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我所走过的路 》十年所长(1983-1993)(二):地科院的橄榄枝、承办我国玄武岩地下水的研究、单位办社会、为职工家属落户口、处理纠纷、保护职工、队长负责制
分类:


我所走过的路


--孙德钦 口述 杨云龙 撰写


十年所长(19831993)(二)

地科院的橄榄枝

1987年,地质部科技司召开一年一次的科技会议,我到北京参会。会上,我把单位的改革情况作了介绍,谈了一些改革的经验。当时地科院的王副院长也来开会,听了我的汇报后,会后直接找到我说,回去后你们商量商量,愿意不愿意归地科院领导,愿意的话你们就来,每年经费增加60万。话说的很直接。那时候我们每年的经费是130万,一下子增加60万,可不得了。此外,地科院本身级别就高,下属单位都是司局级。当时,我们还是处级单位,想提拔一个干部,在本单位提拔不了,需要到北京或者别的地方转一转,才能提拔一级。如果归了地科院,提拔干部也便利了很多。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有利的。


回来后,在一次中层干部参加的会议上,我把这件事向室主任们透露了一下。当时,大伙儿也没表态,也没说什么,我也没当回事。结果这件事有人跟上面说了,水勘院的领导知道后,特别不满意,最后这件事就没成。


后来,地科院在天津召开一个科技会议,所有的研究所都去了,约我去介绍经验,材料都打印好了。我得了胃病住院,邵所长去介绍的。


那时候,地科院看中了我们的成果,还有改革的这些措施,他认为这些符合当时的形势。愿意吸收我们为下属单位,将我们的一些改革措施在其他研究所逐步推广,这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但是作为上级主管单位,不会轻易就把一个下属单位放了的。


现在回想起来,事情并没有当初想的那么简单。即使我们的上级主管单位同意了,部里面还要审核,一个处级单位要提升一格并不容易。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承办我国玄武岩地下水的研究


1985年至1989年,地矿部科技高级咨询中心高级顾问贾福海同志(19987月任首批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亲自主持了中国玄武岩地区地下水研究项目,先后到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云南、江苏、安徽、浙江等地有玄武岩分布地区进行了现场考察,并与各地水文队研究核实等,取得了大量新的有价值的资料。同时采用同位素等新的测试手段,对玄武岩的空隙类型及其网络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将玄武岩地下水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裂隙气孔水,孔隙气孔水和气孔管道水。


对玄武岩地下水的富集规律,运动特征、水化学特征、水资源评价和合理开发利用分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并主编《中国玄武岩地下水》一书,后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这个项目,由贾福海同志主持,在整个项目的运行过程中,从资金协调,到几次开会讨论和审查会等事宜,均由我所承担。我所的总工朱平和工程师秦学志参与其中,并派工程师韩子夜除参加技术工作外,全程照顾好贾福海野外考察的安全,使项目得以顺利完成。


49.jpg

1986年,海南海口,与地矿部总工贾福海(中)在玄武岩地下水研究会议期间合影。左一为单位总工朱平


单位办社会


当年,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有木工,电工,水暖工。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卫生所,样样俱全。职工的吃喝拉撒睡,生病住院,什么都要管。那时候电力供应不足,自己还要备发电机,晚上停电,要自己发电。自己有水泵房,在院里打井吃水。水泵房出了故障,要找人修。如果夏天修的话,还要给维修人员买啤酒和吃的。自家院里打井也要申请,自来水公司审批。每户一个水表,到时抄水表交费(因水是国家的)。这些繁杂的事情,由程坤生工程师与自来水公司交涉,他责任心强,管理的很好,给单位节省了不少钱。


我们还有自己的车队,每年公安验车,都要花一笔钱,请客吃饭,每人再送一条烟,这样他们就可以签字了,也不用我们来回跑了。签字后,车就合格了,否则,车不能上路。


我当队长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措手不及的事情。我们单位职工的孩子都在附近的某小学上学,学校要盖一个自行车棚,没有钱,找来单位摊派。那时候盖个自行车棚要三千块钱,这三千块钱上哪儿弄去,我们也没有啊。他们就把我们院里的孩子全撵出来了,这帮家长领着孩子突然围了我的办公室,说什么难听话的都有。把我急的,脸一下子就肿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逐一给家长们行礼,我说,你们先把孩子领回去,咱们再商量解决的办法。他们才把孩子领回去,后来单位给了这个小学三千块钱,盖了个自行车棚,这才让孩子们入了学。


不光学校,社会上也管你要钱。比方说,政府要修一个公园,修公园是公共事业,为了大家有个休闲的地方,本来是好事。但是政府没有钱,各单位就要摊派。政府要修路,没有钱,单位门前的这段路,单位就要出钱修,这是社会摊派。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来摊派。


1984年,下了一场冰雹,将办公楼后面的玻璃全打碎了。那时候单位穷,没有钱修。报到水勘院,水勘院来人看了看,但也没有富余资金维修。他们钱也不多,管那么多队伍,那点钱还要各家分。因为这件事,水勘院专门到部里申请了一笔钱,才把玻璃换了。当年都是铁窗铁门,刮风下雨的容易打玻璃。每个礼拜天,我都要巡视一遍,关窗关灯,怕费电。后来换木头窗户,单位自己买木头,那么多木头堆放在院里,过年放炮,又怕失了火,我半夜三更起来,到办公楼大院去巡查。


当年,我们这个家属院(东院)、单位大院的锅炉坏了,冬天不能取暖,冻得不行。我到水勘院跑了好多趟,要了三台锅炉。当时正赶上北京环境改造,要求更换不达标的锅炉,水勘院将他们淘汰下来的三台旧锅炉给了我们。要这三台旧锅炉也不容易,当时水勘院很多下属单位没有锅炉,都盯着要呢。我们提前运作,找了水勘院一些处长帮忙,在会上研究的时候帮我们单位说话,这才把三台旧锅炉给了我们。


单位的情况很复杂。当年单位已经转成研究所了,科委发了文件,要求能力不行的,要拿下。不适合搞科研的,不接收。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根本执行不下去。吊儿郎当的一个员工,你能把他开除吗?开除了谁给他发工资?他去告状,还是单位的麻烦。上面要求部队转业军人转入地方,我拿着文件去市府,我说,国家科委有文件,不让接收不适合搞科研的人员。对方直接跟我说,科委大,还是邓小平大?邓小平要裁军,都要转业到地方。所以找了也没用,只能是来几个收几个,收了就要安排工作。


单位有一个职工,生病去世了,他老伴是农村的,没有工作,还有个孩子,也是农村的。她丈夫死了,她想调到单位,在我办公室又哭又闹。那时候,部队转业来都困难,更不可能把她调进来。她找我说,不给调来,我这孩子没饭吃,就到你家吃饭。果然就来了,那孩子在我家吃了好几顿饭。开职工大会的时候,我正在作报告呢,她大闹会场,我只好停了。后来又上北京告状,北京那边也不能答应。要是丈夫死了,老婆都调到单位,那这单位成什么了。这事前前后后闹了好长时间,上面顶了一下,才顶回去了。单位对她也不是不管不顾,后来她想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需要花钱,单位就给她拿了点钱,走了个后门,帮她落了城市户口。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孩子没工作,找你解决;生病的,医药费也找你报销。上级领导部门的孩子,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就往周边撤,安排到咱们这里,也得接收。提级的时候,讲贡献大小。大家就质问,谁贡献大?都是一样的上班。上面只给一个指标,也不能不要。当个所长,大事小情,都来找你。处理不好,就去告状。一告状,上面就来人调查,有时候调查好几天,一看也没啥事,就拉倒了。


所以,一个单位一个小社会,处处都有矛盾,上面压你,你受不了,下面来找你,你也受不了。我这个所长处在中间,最后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我这里。好事好办的,大家出出头,办好了,功劳是大家的。一旦有了问题,都靠边站,谁也不伸手。现在想起来,领导真不好当,左右为难。管理一个单位不容易,我当所长十年,最后的体会就是五个字:苦、累,不得好。


为职工家属落户口


关于职工个人福利,我也没少谋取,最主要的就是为职工家属落户口。因为我是农村来的,知道落户口的难处,所以就给他们落了不少。


为了跟派出所搞好关系,我们把派出所请到单位,专门腾出来一排平房(六间),让他们做办公用房。桌椅板凳也是我们的,巡警骑的摩托,加油、维修,大部分是单位报销。目的就是为了跟他们搞好关系,方便我们落户口。那几年,单位每年都有两个指标。有的时候,一个职工俩孩子,加上老婆,三个人都要落户,人家给两个指标,就得等,排着队,先落老婆和一个孩子,下次再落另一个孩子,好几个职工都是这种情况,分两次落户。落之前,还要写个报告,说明老婆在家有病,卧床不起,怎么怎么困难,我们工作任务重,回不了家,不能照顾,等等等等。就这样每年一点一点的落户,落了不少。相比之下,咱们单位比别的单位落的指标多一点。


我外甥来看我,知道了落户的事,跟我说,落户这么大的事,人家从农村来,拿两个红薯,拿点棒子面,你就给落户了。意思是我干这么多年,也没得到啥好处,人家给点棒子面,就给落了户口。因为我知道家属在农村的困难,没有这点棒子面,能落也得帮着落。


处理纠纷


单位有几个女性职工比较多的部门,矛盾比较集中,一言不合就吵架。一吵架就来找我,找来了就得调解。给她们调解完了,还说我和稀泥。作为一个领导,不和稀泥的话,支持一个,不支持另一个,那不打的更厉害了?


职工的吵吵闹闹,都是小矛盾,调解调解也就过去了,真正的矛盾集中区是分房。关于分房,我就遇到过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情。


单位的一位职工离职了,临走之前,按说应该把住房钥匙上交,但是他却给了跟他关系不错的另一个职工,那人拿着钥匙全家搬进去了。这还了得!偷着给房子,跟抢房子差不多了。那个房子,原本是给正定水文所原老所长的老婆预备的,他老婆在水文所安排了工作,没有房子,调到了这里,让我们单位给解决住房问题,这是给人家留的,结果别人住进去了。


单位开了几次会商量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劝他搬回原处。这就得罪人了,那人前后折腾,到北京找司长告状,回来后开始在单位造我的谣,说上面要把我撤了。


当时,地质部组织单位正在河南抗旱打井。邵副所长在现场,那位司长也去了。最后确定井位的时候,需要连克过去,用他的音频大地电场仪测定一下。河南方面下午打来电话,要求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前,人和仪器必须到现场。我在家赶紧找车队,安排司机。小邢(邢纪泉)真行,当天晚上就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到了河南郑州,真给我壮面子。


这件事情,给了告状的那人一个回应。什么意思呢?司长还在给我派任务,我指挥下面的人还灵,我这个队长当得好好的。所以,他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那时候,住房紧张,很多人没有房子。有一年,水文所调来两个人,到了这里很长时间没有房子,临时住在后院传达室的一个小屋里。两口子带一个孩子,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就那么凑合住。这种情况下,突然有一间房子,多少人等着要呢,你说给谁合理,给谁不合理?有的职工因为分房,已经到了威胁的程度,不给房子,我有枪,都到这种地步了,职工说什么的都有。


分房本来应该由工会管,可是工会管不了,行政科不敢管。后来,单位成立了一个分房委员会,分房委员会分好了,这才行。就这样,还打仗呢。当时我想,什么都能改,住房改不了,只能分房。没想到,现在大家都可以买房子了,一个人还可以买好几套。还有取消票证,我说什么票都能取消,粮票永远不可能取消,后来都取消了。现在东西多的吃不完,同样的天,同样的地。你说,这差距有多大。


保护职工


我当所长期间,顶着上面的压力,保了两名职工。


一个是钻机上的一名工人,他本来不会开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他开车了。结果把农村的一个孩子的腿压折了。上面就说,这个人必须开除,不能留。随便开车,违反规定。后来我硬顶着,没有开除。他家是农村的,开除了他,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单位就给那孩子治病,保定治不好,上北京治,孩子的好几个家属跟着,吃住都是我们负责,直到治好为止。


还有一个,是我们职工的儿子,在部队参军,跟人打架,被撵下来了。当时单位有规定,参军的孩子可以留下,单位就留下了。上面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说先放着,不吱声,一直没往上报。


这两个人,都是部里点名必须要开除的,我顶着压力,憋着不吱声,最后没开除。我的考量是,这两个人,也不是罪大恶极,再说那年头,开除了,上哪儿找工作去呀?就这么一直拖着,最后都留下了。


单位还有一个人,流传他耍过流氓,不给他提级。当时的文件写的非常清楚,什么情况不能提级,他属于其中一类。因为这件事,他出面找我,我说,我跟劳人科说一声吧。我就跟劳人科科长老偏说,你给报上去吧,这都好几年了,也没人知道这事。劳人科报上去了,结果批了,给他提了一级。如果要是严格按照文件执行,就不能提级。那时候,许多年才提一级,一级提两块钱,能提就尽量提。


队长负责制


我在职时,有一段时间改革,实行队长负责制,让行政长官负责。这样一来,书记心里就不平衡,部分职工也鼓吹说,队长负责制就是队长说了算,故意制造对立局面。


这项改革推行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上面来考察队长负责制实行情况。水勘院张副院长和政治部主任郭殿清,俩人来考察。单位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整整开了两天。这两天里,大家的意见特别集中,都是针对我的批评。单位的大事小情,对内对外,一股脑儿全说了。当时有的人想借着上面来考察,把我整下去,大家不明说,但是意见比较集中。我把这些意见都一一记下来,也不吱声。当时的局面对我很不利,我也不能说什么。会议开到最后,张副院长说话了,他说,开了两天会,我听大家的意见,都是老孙的不对,你们党委干什么的?有些事应该由党委管,怎么都成了老孙呢?这句话一说,气氛就转过来了。


会议结束后,张副院长问我,会上你怎么不吱声呢?我说,大伙对我有意见,我还能说什么呢?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吧。直到张副院长发言后,局面才扭转了,个别人想把我整下去的愿望也落空了。


那时候,因为体制的原因,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当时是党政工团四大班子来决定一件事情,不是队长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都同意了,才能执行。所以决定一件事情,可费劲儿了。我刚上台的时候,人事科、财务科都要提拔一个科长,百般讨论,费了好大劲儿才办成,可见里面关系之复杂。


我当了十年队长(所长),我认为,不管什么负责制,在一个单位处理大小事情,包括内政、外交,要想办好、办顺利,如期完成各项指令和任务,这个班子必须是团结的,这个班子的一把手必须是一位有德之人,一位包容和有大忍之心的人,能忍、能让、不怕吃亏,一心为公,这样才能把班子团结起来,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把事情办好。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自序、目录、从榆树到长春(1934.3-1955.8)(一):童年记忆、土改见闻
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一):长春地质学院的由来、寻找“反革命对象”、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二):“双反”运动与“红专”讨论、大炼钢铁:为1070而战、我的大学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一):单位报到、开展内蒙西部高原水文地质普查、出队前的准备、野外普查的工作方法、艰苦的野外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二):恶劣的气候条件、只专不红的分队长、四百斤大米风波、苦中作乐、撰写报告、报告的价值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三):回家探亲、两队合并、第一次去北京、杀骆驼过年、“扒庙”撤队、未能面世的西北三省总报告、我的沙漠情怀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一):撤到北京、下放正定、定居保定、监工盖房、房子面前,一律平等、两大派系的形成及矛盾的加深、家属被清理、“请君入瓮”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二):山东沂蒙山区抗旱、大辩论、悔不该批斗邓林、夺权、风暴中的何长工一瞥、人人自危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三):被逼离开、一箱珍贵的石头、支左见闻、保定武斗
山区找水(1970-1982)(一):贫下中农找上门、起步完县、名震曲阳、地质找水,物探加持、培养找水人才
山区找水(1970-1982)(二):出版《山区找水》、从曲阳走向全国、曲文忠:一声嗟叹一曲终、参加全国水文地质会议、南下安徽找水、西北新疆行
山区找水(1970-1982)(三):太行山的人们、户口户口!!!
十年所长(1983-1993)(一):突如其来的任命、举办科技成果展览、将改革进行到底
十年所长(1983-1993)(二):地科院的橄榄枝、承办我国玄武岩地下水的研究、单位办社会、为职工家属落户口、处理纠纷、保护职工、队长负责制
十年所长(1983-1993)(三):考察绥芬河边境贸易、盛极一时的“三产”、三十周年所庆
我的家庭(一):我的1982、有惊无险的一次“病危”、出差与休假、我的爱人和孩子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