运动。

我在组织部根本没有开展工作,“一月风暴”就来了,首先在上海,然后全国掀起了造反派的夺权运动,农口一些人(此处有删节)参加了夺权,批判邓子恢,夺了农口的领导权。另一些人则说这是假夺权,农口就开始形成两派,北京农大的造反派“东方红”进驻农办万寿路10号院大会议室,支持农口各部的“东方红”造反派,要打倒谭振(震)林。对不积极造反的称为保谭派。他们也组织起来名“井冈山”兵团,提出打倒支持东方红的农政主任秦化龙。这对立的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农口不少司局干部参加了两派组织或随之活动,(此处有删节)可见当时有些人对“造反”的迷信程度。我和一些思想接近的干部是当权派又是靠边站的自由兵、中间派。有时写大字报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虽然好受些,但也被小范围地批斗数次。

1967年5月,李先念副总理抓农业口工作,要农口派人到广东去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当时农办只有一位副主任郝中士同志抓生产,没有几人,他征得两派同意,由农办和农政派出十余名同志,从林业部又调来5位同志,由我带队,其中有3名处长,组成工作组去广州。这些人都不是造反派中的积极分子,有的虽是东方红的,但也能和我说得来,到广州下火车后,派一名广州籍的同志带着介绍信先到革委会联系,但省农办早已瘫痪了,也找不到人。后在办公室找到个人,还不太相信我们,就和北京联系,知我们是李先念同志派出的,才接待我们,使我们十几人在车站呆了3小时,才介绍到招待所住下。第二天省农办主任罗天接见了我们并研究了今后工作日程,他说造反派把他办公室贴了很多大字报,要打倒罗天,他们造反派曾接到过北京要来工作组的电话,但又不负责任。罗主任怪可怜的。

我们分为两个组,一组到惠阳地区,惠阳县有个龙华大队,生产好学毛著好,是个好典型,我们先到龙华大队蹲蹲点,然后到面上跑跑看看,另一组由两位处长带领到湖汕地区,主要跑跑面,了解些生产情况。第二天惠阳地区召开干部大会,是听北京的反击二月逆流的广播大会。当听到江青嘶哑的声音高喊“打倒大叛徒谭振(震)林”的口号时,我感到农口运动又要升级了,我还庆幸我们出来倒好了,免掉了几天的批斗生活。我们到龙华大队时,正是插秧季节,我们是执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要求,每天劳动半天,分散在群众家吃饭,但不能在群众家同住,是一处集中公房住宿,晚上一般进行个别访问和开小型座谈会。这里是解放军四十二军支左,在大队有3位解放军,这是他们培养的典型,学习毛著好,生产搞得好,我们就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总结经验。支左的部队知我是转业不久的干部,原是师政委、军副主任,就派战士陪着我到面上了解情况,还给我拿着雨衣,有解放军陪着,到各村活动方便多了。劳动中我们参加挑秧、插秧的活。我到四十二军军部给北京农办郝副主任打了个电话,汇报了我们活动情况,郝要我们6月初回京。我问到北京的情况,他说反击“二月逆流”搞得更乱了,机关无人工作,把几位老帅都当成“二月逆流”的干将要打倒,使几位开国元勋受尽了屈辱,处于打倒和打倒的边缘状态,使全国陷于空前混乱。所谓二月逆流实则是几位老总对“文革”的一些荒谬做法有意见,江青、康生等就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要打倒他们,并将机关中的一些干部群众当成“二流派”进行揪斗迫害,进而发展成“全面内战”武斗升级。上面决定对最乱的省和中央机关大学等问题大的单位实行军管或派军代表。我们从广东回京不久,农口机关就进驻了以军委装甲兵副司令沙风为首的军代表,以促进两派大联合的工作。经过一段工作后,两派联合了,当然不是巩固的。

(十二)五·七干校的生活

1969年5月,农口机关200多名干部和工勤人员,到湖北省荆门县的沙洋成立了国务院农口“五·七”干校。军代表动员去干校时说:“不但你们要在沙洋安家落户,你们的儿孙也要在沙洋安家落户。”好像我们这些人就如古代的贬官,要发配到蛮荒之地了。沙洋确曾是块荒野之地,据说是清末明初的那一年,汉江决口,数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被洪水吞没,造成了很大的一片荒原,至今那个决口处还叫白骨滩,解放以后让数万名劳改犯去建了几个农场,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已变成了平整的农田和整齐的有规划的田、林网和道路,有旱地种小麦,大豆,棉花,有西荆河的水利灌溉,水稻很为高产。我们的五七干校将劳改犯迁走,还留下几个改造好的可在当地安家的当我们的教员。

5月,正是农忙季节,水田急需整田插秧,小麦后期管理打药、棉田准备播种等农活,天时不待人,所以就忙起来了。干校编为两个连,一连为大田连,我妻清耘先在大田劳动,后调炊事班。我们农口干部大都下过农村,有的在家种过地,很快劳动成果就显现了,蔬菜组种菜很在行,菜够吃了,还养了鸡,养了猪,把猪出栏了,小鸡也可宰杀了,开始来时每顿吃牛皮菜,也没油水,现在每周都能吃上肉了。我们大田组已收获了小麦,吃上自己生产的馒头了,正在进行的是晚稻的栽插和棉花田间管理。我对水田的拔秧和插秧活都能干了,只是天阴欲雨抢收抢打小麦时一天20小时的劳动累病了几天。我们干校附近还有财政部干校、公检法干校等四、五家,和村民们插住在一起。过去的劳改区,变成五七干校区了,沙洋镇也为五七战士服务了。劳动锻炼了五七战士,但分心的事还很多,留在京的孩子们怎么了,去农村插队和支边的孩子们现在可还好?为父母的不能不操心。

清芸请假回了趟北京,找了位熟悉的军队领导,把15岁的大女儿梁平送到甘肃当兵去了,把12岁的小女儿梁英也接到沙洋在农村小学上学,虽然北京有留守处,有军代表的工作人员负责,总不如在父母身边放心,干校条件好些了,就把留在北京的小孩都接来了。后来允许将插队的孩子们转到干校来劳动,就把在陕北宜川插队的梁卫也接到了沙洋,组成青年排劳动,成为干校的一支突击力量。后干校建成了仓库兼礼堂,可以开娱乐晚会了。我们到干校时,男女都住集体宿舍,就是原来劳改犯住的大草房,每屋住20-30人,小孩子来后也是男女分住的草房。秋后,我们自建了十几栋砖瓦房,两口子在干校可分到一间,小孩子也可和父母同住了,生活就感到舒适了。江汉平原的春夏之交,风景还是很迷人的,汉江中点点白帆竞渡,田间麦浪翻滚,青翠的稻田,不时有水蛇出没吞食青蛙,劳动后还可在鱼塘洗个澡,洗去一身臭汗就舒服多了,我还在鱼塘中学会了蛙泳和仰泳。盛夏时是难受的,40度的高温是常事,40度以上气象台也只报40度,蚊帐内如蒸笼,进去就是全身大汗,后来将蚊帐支在户外树林里,才能睡个觉。锄棉田锄一趟下来,就汗流浃背了。

沙洋的蛇特多,劳动时每天都能遇几条,一次割苕子,天晚欲雨,割下的苕子放在田里就发芽,就号召大家每人背一背到场上,第二天晴了翻晒苕子时却翻出十几条蛇来,这是我们背回来的。沙洋的医院,医生也大都是劳改人员,我们看病要走20几里路,有次我牙痛去看病,医生二话没说,打上麻药,也不等会儿看麻醉没有,他拿个拔牙钳就给我拔掉了。连止血棉花也不给,就算完事了,我流了一路血到干校还在流血哩,但并不感到疼痛,不知他用的是什么麻药,他是像对待劳改犯一样对待我们这些五七战士的。我感到干校的冬季还好些,有了小家了,老婆孩子在一起吃着打回来的菜饭,还可在集上买些小菜黄酱下饭。我们还在集上买了个小泥炉再买些木炭烤上火,江汉平原虽也下雪,但存不住很快就化掉了。我在鱼塘洗澡到11月半才停止的。辛勤的劳动换来了秋季的丰收,粮、菜、肉都做到了自给。冬天农活少了,又开展了清查5·16分子的运动。根据林彪的“5·16一个也不能放过”的指示,对一派开展了清查,那时我被任为一连指导员,由军代表领导,以班、排为单位清查了几个造反派中的骨干分子,对坏头头吴XX批斗后送荆门县公安局关押。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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