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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口述地质学史的一次尝试

--作者:杨云龙


20171212日,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办公室来了一位老人--退休的孙德钦老所长。老人爱念旧,和办公室的一位同事聊起了自己的陈年往事,聊得正是刚毕业那会儿,在沙漠里找水的经历。我一听马上来了兴致(我之前已经为一位老人写过一本口述回忆录,因此对于老年人讲述往事比较敏感),拿了个本子边听边记,又打开手机录音,生怕遗漏有价值的内容。后来我看手机录音,孙所长一共讲了一小时四十七分钟。听完之后,我基本上断定老人是一位很好的口述采访对象。


为老所长作口述史的想法在我脑海里闪过之后,繁重的工作,加之自己的懒惰,这件事并没有被我提上日程。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转眼到了2018116日,单位党办组织活动,邀请几位退休的老同志作报告。会上,我又看到了孙老所长,轮到他发言时,他又回忆了自己在内蒙的工作经历,以及单位历次搬迁,由小到大,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次,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老人宝贵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


我通过老人的二女儿(我俩是同事)从中联系,开始了口述访谈。孙所长为人谦逊、低调,起初不太愿意想做这件事情。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辈子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值得写,写出来让人骂。后来态度慢慢转变过来,我们的采访渐入佳境。


也是机缘巧合,我的第一次正式采访是20181212日,距离上次在办公室见面整整一年。由此,开启了我俩之间的对话。说是采访,基本上是老人口述,我录音并记录,偶尔插话。第一遍采访结束后,我整理出文字稿,大概六万多字。如果作为一本回忆录的话,略显单薄。于是我把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标记出来,对老人进行二次采访,同时对文稿进行修订。边采访,边补充,边修订。第二稿达到了十万字,充实了很多新内容,细节也更加丰富。后又数次对文稿进行修改,增删,校对,其中辛苦,自不必言。


文稿整理过程中,耗时耗力最大的是重要时间节点的确定和大量细节的核实。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科技档案、文书档案、人事档案,以及专著、校史、个人回忆录,期刊报纸公开发表的文章等,这些档案和资料是本书得以顺利完成的基础。九年前写第一部口述回忆录时,基本没有参考任何资料,这是至今引以为憾的。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对民国时期的地质学史发生兴趣,在写作丁文江期间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开始了带有学术性质的研究工作。总体来说,我没有学院训练的研究经历,全凭个人兴趣写作,基本上属于野路子。


野路子也是有师承的。这里的,首推的便是口述史大家唐德刚先生,虽然他并不认识我这样的学生,但并不影响我从他的著作里汲取知识的营养。国内已经出版的口述史著作,也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参考。当然,科大几年,谢老师的各类选修课,也为我今日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基础。我的最初爱好是文学(现在也是),对历史发生兴趣,谢师是我的引路人。


我记忆犹新的两句话,是谢师在《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上曾反复提及的,那就是:对待历史人物,要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我向来愚钝,当年在课堂上,初听这两句话时,不知何意。但这两句话,却像老师的口头禅一样,时刻挂在嘴边,及至耳朵听出了茧子,烂熟于心,也还是一知半解。毕业后工作,当我为一位九十岁高龄的离休干部写完口述回忆录的时候,我对这句话有了切身的理解。尤其是我的兴趣转移到民国地质学史上面的时候,对于丁文江、翁文灏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上面两句话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推而广之的话,它甚至可以作为所有历史研究者的一项准则。同情的了解,温情的敬意,应该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合起来,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和素养。只有具备了这两个要求,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走进历史的时空里面,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并做出相对客观公允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遵从季羡林老先生所说的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原则,尊重口述者意见,对一些内容作了删减。这本身也是对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这一原则的体现,我想这一点,读者诸君是可以理解的。


在老人讲述过程中,回忆起曾经的艰苦岁月,很多次哽咽到不能自已。我既为老人能在我这样一个陌生人面前袒露心扉而感动,也为老人的经历而感慨。个人的经历,何尝不是国家历史的缩影呢?历史的动人之处,在于它为后人呈现了丰富而又鲜活的细节。这些细节在宏大的国家叙述下是看不到的,口述史学弥补了这一缺憾。它让我们看到,在每一个历史大事件的背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在写作过程中,我每每被老人正直的人品所打动。无论政治形势、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无论身处何种位置,都始终坚守做人的良知,以及对专业严谨求真的态度。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期间,把右派分子当成普通人一样交往,仅此一点,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何等的不易。在内蒙野外调查期间,为了工作质量而不惜与队员吵架,发生分歧时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尤其是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八十年代的顺势改革,破旧规,立新章,既有制度保障,又有人文关怀,真正做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单位走出困境立下了功劳。那是一段独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印记。他还多次为职工谋福利,上户口,跑职称指标,保护犯了错误的职工。主动让房,不争功,不避责。这些,有的是作为领导的职责,有的却是职责之外,慈悲善良的人性的流露。我更相信这是天性使然。


老人那位隐忍负重的妻子,同样让人唏嘘不已。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17岁嫁给自己的丈夫,过门就干活,在家里是最低的地位,基本上独自抚养大三个孩子。二人两地分居长达25年,而为了那一纸户口,又是十年的漫长等待。35年,基本上半生过去了。这让我想起了哈金先生的长篇小说《等待》中的女主角吴曼娜,吴曼娜为了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婚,也不过等待了二十年,况且她和爱人在同一个单位上班,还能朝夕相处。生活啊,远比小说更真实,更残酷。


不知道她是怎样度过东北一个个漫长的冬夜的。她在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丈夫的回家探亲?基本上两年一次。等待自己和孩子被丈夫接到城里团聚?那更是遥遥无期。当35年后,她终于得到了那一纸户口时,内心又作何感想呢?那句你骗了我一辈子,道尽了一生的委屈,读过的人再也忘不了。


好在退休后,老人回归家庭,夫妻二人形影相守,弥补了一些当年的遗憾。


这本小书,取名《我所走过的路》,既是老人一生的回顾,也是我(方法所)走过的路。既是个人成长史,也是单位的发展史,同时也反映了建国后地质行业的兴衰史。如果从1959年地质部水文局第一大队成立算起,到今年已经整整60年了。如果从1961年两队合并算起,至今也58年了。到2021年,将迎来60周年。6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算长,转瞬即逝。但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从1917年地质调查所成立算起,中国地质学的历史,也不过才区区百年。所以,60年,在中国的地质学史上,已经足够长,足够重要。这60年,如同地质人员爬过的山、趟过的河、走过的路一样,曲折、艰险、漫长……这代人,有责任,拿出一部存世的历史,以此来告慰先行者,启迪后来人。


口述历史,就是抢救历史。2012年,在北京举行的水工环地质老科技工作者联谊会上,91岁的邓林拄着拐杖出席,95岁的陈梦熊院士坐着轮椅出席活动,并讲了话。三个月后,陈院士去世,2016年,邓林去世……


这些共和国地质学发展的亲历者们,大都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如同一本大书,书中写满了历史的经验和人生的智慧。可惜的是,我们还未能细细品读,这些书就永远的合上了。


这本小书,是企图弥补这些遗憾的一次尝试。希望这仅仅是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就在本书就要成稿之时,偶遇新入职的同事魏世博,他研究生阶段曾在水文所实习,野外工作区就是当年老人在内蒙搞调查的地方。所不同的是,借助现代交通工具,他们挺进了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取得了很多珍贵的一手资料。老人当年写的报告,现在依然是后人研究这片区域重要的参考资料,他出野外时便随身携带。我安排了他与老人见面。他向老人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老人则向他提出当年因撤队而未能解开的沙漠之谜。看着一老一少在一起探讨的身影,我仿佛感觉时空穿越,六十年前的小孙和六十年后的小魏相遇了……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魏世博向我提供了阎锡屿的回忆文章这一重要线索,里面交待了当年三省总报告的下落。虽然结果让人扼腕叹息,但也总算了结了老人的一个心愿。


也是在书稿的整理接近尾声之时,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在库房找了好久而不得的沙漠调查的报告和图件,被我偶然发现了。我小心翼翼的打开这些陈旧泛黄的资料,内心激动不已。我把这些资料拿给老人看,老人翻阅着报告,一个个人名映入眼帘,瞬间激活了当年的记忆。老人打开那张自己亲手绘制的《内蒙西部地貌立体素描图》,摩挲良久,眼睛闪烁着光芒……


感谢老人的子女,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很难完成这项工作的。我所做的,同老人以及他的同事们当年所做的事业比起来,微不足道。他们是理应被我们记住的人,他们所做的事业,直到今天,仍在泽被后人。


感谢我的同事张萍、刘迎娟,她们当年编写的五十周年纪念册,为这本回忆录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张萍从离退休的老同志那里收集了大量的老照片,基本涵盖了单位各个历史时期不同业务板块的发展历程;刘迎娟则翻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整理出了单位的历史沿革。这些资料,是我写作的必备参考。当年,我也有幸参与了纪念册的部分编写工作,现在想来,真是与有荣焉。


感谢李明热心的提供了当年所徽设计的手稿。一九九一年三十周年所庆,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热烈响应,将单位的改革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过去了。八十年代,一个年轻人意料之外的出任所长,八十年代,各项突破条条框框的改革措施会顺利推行。八十年代成就了老人,老人也无愧于那个年代。八十年代是改革的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是朝气蓬勃的年代,是知识分子的小阳春,从上到下,齐心向前奔。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我们耳熟能详的则是历史教科书上唐太宗的那句名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从来不是过去时,历史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并映照着现在。过去是现在的历史,现在是未来的历史。我们每个人身处时代之中,并创造着自己的当身史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有人说,中国人的信仰是历史。对于一个历史爱好者来说,我比较认同后一句话。历史之所以成为一些人的信仰,源于人们对真相的追寻,对未知的渴求。真实的历史穿透幽幽的时空,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并照亮我们脚下的路。这是历史之光,也是上帝之光,信仰之光。


2019516日凌晨于保定

2019629日修改

2019106日定稿



附录一:我的年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此后日本用半年时间占领整个东北。


19323月,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州国,傅仪任行政长官。


19343月,我出生,老家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县秀水镇夏家村于家塘房屯。母亲生我后不到一年去世。


1935年,家里穷的养不起,将我送人,对方嫌我瘦小又哭闹,觉得养不活,约2-3天后,又被家人接回。


1936年-1941年,37岁,在家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1942年,8岁,入私塾开蒙。


1943年-19458月,911岁,入日本人开办的小学,读了近三年。


19458月-19488月,1114岁,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八路军到来。期间失学在家,参与村里分田地运动,任儿童团团长,协助农会查路条。


19488月-194912月,在秀水完小读46年级,连跳三级,年年考第一。


1948年,14岁,冬天结婚,媳妇大我三岁。


19501月-19527月,在榆树县初级中学就读。


195254日,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29月-19557月,在长春第二高中就读。


19559月-195910月,长春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系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专业学习,4年本科。


195911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内蒙古巴彦高勒市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第一大队。


19603月-9月,开展内蒙高原西部水文地质野外普查,任第一分队队长。


1960年冬,收队后,任内业组组长,负责撰写普查报告。


1961年春节,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攒了一年的粮票,在食堂买了九个窝窝头,路上舍不得吃,结果长了毛。


1961年,物质条件异常困难,人饿的浮肿,大部分时间在写报告。


19617月,地质部水文局第一大队与地质部水文物探队合并,成立地质部水文物探大队。


1962年初,进京,与青海、新疆两个治沙队伍人员合写西北三省干旱区总报告,住在百万庄水文所。不久,单位被精简,队伍解散,留下的人员撤到北京,住在通县。


1963年春节,我从北京回老家探亲。孩子老姨给了我五斤全国粮票,回京后没有东西可买,依然挨饿。


19633月,北京疏散人口,全队人员及家属被下放河北正定。我亦因生活困难,报告写不下去,撤到正定。


19647月,全队从正定搬迁至保定,暂住在小集前街30号。


1964年下半年-1965年,单位在七一路邮电学校隔壁盖房,我负责设计人员与施工单位的联络,并监工。


1965年春,老婆和儿子来保定与我同住。1966年初,二人因没有城市户口被清理回东北老家。


1965年底,房子盖好,单位从小集前街搬到七一路现址。


19663月,单位更名为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第四大队。同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单位分成两派,开始内斗。


1966年-1967年,参加华北抗旱,任工作组组长。


1968年底,被红楼派赶出单位,住在保定饭店。


19698月,38军进驻单位支左,我们从保定饭店返回单位,两派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斗争逐渐平息。


1970年冬,正式在保定山区开展找水工作。文革后期,单位没有工作内容,一直自行开展山区找水工作,培养地方水文地质队伍。


19712月,单位隶属关系由地质部下放到河北省地质局,更名为河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四大队。


1972年,家属搬来保定,在郊区农村落户,结束夫妻分居。此时距1948年结婚,已过去了24年。


1974年,国务院成立水文地质普查部队。为了配合、支持普查部队的工作,分别于75年、78年、79年,三次进疆。


1976年-1978年,继续开展山区找水,两次下地方抗旱。


1978年,单位隶属关系再次调整,由河北省收回,继续归地质部水文局领导。


1979年-1981年,开展太行山坑口电站水源地调查。


1982年,由调查编图转为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调查,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同年,家属终于落为城市户口,至此,距离结婚已经34年。妻子说,我骗了她一辈子。


198210月-198911月,任地质矿产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技术方法研究队队长。


198911月-199310月,任地质矿产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技术方法研究所所长。


19944月,退休。


19944月-1995年,与水勘院技术人员一同搞环保资质认证,开拓上海地质市场,开展上安电场环评项目。


1995年下半年-1997年,在北京遥感公司工作。


1997年至今,回归家庭,安享晚年。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自序、目录、从榆树到长春(1934.3-1955.8)(一):童年记忆、土改见闻
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一):长春地质学院的由来、寻找“反革命对象”、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二):“双反”运动与“红专”讨论、大炼钢铁:为1070而战、我的大学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一):单位报到、开展内蒙西部高原水文地质普查、出队前的准备、野外普查的工作方法、艰苦的野外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二):恶劣的气候条件、只专不红的分队长、四百斤大米风波、苦中作乐、撰写报告、报告的价值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三):回家探亲、两队合并、第一次去北京、杀骆驼过年、“扒庙”撤队、未能面世的西北三省总报告、我的沙漠情怀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一):撤到北京、下放正定、定居保定、监工盖房、房子面前,一律平等、两大派系的形成及矛盾的加深、家属被清理、“请君入瓮”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二):山东沂蒙山区抗旱、大辩论、悔不该批斗邓林、夺权、风暴中的何长工一瞥、人人自危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三):被逼离开、一箱珍贵的石头、支左见闻、保定武斗
山区找水(1970-1982)(一):贫下中农找上门、起步完县、名震曲阳、地质找水,物探加持、培养找水人才
山区找水(1970-1982)(二):出版《山区找水》、从曲阳走向全国、曲文忠:一声嗟叹一曲终、参加全国水文地质会议、南下安徽找水、西北新疆行
山区找水(1970-1982)(三):太行山的人们、户口户口!!!
十年所长(1983-1993)(一):突如其来的任命、举办科技成果展览、将改革进行到底
十年所长(1983-1993)(二):地科院的橄榄枝、承办我国玄武岩地下水的研究、单位办社会、为职工家属落户口、处理纠纷、保护职工、队长负责制
十年所长(1983-1993)(三):考察绥芬河边境贸易、盛极一时的“三产”、三十周年所庆
我的家庭(一):我的1982、有惊无险的一次“病危”、出差与休假、我的爱人和孩子
我的家庭(二):退休后的生活、我所走过的路
后记 口述地质学史的一次尝试、附录一:我的年谱
附录二:学生自传①、附录三:业务自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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