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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岁月

--作者:彭小莲 


父亲出事以后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的凌晨,父亲被抓走了。对于我们下一代,已经再也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我也是查看了妈妈留给我们的记录,才确定了这个日子。但是,对于母亲,就是这一个早晨,把她后来四十年的生活全部毁灭了。刹那间,她变得苍老起来,脸颊也有点浮肿,眼睛开始往下低垂,以至于在马路上,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她都习惯不再抬起她的眼睛,不再朝任何人看去。这一天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标志,早晨对于我们家来说,没有什么新鲜的记忆,它只意味着,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天边晨曦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要想想,怎样去面对它。


爸爸被抓进去了。但是王一平叔叔看了我第一版发表的书以后,指正我说:你父亲没有被抓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他是关在特别的地方。当然,确实是被抓起来,关了进去。


显然我只会用一种常人的理解去解释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些监狱的铁门,啷当的铁镣,这些充满戏剧化的描写。但是,它们并不存在于父亲的经历中。从一开始,他就不是履行一个普通犯人的程序走进了监狱,他是走进了另外一种黑暗之中,虽然它同样隶属于共产党专政机构的管辖。于是在自己追求的理想面前,他被彻底打败了,完全被否定。这一份阴郁,这一份毁灭,也许比明确的铁栅栏更让他无法解释和接受。


那些岁月对于我,是全然陌生的。等到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爸爸依然在监狱里。那时候,我已经三岁多了。我们家从原来的大房子里面搬出来,住在常熟路上。老保姆常常抱着我在弄堂口,在黄昏渐渐转暗的时候,站在那里,站在风里,等妈妈回家。那时候,街上还开着当当车,听着那铃声响过以后,我们就朝街对面的45路车站望去,老阿姨会说:下来自己走走吧,婆婆累了。可是,我死死地拽着她的脖子,就是不下来。那时候,我已经懂得害怕,害怕夜晚,害怕独自一人。我也会害怕,有一天,我要失去老阿姨,失去妈妈,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正在失去爸爸。


半个世纪过去,当当车的轨道也拆掉了,但是,45路车站依然停留在老地方。


一九五五年春天,市委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上海市委书记处副书记陈丕显,王一平叔叔是小组成员之一,他当时任职为上海的组织部部长,由他负责父亲的专案。王一平叔叔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天了,石西民从北京回来,当夜他们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因为毛泽东亲自在北京接见了石西民,并且问他,上海的反胡风运动进行得怎么样了。石西民如实汇报了上海的情况,还说:一切都正在进行调查之中……”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说上海太斯文了,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于是会上就为是否逮捕父亲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王一平叔叔坚持说,在审查爸爸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他和胡风有任何反革命行为。他强调指出:不能仅凭报纸上的一点材料,就贸然采取行动。彭柏山在三十年代,他和胡风是一起在鲁迅领导之下工作的。抗战中期,和胡风中断了九年的来往,甚至没有任何书信传递。一直到解放以后,才来往比较密切。但是在这个阶段他和胡风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并且对一些文艺观点也是有争议的。这显然都是属于正常的讨论范围。


王一平叔叔还是坚持认为,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爸爸和胡风有什么反革命或其他非法组织的活动。会议开到深夜,多数人居于两可之间,只有王一平部长坚决不同意逮捕父亲。陈丕显说,为了防止父亲自杀,最后还是决定逮捕父亲。


(王一平叔叔同时指正我在本书第一版上说的,在市委常委会上,组织部长王一平、统战部长陈同生、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三个部长举手反对逮捕父亲。他说,那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民主形式。我说:我是听妈妈告诉我的。王一平叔叔说:是的,那时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他知道,那时候陈同生和陈其五确实在下面向领导表示了他们的反对意见,结果当然是遭到了批评。


领导上认为王一平部长是右倾。但是,王一平部长说:是不是右倾,我说不清,以后再看吧。但是限时限刻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分子,我没有办法。初步审查的情况,我已起草了一份报告稿,连同有关材料都在这里。请市委另请人去搞吧。说完,他就将材料推至会议桌子中间。这以后,市委就不再让王一平接手处理父亲的案子,他也被调离了组织部。案子由组织部副部长接管。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安局的警察到了监狱,出示了逮捕证,要爸爸在上面签字。


父亲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他说:我不是反革命。一九四三年春天陈毅军长上延安开会,华中分局饶漱石临时接管工作,他命令我和黄逸峰率领部队向泰州国民党李长江部队做假投降,待机起义。我和黄逸峰认真研究以后,坚决反对。我们的这支队伍是非常坚强的,宁可战死沙场。这以后的三年游击战,我们的部队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中坚持战斗,我们都坚持下来了。保存了部队,保存了根据地。我是反革命,为什么不乘机带着部队投降呢?你们可以请示粟裕司令,只要他批准枪毙我,立即执行,死而无怨!


爸爸拒捕。


这是一个形式。就是这样一个形式,我想父亲也体现了他自己的人格。妈妈和爸爸一样天真,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提高了嗓门,一再地重复着:不信,你们可以上南京军区档案馆查嘛!都有记载的,你父亲就是不肯假投降!


信不信都不重要了,现在形势需要的是另外一种解释。没有父亲的签字,照样可以行动,于是是日,父亲被正式逮捕。


文革以后,一直到我从美国回来,我才敢直直地问元化叔叔:你为什么会在五五年抓进去以后,患心因性精神病的?


这些事情,现在都说不清楚了,那时候是五十年代,还没有人经历过这么大的政治运动。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连一点准备也没有。那时候,像元化叔叔那样的人,对党的感情,几乎就是一个基督教徒对于上帝的感情,毫无怀疑,坚定地热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在一夜之间,被卷入了一次集体逮捕的状态,没有选择,没有申辩,没有思考的余地,什么都被剥夺了。你必须无止境地重复一句:我有罪!


可是,罪在哪里?谁也不能为自己添加一些莫须有的罪行。但是,你不为自己编织那些罪行,别人将对你进行惩罚。元化叔叔说,每天吃完晚饭以后,人就开始抽搐。头开始剧烈地疼痛。这成了一个规律,一定是吃了饭以后。对了,就是吃下这碗饭以后,人就开始抽搐。不能控制地抽搐,到了夜晚不能好好地睡觉,那疼痛带来的是一阵一阵的心慌,黑夜马上就要降临了,可是头却像被铁夹子给箍紧了,一点一点往里钻,疼得难以忍受。这时,头顶上的灯打开了,刺眼的照度,直直地逼视着他。身后是看守在那里打牌,不知是存心的,还是头太疼了,他们在那里猛地一拍桌子,在那里猛地一声叫喊,让人胆战心惊。还是在那里吃饭,还是在吃完饭以后,人开始抽搐,头开始剧烈地疼痛……现在,想起来已经晚了,甚至也不敢再往深处多想一点。那时候,怎么会没有想到,哪一天晚上不要吃那个饭,看看人还是不是抽搐?没有,那时候怎么会朝那么恶劣的方面去思考呢?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会在饭里放下一些什么……没有,就是没有这么去想,于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把这一碗饭这么吃下去了,于是,每一次吃饭之后,人就开始抽搐……最后越来越厉害,甚至能感觉到那里的肌肉在被一点一点地撕开,疼得难以入睡。彻夜彻夜地失眠,那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日子。元化叔叔最后说,他也在里面自杀过。他用头撞墙,但是自杀未遂。后来嘴也歪了,眼睛也呆滞了。


当时,父亲和元化叔叔都关押在淮海中路的新康花园的房子里,他们是前后两栋房子。就在审查不久以后,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爸爸听到元化叔叔关押的楼里,传来叫喊的声音。他竖起耳朵在那里判断,在那里紧张地谛听着。当他知道这是元化叔叔的叫喊,并且听说是他发病以后的状况时,他向已经不再担任组织部长的王一平汇报,他恳请王一平能够帮助元化叔叔。爸爸说,问题可以继续审查,但是有病还是要给人治疗的。于是他们接受了爸爸的提议,给予元化叔叔以治疗。一直到隔离结束后,元化叔叔被家里人带到华东医院,请束宗华和夏镇夷医生诊断,结论为心因性精神病。


妈妈说,在隔离室的时候,那些人看见元化叔叔生病,高兴坏了,说是看王元化会说出些什么。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维了,看他怎么把所有的阴谋都交代出来,还有那些纲领、计划、漏网的胡风分子等等。总之,终于可以从一个病人这里打开缺口了,他们真是满怀着希望--一个精神病人会在发病的时候,把什么都交代出来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元化叔叔在发病的时候,大声地叫喊着:我没有罪,没有罪!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干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害于社会主义的事情。没有!他和他认识的朋友们,一个都没有干过。他们是这么忠实于党,忠实于这个国家,这是他生活的信念,他从来就没有违背自己的信念干过任何事情。他把所有的诬告都推翻了。


那时候,母亲的形象对于我是模糊的,她一直一直在哭。在她下班以后,常常带我去黄逸峰伯伯家里。在那个年代,只有他敢于接待妈妈,跟妈妈说真话,告诉妈妈该怎么活下去。他原来是爸爸的上级,联抗的司令员。他们家离我们很近,就隔着几栋大楼。我跟在妈妈的身后,跑啊,跑啊,就跑去了。妈妈在里面讲话,我坐在客厅里和他们家的大孩子玩。可是,更多的时候,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爸爸被捕以后,最艰巨的是妈妈必须写书面的揭发材料。去理解一个人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去仇恨一个自己的亲人,却似乎是很难做到的。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她就必须说自己的丈夫是坏人?但是领导教导她说:你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彭柏山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妈妈完全懵了,每次在接受教育之后,就像喝醉了酒似的往家走。


是因为实在走投无路,妈妈踏上了去黄逸峰伯伯家的路。她一边哭一边说:我怎么揭发啊,除了自杀,无路可走。


你为什么要自杀?


想不通,也受不了。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柏山是反革命,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我要是发现他是反革命,我还会跟他过下去吗?我确实揭发不了……”


你的处境可以理解。可是你不能死,柏山的问题正在审查,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你都不能死。你们有五个孩子,你要对孩子负责。


可是我不揭发,我怎么向他们交账?


柏山和胡风见面的时候,你也一起去的吗?


每次都去了,当时警卫员陈大悦也一起去的。


他们谈话,你在旁边吗?


在旁边。谈的都是家常话。


你认真想想,把他们的谈话详细写出来交上去,不就可以了吗?而且警卫员也可以作旁证嘛!


好,这些我可以写。


你写,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事实,也不要弄虚作假。


那是一定的。


最后黄逸峰伯伯还会叮嘱妈妈说:你要实事求是地写。一定不要夸大事实!……”


每次等妈妈从里屋出来的时候,我跟着她上厕所。坐在马桶上,看见她又在水池前面哭泣。我还老是要问她:妈妈,你为什么老是哭啊?妈妈就像做游戏似的,回答我:妈妈的眼睛不好。妈妈哭完以后,就在那里洗脸,她会洗了一遍又一遍,这样,似乎可以把眼睛的红肿洗掉,可是末了,眼睛还是通红通红的,哭得连脸颊都肿了。有时,她会打开人家水池前的小壁橱,在那里拿出一点粉,往自己的脸上扑一扑。这样,那浮肿起来的脸颊,不再显得那么光亮光亮。


小兰说,有一天她下课回家,只看见妈妈的床单上全是血,妈妈睡在上面。老保姆拿着一床小被子,垫在妈妈的身体底下,可是血还是不住地往外流。妈妈说,那时候,啊,真想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留恋。走了,不就是走了吗?只要还活着,就得装出很多样子,装得很快乐,可是,怎么装也装不好。看着母亲的面孔,小兰害怕了,她实在是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害怕妈妈会死去。她在那里大哭起来,这时候,妈妈努力对孩子微笑着,笑着笑着,自己也哭了。妈妈,大血崩了一次,最后还是在老阿姨的搀扶下,送到医院抢救,活下来了。


这之后,是爸爸在监狱出事了。他不是像元化叔叔那样走向极端的兴奋,而是走向极端的抑郁。他从来都没有向我们描述过他在监狱里经历的事情,对于他监狱经历的了解,是我自己的记忆。但是,妈妈跟我说:你父亲这个人是很脆弱的,他在监狱里,又试图自杀……”这时候,我已经长大了,已经经历了文革,听妈妈说到这些,我开始对于坚强有了自己的认识。我不以为,坚强是什么了不起的品质。整个生命,如果对于父亲没有更多的意义的时候,坚强又能说明什么?死在哪里都没有任何区别。也许,死在自己沉默的真理里,还能找到一丝安慰。在外面不会再有希望,整个世界就没有真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答案都是一样的。


妈妈说,开始的时候爸爸还敢于跟他们争吵,他大声地说:


解放战争还只是几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我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和皮司令一起打下淮海战役,打过长江。转眼这枪口怎么就已经转向我了。在这最后的叫喊里面,可以听出有多少忿怒,冤枉……可是,再下去,这些声音却越来越低沉,最后进入一片沉默。他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他渐渐地明白了,谁也救不了他。谁也不能说话,即使是粟裕,在这个时刻,也必须保持沉默。


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时候,胡风代鲁迅先生给爸爸写信,靠着那几张明信片,他捱过了拷打,捱过了漫长的黑暗;如今,胡风被捕了,父亲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的话,这又会是一幕什么样的景象呢?后来,爸爸和他的警卫员被抓进了日本人的宪兵队监狱,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说:让我们看一看自己的天空吧。那现在呢?天空再也不属于他们这些人了,他该归属于哪种人呢?生命在黑夜里消失,在晃动着残光的幻景里变得模糊不清,在以后等待着的生活中,一切依然会是残酷的。夜里,爸爸躲在被窝里,一直在那里蠕动着,一直动着。看守不断地在向里边观察,不明白父亲在干什么。他还是在那里动着……突然,看守乘他翻身过去,背对着监视的小窗口的时候,猛地开门冲进了监狱,掀开爸爸的被子,一把抓住他的手。只看见他把自己的衬衣撕碎了,撕成一条一条,把它们编结成绳子,结扎在一起。他似乎是下了决心,想清楚了……为了防止父亲自杀,看守搬进屋子和他同住。


一抹苍凉的微笑,重新回到人间。


妈妈回忆说:在你父亲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你叫小孩子都忘记我吧,你也忘记我吧。’……”母亲突然不说话了,我们不要再谈了好吗?我怎么是个傻瓜,怎么一点没有想到,人都会有这一天,不再渴望活下去了……”


爸爸知道连死都不能选择的时候,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生。爸爸向监狱提出,希望和王一平部长谈一次话。监狱答应了,王一平部长亲自到监狱去看望爸爸,他什么都说不出,只希望王部长能为他照顾一下这个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他这样的环境里,活下去是比死更加痛苦,更加艰难,更加残酷。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去支撑。他跟王部长讲,多想看一眼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他推着自己往现实中走,他一定要逼迫自己看一眼这冷酷的生活,看一眼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他必须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他必须为自己活下去找到理由……这一次,不是在监狱和大家一起搞什么绝食斗争,争取读书读报的自由了。轰轰烈烈的岁月已经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在他身后追赶着他的死神。他要用一切办法让自己再做一次选择,要么接受死亡,要么逃离死亡--活下去。他是在和自己作斗争。


市委答应了爸爸的要求。


于是,妈妈带我和小梅先去常熟路上的美伦照相馆。我戴上了一顶兔子帽,两只兔子耳朵竖得高高的,我显得比真实的形象大多了。小梅在幼儿园里摔断了腿,用垫子捂着,坐在边上,我俩合影拍了一张照片。等照片冲出来的时候,老保姆和妈妈带着我们两个人,去探监。走到门口的时候,老保姆放下我,让我跑进探望室。她想让气氛显得快乐一点,她想让爸爸看看,我已经长大了,已经会跑了。可是,我站在那里没有动,紧紧地拉着老保姆的手,看着那一间长长的屋子,屋子的中间是一个大的会议桌子,爸爸已经和看守在那里坐好,等待着我们。但是,那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同样也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妈妈说,我坐在爸爸的桌子对面,小梅自始至终没有说话,她从来不爱说话。我趴在桌子前,居然跟爸爸,跟我不认识的爸爸说:你好好的,早点回来吧,我们都在等你。说完以后,大家都笑了。大概是我太小,没有人想到我会说出这么一句完整的句子,连看守都笑了。妈妈说,从来都没有人教我,怎么已经这么会说话了。临走的时候,妈妈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为父亲留下其他任何东西,只把那张两寸的黑白照片,我和小梅的合影交给了父亲。


一抹苍凉的微笑,重新回到人间。


晚上回家,妈妈就去晓岑的屋子,到那里不是去跟晓岑说话。她是去向一个警察汇报自己的行动。


那时候,公安局派了一个警察住在我们家,监督妈妈的行动。如今想到这些往事,我和小钧、小梅都会哈哈大笑。五十年代,人们似乎还不知道政治有多么复杂,在这混乱之中,政治游戏也会给我们的家庭添加一些人情和笑话。于是在黑暗的日子里,我们比别人更早地理解了黑色幽默,这为我们带来了欢乐。虽然这个欢乐来得那么晚,但是我们不再记得当时的痛苦,不再记得那间压抑的小屋,因为有了这个小警察,让我们这个没有生气的家变得滑稽起来。


那时候,小警察还很年轻,刚刚二十岁出头,就在晓岑的屋子里,搭了一个行军床和晓岑同住。小警察白天到公安局上班,晚上回来监视我们。他很寂寞,特别是在放假的日子里,他都不能外出,必须和我们一家挤在那几间小屋里。可是,家里没有人跟他说话,谁都不敢和他说话啊。除了我们的老保姆。因为她是劳动人民,出身贫下中农。在小警察的生活里,老保姆变得像母亲似的。


她慢慢地跟他聊家常,关心关心他的个人生活,有时也顺便把他的脏衣服洗了。那时候,他从乡下出来有两年多了,情绪很不好,一直找不到对象,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乡下老家总是来信催他快把婚事定了,因为他也不小了。在乡下,他这个年纪的男人都已经抱儿子了。可是乡下姑娘,他是再也看不上了;老保姆很关心他,为他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可城里人,唉,人家眼界也高……一直到最后,老保姆带来了邻居家的小保姆,那个女孩子梳着一根好长好长的大辫子,一直拖到腰上。小警察一看见她,脸就红了,小保姆也腼腆得说不出话。老阿姨高兴地跟我们说:成了,成了。这一次是一定成了。大家在那份紧张和无聊之中,开始真心地为小警察高兴,毕竟是一件好事,给我们家那么黯淡的生活带来了色彩。老保姆也觉得自己成人之美,做了件积德的好事情。


小警察开始急着结婚,他不要在我们家再住下去了,连约会的地方都没有。女孩子来的时候,还要老保姆出面,把我们这些孩子从厨房里赶出去,给他俩腾个地方。厨房的门地在我们身后合上了。我们挤成一团,在走廊里和老保姆一起笑啊,笑得快乐极了。


小警察突然发现,他原来是天天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于是,他变得焦虑不安,实在是烦透烦透。他给领导打报告说,至今也没有发现朱微明的反革命言行。他请求组织上另外来人接替他的工作。那个年代,和文革还不一样。人,似乎还有点良心,还敢于说一些真话。反正就这样,小警察在我们家住了一年多,最后带着一份感激离开了。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警察搬进来住了。


父亲释放归来


其实小警察走了没有多久,父亲也出狱了。那是一九五六年底,我都快五岁了。记忆变得清晰起来,理解依然是简单的。妈妈说,我当时一点都不懂事,老在外面跟别的孩子吵架,野得像个男孩子,到最后,孩子们之间的一点点争吵,都会被人家告到市委去,说她没有把孩子教育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家里人都变得快乐起来,毕竟父亲回来了,总觉得事情会往好里面走。真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为什么会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呢?谁也没有给过我们什么暗示。记得那是一九五六年十月上旬,上海市委副书记陈丕显突然通知妈妈,要找她谈话。妈妈已经预感到要给爸爸做结论了,心里充满着希望,又充满着恐慌。于是在见陈丕显之前,妈妈又去找黄逸峰伯伯商量。


黄逸峰伯伯看着妈妈,冷静地说:这次陈丕显找你谈话,看来是要给柏山的问题定性了。


你看会是什么结果?


我看会开除他党籍……”


黄逸峰伯伯没有把话说完,妈妈就地一声哭了起来:怎么可以开除他党籍呢,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不同意。

黄逸峰伯伯摇了摇头,依然是平静地跟妈妈说:你最好不要对结论有任何意见。


为什么?


因为像柏山这样的干部,市委是做不了决定的。结论是中央定的。你同意是这样,你不同意还是这样。到时候,说你态度不好,对柏山对你自己都不利。所以,你千万要郑重考虑。


就在当天晚上,妈妈到陈丕显家里。她步履沉重,脑袋涨得发疼,即使是这样,妈妈还存有一线希望,希望黄逸峰的预感是错误的。但是,见到陈丕显时,他开门见山地对妈妈说:彭柏山是坏人,决定开除他出党,你有什么意见?


是的,询问是一个形式,一个试探的计谋,也是一个黑暗的深渊。妈妈心里记着黄逸峰伯伯的嘱咐,虽然是那么痛心,她还是咬着牙说:我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陈丕显微微一笑,说:看来你的头脑比彭柏山还清楚。


显然爸爸是为自己争辩过,但是,这只会让他的处境更糟糕。


但是由于父亲的归来,我们的家还是透出了五彩缤纷的颜色,透过这些颜色,我们看见的东西还是绚丽的。也许我们都太希望活下去了,都太向往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总之,我们大家都在那里欺骗自己,连我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都会感觉到父亲回来以后,什么都变得快乐了。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信心,充满了勇气,觉得有奔头了。


但是,母亲那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她比我们谁都清楚,事情还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中央给父亲的案子做了决定: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宣传部同时交给母亲一个任务,按期向部里汇报父亲的所有言论以及行动。现在,日子更不好过了,小警察的任务直接交给了母亲。


父亲从监狱释放回家的时候与母亲合影。他们找出压箱底的衣服,努力为自己找回一点做人的尊严的感觉。照片拍完不久,父亲被流放去了青海。


背着这么残酷的任务,扮演这么恶劣的角色,我不知道母亲怎么能带着我们五个孩子活下来。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人想出这些主意的,有多么可怕。摘下了自己所有的眼睛,把它们安放在亲人身上。于是,这一双双眼睛,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沾在父亲和母亲的背上。这成了一个游戏,我们都迷失在这游戏之中,我们谁都没有掌握游戏的规则,于是被陷害了。我们还一直弄不明白,失误在哪里,依然拼了命地往里钻,越钻越深。最后,当屠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的时候,依然全无所知。妈妈却还在那里考虑着党的原则


轮到她去宣传部汇报的日子了,她向组织上说:我不愿意和彭柏山说话,因为他是反革命。我在考虑和他离婚。所以,他什么都不和我说。实在汇报不出任何东西。


部里的领导跟妈妈说: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党历来是以帮助、拯救他们为前提的。除非他们拒绝党的帮助。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你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彭柏山。不要轻易谈到离婚的事情,随时向组织汇报他的言行。


妈妈变得非常固执:不,我早晚是一定会跟他离婚的。


现在,谁都看不懂这出游戏了?是谁在演戏?不知道。甚至在公开的谈话里,都听不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最终,妈妈打算离婚的消息传到爸爸耳朵里。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妻子,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感情上,他是不是又一次被摧毁了?谁都不知道。连妈妈这么好的人,现在都有跟他离婚的想法了,都不再相信他了。他感慨地把这最坏的消息告诉元化叔叔。没有回答……元化叔叔又能说什么?他最多庆幸自己的妻子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有一天,爸爸想跟妈妈说说他最近的一些打算,妈妈跟他说:不要想那么多了。


父亲疑惑地看着她,终于忍不住地说道:你是不是觉得你嫁错人了?


妈妈再也受不了了,猛地从桌子前站立起来,哆哆嗦嗦地说: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带着五个孩子是怎么过来的……?你心真狠啊!


当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当我重新听见元化叔叔在跟我说:那时候,你妈妈口口声声说要和你父亲离婚,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她说得那么真,我觉得像是真的。我和你父亲有很多话,也不敢跟她说啊。


现在已为时过晚,我说什么都不能让父亲感受到母亲那种困境。从人们不由自主地需要交流,到不由自主地猜疑、恐惧--已经把我们逼向绝境。今天,我已经不能向父亲解释,但是,我却走上了焦虑不安的道路。我带着说不尽的焦虑,急于向元化叔叔解释。妈妈说:我不说要跟你父亲离婚,那每一次,我都向宣传部汇报你父亲的一举一动?


也许张可阿姨没有跟元化叔叔说离婚的事情,所以他不能理解你。


不是理解的问题,宣传部没有让张可去定期汇报啊。


你为什么非去不可呢?


因为我还是党员。现在我明白了,当初你父亲为什么说,我嫁错人了……他怎么就那么糊涂?他不想想,我要离婚,按我的性格,还要跟组织上说吗?他难道还不相信我?我要把他什么都汇报上去,我自己又有什么好日子过?我们有五个孩子……他怎么就能那么糊涂?


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爸爸,这是在演戏!因为宣传部要你定期汇报?


我怎么敢把宣传部的决定跟你父亲说,万一他又说出去。我会被开除党籍的。我开除出党,你们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为什么会被开除党籍呢?


宣传部的决定,我能随便说吗?这是党的原则。


元化叔叔听我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要说:其实你妈妈就跟你爸爸说嘛,他怎么会出去说呢?


但是,妈妈一定是害怕到极点了。


我那时候,什么事情都和张可阿姨说的。我不怕。


妈妈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党员……”


是的,是的。你爸爸那时候也跟我讲,有时候你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他会看见你妈妈做的一些笔记,讲到党内一些事情。看来,你妈妈是很注意的,不是什么事情都跟他说的。现在想来,她做这些事情,她那么小心,也不是真正为了那个党籍,她还是为了你们几个孩子。


是的,是的……”


这种折磨,把人和人的关系扭曲成这样。真是要写写,现在想来都很可怕……”


四十多年过去了,爸爸已经压根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可是我们还是在那里说啊说的,说不完地说。似乎总觉得说了,就能把这些窝囊和伤害说清楚似的,但是怎么说,都说不清楚。我们实在是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输尽了。一次一次的谎言、假装都不行。最后,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谎言。妈妈最善良的行为,把自己和父亲都害了。


在那些日子里,对爸爸妈妈唯一安慰的是,还有一些老朋友,居然在那样的时刻还敢来看望爸爸。当时王一平叔叔来了,在我们的记忆里,爸爸对他充满了尊重,他显得那么有风度,俨然是个大学者的样子。夏天的时候,总是穿着一件米色的纯真丝的短袖衫,直挺着腰板走来了。


那时候已经是一九五七年了,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他没有跟爸爸多说什么。妈妈说:王部长说话是非常谨慎的。但是,他多么担心爸爸会为自己的处理不满,会有意见。运动就要开始了,他是部长,是党的高级干部。他能和爸爸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轻轻地暗示:要钓鱼了,不要说话。


再看一眼王部长,一双善良的眼睛,很久很久没有人这么专注地看着爸爸了。已经来不及感动,他实在是被王部长说的八个字吓住了。他们就那么沉默着。不是有人在监视他们,没有。那是在一个大白天,在孩子们四周奔跑着、喧笑着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默默地注视着。王部长没有多说其他什么话,如果父亲再听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也不可能做更多的解释了。实际上,王一平叔叔过去并不认识爸爸。他是二十六军的军政委,仅仅是去南京军区开会的时候,在那里看见过爸爸。用王一平叔叔的话说,他们也就是点个头、打个招呼的关系。是在对父亲的审查过程中,才渐渐地深入到对父亲的认识中去。没有想到的是,审查结束以后,他们成了朋友。


那份寒冷是从阳光里散发出来的,在那直直地照在地面上的光线里。外面,人们却烤得发热了。大字报,大鸣大放,言论自由,像一片欢乐的海洋,打着雪白的浪花冲上堤岸。大家都快乐地要说话,说真话。在那一片阳光里,所有的颜色都模糊了,都被金灿灿的光环点亮了。在一片闪光里,大家感觉到同样地热情,同样地骚动。于是,已经不仅仅是母亲和父亲了,大家都会被卷入一个游戏的圈套。


当妈妈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感觉到一种后怕。幸亏是王部长帮助我们一家找到了游戏规则,我们在那迷宫似的路线中,看见了出口。


用妈妈自己的话说:我学乖了。


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党支部书记柯岗说得很真诚:我们一定不会给大家戴帽子,揪辫子,不会秋后算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党,希望听见群众的声音。


妈妈一直沉默着。但是,支部书记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启发大家给党提意见。那时候,不光是支部书记,支部里所有人都把眼睛停留在妈妈身上。大家想从她这里打开缺口,她怎么可能对彭柏山的处分没有意见呢?大家等待着,已经等待了很久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她一直沉默着。


妈妈对我说:他们都等着我,我要再不说,一定会认为我心怀叵测。于是我就说,我有三条意见……刹那间,所有的小本子都打开了,支部书记柯岗第一个拿起笔在等待着。我看了他们一眼,就知道这群王八蛋要害我。气氛变得很紧张,屋子里静得出奇……我刚一出声,我都被自己的嗓门吓了一跳。接着我说,第一条意见,我觉得可以把我们工会理发费,由两毛钱降为一毛五,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第二条,厂门口是否可以打扫得再干净一点,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厂的形象;第三条,要求大家节约用水。我的意见完了。


大家开始沉默下来,这是意见吗?……


反右结束的时候,妈妈和爸爸都安然无恙。但是,妈妈依然痛心地说:你这个小舅舅,我都跟他打过招呼了。他怎么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在信上再三再四地告诉他,不要提你父亲的事情,不要提他的事情。我甚至跟他都说白了,哪一次秋后会不算账的呢?他自以为十四岁参军就怎么样了?最后,一直把他押送上军事法庭,打成右派。


为什么要送军事法庭呢?


他当时在部队里啊。


他说了什么?


他说你父亲是被冤枉了。说党不能要用人的时候,就管人家叫干部,不要的时候,就是反革命


就这么一句?


这么一句就够了!等的就是他这一句话。要他去说什么,跟他说得那么清楚了,他就是要出那口气。这不是害自己一辈子?这是政治啊!


于是二十七岁的小舅舅,正要从中尉提拔成上尉的时候,一句话,就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毁了。判刑以后,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押送福建煤矿劳改。


几天前,我试着给小舅舅打电话,想把事情再问得清楚一点。


父亲是一九五六年底出狱的。我已经长大了。当时拍这张照片是准备给爸爸送到监狱里去的,没有想到他突然被宣布释放回家。


他说:是我自己不好,没有听姐姐的话。我什么都不想再说了。忘记吧,都忘记吧。我这一辈子也快过去了,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想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不想让自己再痛苦一次了。不要说这些事情了。


当我们头上也都开始出现白发的时候,元化叔叔还会对我说:


皮定均对你爸爸是真好啊。那是一份很深的战友的感情,是在战场上同生死、共存亡的情意。那是很深的,他们是在老虎团里一起打出来的。在敌人的枪口下,那是真正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的。所以,他对你父亲是了解的,对你父亲真好。五六年底,你父亲放出来以后,市委不是让你父亲到农村去劳动过一段时间吗?实际上劳动对他这样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吃得了那份苦。但是,周围的人都对他很不好,你想他是反革命嘛。监督他的人对他也很坏。他从农村回来休假的时候,人又黑又瘦。皮司令看见了他,后来到处找人说,他还跑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找王必成,他那时候是警备区的司令嘛。皮司令就说,你们不能看着不管啊,这不是要把彭柏山整死嘛。现在人都整得不像样子了,你们要出来管管啊。


(待续)



转自《必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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