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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走过的路


--孙德钦 口述 杨云龙 撰写


混乱的年月(19621969)(一)

撤到北京

1962年初,我被抽调到北京,参加西北三省总报告的编写,住在百万庄水文所。不久单位被解散,留下的人撤到了北京,住在通县,但是不能落户口,只是暂住在那里。


在北京期间,我回了一趟老家探亲。孩子他老姨给了我五斤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啊,太值钱了!我带着这五斤全国粮票到了北京,趾高气扬,可神气了,心想再也不用挨饿了。可是到了北京,连个火烧也买不到,连个卖馒头的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揣着五斤全国粮票照样挨饿,什么也买不到。这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孩子他老姨给我的这五斤全国粮票。


后来实在困难,我们这个报告写作组也就散了,邱国庆回了科学院。内蒙我是回不去了,单位已经解散,撤到了通县。所以在北京的末期,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每天乘坐公共汽车,往返于百万庄和通县之间。


下放正定


在通县呆了大约一年时间,也呆不下去了。北京开始往外疏散人口,水文所早于我们被下放到河北正定。633月,我们也被下放到正定,和水文所住在一个大院里。


水文所这个大院的前身是正定技工学校,隶属于地质部。咱们单位的邓大同,现在已经去世了,在那里当过老师,还有一个员工赵清泰,在那里学的司机。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学生们闹事,闹得动静还挺大,何长工都去了。因为学生闹事,把学校解散了。学校解散后,房子空下来了。水文所当时住在北京百万庄,赶上北京疏散人口,一般单位下放,他们就搬到了这里。


我们在正定水文所住了一年多,一直到19647月才搬走。正赶上63年夏天下大雨,正定城发了洪水。正定是个古城,四周有城墙,城内被淹,水不易排出去。水文所的院子高一些,院子里有个大礼堂,人都集中到礼堂里。大家帮忙挡水,我背着院里的孩子,送到大礼堂。63年的洪水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水落的时候,都能捡到王八。我们捡到了一只,没有见过,也没吃过。我们一个老书记说,这可是好玩意。我们就给了他。


在正定的那一年,工作任务不是很重,我这个人爱劳动,闲不住,没事就扫扫院子,拔拔草,打扫打扫卫生。所以那年年终,我得了九项奖,什么劳动奖、卫生奖、乐于助人奖,等等等等,一共90块钱奖金,比我工资高两倍。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院子脏了自己收拾,墙倒了自己抹,不管是什么,都要自己干。所以那一年,我得了九项奖。现在大家都把时间投入到科研上面了,这些活有专门的物业人员来干。


63年在水文所,我还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水文地质与物探结合来共同完成河北平原第四纪松散层含水层划分及基底构造研究。这个项目的背景,是因为利用物探方法解决水文地质问题,当时的地质人员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地质部决定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单位作为水文物探队,首当其冲承担了这个任务。这一项目由水文局总工程师贾福海直接负责,物探工作由杨华来完成,主要是用电法资料分析平原上所有电测深曲线,推测地下基底构造。地质部分由我来做,主要是收集钻探资料实测的基底构造,然后我们两个分别作出地质剖面图,对照验证物探的电测深法解决地质问题的效果如何。工作每完成一步,我与杨华都要去北京亲自向贾福海汇报。项目完成后,我们还写了报告,编了图件,通过了水文局的验收。结果证明,物探方法和地质方法得出的基底构造基本吻合,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定居保定


我们住在水文所的一个小院里,干打垒的墙,好在当时人也不多,大概四五十人。但是住在水文所也不是长久之计,加之正定县也很穷,全县只有一条主街,还是土路,两边搭上棚子,老百姓做点生意。大家也不愿意在那里待,后来就琢磨着搬家。那个时候搬家,愿意搬到哪就搬到哪,也没人管。搬到哪里呢?领导层产生了分歧,当时的书记是刘庆兴,家在唐山迁西,队长是邓林,家在北京。邓林的意思是离北京近一点,搬到北京南边,刘庆兴想搬到北京北边,离迁西近一点。


后来为什么搬到保定了呢?当时的保定市长王凯和地质部水文局的杨利民关系挺熟,在保定帮我们找了一所房子,就在小集前街,是保定市粮食局的房子,19647月,单位就搬到了保定。搬来后,何长工还来单位视察工作,在保定转了转,给我们作报告。我的印象很深,何长工在会上说,保定市呀,一条马路一个岗楼,一个公园一只猴。意思就是保定穷呀。当时保定乱糟糟的,也是穷,全是土路。


虽然搬来了保定,还是借住别人的房子,也不是长远之计,后来买了一块地,自己盖房子。就是现在单位后面家属院的地方,当时是农村的红薯地,农民收了红薯之后,我们进驻,开始盖平房。


监工盖房


因为当时没有生产任务,队里就把盖房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周锡文两个人,周锡文是地质科科长。于是我们两个就组织盖房子,先从找设计开始。当时河北省监狱里关押了一批犯人,这批犯人都是技术人员,搞建筑设计的,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被关在监狱里,有一个工程师管他们,这个工程师也是犯人。我们就找的这批犯人帮我们设计,设计的都是平房。我负责和他们沟通联系,单位、监狱两头跑,还要跟当时的书记刘庆兴汇报。


因为这批犯人懂技术,所以待遇比其他犯人要好一些,把他们集中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面画图,以此来代替劳动改造。记得第一次去,我跟管他们的那个工程师说,我们着急用,短期内必须做出来。他说,你什么时候要,我们什么时候出图,加班加点都保证完成。因为是犯人,所以不让他们跟外界交流。我到了监狱,有一条规矩,就是不能跟他们说话。他们把图画好了,我过去拿了就走,不跟他们说话,更不可能让他们出来看施工现场。如果有看不懂的或需要修改的地方,建筑公司标注出来,我再把图纸拿回去让他们修改。我起一个联络的作用。


记得当时,来来回回跑了好多次。后来我跑的多了,看得多了,也懂了点皮毛,我就照猫画虎,设计了平房旁边的厕所,盖好后也用了很长时间。


最终设计出来的图纸非常详细,墙的高度、宽度,门窗的高度、宽度,砌墙用什么砖,什么型号的水泥,多少比例,用什么木头,图纸上都有。图纸出来后,我们在保定找了一家建筑公司,开始盖。双方商量好,他们负责砖瓦沙石料,我们负责木料。当时可能是地质部有人,能买到一些好木料。


农民把红薯挖走之后,工人开始盖房,我和周科长负责监工。我当时特别认真,拿着钢卷尺,对照设计要求,一点一点的丈量。盖着盖着,我就发现问题了。图纸上设计的门窗是红松木,但建筑单位用的木料不是红松,而且规格都减少,宽和厚都不按照要求来做。我把这些问题向刘书记汇报,书记说,那不行,得按照要求返工。我就跟他们的负责人说,要求返工。对方说,我们盖房,都是这样,你设计的木料,我们认为不合适。这当然是借口,实际上是他们把好木料都换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的非常清楚,就是很多工人往家里带木料。一块一块的短木料,都是挺好的板儿。我不让他们拿,我说,这木料是我们买的,剩下的板儿也是我们的,你们怎么能拿走呢?他们说,我们建筑单位就是这样规定,我们按照你的要求,窗户做好了,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后来我才知道,一个建筑单位给你施工,不知道要整走多少东西!我拦不住,就又跟书记反映了,书记亲自找他们交涉,对方还挺硬气,那我们不干了。他们不干了,咱们上哪儿找人干呢?还得让他们干。房子就这样盖下来了。


他们盖这个房子,捞了不少钱。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之外,还有一项就是砖瓦沙石等原料,比方说用砖,用什么规格的砖,用多少,共多少钱,设计图纸上都写的很明白。这些砖保定地区就有,结果他们拉来后说,这些砖是山东来的,要加价。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拉来的,所以实际上多花了好多钱。


房子面前,一律平等


1965年底,房子盖好后,我们就从小集街搬来了。一共盖了六排平房,每排三幢,每幢六间,一共108间,前面两排办公,后面四排住宿,还盖了一间大食堂。那个年代,国家提倡先置坡,后置窝,再加上单身职工多,有家属的没有几户,所以房子盖得比较简单,没有考虑做饭的地方。有家属的在哪儿做饭呢?把炉子放在门外面,拿个纸片子挡一挡,就那么生活。烧的是煤球,煤面子和上土做的。当时家家户户有个煤本,煤炭按量供应。


1963年,邓林到我们这里当队长。分房的时候,他提倡一律平等。所有的已婚职工都是一间半房,单身职工住集体宿舍,一间房四五个人。邓林他们家三代四口人,也是一间半房。平房都是一间一间的,那半间怎么来的呢?其中有一间从中间隔开,前后各开一个门,就变成了一间半。吃的也一样,早上你去看吧,每家一个地板桌,几个马扎,一字排开,家家户户都一样:棒子面粥、窝头、咸菜,不会有第二样,家家如此。队长书记也是,坐着马扎,吃窝头咸菜,绝对的平等,谁也不发牢骚。


两大派系的形成及矛盾的加深


单位搬来保定之后,一直没有什么任务,大家基本上处于赋闲状态。上面没钱,也不能派任务,只是发个工资,勉强维持生活。


1965年,单位分配来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有长春地院、北京地院、成都地院的。多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技术骨干,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像庹勇,后来的总工程师,邵德富,后来当了所长。其中成都地院的那批人,毕业时原计划留在成都,搞泥石流研究。不愿意留下的,分配到保定,参加革命。因为当时的形势已经很不稳定,学生们也不安心搞专业了,结果就都来了保定。来了也没什么任务,第二年赶上文化大革命,真的参加革命了。


当时,单位形成了两派。其中一派叫红色造反兵团,简称兵团,也叫红楼派,共47人,主要由行政干部组成。另一派叫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总部,也叫工总派,共78人,主要由技术干部组成,都是知识分子,所以这一派人多,我参加的就是这一派,从四川来的那批大学生,基本上也参加了这一派。那时候造反最光荣,所以两派都自称是造反派,都管对方叫保皇派


两大派系形成之后,矛盾开始增多。当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成份不好、家庭历史不清的人都另眼看待,成份好、历史清白的人才是依靠对象,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当年的红楼派就公然提出一个观点:大学毕业生多为资产阶级,理由是有钱的人家才能上大学。他们把中专生划为无产阶级,因为他们那派中专生多。


两派的人互相找茬。你说我跟领导关系好,我说你保皇势力强。刚开始是打嘴仗,后来发展到互相攻击。两派的人不单在单位闹,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市里的其他单位取经,哪个单位搞的热闹,大家就跟着学。随着文革的逐步深入,两派的斗争终于白热化。


家属被清理


我结婚后,一直在外地上学,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农村。那时候我工资也不多,她身体也不是很好,拉扯两个孩子,家里地里都要顾着,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缓解家里的困难,单位搬来保定后,1965年春,当时我的大女儿和儿子已经出生,我将老婆和儿子接过来,住在小集前街--当时的水文队队部,原保定市粮食局的房子。大女儿在老家念书,由她老姨照顾,所以没有跟来。


住的那个房子是个两层楼,比较老,楼梯和地板都是木头的。有一次,儿子被大一点的孩子背着玩时,一下子从背上头朝下掉在楼梯板上,头上磕了一个大包,当时就休克了。我们大人都不知道,那孩子将我儿子抱回家,躺在床上自己慢慢醒来,不几天也好了。这是最险的一次经历,后来我老婆就把孩子一刻不离的看起来。


1965年底,单位搬到盖好的平房家属院,我们一家三口也搬了过来。不料1966年初,全国各大城市开始清理人口,将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臭等统统撵回农村老家,还要在脖子上挂着牌子,写上某某何类坏人。我老婆孩子没有城市户口,住在城里,也成了清理对象。有人找到单位,指名道姓要清理,再不走就要挂牌子,写上流亡黑户某某某。这是逼着我们走!我老婆自然不想走,想不通,硬顶了两天,看这形势,躲不过去,好说好商量才算同意了。于是我领着老婆孩子回东北,在北京永定门车站倒车。出了车站,在广场上等车,广场上人山人海,多是全家老小被赶往乡下的,大人都带着牌子。想买点吃的也十分困难,排了好长时间的队给孩子买了碗面条,我俩也没有吃。就这样,我老婆孩子又被赶回了乡下。


因为之前是租的房子,所以回去后,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暂时住在孩子老姨家,又凑合过了几年。这几年,可以想象过得多么困难,一个体弱多病的女子,领着两个孩子,住在别人家的一间小屋,吃、喝、拉、撒,连个储存衣服的箱子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地方放,真正的家徒四壁。这么难熬的日子,她都含泪忍下来了,不就是为了我吗?希望我能安心工作,到时候过上个好日子。


请君入瓮


1966年,华北地区大旱,地质部组织咱们单位,北京、河北、山西三省地质队,四家单位组成华北抗旱工作组,到华北干旱地区帮助抗旱,我被任命为组长。我们这个抗旱工作组一共六个人,咱们单位三个人,除了我,还有梁增义,赵先敏,其他三个单位,各出了一个人。任丘有个水文队,我们住在人家那里。我们这个工作组,因为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纪律性就差一些,有的早上睡懒觉,不起床。我是组长,就要严格要求,跟他们谈话说,咱们出来是代表地质部,抗旱工作组得像个样子,早上早起,按时上班,不要懒懒散散的。个别人不听,我也不客气,就跟他们吵。


我们大概是七八月份出来的,那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住的任丘那个地方,挺消停的,没什么动静。后来我回了趟保定,看看保定的形势怎么样。回来一看,保定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红红火火的,各个单位都停止生产了,大闹革命。我回去一宣传,大家认为任丘是文革的死角,决定行动起来,写大字报,给它轰动轰动。


说干就干,我们几个人,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大意是,保定市文革搞得挺热闹,任丘怎么这么安静,怎么没有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呢?这里面一定有鬼。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就叫:里面有鬼。我们写好后,把大字报贴在了任丘拖拉机厂大门上,这一贴可捅了娄子了。人家的大门是铁框做的,上面有个大红五星,一扇门一个,我们的大字报,正好贴在红五星上,名字还叫里面有鬼。这可不得了了,人家出来一看,说,我们这个红五星,代表国家,代表党,代表军队。红五星多么伟大神圣,你们竟然说它是鬼,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才有鬼。


对方上纲上线,来了一群人,把我们堵在驻地,要揪出我们来批斗。我们几个人吓得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也不敢吱声。后来拖拉机厂的人走了,他们又叫来一群学生,敲锣打鼓的过来,搞得轰轰烈烈,进到我们住的地方,喊着口号,要揪出我们来。吓得我们屁滚尿流,都蔫了,谁也不敢出去。


我们住的水文队,出来帮我们说和,水文队又跟县里的水利部门联合起来,帮我们说和,县政府也从中调停,说我们是地质部派来抗旱的,帮大家找水的,不是坏人。我们也赶紧检讨,说这个大字报写错了,不该写,也不应该贴在那里。就这样,闹了好几天,才算平息下去了。


这件事之后,我们几个有了深刻体会。我们敲锣打鼓斗别人的时候,心里没什么事,别人敲锣打鼓斗自己的时候,心就要蹦出来似的,那吓得,直打哆嗦。我心想,斗别人没事,轮到自己头上,真难受呀。如果你做了坏事,斗你也行。你没犯错误,又来斗你,真受不了。

抗旱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回到单位,单位开职工大会,让我们介绍情况,我就在大会上,把我们的心里话说了。我说,斗别人容易,斗自己真难受。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因为天气干旱,地方上打井的热潮非常高涨,每个县都有打井队。我们到了之后,说是地质部派来指导抗旱的,当地政府都很欢迎。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了解旱情,指导地方打井,收集、总结、推广平原地区打井的工具和技术等。平原地区打井主要是大口径浅井,使用的工具是便于推广的大锅锥钻头。还有滤水管的制作技术,在打井过程中,如何做到井壁不坍塌,又不影响出水量等等一些技术问题。我们走到哪儿,收集到哪儿,指导到哪儿,宣传到哪儿。这些技术方法都是地方百姓创造发明的,我们收集了不少,经过我们抗旱工作组的宣传和指导,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惜这些材料没有上交,现在也找不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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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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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一):长春地质学院的由来、寻找“反革命对象”、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我的大学时代(1955.9-1959.10)(二):“双反”运动与“红专”讨论、大炼钢铁:为1070而战、我的大学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一):单位报到、开展内蒙西部高原水文地质普查、出队前的准备、野外普查的工作方法、艰苦的野外生活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二):恶劣的气候条件、只专不红的分队长、四百斤大米风波、苦中作乐、撰写报告、报告的价值
艰难的内蒙岁月(1959.11-1961)(三):回家探亲、两队合并、第一次去北京、杀骆驼过年、“扒庙”撤队、未能面世的西北三省总报告、我的沙漠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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