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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走过的路


--孙德钦 口述 杨云龙 撰写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三)


人人自危


后来,武斗越发泛滥,普通人稍不留意,也会被打。文革时期流传一个笑话。讲一个人在大街上走,迎面来了一群人,问他是哪一派的。那人说是红楼派的。对方说,打的就是你红楼派!把那人打了一顿。继续往前走,又遇见一群人,问他是哪一派的。这回不敢说红楼派了,说是工总派的。对方说,打的就是你工总派。又被打一顿。接着往前走,又遇见一群人,问他是哪一派的。这回不敢乱说了,哪一派也没有参加。对方骂道,妈的,打的就是你这样的逍遥派!又被打一顿。这虽然是个笑话,却反映了当时随便打人的现象很普遍。我反对打人,有事说事,不要打人。斗邓林,我从来没有碰过他一下。


文革时期,把一个人定为反革命很简单。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比方说跳忠字舞,向左看代表保卫毛主席,向右看代表打倒刘少奇。你要是稍微不注意,左右搞反了,马上被打成反革命,很简单。那个时候的报纸,也不能随便拿去上厕所。当年在正定的一间厕所里,发现一张擦大便的报纸,上面有毛主席语录,为此事追查了好长时间。


有一次我们到郑州出差,在二七纪念塔广场上,有两派人正在辩论,其中一派叫二七派,另一派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周围全是群众在围观,我们也站在人群里听。听了一会,同去的一个同事左克千,突然嘀咕了一句:我听着二七派也没啥问题呀。这句话可不得了,惹下大祸了。我们站在了另一派的人群里,被旁边的群众听到了,一把把左克千拽出来,大声问道,你是哪里的人?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一群人围上来就要打他。我们几个赶紧过去解释,说是外地过来出差的,不了解情况。对方说,就有支持二七派的人,冒充出差的,打他!我们紧拦慢拦,没有打他,吓得够呛,再也不敢吱声了。


那个时候,人人自危,大家也不敢在一起说话。比方说几个人关系不错,搁现在的话,一起下个饭店,点几个菜,吃完了再唠唠嗑,那时候绝对不行。你看不到两三个人在一起说话,不敢,一是怕有人看见告密,二是怀疑对方告密,人们的警惕性相当高。这就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普遍如此。


被逼离开


文革时期,单位的两派刚开始是自发形成的,慢慢的就固定了下来,各派的负责人都是闹革命、搞串联的积极分子。后来,1968816日,我们工总派率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次日,即817日,红楼派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军队也牵扯进来,38军支持我们工总派,河北军区支持红楼派。两派的斗争开始升级,从大辩论、大字报的文斗,发展成了武斗,动上枪了。


河北军区在航校给红楼派发枪,被工总派发现。河北军区的人说,不是我们发枪,是他们红楼派抢枪。实际上我们看的很清楚,是河北军区发的枪。红楼派有了枪,38军没有给我们发枪,这样一来,我们在斗争中就渐处下风了。


有了枪的红楼派更厉害了,他们和省印出版社联合起来,不断骚扰我们。6811月,我们被他们赶出了单位,住进了保定饭店。文革时期,保定饭店也没人了,我们这一派到了那里,大桌子当床板,就住下了。


当时我没有跟大家一起搬走。为什么没走呢?我寻思着,我是单位的老人了,大家平时关系都挺好的,虽然是两派,你还能把我怎么着呢?所以我就没走。我们这派还有一个崔达义,挺老实的一个人,他也没走。我俩没走,后来还真惹下麻烦了。


我们这一派,最恨红楼派的李某某,管他叫哈巴狗。虽然彼此都是同学,但是闹起来之后,恨得不得了,也就不说什么同学不同学了。红楼派有一个人,叫薛进余,我们管他叫老薛。老薛是部队转业的,在内蒙的时候,分到我们单位,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他带领大家种大白菜。有一天,老薛到市里买菜,被我们这一派的人抓住了。抓住之后,大家想利用老薛引李某某出来,就让他给李某某打电话,说出来买菜买多了,拿不回去,让李某某来接。结果等了半天,李某某也没来。我们这派的人就跟老薛说,他不来就不放你。于是又打电话,说不来不行。最后李某某去了,去了一看,形势不好,也没露面就跑回来了。我们这派抓老薛,也不能白抓呀,就把老薛打了一顿,屁股都打肿了。当时老薛岁数挺大的了,挨了一顿打,放回来了。


老薛回来之后,跟他们这一派说了自己的遭遇。他们说,把老孙抓起来,打老孙。于是我和崔达义就被抓起来,让我俩看老薛被打肿的屁股,大家伙嚷嚷着要打我。我和老薛这些年在一起,关系不错,他帮我说话:打老孙干嘛呀,人家老孙都不知道这事,怎么能打他呢,不能打。老薛这么一说,他们没打我,把我俩关到了一间平房里。


当时是冬天,已经很冷了。他们把炉子撤了,屋里只有两个床板,行李搬进来,让我们在里面冻着。到吃饭的时候,拿两个窝窝头和咸菜。晚上还派人看守,看守的人拿着大铁棍子在门口水泥台阶上墩,墩的当当响,那意思是你们跑不了,我们看着呢。相当于临时设置了一个小监狱,把我俩关押起来了。


老薛和他老婆都在后院住。我俩被关起来后,有一次,老薛老婆推着车,经过我们的小屋,见开着窗户,看着我俩,说了两句毛主席的诗: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老薛老婆突然来这么两句诗,我和崔达义听见了哈哈大笑。这个老娘们,还会背诗。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老婆现在还健在,老薛已经没了。


我们被关了四五天,也没怎么样,就把我们放了。放了之后,我还在单位里面住着,没有走。有一天晚上,红楼派找了省印的一批人,来敲我宿舍门。我当时正在睡觉,只穿着一个裤衩,他们进来后,拿着枪顶着我后腰,说,老实点,不许动,不许回头看!说了这么几句,就走了。这是他们在故意吓唬我,赶我走。我一看形势不好,得了,也走吧。第二天就走了,搬进了保定饭店。


我们这批人,往外跑的时候,比较着急,行李什么的,带的非常少。后来在保定饭店住的时间长了,想回单位拉点东西,但是谁也不敢回来。后来他们让我回来,帮他们取行李,我就把这活应了。为什么我敢回来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在单位是个老人了,他们谁也不好意思打我。于是我拿了九把钥匙,他们花钱,雇了九辆人力三轮车。每家要拿什么,记在纸上,我开门去拿,装了满满九车,浩浩荡荡的,拉回保定饭店。现在想想,文革那个时候真是热闹。


65年这批大学生来了之后,因为单位没有任务,所以都找了对象,结婚、生子、孩子上学,一样也没耽误。前一段时间,大家聊天,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大骂文化大革命怎么怎么不好。我跟他们开玩笑说,谁都可以骂文化大革命,唯有你们65年来的人,不能骂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不怎么上班,工资照发,你们结婚生子,孩子一直到小学,甚至到中学。而且你们这批人,养的孩子,都是二胎。我给他们数了数,多数是一男一女。我说你们这批人不能骂文化大革命,你们沾了多少光呀,那时候要是工作多,都出野外,哪有时间结婚生孩子。我这一说,他们不吱声了。


一箱珍贵的石头


文革的时候,我丢了一箱石头,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的可惜。


科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概论》一书,书中有一页插图,是冰碛层中一个完整的石头,由于地质力学的作用,扭曲、挤压变形的照片。当年在正定的时候,我曾经在黄壁庄水库的溢洪道,发现了这样的石头。我利用礼拜天的时间,自己去了两次,领着人去了一次,捡回来很多。这些石头都是石英砂岩,被冰碛层压得变了形,石头外面都是泥包裹着,红泥,黄泥。各种各样的变形,比书里面的还全。我整理石头的时候,先用棉花包上,防止碰碎了,再编上号,写上名字。运回单位后,找了个木工,专门做了个箱子,装了满满一箱子。当时没有照相,汪原理帮忙,一个一个的画了下来,还上了色,画了厚厚的一本子,跟石头一起放在箱子里。为了这些石头,费了好大劲儿。后来又从正定搬到保定,从小集街搬到平房,因为单位资料室不收,就一直在我宿舍桌子底下放着。


1968年冬天,我被另一派逼走之后,住进了保定饭店。单位里面乱哄哄的,管资料的是物探人员,他看着这些石头没用,就给扔了。1969年我回来后,开始找这些石头,哪里还能找得到。


这箱石头,比内蒙那批石头还宝贵,因为它是地质力学现象的一个典型反映,而且比李四光书中列举的种类还多。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


后来,地质力学理论还用来指导找水,也比较灵验,长春地院的刘国昌教授还办过此类的学习班。七十年代,我们在曲阳找水的时候,专门成立了个地质力学组,就是利用地质力学理论来找水。这个地质力学组一共三个人:我和马志靖、马邵忠。有一次,我在曲阳发现了一个深坑,在这个深坑里面,凡是露头的地方,都是扭曲的岩石,这是典型的由于地质力学的作用而扭曲的红色页岩。这些岩石变化特别明显,特别典型。我利用地质力学的观点,画了一套素描图。当时我想,这个地方应该保护起来,作为地质力学野外观测基地。


北京有个地质力学所,李四光生前担任名誉所长。那时候他们办培训班,我去参加,还跟李四光握过手,没有交谈,只是握了握手。等到李四光去世之后,地质力学就冷了下来……


支左见闻


所谓支左,就是文革前期,军队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简称。1967年初,全国开始夺权之后,基本处于内乱状态。为了稳定局势,3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支左指军队支持左派革命群众,支工指支援工业,支农指支援农业,军管指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指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针对全国各地不断爆发的武装冲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于196873日和724日发布布告,要求停止武斗,解散武斗队伍,上缴武器,恢复交通、通讯等。1969723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布告,重申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内容,同时要求离岗人员迅速返回本单位。38军和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也发布了七二八布告七二二布告,要求克服派性,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群众代表结合)。8月,空军在保定上空空投了这三个布告。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从保定饭店搬回了单位。


搬回单位后,按照中央布告要求,全队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两派合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此,两派的争斗逐渐平息,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隔阂,关系实在不行的,就调走了。红楼派调走的比较多,尤其是技术干部,基本上都调走了,剩下了一些行政干部。


我们单位的支左部队是38军,两派合并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代表雷昌全。支左时期,单位行政不归部里管了,归部队管,单位的一切事情由雷昌全一人说了算。部队的这些人,没有地方去,就硬安排进来了。我记得支左的部队里面,有个15岁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当兵了,是部队子女。一次批斗会上,斗我们的书记刘庆兴。那个小孩说,你是个假党员!15岁的孩子呀,说我们的老书记是假党员。刘庆兴急眼了,马上顶了回去:我是假党员?我出生入死打鬼子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刘庆兴是个老书记,人比较正直,爱说实话,我们大伙都挺拥护他。他是部队转业的,战争年代火线入党,不像现在,又找你谈话,又要填表。那时候没有这些,看着你人不错,就入了,刘书记就是这么入的。他喜欢抽烟,在战场上站岗的时候,不让抽烟,他偷偷抽,一个子弹飞过来,命大,没有打中,擦着头皮过去了,所以他头上有一块没有头发!


支左时期,给我们吃忆苦思甜饭,就是煮红薯,皮也不洗,就那么煮了吃。通过支左,我观察到,部队的一些不正之风,逐渐蔓延到地方上,这个非常明显。首先就是为老婆孩子安排工作。比方说两个人,你把你的孩子给我,我把我的孩子给你,安排到对方单位里。通过这种方式,部队的很多子女安排进了单位,也有安排老婆的。过去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表现的非常明显。


第二个,就是吃吃喝喝。抽烟喝酒这一套东西,也是部队衍化到地方的。为什么我知道呢?那时候38军有宣传英雄人物的任务,他们就在我们单位找了四个人,我、王世鼎、贾忠西、杨华,帮他们写材料,画宣传画。后来杨华没去,就我们仨,干完活之后,晚上有夜宵,招待我们,还抽烟喝酒。我们就问,这烟酒的钱从哪里来的呀?他们说,我们部队每年都有固定的招待费。我才知道了。我从参加工作到文革,十几年时间,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地方上哪有这钱呀,没有。地方上连烟都没有,后来才慢慢衍化成,来了当官的,吃饭不要钱,也有烟抽。这些都是从部队传过来的。所以,为什么部队的服装、军帽值钱呀?要是抢个解放军的军帽戴戴,都非常了不起。


19728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同年10月,咱们单位的支左部队也撤走了。


保定武斗


文革前,河北省委省政府在保定,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刘子厚,省委在直隶总督署里面办公。学生们整天在总督署门前静坐,要打倒刘子厚。后来刘子厚出来接见了学生一次,说,你们喊打倒我没有用,都回去吧,别在这挨饿了。我倒不倒中央说了算,我要是倒了,你们保也保不住,中央不说倒,你们喊打倒也倒不了。这都是实在话呀,这么一说,学生们才散了。


文革爆发后,保定的武斗比较厉害,整个社会乱糟糟的,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由于保定局势太混乱,19681月,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指示,被迫搬到了石家庄。


保定武斗的时间长,小打小闹不断,也死了一些人。文革过后,有的家属上访。据我所知,上级政府的答复是:文革期间斗死的,叫死人事件,不能叫烈士,也不叫英雄。那些死了的,大部分是贫下中农的孩子,还有工人的孩子。他们没有负担,冲锋陷阵在最前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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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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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一):长春地质学院的由来、寻找“反革命对象”、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二):“双反”运动与“红专”讨论、大炼钢铁:为1070而战、我的大学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一):单位报到、开展内蒙西部高原水文地质普查、出队前的准备、野外普查的工作方法、艰苦的野外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二):恶劣的气候条件、只专不红的分队长、四百斤大米风波、苦中作乐、撰写报告、报告的价值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三):回家探亲、两队合并、第一次去北京、杀骆驼过年、“扒庙”撤队、未能面世的西北三省总报告、我的沙漠情怀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一):撤到北京、下放正定、定居保定、监工盖房、房子面前,一律平等、两大派系的形成及矛盾的加深、家属被清理、“请君入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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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找水(1970-1982)(一):贫下中农找上门、起步完县、名震曲阳、地质找水,物探加持、培养找水人才
山区找水(1970-1982)(二):出版《山区找水》、从曲阳走向全国、曲文忠:一声嗟叹一曲终、参加全国水文地质会议、南下安徽找水、西北新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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