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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路天乐坊的童年回忆

--作者:高新华


5、吴江路天乐坊的娘姨众相


天乐坊里殷实人家都会聘请一位佣人帮佣,那时都是称这些帮佣为娘姨。但是这个称呼只是在叙说这个职业时的称呼,不是当面的称呼。不像现在的帮佣,人前人后都统称为阿姨。当时当面称呼这些娘姨的都是家里面的特殊称呼,一般依小辈称长辈的称呼。我所知道的天乐坊里的娘姨就有很多不同的类似于这样的称呼:


阿姨妈妈--这是6号里家人对娘姨当面称呼


孔妈--这是18号里二楼大嫂家人依一对儿女对娘姨的当面称呼


阿婆--这是18号里二楼二嫂家人依三个孩子对娘姨的当面称呼


阿奶--这是20号里家人依小孙女对娘姨的当面称呼


阿翠姐--这是52号里家人对娘姨的当面称呼


阿妮婆--这是15号里家人对娘姨的当面称呼


……


这些娘姨行走在弄堂里的时候,大家也亲切地都跟着她们家里人一起这样称呼她们,这些人真正俗名,如淑珍、阿梅、贞芳、招弟等可能只有东家知晓了。日复一日,这些勤劳的帮佣帮忙维持着东家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有的还是裹着三寸金莲,蹬蹬地在弄堂里跑来跑去,经头儿十足。


虽是帮佣,但是东家对待这些娘姨仁慈宽厚,并不刻薄。冬有冬衣,夏有夏衫,居住也是单独的,大多是在北面的亭子间里栖身。那些在小说中描述的打骂体罚佣人的情况似乎没有在天乐坊里出现过。娘姨们大都是从绍兴乡下招来,她们乡下的生活可想而知,不是窘迫,谁愿意抛家离舍弯腰伺候,谁愿意放下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来上海将自己的奶水喂给他人。然而,自进了东家,虽不是锦衣玉食,但也要比在乡下食无定数,身缺蔽衣要强好多。因此虽有乡愁,却因生活安定,不时还能寄几文小钱予乡下,想着儿子女儿不至于再贫困潦倒而展眉心舒。这些娘姨反倒对东家尽心尽责了,很多长住娘姨后来都成了东家的大管家。在东家的指导下,衣食住行的开销和管理基本安排得妥妥帖帖,晨起买菜,入夜锁门,东家放心,娘姨尽心,铺就了天乐坊和谐社会的基础。那种低眉顺眼,仰人鼻息等奴相却也未曾看到,反而在东家长期熏陶下,这些娘姨进来出去都显得不卑不亢,大方得体,从她们身上也可以看出天乐坊殷实人家知书达理的优良家风。


如果说东家大人对这些娘姨是信赖的话,那么东家的小孩则是依赖了。常常会看到东家的小小孩腻在娘姨的身边在弄堂里玩,不时还经常听到阿奶、阿奶……”“孔妈、孔妈……”“阿姨妈妈、阿姨妈妈……”的连续叫声。


绵绵地裹渗着依赖之情的脆亮童声,于天乐坊里久久回荡。


也正因为东家的宽厚体恤,娘姨便日渐自信,鲜明的个性逐渐有所显露。20号里的阿奶就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娘姨。起初她是东家聘请来做奶妈的,后来因其做事果断,聪明勤快,逐渐成为了该东家的头牌娘姨,里里外外一把抓。尤其是她帮东家买菜这档子事,那是全弄堂无人能与其比肩而言。东家讲究,需要时不时的翻翻花样,她能在贫瘠的菜场里抢到时新的蔬菜;为增加菜碟的种类,她能在各种各样排队购买的队伍中冲进杀出,提着满满一篮好鱼好肉回家。那些帮她排队的破篮子、小碎砖都会成为她早到的身躯。那个时候,在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阿奶就蹬蹬跑去菜场摆碎砖头、破篮子了。等6点一到菜场开称,她会算计好哪块碎砖头先到,哪个破篮子后到。刚买好了排骨,转身就在鱼摊上与营业员较真起份量了。那个年代大家都厚道,那些碎砖头、破篮子尽然也默认为是购买者的替身,当那些摆碎砖头、破篮子的人前来说这块碎砖头就是我时,后面的人都默默承认,不与其争辩真伪。那时也很少听说有人为了这个碎砖头的属性而大肆争吵。


人心古朴,可窥见一斑。


后来阿奶凭借其这一手绝活,还有偿服务代其他人家带买小菜。每天早晨是阿奶最忙的时候,有的时候,她连走到天乐坊第三条横弄堂的时间都没有,匆匆将买来的菜寄放在天乐坊弄堂口的高家,转身又奔向吴江路菜场。这种情况东家也没有干涉,可见其在东家眼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代为多家人家买菜,她还将各家的钱款算得门清。隔几天她会在晚上抽空去那些人家结账,多退少补,常常欢喜去,高兴回。其做事果断,聪明勤快的性格赢得了很多人家的喜爱。


渐渐地,天乐坊其他娘姨也跟着仿效阿奶的做法了,有一段时间,这些娘姨都成了吴江路菜场的一道风景线。好多碎砖头、破篮子都明码有主了,这些娘姨还互相打配合,你帮我买鱼,我帮你买肉,好不热闹。于是拆台脚的事情也偶有发生,娘姨与娘姨之间吵吵闹闹的事也多起来了。好在人心尚古,过后也就不再计较,退后一步自然宽。午后的斜阳里,娘姨们又会聚拢在某东家后门口做做女红了。


在文革中,这些娘姨个个体现了其识大体、显忠诚的一面,虽造反队、红卫兵等反复威胁利诱,要她们揭发东家,但是真没听说哪个娘姨站在造反队、红卫兵一边来落井下石。


主仆一场,在患难中算是见了真情。


文革后,20号里人家举家迁往外国,连带娘姨阿奶一起带走,诀别了这个伤心之地。


文革后期也有不少娘姨因年事渐高,东家给了充足的盘缠和丰厚的报酬,让老娘姨们次第回绍兴老家颐养天年。


6、吴江路天乐坊里的居改非


如今的居改非指的是将应该是居民居住的房子擅自改作它用。这还是现在的房子,那些居改非的房子还是私房。而在过去,也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即房产全部被收归国有之后,居改非的行为可是合理合法的。


改你没商量!


吴江路71号底楼客堂间


一开始,这是一个街道办的绣花组所在地。每天这里都聚集着几位阿姨妈妈绣花。我那时还小,不知道这些花绣出来都有什么用。后来,改成折纸袋了。这折纸袋我是知道的,以前在食品商店买东西,只要是散装的,都是用纸袋给装好称重。那些纸袋就是里弄生产组阿姨妈妈们折的(据说上海滩上有许多街道生产组都有这个业务)。再后来,这里成了新成打包组的地盘,也是街道的产业。那些需要运到外地的货物需要打包托运,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不替客户打包,客户自己打包也感觉困难重重,于是打包的活就给揽到这里来了。吴江路上待打包、已打包的货物摊了一地,半个马路都给占了,那绝对就是现在那些快递公司的鼻祖。


这些都是威海街道三产的经营项目,据说盈利可观。


天乐坊4号、8号、58号底楼客堂间


天乐坊4号、8号、58号底楼客堂间曾经是上海市威海卫路第三民办小学的教室。在我出生的那些年代,中国鼓励生育,生孩子越多,政府越鼓励。那时生育多个孩子会被赋予光荣妈妈称号。所以,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也扩大了许多,政府在公办小学招生满溢时,另外办了许多民办小学,民办小学大部分都是借用民舍作课堂。当时有个硬性规定,家里的孩子入学,必须夹花入学公办民办,即老大如果是进了公办小学,那么老二再要上学就必须进民办小学,以下的孩子入学以此类推。我当时因为是老二,一个姐姐已经进了公办小学--南京西路第一小学,我就只能进民办小学--威三民办(威海卫路第三民办小学)。当时我就是在天乐坊4号客堂间里上的一年级。民办小学硬件设备非常差,教室都是东一个西一个,除了天乐坊的三个教室,另外在靠近威海卫路的宝慈坊里还有几间教室,在润康邨里也有几个教室。操场更是无从谈起,那客堂间前的天井以及弄堂就是下课活动的场所。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小学根本就没有上过正规的体育课,有的只是在弄堂里奔来跑去。二年级三年级调到宝慈坊去上课,四年级、五年级又转到润康邨去上学。


上课的老师都是外面聘请过来的,大部分老师是社会青年,即当时那些没有考取大学,又不愿意去新疆务农的失业青年。


三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即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


粗鄙如我的启蒙阶段竟然是如此随意打发,难怪如今遣字造文捉襟见肘又常常词不达意,屡屡为人诟病。


天乐坊3号客堂间


这是居委会所在地。当时这里称天乐居委会。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共有三个,都是女的,一个住在吴江路2320号,一个住在麦家花园,一个是住在青海路的。这些居委干部的丈夫好像都是有一定官职的政府干部。居委干部们尽心尽职工作,居民都亲切地称她们大姐或某同志。居委会里除了一些开会,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个季度摆摊发放油票、粮票、布票、豆制品票等票证。每户人家拿着购粮证前去居委会领票证,领完以后,发放票证的工作人员就会在购粮证的某一扉页上盖上一个戳。临近过年还会特殊发放副食品购买券。那时的购粮证很重要的,不仅领取这些票证需要,平时买米也是必须要用购粮证。每家每户有定量,根据人口的成人与否、工作性质等来确定一个月的口粮,一个重体力劳动者(如炼钢工人、码头装卸工等)每月可以有45斤定量,而一个一般的职工(如营业员等)每月定量只有25斤--35斤之间,根据工种还会细分。另外购粮证上还有每月的大米和籼米的分配数,不是你愿意买多少大米就可以买多少大米的。


当时籼米是1431斤,大米是1641斤!当时大家不是说1斤的价格,而是充大好佬,以百斤为单位喊价钱:143164,但我家从来没有一次性买过100斤米,一次性买20斤已经算是大量囤货了,那是因为米特别好,家里又有余款的时候。


窘迫如此,却无怨言牢骚,是心无贪嗔。


天乐坊5


这是一个街道办的居民食堂,开设在天乐坊5号底楼客堂间。每天用餐的人非常多,不仅有居民,还有许多附近商店营业员前去用餐。南京西路一带南侧的商店营业员,甚至对面南京西路旧货商店的营业员也来这里吃饭。中、晚用餐时分,天乐坊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员川流不息,很是热闹。那时我很羡慕那些能进食堂吃饭的人,总感觉食堂里的菜要比家里的菜高级许多,只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再有额外的支出去吃食堂饭,所以只能天天在家吃粗茶淡饭。后来工作以后,在单位食堂里我的饭量很大,每餐要吃五两米饭。我想除了当时年轻胃口大的原因外,与从小被延迟满足渴望吃食堂饭的心理因素有很大关系。


不经意中,我在总角之年被延迟满足的心理训练调教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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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度摄)


天乐坊11号、13


这两幢房子底楼的客堂间当时都是幼儿园,是民办大中幼儿园。当时也有公办幼儿园,麦家花园里就有一部分房间是公办的吴江路幼儿园。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进公办幼儿园,而是去了11号里民办幼儿园。那民办幼儿园的老师基本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妇人,也没有什么学前教育。在幼儿园的深刻记忆是在夏天,小朋友午睡时,总有一个老师在边上拉动着土吊扇给我们扇风。那土吊扇是在房梁上隔开相等距离并排吊着几块大木板,大木板底端串连着一条绳索并延伸到墙的边沿。要扇风的时候,老师只要拉动这根绳索,那几块大木板就同步前后摇动起来。扇出的风柔和不烈,正好给我们这些小朋友午睡时降温。


除了这午睡情景,我是想破脑袋再也想不出曾经有过什么活动,更枉谈学前教育了。


忽然觉得,我不是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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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度摄)


天乐坊32


这幢房子的客堂间最早曾经是个工厂车间,是个给玻璃打洞、磨边的工作车间。我姆妈曾经有段时间这这个车间里劳动过。那个车间实在是简陋得不得了,客堂间里打洞机器的声音尖啸刺耳,地上,包括天井里污水满地,工人们身着防水橡胶围兜,带着露出手指的破手套不停地赶活,真的辛苦万分。好在这个玻璃车间存在时间不太长就关闭了。


接替玻璃车间的是里弄卫生所,赵蕾阿姨担任着医生兼护士,居民的小毛小病都会去那里寻求医治。每天她说着绵软的苏州话接待着前来涂涂红药水、碘酒的居民。


偶尔也会打上一针,如果你需要。


这是不是赤脚医生田春苗的前身或城市版


天乐坊的两间违章建筑


东侧第二条横弄堂底和大弄堂底东侧弄堂底各有一间大股东为停放汽车而搭建的汽车间,这两间汽车间都是用砖木搭出来的。后来没有汽车可停了,就改作生活居住房了。15号里娘姨阿妮婆就居住于此。


街道那时居然还不拆违多年!


7、天乐坊的柴米油盐酱醋菜


天乐坊居民中口袋里有钞票的人家比比皆是。但是每家每户勤俭持家。不管是资方代理还是工厂老板,或者是公司经理,数着钞票过日子是本性。


家风不同流俗,故从天乐坊走出来的小辈也个个都是懂珍惜不靡费的好后生。



在我出生后的前几年里,天乐坊是没有煤气的,家家户户都是生煤球炉烧饭煮菜。那时,天乐坊与上海各处一样,晨起,各家各户拎出煤炉,在后门口燃上柴火,笼上煤球,选准风向,将自家煤球炉生旺。


当时天乐坊居民购买煤球的煤球店是在吴江路小菜场的中间,每家每户隔一段时间就会拿着煤球卡到吴江路小菜场里的煤球店购买煤球。凭煤球卡定量供应,定量分大户小户。家庭4人以下是小户,家庭5人以上是大户。经济条件差一点的,像我们家都是自己去买,自己想办法拎回来。家里大人还要叮咛道:在买的时候,要看好了,不要买刚刚运来还冒着热气的新煤球,尽量挑旧的不冒热气的煤球,因为还冒着热气的煤球有水气,份量重,不合算。当我们小孩在买时提出这样要求时,常常被煤球店铲煤工人呵斥,而且他们根本不理你,刷刷刷,几铁锹新煤球就铲到你的铅桶里,还夹杂着许多碎屑。买了冒热气的煤球并夹杂许多碎屑的煤球回家,就会被父母责骂:一点点小事也做不好!


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可以让煤球店送,那时煤球店有专门有偿送煤球的业务。一辆人力三轮车,车上用装着几大个藤条编织的箩筐(煤球筐),根据地址送到各家。那个时候很少用煤饼,大家都是用的煤球。


大约在60年代初,天乐坊才开始开膛破肚埋设煤气管道。煤气管道从吴江路引进,沿着天乐坊大弄堂西侧地下埋了一根约20公分粗的煤气主管道。然后在各个横弄堂引出地面沿着每条横弄堂的南侧墙面约2.5米的高度向横弄堂底延伸,并在每户人家的后门上方引下穿墙进入各家厨房。


自此,天乐坊告别了生煤球炉的时代。那晨曦中袅袅升起的烟雾再也没有笼罩在天乐坊的上空。


天乐坊的房子是有壁炉设计的,屋顶上伸出一个高高的烟囱管道,但是好像没有人家使用过这些壁炉。



主食


天乐坊居民买米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一个是青海路口的米店,另一个是在吴江路口、石门一路拐角上叫糟坊的粮油店。在糟坊粮油店还有一个大型的制面机械,供应大米、籼米的同时也供应切面等面制品。1431斤的籼米,那时是需要反复比较挑选的,青海路和糟坊两个米店不断比较,只要哪家有好米了,大家邻里互相转告,相拥着前去购买。那时候米的好坏标准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吃口,吃口软糯的是好米;另一种是看米的涨性,能涨性足的也是好米。我家一般是看涨性的,只要涨得多的就一定是好米。尤其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那些年,本来就不够吃的定量还要削减,就只能在米的涨性上补一点回来了。那时候我记得我阿爸为了让我们吃饱,他自己经常吃当时最便宜的蔬菜--番茄充饥,以致罹患严重的胃溃疡,终身服药。


为了既能骗饱肚子,又能省下口粮,那时经常晚饭是做面疙瘩汤吃,吃面疙瘩汤要比吃饭来得省,而且汤里漂几片蔬菜,也就省了另外烧菜了。那时候有一种菜叫光荣菜,政府鼓励大家吃这种光荣菜,实际上就是花椰菜外面那层很老的叶子,现在大家吃花椰菜都是把外面的菜叶剥去不吃的。这种花椰菜外面的老叶子是最便宜的菜了,但是如果炒着吃好像没法吃,太老咬不动。我阿爸就经常切碎了煮在面疙瘩汤里面,这样还勉强能够吃下去。


一大碗面疙瘩汤吃下去了,把肚子骗饱了。睡觉去。


零食


天乐坊居民的一般副食品大都在石门路的丁泰食品店或石门路西面的鼎日有福建土特产商店购买。丁泰小一点,两开间门面,鼎日有大一点约有四开间门面,鼎日有的南北干货品种丰富,顾客盈门。尤其是傍晚时分,那店堂间的柜台前挤满了顾客,头顶上夹着发票和钞票的夹子沿着长长的铅丝在营业员和帐台之间唰唰唰地飞速来回,营业员飞快地用纸包着三角包,一会儿,或橄榄或五香豆或肉松,称好包好,有零找零,无零递货,速速银货两讫。


桃酥饼、印糕、云片糕等却都去丁泰购买,手里拽着几个小钱的毛头小人在这店堂间里钻进钻出,5分一包的咸橄榄,3分一包盐津枣,2分三根的陈皮条则常常是他们(她们)的最爱。


油盐酱醋


天乐坊居民的油盐酱醋购买基本都是在糟坊。那时的油盐酱醋没有瓶装,都是散装零拷的,居民从家里拿着油瓶、酱油瓶等去糟坊零拷。酱油只有两种,红酱油(老抽)、白酱油(生抽),没有牌子的,营业员接过你递上的酱油瓶,插上一只漏斗,从那酱油缸里用酱油提子提出来倒入你的酱油瓶,我记得那一提好像是半斤,一只啤酒瓶样的酱油瓶,一般要两提。那时的白酱油比红酱油便宜一点,红酱油是171斤,白酱油好像是151斤。烧菜的黄酒也是这样买。食用油也是分成两种:菜油和豆油。那时买油是要油票的,每人5两油票,分两种:4两和1两各1张。那张1两的油票是既可以买菜油也可以买麻油。我姆妈总是嘱咐我要买菜油,菜油比较油,烧菜好吃。那时的花生油、麻油都是高档货。


盐是用纸袋包装的,一包一包买,也分两种:粗盐和细盐。盐也有好坏,常常有人来告诉我姆妈,说是糟坊进了好的细盐了,于是姆妈赶紧驱使我去买。那几分钱一包的盐是家里吃饭第一需要,其它的东西没有都可以,穷人家里盐是必需备足的。我到现在还是心心念念关注着家里盐的储存量,唯恐断了盐!


简直就是一个鲁宾逊心态!


糟坊里除了有这些日常必需的油盐酱醋以外,还有各种散装的酱菜供应。其中最便宜的是什锦酱菜,偶尔,我姆妈会同意我去买5分钱什锦酱菜回来过早上泡饭。酱菜的品种很多,大头菜、什锦酱菜、酱瓜、酱菜瓜块、腌黄瓜、萧山萝卜干、糖醋乔头、螺丝酱菜等等,都是放在一个一个陶罐里,上面盖一块透明的玻璃。要什么营业员给你挟什么,然后称重计价。很多人在称重后还会要求营业员再加一点露(汁水),那后加的露就不用再另外付钱了。上海小市民的腔调就在这里具体体现出来。后来我工作在北京的时候,看到北京人将所有的这些酱菜统统称作为咸菜,让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还有就是上海人将青菜、小堂菜、鸡毛菜、塔苦菜、杭白菜等分得清清爽爽,但是北京人将这些菜统统称作青菜,我也是很长时间无法适应。


除了酱菜,乳腐也是糟坊的常备商品。与酱菜一样,乳腐也是散装零卖的。同样盛器是大的陶罐,红乳腐、白乳腐、醉夫等。乳腐是一块一块卖,醉夫却是称份量卖的。有的时候买一块红乳腐,撒上一点白砂糖过早上的泡饭,那也是一个非常鲜美的早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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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摄,20199月)


那些现在所谓的杂粮,如黄豆、赤豆、绿豆等则必须到石门一路另一个粮油店去买,那个粮油店在华顺里弄堂口。但是,如果要买花生、芝麻等比较高档的杂粮那是要等到过年的时候,等发了另外的副食品券才有可能购买。每年过年的时候,政府会配给每家每户半斤花生米的指标,凭着购粮证才可以去那个粮油店买一包半斤的花生米。那个时候冬天的年糕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买的,也是根据你家庭情况,大户或小户不等的配给量到粮油店购买。


甚至山芋也是计划配给!



围绕天乐坊,除了吴江路菜场,周围有好几个小菜场可以选择。往西可以到陕西路南京路拐角上的西摩斯菜场(因当时陕西路名叫西摩路而名),这是个很大的室内菜场,而且有很多比较高档的荤菜供应,如牛羊肉等。往南可以去大沽路菜场,那个菜场很大,从成都路一直到石门一路,长长的一条大沽路都是马路菜场,每天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甚是热闹。往北可以去山海关路菜场。往东可以去黄陂路大沽路口的八仙桥菜场。菜场选择很多,但是品种却是差不多,除了时令蔬菜比较充足以外,荤菜的选择就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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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摄,20199月)


那时的吴江路菜场基本就是我们天乐坊居民日常购买的首选地。


从石门路进口一直往西进去,左手边的第一个摊位是卖鱼的摊位。那时买鱼可是一个技术活,不仅要去得早,而且要能够挑选,那些带鱼、黄鱼等时鲜货量都很少,不一会儿就卖完了。就带鱼来说,好的、比较宽的带鱼很快就会让那些娘姨买走,排在后面的人只能买一些窄窄的小带鱼。那时的带鱼价格永远是一样的,最宽的带鱼是351斤,根据宽窄,依次往下降,最小最窄的带鱼是131斤,那带鱼细如草绳、薄如树叶。我们家如果要吃带鱼也就买这样带鱼回来清蒸蒸了。如果红烧,那就买小毛鱼,回来红烧好后是不吃的,要等到全部凉透汤水与鱼都一起结成冻后才能吃,姆妈说这样吃入味。现在想来实际上还是穷,将有鱼味道的冻汁也骗自己当成鱼来吃了。


在鱼摊位的前面,即还未进到吴江路的石门路口,摆着几个葱姜摊头,1分钱葱有时还可以搭进来一小片姜。葱姜摊傍边还有几个人在刮鱼鳞,那时候刮鱼鳞是要收钱的。


左手再往西,就是多个蔬菜摊位,后来也有几个改为盆菜摊位。许多蔬菜价格也是多年不变的,我记得青菜永远是3分钱1斤,不管是冬天打过霜的,还是已经开春后的青菜,都一样价格。只有在夏天,有的蔬菜价格菜会临时变动一下,在番茄大量上市的时候,最便宜的时候1分钱1斤也会有的。


从石门路进口一直往西进去的右手边第一个摊位是卖猪肉的。那时的猪肉以方肉为主,根据肉的肥瘦定价,方肉最高价格是741斤,那种肉肥膘比较厚,而低一个档次681斤的方肉,瘦肉就比较多。至于那些猪蹄、脚圈、排骨等很少看到,即使有也要很早去排队,排在前面几位才有可能买到。至于猪肝、猪腰等都是营养菜,猪肝是要凭医生证明才能购买。如今我们对猪肝唯恐避之不及,嫌其胆固醇高,但那个时候却是俏货了。


菜场里的雪里蕻咸菜摊位在中间,往西走过当时的老虎灶,才是咸菜摊位,在右手边,一排有好几个摊位。当时雪里蕻咸菜都是买3分、5分的。买咸菜的时候,我姆妈总要说一句:三天不吃咸几,脚骨酸汪汪。宁波人在说到咸菜时,是将咸菜念成咸几的。


吴江路菜场同时还承载着大中里、华顺里等周围居民的副食供应,天乐坊大户人家多,所以菜场的早市永远人声鼎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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