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我所走过的路 》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二):山东沂蒙山区抗旱、大辩论、悔不该批斗邓林、夺权、风暴中的何长工一瞥、人人自危
分类:


我所走过的路


--孙德钦 口述 杨云龙 撰写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二)


山东沂蒙山区抗旱


山东沂蒙山区抗旱属于华北抗旱工作的一部分,参加的人有我、赵羿、温忠谦。我们三人到了沂蒙山区后,与泰安区水建指挥部、漳丘明水镇水管局、山东省801水文队技术人员一起,到缺水地区调查。到了下面一看,缺水非常严重。


当时的情景是,凡是缺水的村子,家家户户一个水窖,吃水用;每块地头一个水池子,浇地用;每个村子在地势低洼处建一两个大水塘,供牲畜用水。这些窖、池、塘,都是政府出资修的,用于收集雨水。当地没有吃地下水的习惯,也没有能力打井。多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这样的雨水,质量非常差。我们三人住在县招待所,吃的水里面全是红通通的小虫子,要煮开才能喝。县一级的招待所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下面的情况。那种大水塘里的水根本就不能喝,一下雨,什么粪便垃圾,所有的脏东西都冲进去了,但是没有办法,牲口还得喝。


我们看了之后很受震撼,用水太困难了。不管是淘米水,洗脸水,没有一点浪费的,全都再利用。因为缺水,老百姓都很穷,十几岁的孩子了,不管男孩女孩,连个裤衩都没有,光着屁股满街跑。每个人抱一个瓶子,里面装点水。我们过去搞调查,光屁股小孩围一圈,每人抱个瓶子围着看。


我们的工作是调查旱情和缺水的原因,以及当地的地质条件,岩石层状、裂隙情况等。同时宣传什么样的地基可以挖窖,什么样的地基可以建水塘。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里多石灰岩,表层土很薄,下雨后很快就渗入地下,水土流失严重,对农业种植和地下水的储存极为不利。有的水窖修在了石灰岩上,底下铺水泥,结果水泥裂开,水一夜就漏完了,没有存水的地方。所以,石灰岩地基不宜建水窖,砂页岩地基适于建地窖,因为其产状平坦且岩石没有裂缝或裂缝极小。


同时我们提出,政府为村民所建窖、池、塘,只是一个过渡办法,要想彻底解决缺水问题,必须有长期的规划。


27.jpg

山东沂蒙山区抗旱(19678月)。右一是我


大辩论


文革初期,盛行辩论。两派都自称拥护毛主席,你也拥护毛主席,我也拥护毛主席,吵的不得了,就开始辩论。辩论,也叫打语录仗,就是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各自从里面挑选符合自己观点的内容。这一派挑一句,那一派也挑一句,谁反应快,谁嗓门高,谁就占上风。这就是文革时期的辩论。


辩论分两种,一种是内部辩论,单位内部两派之间互相辩;一种是外部辩论,两个单位之间互相辩。


有一天晚上,内部辩论,我们这一派挑了小王和其他几个口才好的,与对方辩。双方越辩越激烈,声音越辩越高,小王跳到桌子上,情绪高亢,把另一派辩的哑口无言。辩论达到了高潮,就在这时候,另一派的张某某突然站起来,抓着一把子弹头,说,大家看这些子弹头,这是他们晚上放枪,把我的门都打了。他这一说,把大家都吓坏了,谁也没见过这个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小王赶紧从桌子上下来,我们这一派的气势一下子就不行了。对方污蔑我们放枪,还拿着那些子弹头,这样我们就彻底垮了。第二天,大家议论子弹头从哪儿来的,后来才查明,原来是孩子们在航校后面的打靶场里捡的,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是内部辩论。


当然也有外部辩论。当时单位的东边,一墙之隔,就是邮电学校,他们一批学生过来辩论。这批学生的头头,也是红楼派的,他们这个组织,叫金向党,带着一批人到我们单位来辩论,就在前面的大食堂,里面放着桌椅板凳。我们这边挑了几个能说的,和这批学生辩论,其中就有我。结果越辩我们人越少,他们这批学生一个没走,我们这边就剩我一个人了,其他人都走了。我正辩得起劲儿呢,回头一看,就剩了我一个人了。他们出去之后还说,老孙怎么没出来呀?事后我问他们,怎么辩着辩着你们都走了呢?他们说,跟这些学生辩,没有意思。


其实大辩论,辩来辩去,也辩不出个所以然,白费口舌而已。但是在文革初期,非常盛行。


悔不该批斗邓林


解放前,邓林就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地质系学习,是一名地下党员。解放初期,邓林在军管会负责接管地质调查所等单位,保护了地质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是地质部的元老。邓林来咱们单位之前,在湖北省地质局物探队当队长,1963年,地质部把他调来单位当队长。除了文革时期的70年至72年,军代表当革委会主任之外,直到81年离开单位,邓林一直是队长,前前后后,为单位出了不少力。我只说一件事,1979年盖前面那栋五层的白楼,全靠邓林。当时上面的拨款,只能盖到四层,而且只有一个空架子,连窗户钱都没有。邓林是老干部,老资格,就到北京要钱,不给钱不走,硬要回了钱,加了一层,盖了五层,窗户钱也有了。这栋楼确确实实是邓林的功劳。盖完这栋楼,大家才从后面那个三层小红楼里搬出来,搬到了新楼,小红楼做了招待所。


文革的时候,斗走资派,邓林可吃了不少苦头。所谓走资派,就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就是走资派。邓林是队长,当然就是走资派。两个派别的人,都想显示自己是造反派,怎么显示呢?谁斗走资派斗的狠,谁就是造反派。因此,为了标榜自己是造反派,都把走资派往死里斗。


前前后后,斗邓林很多次。刚开始的时候文斗,只是语言上的批斗,后来就有了身体的折磨,最后就比较激烈了,游街示众,殴打。记得有一次斗邓林,两个科长陪斗,让他们三个人站到一个特别窄的小板凳上。那时候他们的岁数也都不小了,我们年轻人都不敢站上去,让他们站上去,站上去后还不许动,老老实实的,大家说啥都得听着。


有一天晚上斗邓林。两派都想斗,下午六点多,大家就开始酝酿。邓林住在平房,我们这一派先下手为强,先把邓林了过来。抢过来以后,把他拉到食堂,开始斗。结果另一派知道了,到食堂邓林,也要斗。因为我们这一派人多,他们抢不过,于是两派商量,干脆合起来一起斗吧,于是两派一起斗邓林。


批斗会开始的时候,邓林在前面跪着。两派各选一个人主持会议,我们这派选我主持。两派见面,也顾不上斗邓林了,又变成了打语录仗,所以主持人的脑子要灵活,对方说完一句,你得赶紧想一句对应过去,那劲头相当高涨,声音越高越好,争取把对方压下去。就这样来回斗,从下午七点斗到凌晨三点,也不知道当时的人哪儿来的那么多精力,也不困,那精神头儿,可足了。


邓林开始是跪着,时间长了受不了,就蹲着。后来我想,咱们蹲一会儿就受不了了,何况他蹲那么长时间?所以你想想,他遭的那个罪,到了啥程度。凌晨三点散会的时候,邓林已经瘫了,站不起来了。他说,老孙呀,你帮我找个棍吧,我柱着棍回家。我就去找了个棍,他拄着棍,他老婆也在,搀着他回去了。


再到后面,斗争就更加激烈了。那个时候,哪个单位革命革的好,就把走资派拉到街上去斗,而且拉的越远越好。所以经常看到拉着走资派游街的,有的还戴着高帽子。我们开着单位的大卡车,把邓林拉到大街上批斗。邓林在中间,周围站一圈人,边走边喊打倒邓林。大家喊毛主席万岁,邓林也喊毛主席万岁,大家一下子就把他脑袋按下去:不准喊,你没有资格喊毛主席万岁


不光游街,还要挨打。薅着头发,脑袋往车上磕,后来斗了几次,邓林就剃了光头。


邓林被斗倒后,让他打扫厕所。同他一起打扫厕所的,还有一个人,是单位职工贾某某的爸爸,他爸爸之前是国民党的干部,可能在部队里面当过团长,被遣送回家后,归我们单位看管。邓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属于现行反革命,贾某某的爸爸是历史反革命。两个人一起掏厕所,结果有一天,他俩打起来了。为什么呢?谁也不愿意到里面去掏,都想在外面等着抬现成的。邓林说,你应该去掏,你是历史反革命!那老头说,你应该去掏,你是现行反革命,现行从重,历史从轻!俩人谁也不掏,打起来了。当时有人专门负责看管他俩,他俩找去评理,看管的人把他俩批评一顿:什么历史、现行,都是反革命,好好干活!


邓林心理很强大,怎么斗都没事,一般人早受不了了,他没事。57年反右的时候他也受到了冲击,他说,我在湖北,八百张大字报都没有把我打倒,这算什么呢!党迟早会给我平反的。他是老革命,经历的政治运动也多,是个老运动员,锻炼出来了。在我们单位斗他的时候,问他什么说什么,问他什么承认什么。问他认识某人吗?他说,认识,那人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模样,我俩关系还挺不错。说的跟真的一样,实际是编的。斗他的人就会觉得,老邓挺老实的。实际上这是一种生存智慧。


现在回忆起来,批斗邓林是干了一件悔之又悔的傻事,我也是其中的一位成员,深感对不起他,深表歉意。约1982年,邓林调到天津地质局当局长,我们单位一些老同志经常去看望他,1991年所庆30周年时,还把他请回来参加庆祝活动。他家在北京,退休后我们在北京一同参加老干部聚会,我们保定这批人称邓家兵,大家欢声笑语,畅谈过去。


20169月,邓林走完了他光荣而坎坷的一生,我和单位的一些老同事前往北京三医院殡仪馆,送我们的老领导最后一程,祝他一路走好……


夺权


19671月,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于是,全国掀起了夺权的热潮。


北京作为首都,自然是各种运动的中心。那时候,单位的工资需要派人到北京去领取,我经常到北京领工资。北京也是乱哄哄的,上海夺权不久,地质部的权也被夺了,水文所的一个人,还去当了几天部长呢,可见当时有多乱。


文革时期,我们这一派的肖锋,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单位串联,消息比较灵通。1967年冬天,有一次,他到北京办事,看到北京的单位已经开始夺权了,回来后,便召集我、奚青、左克千,商量夺权。最后决定,当天晚上就夺。夺权就是夺单位的章子:党委章、行政章、收发章。夺了章就代表夺了权。其中,行政章在秦志学老婆张淑英手中,党委章在杨芳祥手中,收发章在谭慧敏手中。这三个章子夺到手,就算夺权了。我们几个人商量如何分工,谁夺哪个章,商量到后半夜。因为我和张淑英关系挺熟,决定让我去夺行政章,肖锋夺党委章,奚青夺收发章。


我夺章子想了个办法,撒了个谎。我拿着一封介绍信,假装要盖章,半夜去敲张淑英家的门。当时张淑英已经怀孕,挺着个大肚子,我敲门的声音很小,等了一会儿,她出来了。我说,这么晚了,刚才北京来电话,说有着急的事情,让我明天出差,早上就走,你拿章子出来,我开个介绍信。她信以为真,拿出章子来,我一把抢过来,对她说,咱们单位晚上夺权,派我来夺你的章子,你别害怕,知道就行了。她倒是一点也不着急,很平静的说,不要紧,现在全国都在夺,你们夺吧。就这样,我把行政章夺了。


杨芳祥是党委办公室的,党委章在他手中。也是大晚上的,肖锋、奚青、左克千三人找到杨芳祥,夺了党委章。这样,一个晚上夺了俩章。第二天送信,奚青把收发章也夺了。


三枚章子都夺过来之后,我们当晚贴出布告:昨日正式夺权,自即日起,水文四队的一切权力归我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有,云云。当日另一派也贴出告示称,一些牛鬼蛇神夺我革命派之权是无法无天,我红色造反兵团一概不承认,并令速交回一切公章,云云。


两派前后又写了不少大字报,互相攻击,热闹了好一阵子。


这三个章子夺来了,我们心想,这下好了,上面来个什么事,不全咱们管了吗?咱们愿意干啥就干啥,另一派也不知道。可是这三个章子谁管呀,这他妈犯愁了。当时毛主席有个指示,认为权力没有在贫下中农手中,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要夺权。按照这个要求,夺回来的权力,就应该交给贫下中农。于是就在单位找,找来找去,找了一个工人,家里最穷最红的,出身最好,他家在上海住。我们给了他一个口袋,告诉他,这三个章子由你管,用的时候你就盖。他把这个装章子的口袋别在腰里,走哪儿带哪儿。单位不管什么事,都找他盖章,他一个人既代表党委,又代表行政。时间一长,他也拿够了,出了事怎么整呀,心里害怕。找到我们说,不想拿了。那时候他穿着一双破登山鞋,我们说,你把章子放进鞋里,搁你床底下,没人找得到。就这样,三个章子在他的床底下放了好多天。


后来事情慢慢过去了,我们这群人想,这事也没啥劲,夺权有什么用呀,干脆交回去吧。哎呀,夺权容易,交权,费了劲了。党委章倒好说,杨芳祥自己拿了回去。行政章呢,让我去还。当时史四牛是副队长,我就找老史说,你把章子拿回去吧。史四牛一拍桌子,说,你们在哪儿拿的,还哪儿去?在厕所发生的事,上厕所解决去!稀里糊涂,我又把章交回去了。


这就是咱们单位的夺权。现在想想,真是荒唐又可笑,可是当时的基层单位,个个都要夺权,没有一个单位不夺的。


风暴中的何长工一瞥


文革前期,我还参加过一次地质部批斗何长工的大会。那次是19689月左右,我去北京出差,正好赶上部里要斗何长工,让我们去现场观看。批斗会在地质部礼堂进行。那个地质礼堂是李四光回国后,专门为了他讲学盖的。当时,地质部的几个部领导,已经被夺了权,停止工作,住在现在地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地上铺着地毯,在上面睡,不让回家。


那次斗何长工也非常激烈。我们是外地的,不怎么知道内情,就是被叫过去看。何长工坐在椅子上,台上有人历数他的罪行,当说到他出卖组织,因为他的告密,很多共产党员被杀时,何长工急眼了,站起来大喊,让我说两句吧,不是那么回事啊!话还没说完,马上上来两个红卫兵,啪啪两个嘴巴子就给打倒了。那家伙,太狠了,我们在下面看着,真他妈的难受。


运动一起来呀,谁也控制不住。中央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很多地方,说着说着就动了手。像蒯大富他们,五大学生领袖斗的更厉害。每次运动一起来,都有过头的。


我的想法是,即使罪大恶极,也要有个程序,不能随便抓起来整死。文革期间,打死了很多人,后来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是已经晚了,两大派已经形成,也斗了这么长时间了,人已经斗急眼了,再想往回收,就很难。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自序、目录、从榆树到长春(1934.3-1955.8)(一):童年记忆、土改见闻
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一):长春地质学院的由来、寻找“反革命对象”、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二):“双反”运动与“红专”讨论、大炼钢铁:为1070而战、我的大学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一):单位报到、开展内蒙西部高原水文地质普查、出队前的准备、野外普查的工作方法、艰苦的野外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二):恶劣的气候条件、只专不红的分队长、四百斤大米风波、苦中作乐、撰写报告、报告的价值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三):回家探亲、两队合并、第一次去北京、杀骆驼过年、“扒庙”撤队、未能面世的西北三省总报告、我的沙漠情怀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一):撤到北京、下放正定、定居保定、监工盖房、房子面前,一律平等、两大派系的形成及矛盾的加深、家属被清理、“请君入瓮”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二):山东沂蒙山区抗旱、大辩论、悔不该批斗邓林、夺权、风暴中的何长工一瞥、人人自危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三):被逼离开、一箱珍贵的石头、支左见闻、保定武斗
山区找水(1970-1982)(一):贫下中农找上门、起步完县、名震曲阳、地质找水,物探加持、培养找水人才
山区找水(1970-1982)(二):出版《山区找水》、从曲阳走向全国、曲文忠:一声嗟叹一曲终、参加全国水文地质会议、南下安徽找水、西北新疆行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