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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岁月


--作者:彭小莲 


不堪回首的年代


妈妈正在执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到农村发展抗日力量。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的晚上,母亲因为汉奸的告密被捕。


夜里,突然有人敲门,妈妈急急忙忙穿上她的红旗袍。每当妈妈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总是痛不欲生地说,她太年轻,太年轻。什么都不懂,她不该穿得那么激进,她不是说漂亮,是说激进。我们,已经忘记了服装颜色本身含义的时候,妈妈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她跑去开门,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走来,她知道事情不好了。他实际上是日本人。但是,他却用流利的中文问妈妈:你是哪里来的?


妈妈说:我是本地的中学生,马上要考试了,回来借化学书的。


男人坚定地说:我不相信,你一定是新四军。


这时,从男人后面走出一个汉奸,他们开始用日文说话交谈。突然,日本人向汉奸甩了一下头,汉奸就上来推妈妈。她想,好,跟着你们走。但是到了田野里的时候,在半路上,乘着黑暗,就可以逃跑了。


记忆常常是脆弱的,岁月会把它磨蚀得不留一点痕迹。但是,母亲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她清楚记得,当她一脚踏出屋门的时候,天呐,在朦朦胧胧的黑暗中,看见一大群身穿黄色军装的日本兵。一个女人,一个穿着红色旗袍的女人,面对一个军队。妈妈说她感到无边无际地恐惧,那不光是对死亡的恐惧,那是在走向深渊的时候,人往下坠落的恐惧,那份恐惧是清醒的。她撕开嗓子大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凄凉的喊声在空寂的田野上空回荡,没有人接应这个无望的呼救声。


在囚车上,他们就开始鞭打母亲。到了常州西门外文庙的日本人监狱,因为没有女犯人,他们把妈妈扔在过道的尽头,她就独自一人躺在湿腻腻的泥土上。夜晚,有人唱起了新四军军歌,很快整个监狱都响应了,雄伟的歌声充斥着这个监狱。天啊,这是在日本人的监狱……母亲感到绝望,她想她一定是神经发生错乱了,开始出现幻觉、幻听。她开始用手掐自己的身体,看看还有没有感觉,当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居然有人喊出妈妈的真名。黑暗,没有比这个更黑暗了,母亲彻底走入了深渊,怎么也挣扎不出来。她连哭泣的力量都丧失了。


你是《前锋报》的总编,你采访过我们。


她从眼角的下方看去,终于认出说话的是新四军×团的党支部书记。母亲开始往他的铁栏杆前移动。他说:你千万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们跟你不一样,我们是在战斗中集体被捕的,身份是公开的,所以我们敢在这里唱我们的军歌。


她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我,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谁都不会想到,原则是不公开的,隐瞒着什么,或者是必须隐瞒什么。而这分隐瞒不仅在监狱,在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这些原则。每当她回忆起这个细节,她都会情不自禁地自语起来:恐怖,真是恐怖啊!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支部书记,如果她还有一份英雄主义,如果她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而骄傲,如果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这就构成了叛徒!母亲经常窒息在自己的后怕之中。


她一点一点蜷缩在墙根下,似乎这里可以寻找到一种安全。可是,日本人的面孔在向她聚拢,那一个个眼睛像死亡的黑洞,将她往深处拽。突然,有人开始伸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一次又一次,她被扔回自己的噩梦中去。所有的铁栅栏把她的恐惧紧紧封锁在那里,她哆嗦地往墙根上移,但是,无济于事。更多的鬼子向妈妈动手了。妈妈最后一次绝望地呼喊:放开我,救命啊!放开,放开我!这绝望的呼声把她的形象撕裂得支离破碎。在漆黑的深夜,在日本人的监狱,那份绝望把整个监狱感染了。所有的男犯人都起来了,隔着监狱的铁栅栏,他们集体嘶喊道:不许日本人调戏妇女!”“不许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日本人滚出中国!”“滚出去,滚出去!滚出中国去!这是最后的燃烧,这片燃烧也不能将她对日本人的仇恨烧尽,仇恨是渗透在血液中的。日本人终于害怕了,他们扔下母亲,在疯狂的呼喊中退出了监狱。


审讯开始了,妈妈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久她开始吐血,更不能控制的是,她的月经全部混乱了。鲜血从全身上下往外溢,日本人连一片纸都不给她。她只有在上厕所的时候,拽下自己旗袍扣子上挂着的小手绢,在那里不停地擦啊擦的。可是,即使这样,鲜血还是不停地往外涌。她重新倒在一汪发黑的鲜血中。在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的墙角边,她昏迷在那里。当她苏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一双穿着日本军人大头鞋的脚站立在被血染黑的泥地上。她困难地抬起头来,当她明白这是司令官川岛在那里巡视监狱时,她将手指插进泥土中,努力让自己站立起来。她说,她就要死了,但是她要在临死之前,站着跟他说话。妈妈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仇恨他们。


当时她刚从学校里出来,英文非常好,她用英文说道:我是中国人,抗日是我的责任。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国家任你们糟蹋。你怎么能允许你的士兵调戏我?我抗日无罪,你必须释放我!这里没有任何辉煌的景象,这是一个无助的女人,呼吸着让人恶心的血腥空气时,站在自己的死亡线上做临终的留言。我被妈妈说的话吓住了,她不怕杀头吗?那个司令官居然没有说话就掉头走了。母亲鄙视地说,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懂英文。一个星期之后,日本鬼子将生命垂危的母亲,转移到了常州的地方监狱。


清晨在一年之中是在同一个感觉中降临的,总是非常短暂。这是妈妈唯一企盼的时刻,她可以和女犯人一起在小院子里放风,绕着院墙走上一圈两圈……有时,甚至是三圈,即使是下雨天,她也愿意一个人独自在院子里走几圈。她听见雨水落下来的声音,就会想起母亲让孩子们去拿瓶瓶罐罐,到院子里积水的情景……想到这些,她并没有什么很深的惆怅,也没有亲切的欢乐。她只是在雨中慢慢地行走,溅起的水珠让她回到自己的遐想空间。


一天,她在雨中被看守叫住了,说是有一位老先生来看望她。母亲很是疑惑,她在常州城里什么人都不认识啊。老先生自称是冯三大,他交给妈妈一张小纸条,妈妈还没有看完纸条,眼泪已经涌出眼眶。这是新四军党支部派人来搭救妈妈了。她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结果是大哭起来,抽泣地说:我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我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老先生点了点头,看着还像孩子似的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问她:你要点什么东西?”“要一点药和书。第二天,老先生给她带来了药和一本《红楼梦》。


地方党组织和警察局打通了关系,背着日本人将妈妈保了出来。条件是:妈妈依然没有自由,留在警察局听候分配。万一日本人来检查监狱,妈妈还要回去蹲一下班房,做个样子。


这以后,妈妈白天在警察局的办公室看书、练字。晚上暂时住在女警察队长家里。组织上托人给妈妈送来一百元零花钱,妈妈为自己买了一身灰色的旗袍。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到了,日本人开始执行大屠杀共产党的计划。


妈妈被日本人拉了出去,要她答应三个条件,就可以立刻释放她。一、做特别警察,在路上看见新四军的人,只需点点头就可以了。二、让外婆搬到常州城里住……还没有听到第三是什么,妈妈的脑子已经全乱了。这不是让她去做汉奸吗?妈妈该怎么办啊?警察局在夜里出动了,开始搜查旅馆,把妈妈也给带上了。妈妈说她害怕,不是害怕别的,是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她是绝对不会做汉奸的事情,但是她一直是战地记者,新四军谁不认识她?万一被人看见她站在警察的行列里,她就再也说不清楚了。人总有想不到的事情,从监狱中可以活着出来,在监狱外面却不容易活下去。恐惧,最深的恐惧是从这时候诞生的。她总是躲在女警察队长的身后。


警察局看见妈妈什么都做不了,要她写一份东西,答应在警察局里面帮助他们工作。妈妈向冯三大汇报,一直等到支部带来了回信说:只要不损害革命,朱微明可以暂时在警察局里工作。我们将尽快派人营救她。保重。于是,妈妈开始在女警察队上做文书,抄花名册。


新四军真的来人营救她了。可是走到城门口,妈妈首先看见在那里站岗的警察,根本出不了城门。在白天,却像在黑夜里,妈妈在那里穿来穿去,已经是疲惫不堪了,还要紧紧地拽着一份难言的恐惧。她出不了城门。这次不行,那下一次呢?冯三大告诉她,军部的人一共来过四次,都没有办法把她带走……


什么时候,常州城变成这样一个无处躲藏的室外监狱?妈妈喘着气,老是在街上徘徊。一个算命先生热情地向她招揽生意,妈妈向他走去。连曾经这么自信的人,在恐惧中也只有相信宿命了。这是一个衔牌算命,他放出去一只鸟,鸟飞回来的时候衔上一张牌。显然,鸟衔了一张坏牌,算命的犹豫了一会儿说:一共可以衔三次。他重新放出那只鸟,鸟却一直衔住那张坏牌不放。算命的脸色不大好看。


妈妈说:我知道自己命不好,你就说吧。


算命的四下里看了看,紧张地问妈妈:日本人在夜里把你抓去过?


话刚落音,妈妈也被吓住了。她说:你是算命的,怎么问我?


算命的小声地跟妈妈说:命里说,你不能走夜路。不然就会出事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胆子大,命中注定的事情由不得你作主。没有多少时间了,你要赶快跑,日本人这一次要杀你了。


新四军任《前锋报》总编时的妈妈。


妈妈完全进入了算命先生的世界,她哆嗦地问道: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命中注定逃得过这个灾难吗?


还有希望,赶快逃!但是一定记住了,必须是在大白天逃跑。


大白天?城门楼上都是岗哨,我怎么逃啊?


这是你逃跑的时辰,命里的事情,不能不信。


说完,他比母亲更加害怕,收起了摊子要走。妈妈追上去付钱,他先是不收,然后对妈妈说:我知道你是好人,中国人总是要帮帮自己人的。我收你的钱,因为照算命规矩说,不收钱的命是算不准的。快逃吧姑娘,但是千万不要说是我算的命。这年头,我们都要被日本人杀头的……”他看见妈妈在那里点头,接过钱就跑了。


当妈妈回到自己的屋子的时候,却看见冯三大已经等在那里了。她很紧张,觉得有事要发生了。她还没有开口,冯三大就通知妈妈:部队马上就要撤离这个地区,没有人来营救你了。你要走的话,就靠你自己俟机行事。你在警察局的工作还是那句话,只要不出卖革命利益,组织上批准你留在那里。然后,冯三大又给了她由组织上送来的二十元钱。妈妈急了:我待在警察局是为了等待组织上来营救我,再待下去,不成了汉奸了?就是杀头,我也要跑回去。


冯三大看见妈妈那么坚决,于是给了她一个地址,说:如果你能逃出常州城,就找到城外十八里地的城渡桥下,那里有一个茶馆店,老板是我们自己人,他会把你送到新四军军部去的。


妈妈接下那二十块钱回到了警察局。那时候,警察局新来了个女警察,刚死了丈夫,人很穷,穿得也破,大家都看不起她。妈妈一直和这个人很好,这时给了她五块钱。这个新来的人,长这么大了,还没有拿过人家这么大一笔钱。她要给妈妈下跪。妈妈一把拉住她,说:我们都是穷人家出身,我知道这苦日子有多难过。说着,妈妈自己在那里哭了起来。新来的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说外婆病重,因为她不是本地人,没有良民证,出不了城去看望外婆。这个新来的女警察很同情妈妈,决定将自己的良民证借给她用一次,让她快去快回。她们约好,第二天清晨,在北门外见面,由她将妈妈送出日本人的电网检查口。


似乎,在冥冥之中,命运真的是被安排好的。


突然,女警察队也接到通知,有一部分人马上要换岗,去王里镇帮助日本人做事。这时,妈妈住在女警察队长家里,就跟队长家的佣人说:如果明天早上队长醒来,我不在的话,你就告诉她,我去送她们上王里镇了。上班前我会赶回来的。


夜里,妈妈剪了一个童花头。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的早晨,她穿上一件新做的旗袍,稍微化了点妆。等天一亮,大概是五点多钟,妈妈就拿着借来的良民证走向城门。到了城门外,在那里等着警察局新来的女警察送她过日本人的电网检查口。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有人来。天,越来越亮了,人也开始多起来,进进出出赶集送货的人很多。这都让妈妈感到害怕,她怕再一次被什么人认出来。恐惧也会成为勇气的,她决定把自己生命像一张纸牌一样做个赌注押出去。


她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一直拉到了电网检查口,那里都是拿枪的日本人在走来走去,中国警察在巡视着。一个日本人走上前,让妈妈下车,因为黄包车不准出城门。妈妈的肌肉都僵直了,但是她努力做出笑脸,假装很惋惜不能坐黄包车。付了车钱,就排到队伍后面,等待检查。时间像静止了,监狱的景象就在眼前,日本人的刺刀直直地逼在她的身旁,你怎么回避,还是会看见那咄咄逼人的枪口。妈妈走到日本人面前了,她像所有的人一样,举起双手让他们搜身,她全身冰凉,她知道这是最后一关,过不去就会被杀头。这时,太阳直直地照在她的脸上,像一只温暖的大手,捧着她的脸。妈妈头上在冒汗,她对自己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即使是死亡。现在是大白天,算命的说过,会过去的。这是我的时辰……”猛地,日本人狠狠地将妈妈推了一把,她两眼一片漆黑,整个人向前方冲去。她努力站住脚,让自己冷静下来,当她看清周围的一切的时候,她发现她是站在电网检查口的外面,她已经通过了日本人的电网。


妈妈说,她只觉得心都快跳出喉咙口了,她发了疯一般地朝十八里地的城渡桥跑去,到那里的时候,连早上九点钟都不到。


就这样,妈妈回到了新四军。


回到军部,她开始采访黄桥战斗,新四军取得了胜利。那时候妈妈的脚烂了,因为坐牢的关系。但是她哪里顾得上这些,她觉得幸福极了。兴冲冲地趴在自己的小屋里写报道。突然,军部党委下达一个命令:停止朱微明党组织生活,停止朱微明报社总编辑职务。交代被捕经过。特别是关于她在警察局签署合同,在那里工作的事情。她有背叛革命的嫌疑。


当时,是爸爸代表军部党委向妈妈宣布这个消息的。听完党委的命令,妈妈掉过头去,还想努力掩饰什么,可是她至今想起来都会说:真是痛不欲生!她怎么也无法忍耐,她还是想站起来向父亲解释什么,但是她腐烂的双脚像针一般地扎着,还没有等她站立起身子,就失声大哭起来,重新跌坐在椅子上……


我看着母亲,五十年以后,当我们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已经能够接受这份残酷和冷漠的时候,她还在对我说:痛不欲生啊!一夜之间,昨天还是所谓的好朋友,突然就反目为仇了。谁都不理睬我。好像,我就是汉奸,就是叛徒……”


恍惚间,一种悲凄的无望感又在母亲和我之间降临了。我都想为她哭泣。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相信她,为什么人们喜欢用满是狐疑的目光审视自己的同志?她觉得委屈两个字也不能解释她的痛苦。她只能在那里重复地说着:痛不欲生,痛不欲生啊。多么强烈的字眼。一张纸,一张审查命令,就能置人于死地。就在那短短的字里行间,几个小小的标点,就化为力量……她曾经浸透在自己的鲜血里,鞭打、审讯,日本人的靴子就这样直直地踩在她的胸上。转眼她却被自己人怀疑、诋毁。她是死里逃生回到了新四军,但是,审查命令是来自军部,来自自己的同志。这文字竟像一把屠刀,直直地钻进母亲的心脏。


不堪回首的年代。


无法摆脱的阴影


妈妈,她应该是幸运的还是悲哀的?就是在这次审查中,她认识了爸爸。一个读书人。一个在战争年代还坚持给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写过小说的人。他似乎是那样一种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领导。他还是鲁迅先生的学生,除了这一份崇拜,对他,还有多少了解?妈妈回答我,说:没有。但是,她多感激爸爸啊,他的目光里,没有那份敌视,没有那份怀疑。他在那里慢慢地听她说,慢慢地读妈妈写来的信,慢慢地回答她的问题。妈妈说,因为爸爸在她的心里,她才能挺过军部党委的审查。


爸爸的这一份理解和宽容,更多的原因是,他自己也有过太多的磨难。


在遇到我母亲之前,在一九四○年底,国民党残忍地对新四军下毒手,发生了交战,新四军方面的伤亡达到九千人次。军长叶挺被捕。一九四一年的一月,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带着军部全部军饷逃离皖南。一个月后,他自己的警卫员谋财害命,将项英打死,卷走了全部黄金和军饷。这时候,日本人打来了,整个根据地失守。新四军部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在历史上,称之为皖南事变


爸爸当时任新四军四纵队主任,突然接到陈毅代军长的命令,让爸爸立刻去陈毅的住处,江苏海安县西边的胡家集。到了那里,陈毅拿出了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决定,要求爸爸立刻拿着密件去江南二支队,传达中共华中局对江南工作的布置。中央的精神,是立刻采取行动,保存实力。


接过文件,爸爸深深地感到它的份量。那天,陈毅代军长特地给爸爸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饯行,但是他哪里还吃得出什么味道?连夜,爸爸和他的警卫员换上便衣就出发了。爸爸后来跟妈妈说,陈毅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紧紧地和他们俩握了握手。当时,真的不知道,明天自己是否还能活着走回这个世界。每一声关照,都变得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深情难忘。


他们先过了长江,到了苏南。见到了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彭炎。爸爸将密件给他看,然后口头传达了陈毅代军长的精神。彭炎为了帮助爸爸在苏南顺利通行,赶快选了当地一位机要通讯员护送爸爸和他的警卫员去太湖地区。出发前,他们一起商量好,把密件放在饭篮子的夹层里,三个人重新化了装,像是进城赶集的农民,还特地让彭炎再看了看。彭炎放心地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又上路了。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们三人接近武进城时,在杨渡桥上岸被检查,爸爸坦然地举起手臂,像所有的老百姓那样,让桥头的国民党兵搜身。突然,有人叫道:是彭柏山!爸爸心里一顿,但是敏捷地保持原来的状态,冷静地和他的警卫员一起低着头走下桥头,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回头张望。叫喊他的那个人开始有点疑惑,特地跑下桥头,再一次辨认爸爸。他突然转身向一个当官的报告,说爸爸很像他在新四军里看见过的一个大官,具体的他也说不清楚。


这人到底是谁?爸爸根本不认识,也许幸好他不认识。后来据调查说,这是新四军的叛徒。


但是,因为他的报告,出事了。当下他们三个人在杨渡桥头被捕。爸爸他们坚持说,不认识那举报的,也不知道什么叫新四军。他是国民党李明扬部队的人。当时,日本人正在诱降李明扬部队,一时不知怎么处理他们。爸爸说得很真实,但是,他的脑子都快炸了,手心变得冰凉冰凉。想想看,篮子的夹缝里还藏着那一份密件呢,要是被发现,不仅仅是被枪毙,更可怕的是,整个江南地区的根据地就全部暴露了。简直不敢往下想。警卫员都不敢朝爸爸那里望去,大家都咬紧牙根,控制着自己的呼吸。


这时机要交通员在一点一点挪动脚步,努力和爸爸、他的警卫员保持着距离。然后,他大叫着说:冤枉啊,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两个人。


爸爸也说不认识他。一个当兵的上来,拽过机要交通员的篮子,用枪托把篮子捅翻在地上。文件因为是放在夹层里,所以没有掉出来。但是,米饭散了一地。机要交通员赶紧趴在地上,像是心疼那米饭,一边捡还一边抓一把米饭放在嘴里吃着。乘机把篮子捡了回来。因为是本地人,很快把他的母亲招来了。母亲一看见儿子被抓,老远就哭喊起来,一路哭还一路在那里骂儿子:这都是什么时候了,出来赶什么集啊。杀了头,家里就断子绝孙了。老太太一口地道的当地土话,国民党的兵相信了,同意让她先把儿子保回去。爸爸和他的警卫员被押解到审讯室。


押解的路上,爸爸又一次回头看了看机要交通员,他已经和他的母亲渐渐地走远了。他手里,正紧紧地提着那个饭篮子。爸爸舒了口气。他知道,机要交通员会完成任务的。


这一次,爸爸和他的警卫员没有遭到什么毒打,搜不出,也问不出什么东西,就把他们俩扔在角落里。突然,警卫员要大便,于是一个当兵的就押着他去厕所。茅房是露天的,非常简陋。警卫员没有经验,他忘了在彭炎那里换掉他的内裤,在他脱裤子的时候,露出了穿在里面的黄色军短裤。当兵的一眼就看见了,冲上去,一把将他的外裤给扒了下来,大喊着:你不是新四军,哪里搞来的军短裤?


事情败露了,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们不再审讯爸爸和警卫员,直接将他们送到西照日本人宪兵司令部。这次是警卫员跟爸爸说:痛心疾首啊!怎么能那么粗心,现在是死路一条了。


爸爸说:死到临头,不要去想它了。我们再多看一眼天空吧,这是我们自己的天空。


警卫员说:我不要看,到处看见的是日本人的太阳旗。哪里还有什么自己的天空。


爸爸像是对他,也像是对自己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为了清除这些旗帜,我们把生命都付出了。人,总是要死的。就这样走过一次人生,没有什么惋惜的。


关押在西照宪兵司令部,正赶上日本人要去打顽固派,要把所有的犯人逼去扛子弹。队伍排成两行,一行戴着红色的袖章,爸爸他们戴着白色的袖章。四下里一看,爸爸就明白了。到了中午的时候,鬼子坐在那里吃饭。离开他们这些犯人稍微远一点。爸爸跟警卫员说:你马上想办法去偷两个红袖章过来。警卫员往四周看了看,似乎也明白了,戴红袖章的是普通犯人,所以看管得不是那么严格。在劳动间隙,警卫员乘人们休息的时候,在一堆衣服里偷到了两个红袖章。


天,黑下来了。回监狱的路上,爸爸和警卫员他们把红袖章换了上去,慢慢地落到戴红袖章的队伍后面,乘人不注意的时候,往山下扔了块石头,只听见咕隆咕隆的声音,爸爸和警卫员紧张地屏住呼吸。可是,鬼子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在过一个山坡的时候,爸爸机警地拉住了警卫员,两个人突然在人群的后面趴下了,然后一起打滚,不住地往下滚,一直滚,滚到了山坡下面。爸爸和警卫员满手满脸都被枯枝碎石刮破了,山上又有石头被他们撞得滚落下去,可是他们已经顾及不到这些了。他们快乐得无法形容,他们逃跑了,他们活过来了。


终于逃到太湖新四军第二支队,传达了密件。然后,二支队把他们安全送回了苏中。


两个月以后,当爸爸带着部队南下的时候,经过二支队的旧址,那里却是一片废墟。日本人在大扫荡的时候,将二支队的人全部打死了。妈妈沉重地跟我说,你父亲特地下马,独自一个人,走到旧址前,在那里停留了片刻。那一次,连长和很多战士都牺牲了……


我问妈妈,一个支队有多少人。


她说:一个支队有三个团,至少也有一千二百多人吧。


在父亲审查母亲的时候,他同情地对她说:你要相信党。你不是叛徒,党终将会调查清楚的。党对你的审查是对你负责,这是为了更加纯洁党的队伍,使我们的党更加有战斗力。爸爸口口声声提到的是,在妈妈眼里爸爸几乎是党的化身了。那年代的人,现在看来是简单得可笑。但是,他们确实就是在这么单纯的思考中,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也因为这一份单纯,让他们变得那么坚强。


但是,有时候也解决不了她的痛苦,她在那里写交代,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她开始写日记,把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感情写出来。她不知道这能帮助她什么,但是她无法将它们放在心里,她承受不了。


审查到一半的时候,爸爸调离军部去盐城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了。


这时,妈妈的双脚烂得更厉害了,还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她没有地方治病,挪动着疼痛的脚在木桌子和椅子之间写交代。周围的人都不再和她说话,连她的好朋友看见她的时候,也有意避得远远的。妈妈试着给领导,给爸爸发出了第一封信,把自己最真切的痛苦留在信纸上。她需要理解,就这么简单的一点点需要,可是不知从何处得到。爸爸很快给她回信了。妈妈说,至今她还记得爸爸信上说的话:不要怕痛苦,它是最好的创作源泉,记得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怎么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原因。只有痛苦的感情是最复杂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你为什么不试着去创作呢?不要沉浸在痛苦里,要面对自己的痛苦。


妈妈提笔了,审查结束后,在新四军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女囚》。


妈妈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她问我:你笑什么?


我不得不告诉她我的感受:爸爸实在是个梦,是个诗人。他怎么会在那样的时刻,跟你说什么《安娜·卡列尼娜》的呢。


母亲奇怪地看着我:这不是很好吗?


要说意外,这才实在是意外。透过这些细节,我看见的是另外一种景象,这值得我一点一点、慢慢地去理解他们那一代人。

妈妈一直说:你父亲的信写得有多好啊。她甚至在业余时间,把爸爸写给她的信再重新誊抄一遍。但是她不知道,她自己的信也写得又有多好。爸爸认认真真地读着她的来信,在那里他读到了人间更朴实、更多的真情。


两个月以后,和妈妈同监狱的新四军×团党支部书记,也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了。他证明了妈妈在监狱的表现。于是,党组织结束了对妈妈的审查,确定她在监狱的表现是坚强的,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破坏党的组织,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重新批准入党,没有预备期。听完组织结论,妈妈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给爸爸,但是这一次,她却没有收到回信。


不久,妈妈去根据地采访,路经爸爸的办公室,跑进去看望他。可是,长久的分别,却使他们俩不知说什么。妈妈突然感到一种难言的羞涩,坐在他小屋的木凳子上,半天憋不出一句话。隔着距离,是爸爸坐在她的对面,同样不说话,就那样看着母亲。她觉得尴尬极了,起身想走,两条腿却不听使唤,在那里蹭来蹭去,又站不起来。终于,是爸爸打破了沉默,他说:微明同志,你知道吗,我们的感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感情了,你已经融入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爸爸越说越轻,妈妈的头也越来越往下低。不知是他没有勇气,还是不好意思再往下说……又进入一片沉默。突然,妈妈站了起来,连头都没有回,冲出了小屋。爸爸猛地跟着站了起来,站在原地,他觉得自己失败了,被拒绝了。他像打了败仗一样,无望地站在那里……


这些事情,是听小钧说的。是她从爸爸的日记上偷看到的。现在,这些记载着爸爸妈妈故事的纸片,在一次一次的运动后,都化成了灰烬。


我问小钧:妈妈当时为什么要跑?”“不好意思嘛。”“爸爸怎么会误解的?”“感情太投入了,哪里还搞得清楚。都像现在的人。他们那时候的人,一个个都单纯得像个中学生。

在仅有的几封由妈妈手抄的父亲来信上,我看见了关于他们爱情的几行字:


微明:昨天(钟)期光同志给我私人的回信上说:对你私人的问题,粟裕司令和刘炎政委均同意。祝你们幸福与愉快!希望以后努力工作。这是他勉励的一句话。我曾说过:人生如果说有什么意义,便是完成组织上所给予的光荣任务。我们应当实践自己的诺言,作为同志们对我们的期望的回答。

柏山。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于联抗军次


更多流露出他们感情的,是爸爸为妈妈写的一首小诗:


送微明北上

屋内如同黄昏般晦暗,

暴风雨正在旷野奔放;

你穿着薄薄的衣裳,

孤独地走向辽远的北方。

你眉睫上挂着水珠,

你的眼睛依然注视着前方。

你的衣裳周身潮湿,

你的心永远那么热烈。

你所走的路,是那么泥泞、溜滑;

然而你的脚,永远也不会停歇。

你忘记了风和雨,也忘记了孤独,

你所追赶着的,是那自由的归宿。


他们全部的爱情故事都在这里了。对于我,比别人更加感到好奇,因为我总希望听到一些更加有色彩的东西,更希望在爸爸妈妈并不快乐的生活里,看见他们有过绚丽的片刻。多希望他们曾经幸福过,欢乐过,哪怕只是一个短短的瞬间。但是,最终我还是一无所知。妈妈甚至没有跟我们家任何一个孩子谈过。只知道他们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结婚的,连具体的日子都没有记住。


我说:妈妈,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她深深地叹着气:有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一生就和一个男人谈过恋爱,就是你父亲。他一直对我很好,很尊重我。但是,你看见了,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这些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真的太痛苦了,不要说了……”


我的朋友,甚至爸爸妈妈的朋友都看过我写的一些小说,在里面,他们常常会读到我母亲的形象。但是,他们都不同意我对她的描写,哪怕这是小说。他们都跟我说:为什么总是把你母亲写得那么阴郁和痛苦?实际上,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非常开朗,非常有文化,非常坚强的新女性。她永远是那么乐观的。


是吗?母亲是这样的吗?


今天,我试图努力去写一个人们看见的母亲。但是写着,写着,我觉得我还是失败了。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母亲笑的时候,我总是在那笑容里看不见阳光。死神在后面追赶着她,她得急急匆匆地越过那片死区。但是,她还得为孩子,为我们整个家庭,在这个社会中混饭吃,和众人一起唱一些欢乐的歌。不管这欢乐是真的还是假的,到最后,她甚至都愿意去相信,她唱歌的时候,曾经是欢乐的。因为她也要活下去,她也要在一次一次的运动中,再一次穿越过这一片死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那一天


我错了,我想起来了。母亲确实有过真正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刻。快乐得让我不能打断她的话题,我让她一直往下说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她说,她作为特邀记者正要出发去徐州苏中地区参加那里的高干会议,商量新的对日作战计划。突然,她在发报机里收到一条电讯:日本天皇无条件向中国投降。她不说话,两眼发直地看着那几个小字。消息已经出来,人们都围了上来。屋子是死一般的宁静,母亲冲出了屋子,她奔跑在山间的小路上,她在哭泣,又放开了喉咙大声地笑。她笑得那么灿烂,几乎不敢让人相信,像孩子的笑声,一路撒在山路上。她直奔军部。赶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妈妈说她看见金黄金黄的阳光弥漫在广场上,她依然是泪流满面。广场上坐满了军人,他们肩背行李,黑压压的一片,默默地等待宣传演出的开始。舞台是用老百姓家的木桌子搭起来的,四周用汽灯扎成一圈,用来照明。她说,那时候根据地没有电灯,更不要说麦克风了。她冲到舞台前,激动得还在那里发抖,她说不出话。军部的人都认识她,知道她带什么消息来了,推着她往舞台上走。


大会主持人喊叫着:朱微明同志,有一个重要消息向大家宣布。


舞台下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军人们很不高兴,因为妈妈打断了演出的开始。她管不了那么多了,拉开了嗓子死劲地叫喊:日本天皇无条件向我们中国投降了!


舞台下,依然是静悄悄的。那一片静默让她害怕,她说错了什么?她都要发疯了。重新喊道:日本天皇无条件……”


她还没有说完,底下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战争结束了!不知道谁在叫喊,这一声喊叫把天空撕裂了,人们激动得说不出话,军人们大声地嚎哭起来。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男人这样哭过,她说,那都是一个个结实的军人啊!接着,人们互相拥抱,有人被抛到天上去了,背包也扔了上去。


我说:妈妈,这不像中国人的习惯,是你在电影里看来的吧?


她得意地微笑着:电影里怎么会有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

立刻有人在喊:再念一遍,再念一遍。真的,这个幸福太伟大了,人们没有准备去接受它。人们不敢相信,打了八年的战争,突然就在这一瞬间结束了?她说,当她重新向人们宣布这个消息时,人群的喊叫声,欢呼声却早就淹没了一切。那份愿望,仅仅是一种表达,表达自己无法承受的幸福……所有的军人站立在广场上,高唱起新四军军歌。听见歌声的时候,她,她混杂在人群中,混杂在歌声中,失声大哭起来。这让她想起了四年前,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听见的这同一首歌曲……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这么骄傲地,大声地唱着这首歌曲……日本天皇无条件向我们中国人投降了!


在会场后面准备会议的司令员叶飞把警卫员叫进屋子:外面在吵什么?”“日本人投降啦!”“这怎么可能呢?”“是朱微明从报社带来的消息。叶飞司令还是不相信,他说:赶快把朱微明叫来。


当他看了电文,停顿了很久,努力想说什么,可是嘴在那里翕动着,最后只憋出一句话:今晚对日作战部署会议宣布取消!


(待续)



转自《必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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