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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进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级干部,曾经历抗日战争等一系列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此文写于1996年,作者已于2003年3月辞世,这是他留给孩子们的回忆录。他记录了亲身经历的历史细节,留下了宝贵资料。

我的革命轨迹

--作者:梁进路

在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我的革命生涯也有60年了。

我是紧跟在长征后面走过来的人。我从1937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如流的岁月催人老,现在我已是77岁高龄的老翁了(注:此文写于1996年,作者已于2003年3月辞世)。老年人好回忆过去,对一些陈年旧事大多淡忘了,但对革命阶段中的重大事情,还是记忆犹新,永远难忘的。

我的革命经历是平凡的,但当祖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我能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并为之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从未动摇过。可以说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我贡献出了全部精力,“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一)参加革命

1934年,我在山西定襄县立第二高小毕业,无钱升学,15岁的我就到河边村劝业工厂当了工人。劝业厂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官僚资本。工厂有织布、做军鞋、织军用裹腿带等工种。我开始是打络子一天能赚一角钱,后来织裹腿赚多点也只有一角二分钱。除去吃住则所剩无几。1935年秋,部分工人闹罢工,到阎锡山的东花园去请愿,要求增加工资,结果被军警驱散,带头的几位工人被开除。不久我离开了这家工厂,由我父亲介绍到太原一家米粮店当小伙计。我的工作是每天给顾客送粮食,有时骑自行车,有时推独轮小车,这时我已经能推五六百斤东西了。

1936年冬,我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晋绥军无线电信学兵队招考学兵的广告,条件是初中毕业,或有同等学历高小文凭的可报名。我就去应考了,结果被录取。这样,我就过上了学兵生活,着军服,佩戴上等兵的领章,每月6.3元的军饷,吃一月4块多的包饭。我们每天军事操课和无线电收发报训练各占一半,生活是很紧张的,还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

1936年9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太原宣告成立,并发表了宣言,指出“抗敌救亡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事业”,并成立了军政训练班,吸收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参加训练班。1937年春节时他们还举行了全市大游行,宣传抗日主张,一时太原市的救亡气氛很浓。但学兵队却宣布不准参加抗日救亡组织,也不准参加这类活动。

1937年3月,,我们要好的六七个同学在星期天到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找到“牺盟会”总部,申请参加了“牺盟会”。以后我们在星期天常去那里参加活动,如参加形势报告会、演讲会、学唱革命歌曲等,还可以看到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我们秘密参加牺盟会的事,一直没有被发觉。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我党领导八路军出师晋北,开展了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忻口会战”。八路军129师在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24架,有力地配合了忻口之战;115师的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第一个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敌决心。当时我听说家乡定襄的许多村子驻有八路军,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平型关大捷的胜利,号召人民参加八路军。我即辞职回到家乡,找到定襄牺盟会负责人智生元同志,接上了牺盟会的关系。当时生元已被任命为华北抗日义勇军第六大队政治处主任之职,正要去上任。生元同志原在我村师家湾当小学教员,并任中共定襄县县委委员,我们过去就认识。他说:“现在县委正在筹建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已定名为定襄学院,县委书记张连奎同志兼院长,你就报考定襄学院吧。”于是,我于10月考进了定襄学院,11月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国民党军队已放弃了忻口,太原吃紧,定襄、五台、崞县等几十个县的旧政权已瓦解,那些贪官们已弃城卷款南逃了。共产党组织了“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代替了旧政府,组织和号召人民进行抗日活动,安定了人心。

县委书记张连奎是北平师大毕业的,中共党员,七七事变后受命回到定襄家乡,组织起了中共定襄县委员会。他善于做群众工作,头脑敏捷。他知道要开展工作,首先要培养干部。他找到几位有活动能力的、德高望重的同志在神山村原县立第二高小的校址上办起了定襄学院。原二高小建造在神山村的遗山上,“神山古刹”是定襄八景之一,前临牧马河,后傍古寺庙,有千佛殿、藏经楼、龙王堂、三义庙等庙宇,还有一高耸的魁星塔是遗山的象征。元朝史学家元好问号“遗山”,曾在此读书、修史,遨游五台山、雁门等地。我现在还保有原遗山全景照片。

定襄学院于10月开学,教员颇为整齐,有原二高校长彭伯周,他讲授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在二高时,他讲授语文、历史课程,但他却另编讲义讲授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他宣传苏联消灭了阶级压迫,人人过着平等的生活。智良俊老师是负责学院行政管理的,他是共产党员。范富山老师教授社会发展简史;邢道山老师是县里著名的书画家,他教绘画和音乐;师祥甫老师是原二高的教师,他组织文化娱乐、编壁报、演话剧等宣传活动。张连奎院长数次到学院对学员进行形势教育,还教唱革命歌曲。这些热血青年在学院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

1938年1月28日晨,忻县城日军进攻定襄城,枪炮震天响。神山距县城不足20里,学院领导就组织大家向山区东峪转移。大家怀着悲愤的心情,一路上高唱救亡歌曲。当唱到“松花江上”时,不少人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侵占定襄城之敌,杀死群众8人,火烧了定襄中学后,于30日退回忻县城。这是日寇第一次侵占定襄城。我们当晚撤到东峪的南庄村,第二天同学们就酝酿着去参军打鬼子。我们找到学院领导,提出了参加八路军的要求。经领导和二分区司令部交涉获同意。时值春节,正是阖家团圆过大年之际。我们36名同学直奔五台县东冶镇,参加了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的教导队,被编为第二排。还有十几名同学被派到县区“动委会”和群众团体做地方工作了。

(二)参加八路军

二分区教导队是培养连排干部的单位,上级是把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人当成干部培养的,对我们进行了正规的军政训练。那时我还不满18岁,但已是同学中年龄较大的一个。因我在无线电学兵队当过几个月兵,受过军事训练,军事动作、军人姿态较好,就让我当了班长。

在教导队学习刚三个月,二分区司令部就被转移到代县的峨口镇。政治部驻在一个叫穆阁的村子,据说是穆桂英的梳妆阁。我们走了四天才到目的地。由于我们是第一次行军,每天走60里,还要背着步枪、背包和一条米袋子,所以许多人掉队了,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大孩子。第二天行军就好些了。我还算好,能时不时地帮掉队的扛扛枪或背背包什么的。到峨口后,教导队就宣布结业,分配工作了。我和七位同学被分配到民运科任科员,其他有的被分配在除奸科当侦察员,有的当了秘书,有的当了译电员,年纪较小的几个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去了。

1938年5月初,政治部民运科长燕蔷带领我们民运科全体加上勤务员、马夫共13人到冀中扩军。我们由繁峙县沙河镇出发,途径五台山过海拔2800米的鸿门岩仍是冷风习习。我们在菩萨顶住了一晚,经龙泉关到河北省的阜平城、曲阳县,与115师的骑兵营会会,然后由定县的清风店过了平汉路到了定县的翟城村。燕科长将我们3人留在翟城村扩军,他带上其他人去了安国县。那时安国还未被敌人占领。安国古名祁州,是全国有名的药材集散地,市面还称繁华。我们在这两处进行扩军。当时日寇虽占领了平汉线的县城与大村镇,但广大的乡村它是占领不了的。人民不愿当亡国奴,就要参加抗日军。当时我们是以八路军独立第二师的名义,燕科长为主任。由于是正牌八路军,所以扩军很顺利。当时冀中正是群雄割据,即所谓的“主任遍天下,司令赛牛毛”的时代。有三五个人、一两条枪就可称司令、称主任的大有人在。当时冀中有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是我党领导的队伍;还有国民党领导的河北民军,其司令张荫梧,经常和我们搞点摩擦。我们扩军的方式,主要是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道理,用爱国主义思想启发动员群众参军,还要运用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领导作用,要他们团结一部分人组成连、排,集体参军。我们还以少年先锋队名义号召小学中年纪大点的参军,到文工团、卫生部门去工作。两个月后我们已经扩大到千余人。我们返回冀西时,在定县清风店过铁路,被敌人打了一下,跑散了不少人。回到沙河镇,将带回的500多人,编为二分区六大队二营。

8月份,我们第二次去冀中扩军。这次比第一次的规模要大,并由分区政治部主任汪之力带队。我们到达唐县西大洋后,由我带一个班长、两个战士留在路西的定北县和唐县一带扩军,汪主任则过了路东,带了一些连营级干部,仍以独立二师的名义进行扩军。这次给我的名义是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我们先在唐县一带,后转移到定北砖路镇,和定北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但是在第二天拂晓,日寇袭击了定北游击队,牺牲了五六个战士,我们四人突围出来了。这次经过两个月的工作,我们扩大了100多人。回到分区后这100多人被编为分区特务营第二连,并由一连抽调了一些骨干,编成150人的一个连队,任命我为这个连的政治指导员。还由一连调来了连长聂永富同志和副连长李正刚同志。他俩都是四川通江人,是原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战斗经验丰富。还有排长李海青、班长乔家成等十余名红军战士。从此,我就在二连战斗、生活了近3个年头

(三)三年连队战斗经历

二分区特务营,是一支军政素质较高,能打硬仗的队伍。一连是由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三营十一连的大部分编成的,其中三分之一是红军战士。二连的班排长也大都是有战斗经验的红军战士。连长聂永富带来了红军的好作风,管理方法好,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受到战士们的爱戴。但我这个指导员却没有连队工作经验,可是我有敢闯敢干、善于学习的精神。在老同志的带动下,在上级的言传身教下,我很快胜任了工作。1939年春,晋察冀军区提出“创造铁军连队”运动,有7条标准。我连经过一年的工作和几次战斗锻炼,被二分区评为首批达标的连队,还代表二分区参加了晋察冀军区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各分区均派出一个连队在大会期间逐项考核达标情况。我连军政科目都达到优秀,只有篮球没有参加比赛。

大会于11月7日在唐县的军城召开,这时日寇对我北岳区的冬季扫荡已经开始了,大会还没结束,驻地就听到了炮声,于是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在总结中号召四个分区的受阅部队再来个打胜仗比赛,掀起了比赛打仗的热潮。一分区部队在涞源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余人,击毙了日军旅团长阿部中将,使日军的“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时扫荡之敌正转向二分区。我连迅即由军区返回,一天一夜爬了两座雪山走了130里路,才赶上了高洪口的歼灭战。

12月3日,由阜平向五台城撤退的鬼子已退过长城岭,二分区的主力四团和特务营侦知敌人的行动后,于4日拂晓前进入敌人必经之地的五台南高洪口埋伏起来。初冬的五台山群峰已粉妆玉琢,清水河也被坚冰覆盖着。我们忘掉了严寒,忙着布置火力点,选择冲锋路线。南北高洪口是和龙台大道平行的两个村子。清水河在大道以南流过,村边有条一人深的水渠,是个理想的埋伏地点。营部给二连的任务是将行进之敌斩断,切下一截来,并封住切口,不让敌人跑掉。我们安排一连打中间,三连是预备队,四连担任尾击部队,计划以“揪其腰断其尾”的战术,将“切下来”的敌人歼灭之。

天亮了,积雪的大道上,蒙蒙的晨雾中,敌人的行军纵队露头了,人马中夹杂着辎重行进着。营的重机枪开火了,各连都吹响了冲锋号,各种火力都倾斜到敌人头上。我像平时战斗演习时那样,站到高处大声喊着:“敌人动摇了,冲啊!”连队战士们端着刺刀高喊着杀声向敌人压去。被切下的“尾巴”有300多人,在我军突然的火力下死伤了一片,活着的被围在清水河畔顽抗着。我们投去了雨点般的手榴弹,炸开了水面,使想从河上逃命的鬼子掉进了水中。他们有的头先下去,有的只露个脑袋,我背着驳壳枪和5颗手榴弹,都“送给”了鬼子。岸边还有几对在拼刺刀,只见战士张金山正抱着鬼子在翻滚着撕打,两人的枪都甩在地上,班长陈双城上去给了鬼子一枪。激战不到半小时,在二连阵地上的鬼子就被消灭了。这时一排长蔡海发现一个藏在大石头后面的鬼子,就指挥着一排从三面包围着他,喊着刚学会的日语口号要他投降。但这个鬼子突然从大石头后一跃而出,一手拿手枪将一排长打伤,一手抡着战刀将上去捉他的班长打伤,又砍中了战士张顺来的头部。愤怒的战士们这才用排子枪将其打死。原来他是日军的木内大队长,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大部人马被消灭了,只好用一拼而死的办法向天皇尽忠了。当时他的手枪掉在地上不知被谁捡走了,战后清查时也没下落。我当时上去解下了他的枪套背着,后来营长要我交出手枪,我说手枪不知被谁拾去了,我只拿了个套子。他就发火耍军阀主义,弄得我很不痛快,还哭了一场。后来才知道是战士乔云义捡走了,他负伤被送医院了。后来这支手枪被分区政委赵尔陆要去作为纪念品了。

1940年春,日寇的春季扫荡来得比往年早,五台城集中了500多鬼子,于3月6日经高洪口在当晚进到河北村,7日晨出发向我耿镇进犯。我四团进行狙击,激战一天,挫败了敌人进占耿镇的企图,让敌人又退回了河北村。该敌于8日晨经高洪口向五台城撤退。特务营营长何能彬政委郑元宏指挥一两个连跑步经唐家庄直插南高洪口,正遇到敌人一个中队兵力的后卫部队经过,立即展开激烈的战斗,由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战斗形成了对峙。后来敌人从南高洪口后山向我营的侧面迂回,正面敌人亦发起了进攻,我营处于两面夹击之中。这是一次指挥失当、后援无济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何营长负伤,二连连长聂永富牺牲,我带一个排掩护连主力撤退,排里伤亡亦较大,副排长杨宪武负伤致残,跟我的通讯员崔文秀也牺牲了。我在向唐家庄跑步撤退时,被一块石头绊倒了就趁机爬着歇歇气。这时天已黄昏,我就一拐一拐地向唐家庄退去。这时,我听到头顶的山上有敌人说话,就藏在一个土窑洞内,听着敌人下山进入了高洪口,我才到唐家庄找到二连连部。文书董敏看到我时既惊奇又高兴地说:“我已将你牺牲的报表送营部了。”原来是我摔倒后休息了一会儿,战士们看到我没马上起来,以为我被敌人击中了,闹出这场误会。这是我参加的第二次高洪口战斗。

为了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我华北八路军发起了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由晋察冀军区编成的西路军主力开始出击正太路东段娘子关地区。特务营作为西路军的偏师行动于正太路北侧的孟县地区,准备战役发起后即将孟县城北龙华河河谷地带的上社、下社、会里三据点之间的通讯设施、公路交通彻底破坏,并相机攻击歼灭这三据点之敌。以下社为中心的三据点是串在一起的三个村子,会里在滹沱河边的山上,这样就构成了分割我分区的封锁线。三据点居中的下社是这个中队的指挥中心,它是进攻我分区的前沿基地和作战物质的囤积地。这里有日寇独立第四混合旅团的一个加强中队,共有兵员200余名,再加伪军、伪政权人员共计400余人。他们的火力配备较强:下社、上社、各有山炮一门,迫击炮和九二式重机枪各据点各有一门和一挺。这些据点里都筑有碉堡,下社的村子里还修了土围子,屯集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8月25日夜,我对下社发动了攻击。营里以两个连为主攻,还组织了40人的“奋勇队”,队长是一连连长赵兴玉同志。我们由一个连佯攻山上的炮台牵制敌人,“奋勇队”上去攻占了寨门,俘虏伪军数人,缴获步枪两支。由于敌人的火力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通道,为避免大的伤亡,我们撤出了战斗。接着的几天我们日夜袭扰该敌,弄的他们很恐慌,整夜乱放枪炮。8月23日晚,营里组织了对北会里的攻击。北会里共有两个炮楼,一连攻击上面的小炮楼,二连攻击下面的主炮台。一连的一位排长用大砍刀砍开铁丝网,向外壕和敌炮楼投掷了百余颗手榴弹,他不幸中弹牺牲。二连突击队冲过铁丝网,占领了厨房和浴室。但在对主炮台的攻击中,连长刘广远负了伤。由于我军没有攻坚的经验和装备,只靠手榴弹,虽然也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但解决不了战斗。北会里之敌于9月1日撤退到下社,据点被我收复。

9月1日,分区政委赵尔陆来到特务营,和大家一起分析敌情和我军动态,认为下社之敌经我军数次袭扰和攻击,更加动摇和恐慌。再加上我西路军主力在完成了破击正太路任务,攻克了娘子关及井径煤矿,破坏了敌人的燃料基地后,正率部向孟县以北转进。因此,下社之敌随时都有向孟县城撤退的可能。赵政委审时度势,认为在运动中歼敌更有利,决定立即调整战斗部署。

9月2日,全营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赵政委在会上讲了话。他的讲话,既是战斗动员,也是作战命令。他讲了华北我军雄师百团在各个战场团歼日寇的胜利,告诉大家下社之敌随时有逃跑的可能,我们要将该敌消灭在运动之中。并要求特务营和十九团一定要完成这一任务。他还表扬了特务营在进攻下社和北会里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并说明收复这三个据点以扩大二分区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意义。赵政委很善于作鼓动工作。大家听了他的讲话后,情绪更加高涨。当晚我们就对下社进行了袭扰,敌人的枪炮声彻夜不停。部队在夜间调整了部署,将一连配置于下社以南的碾子坪村,以狙击下社出逃之敌;将二、三连仍置于下社附近,准备追歼出逃之敌;分区的游击二支队则安排在黄沙口附近,以阻击上社来援之敌。赵政委将指挥所设置在下社以东的930高地上的一个小庙中,亲自指挥我们打下社。

9月12日,十九团攻克了东会里,其中一部向上社逼近,3日孟县城和西烟镇增援上社日军百余名。4日,上社驻敌上百人进到黄沙口,遭到二支队阻击;下社敌一部进到碾子坪,遭我营一连阻击,两路敌人企图会合未逞,各返回原地。5日,上社之敌200余人再次进到黄沙口,下社撤退之敌绕路由下细腰村爬山绕过碾子坪于下午5时进入樊家汇村,与上社接应之敌会合后,即慌忙向上社退去。下社敌人进入樊家汇村时,那个杀人魔王绰号“二百五”的小队长还疯狂地屠杀了11名无辜群众。这是这伙敌人在覆灭前夕又欠下这中国人民的一笔学债。但血债总是要用血来还的。

我连进入下社时,村里零乱极了,到处扔着没有枪栓的步枪,有些枪身被砍了几战刀,共有30余支。敌人煮好的大米饭还冒着热气,打开的罐头还没有吃就慌忙撤离了下社,我查看了一下仓库,有很多弹药,还有大衣、军毯、雨衣、米面、烟、酒什么的,有许多箱。群众说:“日本人用汽车拉了一年的东西都给八路军留下了。”

敌人退到上社后,未多停留就向孟县城方向撤退。6日晨,十九团三营的两个连也进入上社,我们两支兄弟部队迅速追击下去,在兴道村抓住了这股敌人。

兴道村位于上社与孟县城中间,两旁都种着玉米、高粱等高杆作物,现已是果实累累的成熟季节了。当我们追击到兴道村时,十九团一部于5日晨西马河驿出发向上社逼近,已到达神泉普田地区,6日上午九时,这样前堵后追就形成了在北兴道、南兴道、东兴道、乔上等村的一个大包围圈,鬼子在我围歼下,伤亡很大,有些鬼子钻进了青纱帐抵抗挣扎。村落里、田野上、青纱帐里,到处是喊杀声和刺刀的撞击声。特务营一连沿着兴道村东边迂回包抄敌人,二连和三连在后面紧追着敌人,这样就形成了大包围圈中又有小包围圈,敌人被我东一片、西一块地分割吃掉了。我连在一块玉米地里发现了一门山炮,战士们高兴得上下摸着大炮,有个调皮的小战士还骑在炮身上欢笑着。这时,不甘心失败的鬼子军官,驱赶着十几名士兵,高举着战刀,呀呀地叫着扑了上来,妄图夺回山炮,但在我班长张甲申等的一顿手榴弹猛砸下,大都报销了。我们搜索残敌时捉到一个日军小队长,他的脸被手榴弹的烟熏得黑黑的,后查明他就是那个日军在下社的杀人魔王“二百五”。还有四个日军的随军女人也从高粱地里哭哭啼啼地走了出来,都是朝鲜人,大概就是所说的“慰安妇”吧。

此役,特务营配合兄弟部队收复了北会里、下社、上社三个据点,加上兴道歼灭战,共消灭日寇一个加强中队及一百余名增援部队。单说我连就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一门,长短枪40余支。进攻下社时,我们曾发现30支没有枪栓的步枪,这次又正好从一个麻袋里缴获了枪栓,枪和栓配了套。我们还击毙了石冢中队长并缴获了他的两套新呢子礼服及武器装备。至于打死打伤敌人之数则不好以连为单位进行统计了。

战役后期特务营正在围攻五台西天和据点时,日寇对我军区的报复扫荡开始了,我连遂接受新任务撤离了西天和。有个笑话顺便说说:在西天和山上,我和连长都穿着鬼子的黄呢子大衣在说着话,有个老乡对我俩说:‘报告太君,本村平安无事。“我俩都哈哈大笑。原来是西天和附近的村子每天都要向敌人送情报。老乡看到我们大笑,认出了我们是八路军,他也笑了。

12月初,粉碎了敌人的报复扫荡后,特务营又以进攻的姿态,以连为单位活动于五台城豆村一带,打击小股出没之敌。我连在东南茹村打击了五台城出犯的伪雁门道警备队,打死打伤了20余名敌人,缴获步枪数支,用新的胜利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1941年初,日寇对我二分区的五台、孟县地区开始了春节扫荡。由五台城出动的敌军600余人,带牲口百余头,进到河口村向我耿镇方向进犯。4月4日晨,营长郑元宏率领一、二连到河口与高洪口之间的王家庄搜索前进时,发现有一股正在王家庄和瑶芝村之间的河滩上大路边停留的敌军。他们很可能是对我军的行动有所察觉,正在进行战斗部署。郑营长当机立断,迅速占领瑶芝村南高地,指挥九二式重机枪向还在停留的敌人猛烈扫射,两个连队向敌人发起了进攻。那时,我已改任营的分总支书记了,郑营长要我和赵兴玉连长率两个连向敌冲击。敌人遭到我军的突然袭击,队形大乱,死伤了一片,有的向后退却着,有的零乱的抵抗着。可惜,因配合作战部队来迟一步,未能给该敌以夹击。敌人经过整顿,仗着兵力优势,对我发起了反击。不幸,郑营长在用望远镜观察战况时,被敌人击中胸部牺牲了。我和一连的赵连长,打退了敌人的反击后撤出了战斗。此一仗给敌人造成很大的伤亡,打掉了它的锐气,这一路扫荡之敌就这样被粉碎了。这可算我们的第三次高洪口战斗。郑元洪同志是安徽省六安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时年16岁。二分区政委赵尔陆著文沉痛悼念这位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将鲜血洒在五台山区的模范干部、模范营长。悼词中说:“他力求进步增加知识、学而不厌的精神,在其不断的学习中得到巨大的进步。”悼词高度赞扬了“元宏同志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坚决勇敢地完成了党和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在英勇的战斗中,郑元宏的名字已使敌人闻之胆寒。他率领着”勇营“(特务营代号)打死了敌人的木内大队长、石冢中队长、藏重大队长......”。

百团大战后,在干部鉴定时,郑元宏同志被评为模范营长、模范党员。我也被评为模范党员、模范干部。1941年5月,特务营被编为分区二十六团第一营,营长刘维山,赵兴玉为副营长,我为副教导员。我原在的第二连调为分区特务连,四连改成了二连。我的三年连队战斗生活就结束了。在三年的连队工作、战斗中,我得到了锻炼。也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经历了大小数十次战斗,除前面说到的几次战斗外,还有柏兰镇配合十九团的阻击战、白家庄攻坚战、反击顽军新二师的战斗及奇袭五台河边村的战斗等。在这三年中我们同时参军的同学已有5位牺牲了,他们是五大队七连副政指张明远同志,在高洪口被袭时牺牲;特务营三连指导员韩熙康于柏兰镇战斗中牺牲;二十六团一营二连指导员王挺旺于反扫荡中牺牲于孟县仙人村;二分区司令部译电员梁道荣在反扫荡中死于蛟潭庄;分区政治部民运干事齐仁谦也在反扫荡中牺牲。

经1941年的反扫荡后,我分区根据地日益缩小,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开展“线外的线外”游击战争,上级决定将二十六团分到两个地区队,二十六团番号撤消。我营分到滹沱河以北的五区队(又称河北区队),在山阴、代、崞(今原平)一带活动,为河北区队的一大队。其余二、三营的大部分到滹沱河以南的四区队,活动于忻、定(定襄)、孟、阳(阳曲)、寿(寿阳)等地活动。“线外的线外”即封锁线以外,也称为“敌后的敌后”。由原二十六团团长曾美同志任区队长的这支携带重机枪的部队,一到山、代、崞这一带,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很为恐慌,不断组织兵力向我进攻,因此战斗十分频繁,差不多三五天就打一仗。我们区队处于五台城、东冶镇、崞县城三角地带、这几个大据点也是敌人进攻我军区的前进基地,能随时调动兵力。五台城北沟有个村子叫王全庄,半个月之内就打了三仗。我曾给分区小报写过一篇通讯《王全庄三次战斗记》。1941年春夏之交,部队发生了大量夜盲患者,有的连半数人都得了夜盲。本来游击队靠的是夜行军,这时没办法只好将患者“坚壁”在梨窖内。崞县的同川,是盛产梨果的好地方,这里沟深土厚,适于挖地窖,村村都有梨果窖,冬季贮存梨果防腐保鲜,有的窖既大又深,可容百人。现在,正是梨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白莹莹的是梨花,粉嘟嘟的是杏花,煞是好看。战士们放哨就站在梨花树下。可我们领导却顾不上欣赏风景,我们发愁夜盲症影响着部队的战斗力。这种夜盲症实则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战士们整个季节就吃着白水煮萝卜条,很少见油星。我们听说吃田鼠肝可治夜盲,就发动大家去挖田鼠,顺便也挖野菜,连肝带肉加野菜一块吃,还真管用,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一天,我们由崞县南、北窖村向五台转移。天刮着大黄风,对面看不清人。尖兵连在前面已走过去了,大部队和重机枪排正走在五台的下金山村边,忽然看见前面有个大洋马向我们走来,仔细看去原来是个日本军官。我和赵副大队长拔出驳壳枪就射向敌人,几个连发就将马打倒了。通讯员们的小马枪也开火了,重机枪也在村边架了起来,但双方都弄不清虚实,乱打了几枪就撤退了。我们在下金山村边作了战斗部署。原来这是一股前来搜剿我军的鬼子,是从东冶方向的小路插过来的,由于刮着大风,所以没有和我前卫部队遭遇却和营部撞上了。中午侦察员回来背着一大块马肉,说敌人已退回东冶了。有的老乡说看到担架抬着几个受伤的鬼子。老乡们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匹死马,中午炊事员抄马肉时还发现了两颗驳壳枪子弹头。不久,传来东冶日军大官被打伤的消息。

山代崞地区是敌人企图死保的地带,他们数次对我进行合围、奔袭。一次驻红表村的区队部被袭,受到一定损失。1942年4月底,上级决定撤消大队建制,因为以营为单位行动已经很困难了。改为由区队部直接指挥七个中队,中队可以分散活动,也可以几个中队集中起来打击敌人,灵活多了。那时我已被任命为大队教导员,我们几个营级干部回分区另行分配工作。

(四)三年多的游击队经历

回到分区后,组织科长王卓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五台基干游击队的政委何广翠同志牺牲了,决定由你接替他的职务,你有何意见?"我当即同意去任职。我认识何政委,他是老红军,大个子作战勇敢。县基游队属分区和县委双重领导,军分区以军事指挥为主,县委则根据县的中心工作提出活动方针,基游队的灵活性是很强的。我来到阜平龙泉关正在休整的部队。当时五台的斗争形势很严峻,县委机关和部队都住在外面的地面上。基游队王大队长和我到县委机关找到县委书记赵鹏飞,赵书记表示了对我的欢迎,并了解了我的工作简历,提出现在部队正在休整,下一阶段可去一区五区活动一下,以打击小股出犯之敌。基游队当时尚不足百人,只编了两个分队,有一挺机枪,步枪人手一支。王队长是从地方武装部调任的,当时部队因受到损失,同志们情绪不高,急需打几个胜仗提高士气。

不久,我们率队回到五台,经南台顶至豆村北沟的福广寺附近的几个村子活动。我们在豆村附近打了一次埋伏,杀伤了一些敌人,但无缴获。这支部队当时是很成问题的,有的人一看到敌人反击,就往后跑,或者就干脆退出阵地。我真有点生气。后来我们又打了几次出扰的汉奸队,这时我得了严重的疟疾,隔天发作一次,先发冷后发烧,高烧40度,头痛欲裂,无法随队活动了。部队又回到龙泉关,将我送到第二修养所,住了半个多月才好。我正准备回队时,基游队来了个侦察员,送来了分区的命令,调我到河南区队任党总支书记。我就直接回到分区到河南区队去上任了。原来,原总支书记贾臣汉同志牺牲后还未配备干部,就将我调来了。当时河南分委书记兼河南区队政委的张连奎同志是我的老上级、老熟人,也可能调我来有这层关系吧。可是我在这一新岗位上才4个月就又调动了。原来是定襄基游队的政委陈祥炳同志不幸牺牲了,区队决定我去当政委。这次是张政委同我谈话,他说,定襄基游队是一支很能打的队伍,他们要找有战斗经验的同志去当政委,就决定调你了。总支书记由分区派来的林真同志担任。我当即表示同意调动。定襄是我的桑梓之地,人熟地熟,现任大队长是我在二高小的同学郭继成同志,我当然愿意前去就职的。1943年春节前,我到了位于定襄南涧村的“定基”,向县委书记范富山同志报了到。范书记是我在定襄学院的老师,他告诉我春节前要操办继成的婚礼,咱们都参加热闹一下吧。结果热闹的婚礼只是在范书记办公室兼宿舍的窑洞里举行,有十几个人参加。范书记以风趣的语言介绍了继成和海蝉的恋爱情况,大家吃着瓜子核桃,婚礼就圆满完成了。

从1942年5月到1943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离开熟悉的原部队,频繁地调动,却是替补了三位牺牲者的岗位,这三位又都是红军老战士,这在我的革命经历中也是特殊的一页。

到定基的第一天,我看到战士们正生龙活虎地在操场上摔跤,经队长介绍,他们知道我是新来的政委,也是定襄人,分队长张朋就给了我一个见面礼——约我和他摔跤。我已多年不摔跤了,被他摔了个屁股墩。继成也和几个战士摔开了。定襄是摔跤之乡,人人能摔几下子,战士们晚上做游戏就是一块摔跤。这运动既能锻炼体力,又能培养勇猛顽强的精神。继成和我同年,多年不见了,已从小青年变成威武雄壮的军人了。早闻继成英勇善战、多谋善断,在群众中很有威信。我们相互介绍了这几年斗争的经历,他也知我在特务营时打了几次硬仗、大仗,战斗经验丰富。谈起当时定襄的斗争形势时,继成说:由于敌人的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平川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从龙门歼敌战后,形势又有很大好转。他谈了龙门战斗的经过:那天,南王庄的五个鬼子加上伪军和自卫团共15人,在中午时分进到龙门村。但他们早就被定基小分队和县武委会主任张明高监视上了。继成和明高研究后决定等敌人返回时伏击该敌。敌人在龙门村酒足饭饱后返回南王村,进入了我伏击圈,小分队的14支枪开火了,第一排子弹就打死了两名鬼子,伪军都四散逃走了,但鬼子还在顽抗,有的身中数枪,无法逃走,只好用八八掷弹筒的弹砸爆毙命。我们缴获了掷弹筒一具及步枪五支,我无一伤亡。事后城内敌人发出通令,严禁敌伪军小股外出活动。自此平川的工作有了很大改观。

4月初,朝鲜抗日义勇军华北二队19位同志来定襄地区开展“政治攻势”,河南区队将掩护朝鲜义勇军开展政治攻势的任务交给了定基,区队首长特别嘱咐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义勇军的安全。义勇军在队长蔡野火率领下到达南涧村。他们每人一支边区造小马枪,还有一支德国自动步枪,身穿深绿军装,很是整齐。县委范书记和我们研究后,决定夺回在中霍据点囤积的12万斤稻谷,作为义勇军开展攻势的第一炮。中霍村属一区管,区委书记齐寿良早就打算夺回这些粮食,他侦知那天日军小队回县城了,炮台上只留下一个伪军小队。经我们研究决定后,他动员了周围数百名群众,带着口袋随部队行动。郭队长带一个分队两挺机枪封锁了炮台,他洪钟似的高喊着:伪军们不要打枪!我们是来背稻谷不让鬼子抢走的。伪军们还是听话的,没有开枪。我带一个分队打开了粮仓,群众们紧张地搬运,并喊醒村里的老乡也来背粮,有些大胆的就背回自己家了。蔡队长他们在一个分队掩护下在村里写标语、贴宣传品。稻谷很快就运完了。这时我们告诉伪军可以开枪了,他们便手榴弹、步枪地打个不停,反正也不怕浪费。这时天已麻麻亮了,又下起了毛毛雨,我们走出5里之遥了,枪声还在响着。战士们欢笑着说,好好打吧,多费点他们的子弹。

天亮后,群众和伪军看到大标语和宣传品署名为“朝鲜抗日义勇军”,伪军们赶快去县城报告情况,这就大造了义勇军的声势。我们还多次将日军炮台封锁住,用日语喊话,给他们解释形势,唱《自由之光》等反战歌曲,瓦解他们的斗志。我们还将电话线搭在线路上,如向南王村炮台敌军官讲话。当时敌人只打了几枪,但第二天派民夫送来一信,内装几颗子弹。我们还在有近千户人家的横山村召开群众大会,在村里演话剧。义勇军都通中、日、朝三国语言。我们自编自导的话剧《华北不是日本的》、《回心抗日》等演出得非常成功。《回心抗日》的内容是讲一个日本兵,因作战勇敢得到天皇授予的勋章。但随着侵华战争的进程,这个日本兵逐渐由怀疑到觉醒,特别是看到日本兵在中国奸淫烧杀掳掠,他的良性受到谴责,认识到这是一场罪恶的侵略战争,最后下决心进行反战活动。一天,他拿着天皇授予的勋章,装成疯疯癫癫的样子,冲着犬养大佐,揭露了这是一场使日中两国人民都受害的不人道的战争。像这样的演出有好几次。那位扮演犬养大佐的同志,演技高超,一次他化妆成一个鬓发斑白的大佐,貌似威严但内心十分空虚;还有一次他又扮演一个少壮派的大佐,盛气凌人,当他受到反战战士的戏弄时,张牙舞爪,暴跳如雷,但却掩饰不住他的色厉内荏。凭着演员对人物心理的深刻理解,加上熟练的演技,把日本侵略者的本质刻画得淋漓尽致。横山村距季庄据点有5里路,这天,我们布置好火力后接通了季庄的电话,我说:“找王队长讲话。”王队长老老实实地接了电话。我告诉他,我们定襄基游队和朝鲜义勇军在横山开大会,不许你们出来骚扰!接着我又讲了当前的抗战形势,要他们给自己留条后路。王队长老老实实听了我的形势报告,没有妨碍大会的进行。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义勇军在定襄的活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将转移到另一地区。走前,他们的蔡队长提议说,我们应该共同配合打一仗,他说,他队里有一名神枪手,愿和定襄的神枪手来一次友谊比赛。于是我们便埋伏在芳兰镇外的水渠内,派了一个班进入村子,然后让联络员向鬼子报告说有十几个八路在村中要粮,想引诱鬼子出炮楼。遗憾的是,这些鬼子不敢出来,“友谊赛”也没赛成。

大约在5月初的时候,河南区队和定襄基游队共同完成了一次较大的护送任务。当时抗大二分队上干队和附中的100多名同学,还有地方干部及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6人共500余人经晋西北赴延安。这确是一次重大任务,我们进行了周密安排,河南区队由杨世明主任率两个连为前卫,定基为后卫,在南涧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从南涧出发由陈家营过滹沱河,拂晓时到达河北的上下汤头、复兴村等几个村子。队伍在山沟里休息、吃饭,拟晚上过同蒲路。这么大的一次队伍行动,很难保密,可能是消息泄漏,定襄城之敌连夜开到汤头村附近,有一股敌人沿广济渠向我搜索前进。我们发现后立即发起反击,敌人也边打边退到龙头山土堡内。当时我和郭队长商量分工后,他便率领两个分队带两挺机枪阻击向我抗大师生进攻之敌;我率一个分队及八八掷弹筒班去驱逐占领龙头山之敌,以牵制敌人向抗大师生的攻击。我们追到山下一高地上,土堡内敌人将一个泥胎神像滚下山来,我命八八式向土堡打了几炮,有一炮命中,堡内顿时烟雾腾起,敌人有了伤亡。卢世英分队长率数人向土堡进攻时,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双方形成对峙。傍晚我们另选路线经崞县龙王堂过河到晋西北,完成了护送任务。

此战,河南区队6人牺牲,七人负伤;定基3人牺牲,5人负伤。被掩护人员中有附中学员数人被俘;日人反战同盟盟员有一人负伤被俘,受尽了折磨。这两个战例都被编入定襄新县志内。

完成护送任务后,我又接到了调动命令,调我到分区的主力四团任总支书记。因县基游队实行一元化领导,由县委书记兼政委另配副政委。这是我一年中的第三次调动工作,确实太频繁了。7月份,我到达四团,政委谢明兼政治处主任,实则是总支书记负责政治处的工作。四团已缩编为6个连的小团,四个步兵连,一个侦察连和一个警通连。1943年,我们进行了整顿三风的整风运动,学习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大家思想、作风上有了很大提高。1943年秋季的反扫荡是很残酷很艰苦的。反扫荡开始,全团只能分散活动,各连机动性很大。开始要我带四连到五台、阜平之间相机打击敌人,并掩护晋察冀画报记者石少华同志下到距敌很近的地方拍鬼子烧房子的镜头。1943年鬼子扫荡中的三广政策已达极点,正是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记得我们一天晚上进到阜平的一个村子(可能是下庄),见村外路边贴墙站着几个人,喊他们也不动,近前一看才发现是几个无头死尸。进村后,我们看到人头猪头混在一起,人肠猪肠挂在树上,两轮大车扣着一头牛,被烧着吃了。整个村子变成了阴森森的人间地狱。

从北平跑出来的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到晋察冀军区不久就遇到了秋季反扫荡,他被从军区送到四团,并由侦察连的一个排负责掩护。我到侦察连见到林夫妇带着一个6岁男孩,我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当时我们住在阜平与灵寿县之间的一个小山村中,村中只有莜面可食,我问他们吃莜面可行?林和妻子都说他们很爱吃莜面,林教授说英国也产莜面,从小就吃这种面。林妻是山西离石人,燕大学生。不久,敌人搜山发现了他们的形迹,我们的侦察连积极抗击,阻止了敌人的追击。但是班长智金元等11位同志伤亡。

约在11月间,传来了定基郭继成同志牺牲的消息,我不禁愕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谁想到才分别几个月就永别了!后来听说是在一个风沙弥漫的遭遇战中,继成负了重伤,和部队失去了联系。他拖着受伤的身体,爬到芳兰镇边的一个水井旁,将手枪扔到水里,然后脱下鞋子放在井边投了井。他是怕被俘受辱而投井的。这是多么坚强高尚的共产党员啊!

后经县委研究,决定将基游队常住的南涧村改名为继成村。继成就埋葬在南涧的山坡上,立了一块碑,县委书记范富山撰写了碑文,让人们去凭吊。芳兰村是鬼子的据点,当我们将烈士的尸体打捞起来准备安葬时,鬼子知道是郭继成时,还集合队伍向烈士致敬。日军也是崇敬英雄的。我们将遗体偷偷运到南涧村进行了隆重的安葬。城内的日军首领也说郭继成是个人才。

反扫荡末期,四团集中了兵力,在平山营里一带袭击了一股敌人,取得了胜利。我随着四连突袭进营里村中,我向敌人占据的屋内扔了几个手榴弹,杀伤了部分敌人。四连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不少枪支,我还背回了敌人的一个牛皮背包,内有一些饼干和牛肉罐头等,我们政治处的同志们也吃上了战利品。

反扫荡结束后,全团执行了一次护送任务,是护送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冀中军区三十六团也同去了延安,我们给送到晋西北。

四团在孟平县常峪村合河口几个村子驻军整训时,常峪村有位著名的晋剧演员王玉山艺名“水上漂”,是位唱旦角的。常峪旧属平山县,但生活习惯、方言都和五台一样,爱看晋戏。那时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宁叫阎锡山不坐了,也不叫水上漂不唱了”。可见人民的爱憎。当时村中戏班的行头还在,团里的几个干部很热心,政治处就领着大家排演京剧《捉放曹》、晋剧《辕门宰子》、《小放牛》等,在常峪的戏台上演出,观众还真是人山人海。警通连的指导员张伯泉演的曹操很成功,二连连长阎贵生扮杨六郎,声情并茂,引得观众不断叫好。演《小放牛》的对唱与对白很应景,如牧童问女郎:你从那来?答曰:桃红沟来。到那去?杏花岭去。这正是附近的两个村子,观众报以一阵欢笑。

10月初,我又接到一调动命令,让我到定襄支队任支队长。我在四团只呆了一年多就又调走了。我由政治干部转行了,四团团长谢正荣特允我可带手枪走,按规定营级干部调动一般是不带武器的。

1944年10月,我回到我的家乡定襄。我在赵家庄找到县委书记彭伯周同志。彭是我的老师,也是老熟人,他非常欢迎我回来。我们研究了组建支队的计划,将原来定基的百余名战士一分为二,成立了两个中队,每个中队补足到百人左右,即由县的区小队中抽调一部分,再补充些新兵。一中队队长为阎四豹,政指马景霭;二中队队长阎广林,政指高登权。中队各有机枪一挺,一中队为主力,步枪齐全;二中队暂编了两个地雷班。支队部调来副政委张景荣,并配有参谋干事各一名。部队就在赵家庄进行了短期训练。

1944年下半年,我各解放区已先后开始了局部反攻,敌后形势逐渐转为对我有利。日寇为了应付太平洋战争,兵力日渐衰竭,对我解放区的扫荡也没有过去那样频繁与持久了。军区将各地区队整编为团,活动于滹沱河以南的河南区队编为四十三团。各县的基干游击队被扩编为支队。支队编成后。缺乏武器弹药是最大的问题。

根据敌工部门的报告,史家岗的日本人对矿警队的中国人不放心,一到晚上就将武器收回放在枪库内,只留少数枪支执勤用。史家岗是个铁矿区,四周架有电网,常有野狗被电死。敌人自持有电网所以有些麻痹大意。于是,我们侦察清楚了敌情和进攻路线后,就和四十三团何有发团长、杨世明政委研究制定了袭击史家岗的战斗计划。

史家岗据点除去村子周围的电网外,村中矿部大院还筑有围墙及两座炮台。日寇为掠夺我国资源在史家岗开铁矿。将忻窑支线的火车只开到蒋村,而用专车拉史家岗的铁矿直达太原去冶炼。除200余人的矿警队外,蒋村据点也是为史家岗服务的,是他们的援兵。所以袭击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通过电网,再则是如何警戒蒋村之敌,防其增援。经过研究,我们做了一个大的鞍形木架,架在电网上,于是人员从木架上很顺利地通过了。

1944年11月8日晚,四十三团一连和定襄支队一中队为两个突击队,攻击两个炮台,我率领二中队在一中队后跟进。先进入据点的一中队迅速架起了云梯上了围墙,敌人探照灯四面照射,我突击班用手榴弹将炮台上的灯打瞎了,占领了炮台。四十三团一连的进攻很有效,他们占领炮台后迅速扑向配电室将其炸毁,冲进了军械库将放在库内的枪械弹药全部缴获了,矿部的日本人都钻了地道,矿部也被烧毁了。警戒蒋村之敌的四连破坏了敌人的通讯线路,蒋村之敌也不敢有所行动。此战,共计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5挺、长短枪73支、子弹数万发,另电台一部、电话机数部及9匹骡马等。矿警队的人大部也钻了矿洞,所以缴获不多。我中队牺牲一名,四十三团有几人负伤。

1945年2月6日,《晋察冀日报》专文介绍史家岗之战破电网的经验,称赞:“此次战斗创造了非常简易、非常有效的科学方法。”

这一战之后,支队的武器装备大为改善,取消了二中队的地雷班,补充了一挺机关枪,弹药充足了,战士们精神饱满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11月底,忻县和定襄合并为忻定县,忻县支队和定襄支队也合并为忻定支队,将原定支的二中队改为三中队,忻支改为二、四中队,共编四个中队,500余人。忻支的副政委周宗昌留任忻定支队副政委,将原定支副政委张景荣调走,又调来副支队长徐子芳。

1945年1—2月,日寇集中了千余兵力,对我忻定地区进行报复扫荡。日军分住在各大据点,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找寻我主力作战;我则在强敌当前采取分散隐蔽的办法,寻机打击敌人。我三中队在中霍村设伏,打击来犯之敌,击溃了敌人的尖兵班。四中队在二区回夙村阻击来犯之敌,双方阵前各有伤亡,我中队长张鹏同志牺牲。我南王村湖村民兵,在敌人来去的路上用地雷炸死炸伤10余名鬼子。我一三中队在龙门村阻击由赵村来犯之敌,三中队在村北迂回敌人形成夹击,给敌人造成不少伤亡。敌人扫荡了有一个月,我们灵活机动地同敌人周旋,有时就隐蔽起来,让敌人摸不着我们。一次,我带一个中队隐蔽在河边村的文昌堡,我们住了两个白天。河边是敌据点,文昌堡是阎锡山的老家,村中的伪政权人员给我们送吃喝的东西,敌人就是发现不了。一次我率队向滹沱河北转移,走到崔家庄大寺前,雪白的墙上写着一条标语:“毛泽东已死了,忻定支队的弟兄们,快投降吧!”署名是“支队长梁进禄手谕”可见敌人是多么无耻。还有的写“活捉阎四豹,奖洋500元”。敌人的扫荡就这样结束了。后来传出的扫荡原因是史家岗一战受损失后对我们的报复。

反扫荡结束后的3月12日,我率一、三两中队进行受禄之战,这次我们收复了据点,缴获长短枪16支,子弹数百发。这次战斗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次战斗。

受禄镇是滹沱河北的一个大镇子,住有日军十余人,伪军一个小队30余人。据点设在一个两进的大院内。里院正房住日军,外院东西厢房住伪军。四周的民房100米以内的已拆除,形成一个独立的院落。院子周围挖有一丈宽的外壕,有吊桥供进出。西房上修有一小炮楼,平时并无哨兵,只靠吊桥处的伪军岗哨守卫,防卫并不严密。一到晚间,鬼子就要村中送3名妇女到据点里,供他们发泄兽欲,天拂晓就将她们送出营门,放下吊桥。

我和县委敌工部的张诚同志及县武装部长赵融厚同志研究后,要张诚同志继续做好伪军小队长孙巨才的工作。孙决心弃暗投明,表示如我军进攻受禄,他可安排心腹在放吊桥这个岗,放我军进据点先将厢房的伪军缴械,这时鬼子尚未起床,即可将其消灭。我们研究了几套作战方案。一是组织30人的突击队,首先占领两厢房,以一部分兵力缴伪军的械,以大部分直扑日军住房,用手榴弹刺刀消灭敌人。二是进据点后,如被敌发觉,即占领厢房封锁二门出口,以另一部分上房占领小炮台,居高临下,用手榴弹猛打日军宿舍;另以一部分兵力掩护民兵,在北房后挖坑埋炸药,炸死敌人。3月11日晚,天气微阴无风,我军夜间运动到据点附近,眼睁睁地看着天空已显鱼肚白色,突击队都已到预定位置。放吊桥了,桥上走下3个妇女,突击队立即冲进据点占领了东西厢房,伪军缴械后就将他们撤离房间。这时正有两个鬼子已起床在二门口刷牙,见此情景急忙拿了枪守在二门口。这时,有七八个鬼子冲了出来,端着刺刀呀呀叫着,被我两厢的排子枪打死两个躺在院中,未死的和负伤的鬼子又退回二门里,杜仁恭跑出去抱回了那两个死鬼子的三八枪。这时三中队长光林已架梯率部上了房,占了小炮台。鬼子又退回了房内,因窗户上有铁丝网手榴弹打不进屋内。这时民兵已把两个30斤的炸药箱埋好了,赵部长说炸药的威力很大,房上人都要下来,不然会受伤的。结果阎队长他们又下了房。炸药惊天动地的两声,将后墙掀了个门样的大洞,屋顶也炸了个大洞,死伤了几个鬼子。但房子的椽子和大梁被炸得掉了下来,一个未伤的鬼子爬上了房,占了炮台,轻伤的鬼子守着房后大洞,我们又上了房。占了炮台的鬼子近距离射击,将阎光林同志击中了。光林之弟阎清才上房时刚露头被击中眼部受伤了。这时城内增援之敌快到了,我只得命令撤出了战斗。增援的敌人将死伤的鬼子拉上,一把火烧了据点,回了定襄城。据说除了一个鬼子未受伤外,其余全部程度不同受了伤。我死8人,伤数人。战后,我给分区的报告检查了我指挥上的问题:一是进据点后没有立即冲入鬼子屋内消灭敌人,因研究方案时部分同志不同意冲入室内歼敌,实则是缺乏刺刀见红的勇气;二是太相信地雷的威力,不该撤下房来,致使敌人又占领了炮台,使我遭受重大伤亡。今天看来,有10公斤的TNT不就解决问题了。

阎光林同志是阎家庄人,1938年光林携弟清才参加了基干自卫队。不久,其父阎来恒率三子尚才也参了军。1941年仅19岁的尚才在战斗中牺牲。这次受禄之战,兄弟俩一死一伤,父亲阎来恒1942年也病死军中。这就是定襄子弟兵啊!

《晋察冀日报》载:
“12日,忻定支队袭入忻口东20余里的受禄镇,由于该部能切实掌握敌规律,故乘敌放吊桥之际,即以疾风动作冲入堡垒......我英雄善战的中队长阎光林同志光荣牺牲。”

当时部队不但战斗频繁,还有生产任务,自己要解决自己每天3钱油3钱盐、一斤菜,还有每月一斤肉的副食。我们虽然也开荒种了点土豆玉米,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恰逢县贸易公司往晋西北运销棉花布匹,还有钢轨等物(造枪用),部队如果负责掩护运送,则给予一定报酬。如一次护送几十到上百个驼子的货物,有两三次即可解决我们全年的自给任务。我们共掩护过两次,几十头驴、骡驮运的货物,一个中队就可完成任务,全年的副食就解决了。

1945年5月,支队在忻窑支线上打了两次火车,缴获了一部分西药,碰坏了两部车头;一、三中队在定襄古城梁上设伏,打击外出活动之敌,致敌很大杀伤;四中队在忻县x村战斗缴获机枪一挺,某区小队获掷弹筒一具。我们六、七月执行了两次护送任务,一次是我率一个中队配合四十三团一个连,护送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赴延安,在忻口附近的金山铺过封锁线时被敌人袭扰了一下,我反击后,顺利通过了。另一次是何友发同志指挥我二中队和团的一个连护送四分区八区队的张区队长和几十名干部过封锁线,遭到敌人伏击,张区队长牺牲了。这是我们执行护送任务第一次受损失。四十三团和我支队差不多每月都有一两次护送任务。如果人数少,目标小,成功率很高,尤其是在青纱帐时期,有几个侦察员领着过了铁路就送过去了。8月的一天,我回到我们在东峪的赵家庄根据地,要回分区去开会,忽传来日本投降了。历尽艰辛,终于战胜顽敌,心情当然是十分痛快的!为了欢庆胜利,我买酒痛饮了一番,想到艰苦的8年,想到有多少战友没能看到这一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分区来通知,原定的会议不开了,决定迅速整编队伍,将四团、十九团和四十三团都扩编为大团,将各县的地方支队就近编入团队,我们忻定支队留下四中队编为县大队,其余3个中队和支队部编为四十三团第三营,我被任命为四十三团政治处主任。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二分区集中一部分兵力向太原进军。

这时,早与日寇有勾结的阎锡山已进入太原。阎为了夺取胜利果实,不顾天下人的唾骂,把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人3000多人,编为第十总队,协助阎军守太原;把各地的伪军汉奸队都编为国军或警察保安部队,继续镇压人民。

(五)两次解放定襄城到全境解放

1945年9月23日,阎军第四十一师首次进驻定襄城,把原特务队、还乡团编为定襄警察大队,大队长就是叛徒郑浩,改名为郑更生,在全县捕杀了区队干部33人,县大队连续同阎军作战,但难敌敌伪一师之众。11月,军区将编为四十三团的原忻定支队第三营,调给二分区编为独立二团,(后改为警备三团)另编建有独立一团共两个小团,仍活动于二分区地区,对付阎军的挑衅。分区任命徐子芳为独一团团长,张泊泉为政委,任命张英才为独二团团长,我为政治委员,活动于忻、定、五台、阳曲、寿阳一带,但我团仍活动在忻定五台时居多,遏制了阎军的疯狂进犯。计有缴获的战斗有:五台东南茹村战斗;孟县西烟战斗;定襄高村战斗;阳曲黄水战斗,崞县合村、南河底战斗等十余次战斗。阎锡山的老巢河边村是他想必占的,他要想占领五台,定襄是必争之地,所以定襄军民的斗争则更为残酷。

四十一师后改为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亲受阎锡山指示,进占定襄城及原定襄各据点,伺机进占五台,战斗更为频繁。1946年7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部队和晋绥部队开展了晋北战役。先后解放了五台、定襄、崞县、繁峙、代县、朔县、山阴、宁武等八座县城及大小据点百余个,警三团和县大队、民兵截击定襄城逃跑之敌,在河边村、芳兰镇、将村等沿公路战斗,收复了这些村镇,在县城附近战斗中,给敌人很大杀伤,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及物质一部。第一次解放了定襄城,接着协同主力进攻忻县城,忻县外围的曹村据点被我团攻克,歼灭保安团的一个营的大部,我缴获长短枪百余支,机枪两挺。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腿部与臂炸伤五、六处,但不算重。我即坐着担架进了新收复的县城、拄着拐棍参加了县城的祝捷大会。开会中,忽见人群中发生了骚乱,听到有人喊飞机来了,人们就往会场外跑,我拄着拐棍看天空什么也没有,才知是坏人破坏,但大会也就被破坏了。我在县城住了两天,就移到城南的南王村去休养,有卫生员给换药,半个多月就行动自如了。

定襄县城南20多里的丛蒙山下,有三个村庄,有数眼清泉,清清的泉水滋润着这一方土地,生长着稻谷莲藕和其他五谷杂粮,这是有名的定襄八景之一的“三霍清泉”。三霍即东霍(又名小霍)中霍和西霍。据史称中霍有西汉大将军霍光的遗址,现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阴历7月,莲花盛开,很为迷人,这时,有个莲花会,唱大戏,赶集、看花、很为热闹。鬼子在中霍安据点时,莲花会没有了,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稻谷都被鬼子掠夺而去,作了军粮,人们吃次大米饭被鬼子知道后就当成罪犯受惩处。自我军收复中霍后,三霍就成了我们游击队的游击根据地了。我忻定支队打了战需要休整时,就到中、小霍住几天,如打了胜仗,区上就组织慰劳。香喷喷的大米饭就能吃几顿。中霍和小霍虽称两村,实则已连在一起了,在两村之间,有个清泉称吕布池,出水量较大,传送是三国时期吕布的战马马蹄刨出的一口清泉而得名。在离吕布池不远处既是李清芸的家,我见到李清芸就在吕布池旁看到她和妹妹来抬水时见到的。有时村中妇救会活动时,也看到十七、八岁的她,活跃在妇女群众中。当时我对她已有好感。

1945年5月,我支队住军小霍,我信步走到中霍小学校旁,看到有块宣传黑板,尚未写字,我就想宣传宣传我支队在红五月中的战绩,就到学校去借粉笔去了,进去后见清芸正给学生讲课,大概已讲完了,她就宣布下课了,很大方的向我走来,我就说想找支粉笔,写外面的黑板报,她笑着说那很好,我正愁没人写哩!就同我走出校门,看我写完了黑板报。她说区里给她谈了,让她把小学办起来后,到区上工作。这是我俩面对面的第一次说话。

我前托过区委郭茂生书记,要他帮我物色对象,郭书记就向我推荐过她,郭下乡有时在她家派饭,曾动员她出来工作,那时她已18周岁了,并说要给她介绍对象,后来还向她介绍过我的情况。

1945年8月15日以后,支队编入野战军,就再未接触过。这次晋北战役,我负伤在南王村养伤,她知道后到南王村来看我,见我伤势不重,已好多了,她很高兴,我们谈了那次战斗的情况,她说她已调到清匪反霸工作队了,现正在安邑蹲点,抽时间来看看你,你好的很快,我就放心了。我嘱咐她在新区工作,要提高警惕,好好联系群众,工作会有成绩的。我看她身体健壮,既稳重又大方,脸上常带着笑容,给人以亲切和善的感觉,我伤好后,到安邑村看她,我们的关系就确定了,并谈好在情况允许时就结婚,当时军队对干部结婚规定的男方要够“258团”,即够25周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这我都具备了,女方要18周岁,最好是共产党员,她那时已入党了。我们的结婚报告分区很快就批准了。

1946年10月2日,我们在定襄县城郊的待阳村举行了婚礼,我是28周岁,她是19周岁。我们的婚礼还是很隆重的,解放县城时曾没收了一些敌产,县政府送了我两床被面,还送来了大米、白面和白酒。团里干部们说,这是胜利后的婚礼,会次餐吧,政治处李子高主任热情地张罗布置,连以上干部都参加,县里领导都出席了。县委书记彭伯周是主婚人,县长郭茂生是介绍人,并讲了话,地委副书记智生元、县长李昭轩都来参加了婚礼。不知何时村里送来一班鼓乐,吹奏着得胜鼓还朝的曲子,更增添了喜庆气氛。女方送亲的是她堂婶娘孔丽贞,村民们不少人在房顶上看我们的新式婚礼。村民们听说孔丽贞是我妻的婶娘,这又是一个轰动的消息。原来孔丽贞是有名的晋剧演员,艺名玉梅红,忻、定、五台等县很红。后嫁给清芸堂叔李竹庵后就不演出了,抗战后期参加了革命,做城市工作,在解放县城后,组织了文艺会演,她登台演出了“血泪仇”,高昂的唱腔、精湛的表演,声情并茂,得到观众的好评。

就在我们婚后第四天,阎军三十九师警察大队于10月6日第二次占领了定襄城,我俩只过了三天的“蜜月”就被炮火打散了。我团经张村、中霍转到兰芳,阻击了该敌。我因眼疾,到我团赵家庄卫生所治疗。县委为了培养清芸,就批准她到河北省平山县东柏坡晋冀中学干训班去学习,学期为半年。她路径赵家庄和我相处了一个星期就上学去了。

我们是相识一年多才结婚的,战争环境下不可能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她在学校也能通通信,互致问候,表达我们的思想感情。阎军这次以三十九师占领县城及全县的几个大村镇,以一个师的兵力,到处抓捕革命干部,我堂弟梁兴禄被捕后忠贞不屈被杀害,清芸之堂叔李竹庵,他是位民主人士,也被杀害。警察大队到清芸家搜捕她,搞得全家鸡犬不宁。我父梁玉文1942年在村任“抗日两面村”任副村长,(也资应敌人,以抗日为主)被日寇关押了三个月,后放回第二天就死了。

10月11日,我住在史家岗的警三团团部带两个连遭敌包围袭击,致使来团检查工作的分区参谋长李棠绩同志牺牲,还有团供给主任王补元也牺牲了,在突围时伤亡及被俘战士40余人,当时地委副书记智生元、县委书记彭伯周等几位干部突围出来。这是三团成立以来第一次受损失,团长吴恒富同志麻痹大意,指挥错误,招致了这次损失,我当时在卫生所听到这个消息后,很为震动,很为伤心,不久吴恒富同志调走,徐子芳同志来任团长。

阎锡山想回他的老巢五台城,于1946年11月初,将他苦心组织起来的一些逃亡地主等还乡团们60余名,名为“忠贞队”,在三十九师掩护下,经河边村溜到五台建安村,进行还乡倒算活动。我团二连齐允元连长和定襄大队刘连生队长得悉后,设伏于敌人返回河边时必经之地的大关。经十几分钟的战斗,就全部干净地消灭了这个“忠贞队”,除打死的外,还活捉了30余人,其中有群众恨之入骨的大建安铁杆汉奸党生祥和王补元两人,交给当地政府镇压了,其余全教育后释放,阎锡山窥视五台的美梦也破灭了。

清芸在家时原名佩兰,她姐青兰、妹为素兰。大姐和牛联璧同志结婚,牛当时任定襄县委委员,后调怀仁县委书记,将青兰改名为青岚,岚是山中的清气,比兰呀花呀地雅一些。我和清芸研究后将青云改名为清芸,芸是一种香草,是又香又雅的,比原来的直上青云呀,平步青云呀好多了。从她上学晋冀中学时就改为青芸了。

1947年春,开展了正太战役,我团活动于娘子关附近,打了几个小据点,破坏了正太路。这时我生了一场大病,斑疹伤寒肺炎合并症,坐担架走了三、四天到达孟平南庄休养所就不醒人事了。

1947年4月初的一天,我妻在东柏坡干训班接到我马夫老吴送去的一信,信封上似乎有李清芸不成形的三个字,打开一看,却是白纸一张,清芸一下惊呆了,老吴赶紧说我在娘子关附近作战时得了病,高烧不退,现已送到南庄休养所了,要你快前去,我到医院时,已是高烧7、8天了,已出现了斑疹,连病情也不会对医生叙述,却忘不了给妻子写信。清芸快马到医院时,我已没有知觉了,在当时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对长时间高烧40度以上的情况下,只有常规的退烧药,冷敷、补给水分。清芸的到来,不断地给我喂水、冷敷眼睁睁地看着病情的变化,在她和医护人员的护理下,20天后发汗了,体温下降了,当我有了知觉看到清芸在我身边是多么高兴啊!主治医师黄医生说,多亏了你妻子及时到来,昼夜给你冷敷喂水才挽救了你的生命。其实黄医生对我的病也是日夜操劳的,但护士们是不能常在身边的,是我的妻子将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黄医生是印尼华侨,回国参加抗日的,长的身材瘦小如十余岁的小孩,但医术精,医德好,是不可多得的好大夫,我病好后,想吃东西了,但能吃不能拉,肚子像块铁板硬、黄医生手小,他就亲自用手给我从肛门掏出了铁蛋样的粪,解除了我的痛苦。病魔终于战胜了。我衷心感谢医生和护士们,感谢我俩在战争年代结成伴侣的妻子,她在我病中陪伴了我一个月,却是我病中不省人事的一个月,又是我俩结婚后在一起相处最长的一个月。

她回到东柏坡学校不久,干训班就结业了,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住在西柏坡,东柏坡也被中央机关占用,她离校回县委经过休养所时,我的病已大好,可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可工作了,我就出院了,清芸也分配在县委机关工作,她当即请了假陪我住在赵家庄的县委留守处,我在留守处又休养了一个月。赵家庄在滹沱河岸边,河里可洗澡,河滩可跑马,我俩一块爬爬山、钓钓鱼,和警卫员自起伙食,县政府优待我这病号多给点白面,这一个月,才是我们婚后过的“蜜月”。

1946年6月,蒋介石破坏了和平协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各解放区部队积极作战,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原在的警三团已编为独一旅三团。干部都配齐了,要我回晋冀军区另分配工作。当时军区有个前方政治部,驻军于五台东冶镇,我到前方政治部见到政治部主任张连奎,张是我的老领导,对我很熟悉,他说:我这里人员不多工作还不少,你就在我这里临时帮帮忙吧!我就随前方政治部做些具体工作。

1947年4月,定襄阎军怕被歼灭,撤离了县城,警察大队和保安队,伪县政府人员共1300余人占领靠忻县较近的智村,掘壕据守,不断窜扰我已解放的村镇,破坏我土改,杀害我基层干部。我晋冀军区一、二两旅驻于五台、豆村苏子坡等几个村子正在计划歼灭智村之敌。

军区司令员唐延杰和政治部主任张连奎,为了麻痹敌人,从东冶镇向东北移动了近百里,到豆村,苏子坡一带、作好战斗计划,又经崞县绕到定襄兰台村于9月1日,过滹沱河突然包围了智村,以二旅为打援部队部署在忻县到智村的必经之路。经过三天激战,将智村之敌全部歼灭,援兵也被击退并消灭其一部。

警察大队长郑浩那天正在忻县城,其参谋长官贵庭被击毙。消灭了警察大队是全县人民最开心的事,这个血债累累的反动集团有300余人被打死,排以上骨干有的自杀,只俘虏了百余人,民兵将官贵庭的首级割下用刺刀挑着各处游行,我到战场看了看,外壕里飘浮着不少尸体,铁丝网上也是尸体。此役共击毙敌400余名伤敌500余,俘虏的大部是保安队和伪县政府的,也有500余人,作恶多端的郑浩在解放太原时被捉,被政府镇压了,刘鹏翔被击毙,此是后话。战后,我协助敌工部门做甄别俘虏的工作,保安队的兵大都释放了,也有少部自愿参加我军的,对警察大队的那些叛徒、汉奸、特务们,大都交给各村作为斗争对象处理了。部队进军寿阳,包围了宗艾镇,消灭阎军一个团。接着就向石家庄进军。张主任说现在后方政治部需要干部,你就回阜平石家寨军区司令部吧,我向张主任请了几天假到定襄县委和妻子住了几天就奔赴阜平石家寨军区政治部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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