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我所走过的路 》 我的家庭(一):我的1982、有惊无险的一次“病危”、出差与休假、我的爱人和孩子
分类:


我所走过的路


--孙德钦 口述 杨云龙 撰写


我的家庭(一)


我的1982


1982年,我三福临门:落了户,入了党,分了房。这一年,家属终于落了城市户口,我也入了党,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是82年分的。


自从我们家从城苑村搬来后,一直住在单位的平房。当时单位一共盖了十套这样大面积的房子,给领导预备的。其中有两位领导不愿意上楼,愿意住平房。后来分房的时候,我们的老书记张德宽说,分房委员会研究了,这个大房子,只能给主任工程师级别的,给别人有意见。我当时是主任工程师,还没当所长,他们想把这房子分给我一套。分房委员会的邓大同,还有工会主席王云飞,找到我,说给我房子这件事。我说,我在平房住的挺好,不想搬了,我现在住一间半,干脆再给我一间半,变成三间,宽敞点就行了。他俩先后找了我两次,说,你就住了吧,只能给你,给别人都有意见。这样,我才搬进了这个房子。


我这一辈子,操心最大的事就是家属落户,除此之外,家里其他事,我没怎么操过心,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操持。我工作期间,什么也没争过,像评职称呀,当领导呀,什么都没争过,一切顺其自然。我59年参加工作,60年出野外,60年年底,上级给了我们队三个提级的指标。当时刘庆兴是书记,周锡文是科长,部队转业来的,他俩合计,这三个指标给我一个。后来有人提出,当年一共来了11个大学生,给我一个人提级,其他人有意见。后来就没提。那时候我还在野外,根本不知道这事。等我回来,刘庆兴和周锡文先后跟我说了这事,我说,我现在刚参加工作,提级的事情,想都没想过,先干好工作,以后再说吧。


我当所长后,也曾经主动放弃了两次比较大的荣誉。一次是部里调查咱们单位谁最先进入黄淮海地区工作。那时候找水,我是最早进去的。但是大家争的特别厉害,都说自己是最早的。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水勘院来了一个电话,催问到底是谁,要最后报名了。我果断的说:连克。我话一说出口,谁也不争了。因为连克发明了音频大地电场仪,功劳比较大,所以就报了他。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时间进入,相差不过个把月。大家一看我这个所长都放弃了,别人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还有一次是上报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按说我也够资格,但是最后一次上报的时候,因为指标有限,我也主动放弃了,不去争这些东西。


人要是争,也能改变一些事情,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所以,我都是顺其自然。该是你的,很自然就得到了。不是你的,不要争,争也没用。单位有人说,老孙没争这个,没争那个,到时候什么都有了。想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有惊无险的一次病危


19874月,水勘院组织所有的下属单位,在咱们单位开现场会。我在后面坐着听会。会议中间,我突然感到肚子难受,就自己要了个车到二医院。到了医院一检查,马上来了个病危通知书,直接送到单位传达室了。大家都非常惊讶:刚才还在这里开会呢,怎么突然来了病危通知书呢?


我这病大概也有十来天了,胃里一直不好。到医院后,初步检查是胃溃疡,因为大便是黑色的。由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单位就轰动了,跟医院方面说,这是地质部的专家,这个单位是找水的,作用很大。院长一听这话,觉得自己做不了主,向保定市卫生局局长作了汇报,卫生局把其他医院的大夫也叫来,还请了北京的专家一起会诊。医院方面也纳闷,怎么突然住进来这么重要的一个人。


会诊的结果是,决定剖腹探查,看看到底是什么病。在肚子上开个口子,两边用钩子勾着,发现胃有一点出血,于是做手术,把胃切了三分之二。要是现在,用胃镜就行了。治疗胃溃疡,需要白蛋白,当时医院没有,程坤生到石家庄托熟人买来。


当时还在开会,领导不断的去看望。所有的研究室都送了东西,全部是水果罐头:苹果、桃。等我出院的时候,把这些罐头装了两提包,送给了大夫。


那时候,二医院的院长是抗美援朝的医生,聊天时跟我们讲,抗美援朝那会,缺医少药,没有条件,好多伤员要是棉花稍微好点,也不至于死掉。往前方运的一些医药,让奸商换了不好的,铁锹也是用破油桶做的,一整就崴了。所以,这也是国内当年搞三反五反的一部分原因。一方面,号召人们捐献飞机大炮,一方面,三反五反。


我住院期间,很多同事轮流到医院值班。当时厉新民是部队转业,刚来单位不久,来医院值班,每时每刻都在观察我的行为,什么时间咳嗽、大便,写的可详细了。我说,你记录这么详细干啥?他说,我们部队对首长都是这样。我说,我算什么首长。


我当所长期间,单位只有一辆伏尔加车。我规定,这辆车,除了我到北京出差办事,其他时间,让咱们的老书记、老专家坐,像方鸿慈他们。如果遇上到外面办事,比方说看电影什么的,我就跟大家坐大卡车。厉新民看不惯,说,你不能坐大卡车,你得坐小汽车。我说,就一辆车,给老专家坐吧。


出差与休假


当年,出差和休假的规定特别严格。一般情况下,出差不让坐卧铺,除非是晚上,领导批准,才能坐卧铺。如果批准了坐卧铺,但是你买了硬座,回来报销,还是按照卧铺票价报。为什么批准了卧铺还要买硬座呢?目的就是省下钱来,在火车上买只烧鸡吃。那时候的烧鸡,不如现在的嫩,咬都咬不动。王景愚演的那个哑剧《吃鸡》,把鸡用钉子钉在桌子上,用手抻着,还抻不断。这个剧演的很生动。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来源于现实。那时候的烧鸡,确实硬的咬不动。


单位搬到保定后,规定晚上八点钟以后出差,可以坐三轮车。之前我们到车站,都是走着去。


我参加工作后,在内蒙的时候,基本上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一次家不容易,光路费就花不少钱,我把路费邮到家里,还能解决点实际困难。单位搬到保定后,我基本上也是两年回一次,每年21天假,来回路上就要走三四天,很不方便。


那时候探亲假很严格。有的人家住北京,平时去北京出差两天,如果回家住,探亲假就要扣掉两天。所以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人家就在招待所挂个号,回家住,回来再报销,这样就不用扣假期了。


我们单位有个职工叫张凤山,北京人,他应该休假21天,去请假的时候,人事部门调查他:你去北京出差好几次,就没回家住过?当时我俩经常在一起出差,我给他作证明。我那时写日记,就把日记给人事看,证明他确实没回家,我俩一直在一起,就这样糊弄过去了,人事把假条批了。他拿了假条,心里还是不踏实,睡觉到半夜,寻思着,还是赶紧走吧,免得夜长梦多,天亮了领导再反悔,又走不了了。于是半夜就跑到车站去了,在车站冻了半宿,天亮才上车走了。


我的爱人和孩子


爱人是当代新名词,属于对老婆的爱称,我们老家就叫媳妇。要想找个对象叫说媳妇,结婚叫娶媳妇。当年在农村,家家包办婚姻,男女双方要想成婚,首先由双方大人相看,认为合适就定下来,而男女主角只能到娶媳妇那天才能见面。前面已经谈过,我的媳妇就是这样娶过来的。这样的婚姻形式,当然谈不上爱情。但是我的爱人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委曲求全,劳苦劳累了一辈子。我们结婚70年,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5年。


我结婚时还在念书,家里的一切活计,做饭、下地、照顾老人,她都承担起来。每年秋天收割时,捡点粮食卖点钱,还要供我读书。我俩一共养育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老小也是个女儿。因为我回家少,所以三个孩子年龄相差都比较大,老大跟老二相差十年,老二跟老三相差七年。这三个孩子,只有生老三的时候,我在身边,其他两个出生的时候,我都没在。


生老大的时候,大出血,差点要了她的命。我在长春念高中,回不去,家里有嫂子们帮忙照顾。生下来后,亲戚们送了一筐鸡蛋,但是家里也不给她做。身体稍微恢复点就开始为全家做饭、下地干农活,累得勉强坚持下来。一次干农活时不小心手背受伤出血,自己也不吱声,手肿了,后来又连上腋窝淋巴发炎,肿个大包,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出了不少脓水,才引起家人的注意,找来大夫看。农村治病大部分都是土方法,当时有一位叫刘大膏药的医生,配了膏药贴上,十余天后算是好了,但手背和腋窝处都留下了疤痕,手背更是留下后遗症,岁数大了以后,冷天、阴天都会痛。


媳妇在家里的地位本来就低,我又不在家,她的地位更低,只能傻干活。孩子也不能跟其他孩子一样,有了吃的,都让孩子离得远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年我回家,那时候我爹还在,住在外屋,家里来了客人,我大女儿往外走的时候,头要扭到一边去,不能看桌子上有什么吃的,就这样教育孩子。


生老二时我刚参加工作,没机会回家,我爱人的妹妹来伺候了几天。赶上国家困难时期,没什么吃的,每天给孩子熬高粱米粥喝,连糖都没有。偏偏这时她又得了一场大病,胃痛的厉害,东西也不敢吃,喝水都扎心痛。孩子饿了要吃奶,就往她身上扑,孩子扑在身上痛得她直叫,孩子饿得直哭。她生病后不能吃东西,瘦得皮包骨,哪里来的奶水呀!大女儿只好在中间拦着,可怜一家三口就这样被病痛和饥饿折磨着……


后来听说7里外的大王屯有一位能治这病的大夫,大女儿就去请医买药,一次只能买三天的药,药名叫胃友。老天保佑,十余天后慢慢好了,能吃东西了,真是大快人心。当时她病成这个样子,村里人让她写信叫我回来,她说不用回来,我能好,不能影响他的工作。


一切危机过后,她还得想方设法过日子,当时大家一起过,但嫂子们都不满意,于是分了家,只分得一升小米、两只碗、两双筷子,还有点别的东西。自此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她妹妹家、哥哥家都伸出手来,东补西贴,就这样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处处节俭。好在这时生产队分的粮、柴基本够用,甚至还略有节余。


当时我虽然已经参加工作了,但是也没多少钱,要是回去的话,这点工资都花在路上了,还不如把钱邮到家里。所以我把钱寄回去,人没有回去。我大女儿特别懂事。她在秀水上中学时住校,一个礼拜吃一顿白面,每次每人分两个馒头,她舍不得吃,等星期六回家,把那俩馒头带回来,给她妈和弟弟吃。


生老三的时候,赶上文革,单位没事,我就回家了。没有文革,还不能回家。那时候条件稍微好点了,我回家带了饼干。我是提前一个月回去的,生了以后,又伺候了两个月,一共在家待了三个月。孩子生的时候,也是捡了一条命。那时候都是在家生,有接生婆。接生的时候,不是顺产,而是腿朝下,好久生不出来,羊水都破了,流完了,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很危险。离我们村很远的一个村,有个接生婆,有经验。我赶紧借了辆自行车去接,到了之后,大早上的,人家正在地里干活呢,一听说难产,挺热情,坐上自行车就来了。到家一看,不行,得赶紧生,羊水都没了。这个接生婆有经验,给接生出来了,但生出来没气,她拽着孩子的腿,头冲下,在屁股上打了两下,这才一声。接生婆说,这下有救了,没事了。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要是没有那辆自行车,就来不及了,要是我没回去,这孩子的命也难保……


我家的三个孩子,全靠我爱人一个人照顾,我常年跑野外,基本上顾不着家。她一个妇人家,也没多大能耐,吃了很多苦。家在东北的时候,一年养一口猪,养这口猪也不容易,费老大劲儿。过年的时候杀掉。结果,这只猪的一半多,都得给村里的干部送去。为什么呢?因为一年到头我不在家,人家帮了不少忙,什么事都离不开人家。比方说分粮,谷子一扬,饱满的落在这边,瘪的落在那边。该你分了,如果给你装瘪的,那就差不少。你家里没人,给你啥是啥。所以,杀了猪先给村干部吃,人家照顾你了。剩下的,还要想办法给我留点,我过年回去吃。


那些年回去,也带不上什么好东西。文革的时候我回家,在车站偷偷买点花生。也不敢多买,买的多了带不上火车。文革时上火车,所有的行李只能一只手扛着,另一只手要拿着语录,边上火车边喊语录: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样才能上车。过年回家,买几把花生,到家也舍不得吃。亲戚朋友来了,给这个一把,给那个一把,自己也吃不到多少。那时候的花生真香呀,剥开壳闻着都香。我现在吃花生,感觉都没有花生味了,没有那时候好吃。


72年搬来保定,刚开始住在郊区,也遭了不少罪。我从单位的集体宿舍搬出来,一家人虽然住在了一起,但是当时正是山区找水的时候,我天天在山里跑,很少回家,也顾不上照顾他们。刚搬来不久,有一天夜里睡觉,墙上掉下一只壁虎,把我爱人吓病了,起不了床。我当时在山里找水,回来照顾她。也没有条件治,慢慢养好了。


后来,房子主人回来了,不让住了,把我们赶了出来,不得已,才搬到了单位的平房。在平房住,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年过年,我买了点肉,买了只鸡,还有其他一些年货。因为只有一间房,冬天屋里生个炉子,住五口人,所以就把东西放在了屋子外面的屋檐下,上面用一张破席子盖着,两个砖头压着。当时不是我一家这样,家家户户冬天储藏东西都是这样,放在外面冻着,屋里不能放东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出去一看,东西被人偷了,肉也没了,鸡也没了,过年的那点东西,都没了。当时没有看大门的,我还住在第一排。那天不是三十,就是初一。我一看老婆还没起,在床上躺着呢,我就回屋里,坐在床边,脑子里反复想,要不要说,怎么说,说了会怎样,不说又怎样,说了人肯定不行了,不说又瞒不住。心里那个纠结矛盾呀,我犹豫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最后决定还是得说,就一点一点的透露了。


我老婆听了之后,果然没起来床,年也没过好,为这事还生了一场病。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生活,一个人的支撑能力多么脆弱,就那么一块肉,就能生一场病。后来,过完年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总得过日子吧。


一直到82年落了户,有了票证了,日子才慢慢好起来,最起码吃的不像以前那样紧巴巴的了。有了肉票,可以买肉了,每次买肉都是我去,我老婆总嫌买的不好,不是皮,就是肥肉,怎么不挑块好肉呢?总说我。有一次又要去买肉,我说,这次你去吧,地方你也知道,这样买回来你就不说啥了。她拿着肉票去了,去了就排队,还赶上下雨,挨了浇。轮到她,买回来的肉还不如我的,更糟,她不说话了。


人家卖肉的,要是见到一块瘦肉、五花肉,给自己人留着呢。他当着你的面,把好肉割下来,往柜台底下一扔,你也没法。大家心里都明白,买上啥是啥。我老婆在家,不知道这个情况,怪我不挑一挑。挑也没有好的,再说也不给你机会挑。所以我们就说,以后孩子别上大学了,卖肉去吧,念了大学,还买不到肉呢。那个年代,站柜台的吃香。


那时候食堂有个炊事员,盛饭的时候,眼看着勺里有块肉,他抖一抖,把肉抖下去。我就在大会上批评他,我说,你这一勺没肉罢了,有肉你还抖下去!我俩关系好,说他也没事。


我当所长后,生活还是比较困难,因为我老婆没有工作。当时单位有两个家属工名额,就安排她在单位打扫厕所,一个月也能有点收入。打扫厕所,还有人告状,告到水勘院。因为当时需要解决户口的人很多,不止我一个人的家属是农村来的,地质上挺多的,人家也要解决,没有解决,就告状。政治处来人调查,在大会上说,孙所长老婆打扫厕所,还有人告状!人家有的人当了队长,把老婆安排到办公室、收发室,有的是。


我老婆在单位扫厕所,连个手套都没有,冬天手上裂的都是口子。那时候的小红楼已经成了单身宿舍,大家把剩饭菜往水池子里倒,这儿也堵,那儿也堵,天天收拾清理。


1992年腊月二十七,马上就要过年了,我老婆突然身体不舒服,发烧,吃了药也不管用。第二天,她坐在沙发上,突然肚子疼的难受,表情非常痛苦。我赶紧去找单位卫生所的小王大夫。他来了一看,让送医院,也巧了,正好他认识一位第一医院的大夫。那位大夫刚刚退休,但是因为要过年了,年轻的大夫都走了,他代值班。我们去了之后一检查,胆结石,必须马上手术。那时候大夫少,年轻的大夫放假走了,退休的有名望的老大夫反而在值班。于是开始动手术,切开之后,果然看见挺大的一块石头,用炉钩子敲,当当响,当时如果破裂,就特别危险。有一位麻醉师,也是老大夫,麻醉的特别好,整个手术过程一点都不疼。他信佛,手术的时候念经,让菩萨保佑。大夫们都是有经验的,手术很成功。过年住院的也少,没有干扰,住了十四天,我基本天天守着,恢复的很好。要是没有小王大夫认识第一医院的那位大夫,我老婆也就不行了。这就巧了,该有这个命,又多活了二十几年。


后来我一直想,如果我参加工作之后,早早的把家属的户口落上,我老婆也不会吃这么多苦。59年大学毕业来到这个单位,一直到现在,没有离开过。我人比较老实,听话,凡是上面布置个任务,我就很认真的去做,完成的比较好。所以,几次工作调动和家属落户的机会,都没有赶上。如果不老实,调皮捣蛋的,领导早让你走了。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自从55年我上大学起,一直到文革结束,运动一个连一个,从没断过。上班后,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常年在外跑,跟家人也是聚少离多。六七十年代,中央提倡先治坡,后置窝,广州大江坪有个矿场,那里是先治坡,后置窝的典型。七十年代我去参观,山坡上搭个工棚,人就住在里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也在半山腰上,我们进去参观,外面下着雨,脚下流着水,上面有张床,书记坐在床上,就这么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


后来,我开始反思,人老了,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工作当然要干好,但不能当工作狂,家里事事不管。家里事事不管的话,孩子没有教育好,老婆身体也不好,家里弄得一团糟,当你老了,有病的时候,还是得靠家里。所以,该照顾家就要照顾家,该照顾孩子就要照顾孩子,不能因为工作而不顾家庭。道理很简单,比如说,你当了一个单位的领导,你死了,新领导第二天就上任,但是家里怎么办?所以,家庭和工作要平衡,甚至有机会的话,要多照顾照顾家庭,多陪孩子玩一玩,多陪老婆聊一聊,这都是很好的。年轻的时候事业心强,不注意这些。只有把家庭照顾好,才能支撑你工作搞好。当年我们没有家庭的概念,没有考虑家庭的问题,现在我和一些同志们聊起来,就劝他们,家庭要搞好。


63.jpg

1972年夏天在自家门前合影(拍照:吴俊雄)


64.jpg

200582日于家中合影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自序、目录、从榆树到长春(1934.3-1955.8)(一):童年记忆、土改见闻
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一):长春地质学院的由来、寻找“反革命对象”、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二):“双反”运动与“红专”讨论、大炼钢铁:为1070而战、我的大学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一):单位报到、开展内蒙西部高原水文地质普查、出队前的准备、野外普查的工作方法、艰苦的野外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二):恶劣的气候条件、只专不红的分队长、四百斤大米风波、苦中作乐、撰写报告、报告的价值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三):回家探亲、两队合并、第一次去北京、杀骆驼过年、“扒庙”撤队、未能面世的西北三省总报告、我的沙漠情怀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一):撤到北京、下放正定、定居保定、监工盖房、房子面前,一律平等、两大派系的形成及矛盾的加深、家属被清理、“请君入瓮”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二):山东沂蒙山区抗旱、大辩论、悔不该批斗邓林、夺权、风暴中的何长工一瞥、人人自危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三):被逼离开、一箱珍贵的石头、支左见闻、保定武斗
山区找水(1970-1982)(一):贫下中农找上门、起步完县、名震曲阳、地质找水,物探加持、培养找水人才
山区找水(1970-1982)(二):出版《山区找水》、从曲阳走向全国、曲文忠:一声嗟叹一曲终、参加全国水文地质会议、南下安徽找水、西北新疆行
山区找水(1970-1982)(三):太行山的人们、户口户口!!!
十年所长(1983-1993)(一):突如其来的任命、举办科技成果展览、将改革进行到底
十年所长(1983-1993)(二):地科院的橄榄枝、承办我国玄武岩地下水的研究、单位办社会、为职工家属落户口、处理纠纷、保护职工、队长负责制
十年所长(1983-1993)(三):考察绥芬河边境贸易、盛极一时的“三产”、三十周年所庆
我的家庭(一):我的1982、有惊无险的一次“病危”、出差与休假、我的爱人和孩子
我的家庭(二):退休后的生活、我所走过的路
后记 口述地质学史的一次尝试、附录一:我的年谱
附录二:学生自传①、附录三:业务自传①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