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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岁月

--作者:彭小莲 


妈妈也加入了革命队伍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人的炸弹扔到了上海。


国民党地方部队出来抵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但是,日本人还是把上海占领了。伤兵向江南运送,妈妈的学校不再上课,开始帮助政府做抢救伤兵的工作。她从镇江回到了无锡,那里家家户户把自己的被子、床单,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捐献出来。大户人家腾出地方让伤员住下。上海的文艺团体在大街上搭起了舞台,一遍又一遍地演着《放下你的鞭子》。落幕的时候,舞台上,戏中卖艺的老人,正举起了鞭子要打他的女儿,因为女儿失去了声音,无法演唱,无法再卖艺挣钱了。女儿用沙哑的嗓子,躲在一边偷偷地哭泣,父亲猛地举起了鞭子朝女儿打去。刹那间,有人冲上前,抓住了老艺人高举鞭子的手臂,大喊着:放下你的鞭子,我们中国人应该去打日本人。大幕就在这个瞬间落了下来,观众都被激动了,人们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做亡国奴!


大一点的孩子,成天跟在演剧队的后面,到处看他们演戏……城市里弥漫着压抑却是非常兴奋的骚动。妈妈和她的同学陈日蒙时时刻刻都在谈论着国家的命运。妈妈说: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们一定要行动了,国家不能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不然,我们怎么向中国的子子孙孙交代?


如果说,我一直在跟母亲吵架。听她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间,心里会闪过一个愿望,多么希望和母亲一起分担整个命运。我说不出为什么,特别想哭。不是为了母亲,而是为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一代一代的人,都要经历这样艰难的时刻?甚至连她们的民族意识,都让我感到一份深深的内疚,不是怕死,不是的,是想到不能改变的命运,想到不能让母亲生前得到快乐,不能为她分担这份艰难,是因为内疚而哭泣。


陈日蒙说: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是为了什么?我们就是要寻找到一条光明大道。我们一起上延安去,去寻找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是真心在救中国,在为大多数人谋求利益。(陈日蒙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她比妈妈激进得多。她常常介绍一些苏联小说让妈妈看。)高尔基的《母亲》把妈妈点燃了。用妈妈的话说:我在书里看见了自己的童年,我完全被小说征服了。我确实感到,只有干革命才是我的出路。你外婆说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的故事,刹那间变得愚不可及,我觉得必须像陈日蒙那样,走出自己的旧生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失守,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当时的首都。


妈妈跟着陈日蒙,又联合了另外十三个人,一起出发上延安了。他们第一站在徐州落脚,街头是萧条和凄凉的,店铺都关门了。城里的居民逃走的逃走,迁移的迁移,留下了空空落落的街道,留下了灰蒙蒙的城市。妈妈他们在城边上的教堂里住下。八个男生在大堂的左边摊开了地铺,七个女生就睡在右边。可是,顿时人们又出现了,夜里,他们趴在门缝上往里张望,说现在的青年男女在搞共产主义,就是共男共女。陈日蒙一看不对,立刻抽出自己的床单挂在男女中间。然后,陈日蒙挤到妈妈的被窝里。


第二天,他们吃了一点稀饭,就上街头张贴抗日的标语,拿着话筒宣讲抗日的道理。可是,清冷冷的街道,依然是清冷冷的一片。没有人出来听他们的宣传。大家都很悲观,觉得国家要亡了,光是说有什么用呢?突然,传来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像变魔术似的,人们又出现在街头,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人们互相依偎着,笑着说着。国民党的部队打掉了日本人一个师。所有的报纸和电台都发出了声音,整个城市喧嚣起来。全城的人都出动了,那些逃离城市的人也搬回来了。徐州市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地的部队都参加了。街上张灯结彩,浩浩荡荡的队伍在街上走着,老百姓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耍着龙头舞。妈妈是属兔子的,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乐呵呵的大兔子帽子戴上。大家都很激动,连报纸也开始预测,说是形势很快就会改变,只要国民党出来抗日,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把日本人打回老家去。


欢乐却像是最坏的预示。紧接着,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的报纸刊登了日本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徐州城的消息。徐州重新回到了慌乱的岁月和时代。


徐州是国民党的大本营,政府下令,所有居民必须迅速撤离。妈妈、陈日蒙和其他的十三个人决定跟大部队突围,然后上延安。刹那间,公路上涌满了部队,并列着一排又一排,五六排的部队把道路都堵住了。黑压压的人头在涌动,只听见脚步声在紧赶慢赶地走着。远处,日本人的炮声不停地传来,这更加催促大家加快步子。各军团的部队都是在马不停蹄地走啊。一天要走一百四十里,白天走晚上还在走,连水和粮食都没有,人完全精疲力竭了。妈妈已经睏得睁不开眼睛,于是陈日蒙扶着妈妈,让她一边走一边睡一会儿。然后,妈妈扶着陈日蒙,让她闭上眼睛也走着睡上一会儿。最后,连这样都支撑不下去。妈妈就往自己的眼睛上抹万金油,逼着自己睁开眼睛跟着部队走。先是向北,到了山东省,这时接到国民党的命令,为了保存实力,部队要向南撤退。大部队改道行走,妈妈跟着的二十二军团是归邓锡侯政训处管辖,小部队向东撤退。


有人在那里喊叫:鬼子来啦,鬼子来啦!


队伍顿时骚动起来,谁都没有看见鬼子,可是这喊声却从队伍的四面八方传来传去,大家你挤我撞的,找地方躲藏。公路上的队伍全乱了。妈妈经过一个小村庄,他们朝村子里的土围子奔跑过去。村里的老百姓看见他们,就说:跟我们来。然后指给妈妈他们看,往东走到头,就是我们造的抗日抵抗墙道,你们可以躲到那里去。只走十里路左右。你们还有时间,来得及。快,快走!


于是,妈妈他们掉头就朝老百姓指的方向拼命地走。刚走出不久,只看见田野的四周扬起一片尘土,在朦胧中隐隐约约看见了一个浩浩荡荡的马队,由远而来。这时候,大家猛地站定了,屏着呼吸,谁都不敢说话。大家都被眼前的事实吓住了。妈妈连气都透不过来,鬼子真的来了?他们都感到极度的恐慌,周围已经看不见任何人影了。怎么办啊!


陈日蒙也在喘息,她像是领导一样,冷静地说:不会是日本人,他们刚占领中国没有多久,哪里搞到这么多马?这样大家才镇静下来。妈妈环顾了自己的队伍,一起出发的十五个人,现在都跑散了,只剩下九个。陈日蒙正式清点人数以后,问大家: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回老家,要么就是继续突围上延安。妈妈第一个激动地回答:我是一定要上延安的!其余的人也都跟着说:是啊。”“出来了,怎么还会改变主意?”“回去也没有出路啊。


那好,我们走!陈日蒙说道。


然后,就是她带领着大家朝马队方向走去。他们看见了马队的旗帜,那是东北国民党部队马占山的骑兵团。马队前面当官的看见妈妈他们几个年轻学生就停下来,翻身下马朝他们走来。

又是陈日蒙第一个走上前跟当官的说话:我们是镇江师范的学生,我代表大家请求你们带领我们突围离开这里。我们要上前方去抗战。


当官的看了看陈日蒙这个年轻的女学生,笑了,很客气地说:很有志气!好,你们在这里等一会儿,让我先去汇报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说:我们决定接受你们三个女的和两个受了轻伤的男的。另外四个,让他们跟随步兵连突围,我们的马不够了。说完,后面就有人牵来了五匹马。妈妈骑上了一匹温顺的灰马。他们这些城里的学生,看见马都在那里傻呵呵地笑了起来。教官说:不要高兴得太早。摔下来的时候就要哭鼻子了。


接着,他们上马接受训练。教官跟在他们后面,不断地说:马飞奔的时候,必须死死地勒住缰绳,什么也不能想。不管发生了什么,绝不能松手!不然就会被马摔死的。


骑兵队来了一个熟练的骑手领路,他们跟着部队跑了七天七夜。每天黄昏的时候停下来吃饭,然后让马休息。妈妈总是告诉我:那些马多听话啊,我们在吃饭,它们就在边上溜达散步。当一声号令下达时,马立刻就自动地站队。啊哟,站得好整齐啊,它们真是听话。


但当它们奔跑的时候,却是凶猛极了。妈妈就是勒住缰绳不撒手。几天下来,妈妈的屁股坐烂了。在过蒙城的时候,经常是下山上山,颠得妈妈抱着大灰马的脖子,一路走一路淌眼泪。妈妈不好意思,把脸埋在马鬃里不让人看见。她说,她不想哭,可是疼得她忍不住流眼泪。这时候,他们已经跑出了鬼子的包围圈,田野里也可以看见老百姓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种地,一片田园诗的景象。他们已经进入河南地带。马队停留下来,当官的和妈妈他们商量,希望他们和部队一起走,因为部队接到了去东北打塞远的命令,他们这些学生可以在骑兵队里做文化工作。


妈妈坚决地说,她哪里都不去。她就是要去延安,去找共产党,去打日本人。


老百姓杀了猪款待骑兵队,妈妈却一口都吃不进去。她倒头在草垛子上狠狠地睡了一天一夜。醒来的时候,妈妈他们一起向骑兵队告别,这队学生又重新上路了。


他们走到了兴阳县,那里已经有铁路了。他们直奔车站而去。可是,到了那里才明白,哪里还有什么火车站,哪里还有什么火车时刻表这类东西。根本就没有人管了,坐火车也不用花钱。有本事就挤上去,看见火车就往上扒。谁都不知道车往哪里开。黑压压的人群,谁都管不了谁,就是在那挤来挤去,让人透不过气来。妈妈总是紧紧地跟着陈日蒙,其他的人都散了。抗战胜利以后,妈妈才听说,那一次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叫刘海燕的,他终于挤上了火车,他是唯一一个到了延安的。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妈妈和陈日蒙上去的一辆火车,一直往前开,不知开向哪里。


当她们俩像一群难民被挤下车的时候,才知道是到了汉口。


妈妈身无分文,仅有的一点钱借给了一个女同学,陈日蒙说:不管它了,我请你一个客。怎么也不会想到,陈日蒙请妈妈去洗澡。真是说不出口,妈妈竟然从来没有进过浴室洗澡,也从来没有和别人一起洗澡的经验。妈妈脸涨得通红,羞答答地看见人家在那里脱衣服,脱得光溜溜的。每一个房间里两个澡盆,两个女人合用一个澡房。进了自己的房间,妈妈站在那里直发傻,那里用的是自来水,一个热水龙头,另一个是冷的。怎么用啊。


陈日蒙哈哈大笑:我算是请对了,让你开了一个大荤。


没有想到,大荤开完,陈日蒙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最后一班去九江的大轮船,先走了。


天呐,站在汉口的街头,妈妈真是一筹莫展,身无分文怎么活下去呢。妈妈居然还有那份闲心,走进了生活书店去逛逛。突然,她遇见了师范的同学戈扬,她也刚从徐州突围出来。劫后相逢,感触太丰富了。走出书店,站在街头就说了大半天。戈扬说:这些事,我一辈子也忘怀不了,特地写了一篇文章,《生活周刊》这期就发了,还给了我十五元稿费呢……”

后来她又说了什么,妈妈都没有听见,只记得她拿到了十五元的稿费。妈妈一路走着一路想她所经历的事情。于是,回到小旅馆,立刻借了一本《生活周刊》看戈扬的文章。这时候,她发现她所经历的比戈扬要复杂、惊险得多,戈扬能写,她为什么不能写呢?妈妈太羡慕那个稿费了。


中饭以后,妈妈坐在窗口的小凳子上,在椅子上铺开了一张旧纸,用铅笔写了起来。一闭上眼睛,她就看见过去的那一个月的日日夜夜,所有的事儿都涌上心头。不到黄昏就写好了,有五千多字。第二天,她誊抄了一遍就直奔《大公报》而去。一进门,妈妈就说:我是来投稿的。看门人连看都没有朝妈妈看一眼,只是朝二楼指了指。每天这样跑来的人太多了。

不一会儿,一个穿长布衫的男人走来,他打量了一下妈妈,问道:你投什么稿子啊?


妈妈说:贵报刊出《徐州突围》征文启事,我就是来投这个的。然后她还很不自量力地加了一句,好像人家一定会用她的稿子,应征文章嘛,本来是不要稿费的。只是我在突围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丢失了。如果你们采用了我的文章,我要求发稿费。


穿长布衫的男人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看了稿子再说这些事情了。


第二天,妈妈又跑到报社去了。一进门,听差的就把那位穿长布衫的先生叫了出来。


他态度和蔼地说:你的稿子我们用了。


妈妈急不可待地问道:多少稿费?


二十元。


什么时候可以来取啊?


你只要看见你的文章刊出,就可以来取


妈妈刚转身要走,又回头客气地问道:请问,您尊姓大名?


我叫王芸生。


妈妈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才激动地说:久仰大名啊!


真的,在那个年代,不仅人人皆知《大公报》,更是人人皆知这个总编辑的影响。隔日,妈妈文章一字没改地刊登在《大公报》头版,以大号铅字发排。当妈妈兴冲冲地拿着钱走出报社的时候,紧紧地握住这二十元。这真是一笔巨款啊。(当时,四块钱就能买一百五十斤大米)。这是妈妈第一次用自己的笔挣来的巨款,不光是这些,妈妈是在日本人的包围圈中杀了出来,这稿费对于她就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文章的发表,最初仅仅是为了谋生,却竟然成了妈妈生命中的一个转折,没有想到,她的后半生,一直从事记者的事业。


一九三八年汉口沦陷,妈妈乘小船逃离到九江。妈妈还在寻找关系,可是这个时候,抗日的组织开始转入地下,没有人知道怎么和延安取得联系,地方上的办事处让妈妈参加国民党。妈妈坚定地说:不,我是要去延安的。


妈妈依然徘徊在街头,走投无路。她决定给王芸生先生写信,希望他接受妈妈参加《大公报》的工作。信发出去以后,妈妈天天在那里等待。越等越没有好消息,不是这里失守,就是那里失守。一个月后,还是没有王芸生先生的消息。妈妈依然在想办法与延安方面取得联系,当她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便赶紧跑去。到了那里才发现机构已经撤离。站在旧址面前,她还敢跟自己说:绝不困死在九江。


正在四面楚歌的时刻,王芸生先生从重庆寄来一封短信。信上说:你的信是从汉口转来的。因为汉口失守,报社已经迁移重庆。你假如有志于新闻事业,到重庆来找我。王芸生。


妈妈激动得在那里发抖,她想象着她未来的事业和工作,她要写很多关于抗日的文章,她要用她的笔唤起中国人的抗日精神,她还要用这支笔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于是,她卷起自己随身仅有的一床薄被子,一本《高尔基论文学》和巴尔扎克英文版的《高老头》上路了。


交通已经全部断绝,甚至找不到一张地图,就凭着大概的方向,朝南走去。妈妈头上还戴着国民党军队的帽子,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手臂上是他们军队的臂章,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在公路上行走,累了就在沿路的小铺子里吃点东西,夜里就在路边随便什么地方睡一觉。就这样,她一个人走了七天七夜,走到南昌。又从南昌走到株洲,到了株洲才乘上了长途汽车,抵达长沙。妈妈心里充满了阳光,她什么都不怕。她相信她自己会从这片沙漠里走出去的。妈妈说的相信两个字,同别人说的不一样。这是妈妈的灵魂,她一直这样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她的性格,而她命运也就在这之中被决定了。


到了长沙,这个全国闻名的文化城,竟然在一夜之间被国民党自己用一把大火烧了。满街的废墟,四处讨饭的穷人。在倒塌的屋檐下,散发出一阵一阵臭味。妈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丑闻,国民党不抵抗,用毁灭来抵制日本人的侵略。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那么沉重和痛心。似乎,就是在那一刻,更加坚定了她跟随共产党的决心,有一天,她一定要去延安。她没有在长沙过夜,乘车赶到了宜昌。在那里搭上船,抵达重庆。


王芸生先生吸收妈妈参加《大公报》工作,任重庆市记者。报社在堆东西的屋子里清出一个角落,妈妈就在那里住下了。她裹着报社发给她的一件灰色的军大衣,就坐在范长江记者对面的桌子上。不是采访就是写稿,捱过了整整一个冬天。


生活和她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重庆听不见枪弹声,闻不到火药味。有时,那缺了字的霓虹灯依然在一些大饭店门前闪烁,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进进出出,谈论着几乎和抗战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地方的小报上,依然登一些女演员的小道消息。著名女演员某某,不合法怀孕,偷偷流产,乘公车的时候,鲜血从裙子里滴在车上……这些都让妈妈不能忍受,那时她二十三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华,怎么能在这样的气氛里生活?怎么能看这样的新闻?


她的理想,她的奋斗目标都不存在了。黄昏,大街上传来温馨的笑声,她看见爆竹跃上天空。那声音,她听不见了,她能想起的是陈日蒙的眼光,她现在在哪里?她也许正面对着日本人的刺刀,她也许在为妈妈失望。可是这一切也在忘却,她们突围的日子,她们争吵的声音,还有陈日蒙坚定的革命目标,都看不见了。完了,都完了,连同同学的友谊都在消逝,都记不清楚了。那她还能写什么?写那么多又是为了什么?她不是从自己的文字上走向死亡吗?


一天早上,妈妈走到王芸生先生的桌前说:我决定离开重庆,我还是要去延安。


王先生惊讶地望着她,疑惑地问道: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待遇不好?我可以给你涨到五十银元的工资。


妈妈摇了摇头:不是钱的问题。我受不了重庆的气氛,大家把我们的国难忘记了。话没有说完,一份委屈,一份感伤涌上心头,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王先生说:这是大后方,不是前线……”但是,他也说不下去了。


几天以后,妈妈等到了飞往桂林的飞机。重新卷起她的小包裹上路了。王芸生先生亲自送妈妈到机场,临行的路上,他还在说:你如果后悔,任何时候,我欢迎你回到我们《大公报》。你是一个好记者,我喜欢你的个性和你的文笔。


妈妈低下头,不好意思地笑了。但是,她知道,她不会再回来了。


你不当记者真是可惜了。


王先生,我还记得你给我写的信,你说我假如有志于新闻事业的话,就到重庆来找你。我会履行我对你说的话的,我会坚持我的理想和事业的。


就这样妈妈离开了重庆。拿着王先生的介绍信和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办事处的负责人说:你不去延安,去皖南新四军行吗?那里更需要人!都是在抗日,都是打日本人!妈妈答应了。


一九三九年六月妈妈抵达皖南,任新四军《前锋报》总编辑,同年加入共产党。


没有希望的日子


爸爸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下午。


爸爸开完印刷厂工人的读书小组会议,刚走出法租界,就在一个小弄堂口看见两个人闪到一边。爸爸走了几步,猛地一回头,那两个人又从弄堂里闪现出来,跟踪在他的身后。爸爸感觉不妙,决定先不回家,搭了一辆公共汽车去冯光灌的小学里呆至黄昏。然后,看看外面没有动静,才向朋友告辞。还没有走出三条马路,一辆黑色的小车尖叫着在他身边猛地刹住,车还没有停稳,就从里面冲出来三个便衣警察,动作非常迅速,爸爸没有反应过来,已经被人家戴上了手铐,头被死死地按了下去,塞进了车里,一直开往上海南市警察局。到了那里,就要他交代和共产党的关系。爸爸说:我怎么会认识共产党,我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叫陈友生。


警察根本不听他的,立刻将他绑在柱子上,警棍就朝他身上打去。爸爸还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是当时的组织纪律和原则。他被打断两根肋骨,肺部受伤,吐血不止,监狱又不给治疗……一直拖了两个月,几乎在不能拉出去受审的状况下,于是匆匆忙忙将爸爸判为危害国民罪,刑期五年,解送苏州盘门外政治犯监狱服刑。


解押途中,爸爸被塞在小小的囚车里。头顶上有一扇窗子,从那里可以看见巴掌大小的天空。天空始终是灰蒙蒙的,天上下着小雨,望着那里,车子像没有启动似的。上海离苏州只有八十多公里,可是那路,似乎走也走不完。连解押的警察都不耐烦了。听见他们在那里胡说着什么,混乱之中爸爸向边上的犯人轻轻打听情况,问他可以办理上诉手续吗?那个人直摇头,他们是一个案子里的。说是前不久抓了一个叫覃什么的女大学生,还会演戏。她写了一些东西,供出了他们……


姓覃什么的女大学生……”这一句话代替了一切,爸爸再也听不见其他的,他不能重复这个名字,他做不到。这是爸爸初恋的情人,又曾经是他的妻子。怎么会是她出卖了他们?这个名字比世界还大,比脑袋里全部的恐惧还要黑暗,要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全部的毁灭不是从仇恨开始的,全部的毁灭,更多的时候是从美好的回忆开始的。那个湖南小楼,那个大声朗读《奥赛罗》的年轻女人,还有爸爸初恋时候的憧憬。这就是毁灭,怎么还是看见这些东西?但是,爸爸知道是被出卖了,马上就要抵达苏州监狱,五年的监禁……他的的确确被出卖了,不光是爱情,这已经不重要了,而是一个信念,对人对生活的信念,而且是一个他曾经为之激动和哭泣过的女人。这还是不重要,那什么是重要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现在,一切对爸爸来说都显得没有意义了,即使昨天人们还把他视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可是他被出卖了,他完完全全被毁灭了,怎么又偏偏是覃必愉出卖了他?


到达监狱以后,爸爸紧靠着墙壁,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里,不知在那里磨蹭什么。时而,两眼呆滞地看看四周。人家看见他是新来的,也不去和他搭讪。一直到夜晚,爸爸变得越来越奇怪,连自己的饭都不吃,把它省下,送给了那个告诉他真实情况的人。一直到深夜,大家都睡着了,坐在角落上的爸爸倒了下去。边上人觉得自己身上湿湿的,用手一摸,黏糊糊的东西沾在手上,往鼻子上一闻,一股扑鼻的血腥味,他惊慌地翻身而起,叫醒了大家。爸爸用磨尖的牙刷柄割破了动脉血管,大股大股的鲜血在往外流。监狱同伴立刻撕下衣服上的布条,紧紧地扎住爸爸的手腕。有人去叫看守,连夜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一抹苍凉的微笑,重新回到人间。


爸爸特别想念的是他的村子,他的两个哥哥,还有他的母亲。那时候,我的爷爷听说爸爸在上海的日子过得不顺利,在惦念之中死了。爸爸的爷爷和奶奶也因为上了岁数,先后去世。家里人不识字,爸爸写信能跟他们说什么呢?苦恼之中,爸爸给他最热爱的人--鲁迅先生写了一个短信,称他为周豫才大人收,签名:陈友生。按照监狱的要求发出的信,必须是明信片,便于检查。


鲁迅收到明信片以后,觉得不认识这个叫陈友生的人,让胡风来辨认。胡风从笔迹上认出是爸爸写的。然后,遵循鲁迅先生的嘱托,代先生回了信,假称自己是爸爸的姐姐,署名姐--国芳,称鲁迅先生为豫翁


国芳姐给爸爸寄去世界名著。《复活》、《波华利夫人》、《死魂灵》、《忏悔录》。其中,国芳姐说:《忏悔录》是豫翁嘱咐寄你的,特别提到,卢梭是个流浪儿,要看他怎样成为思想家,政治家的。


严冬到来的时候,国芳姐又赶紧给爸爸寄去了一件暗绿色的棉长袍和药,又提到:药,是豫翁给你买的。知道你受刑后害肋膜炎,关照你多保重。


监狱的白昼和黑夜是一样的,但是爸爸从胡风的每一张小小的明信片里,一次又一次穿越过监狱里的这堵黑暗。在字里行间,他感受到空气是蓝色的,可以掬于手间。只有在他们放风的时候,他们才看得见天空。但是在他心里,有着一片更宽广的蓝天,鲁迅先生的目光,胡风的手迹。这片蓝天为他提供了生存下去的信念和希望。爸爸给豫翁先生和国芳姐寄去他写的诗:


狱中述怀

十年修炼赴戎征,误入罗网卧吴城。

旧梦重温乡国事,寒衣远达故人情。

闷来画壁添归雁,闲里走棋谈用兵。

…………(已失),功名势力一毛轻。


每次信尾,爸爸都写下再见吧三个字。看上去,这不过是一种客气,一种形式。但是谁都会看出来,这是爸爸最后的生活希望,期待着再见鲁迅先生,再见胡风,再见人间的红尘。

在爸爸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先生将爸爸的中篇小说《崖边》推荐给日本的《改造》杂志发表。先生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所以是鲁迅先生口述,然后胡风用日文将他记录下来,作为爸爸文章的介绍,寄给了杂志。其中又一次提到:


……长期活动在湘鄂西地区,不幸的是他和上面的领导不合,要发作品和批评都办不到。《崖边》也是在那种状态中写成的,好不容易走向成功的时候,可是被南京政府逮捕,现在还不知呻吟在哪里的监狱里。因友人的编辑,六月中出版了中篇《崖边》。


鲁迅先生目前卧病中,我代写了这个小传。


《崖边》发表以后,胡风伯伯又将爸爸的小说整理成一个集子,交给了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结集出版了。它被列为《文学丛刊》之一。因为《崖边》是在首篇,所以集子就被题为《崖边》。当时因为爸爸还被囚禁在监狱里,怕出了书对他不利,胡风就将爸爸原来的署名彭冰山改为彭柏山,寓松柏常青之意。


这时候,与爸爸同号子的许涤新叔叔在害肺结核病,黄浩叔叔又得了中耳炎。而且这中耳炎来势很凶,高烧烧得黄浩叔叔的生命都面临着危险。于是大家都说,爸爸不是认识鲁迅先生吗,先生不光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懂一些医道。为什么不去问问先生啊。这时候似乎只有鲁迅先生可以救大家了。于是,爸爸遵照大家的嘱咐,给胡风伯伯写了信,让他代为询问先生。很快,先生就让胡风买了药。胡风带着药亲自到苏州监狱里探望。回来以后,先生问胡风:他现在监狱里怎么样了?胡风回答道:很不好,都在病中。于是先生建议将爸爸的稿费,按每月五元,分期寄到苏州监狱去。接着梅志阿姨就从文化生活出版社提取稿费,每个月初跑到邮局,以爸爸的亲戚的名义,将钱汇往苏州监狱。就是用这个钱,按照鲁迅先生开的药方,爸爸为同监狱的难友买药,大家的病得到了治愈。


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去看望当年和爸爸同监狱坐牢的另一位难友李波人叔叔时,他对我说:后来我们在监狱里听说鲁迅先生去世了,我们谁都不敢告诉你爸爸,都害怕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到十天以后,已经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你爸爸收到胡风的来信,上面说:豫翁不幸去世了。逝者是永劫地不会回来了,我们得用精神的微光去和死者拥抱……


他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哭泣。就那么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整整一天一夜都不吃不喝。我劝他,我们要有一个好身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你父亲对我说:鲁迅先生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驱,他的死,对革命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鲁迅先生才这么年轻啊。他要不是给国民党迫害,他要是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好一些,肺结核病早就治好了……”


爸爸又一次沉入黑暗之中,黑暗中的日子在慢吞吞地过着,毫无希望,却动荡不安。用爸爸自己的话说:“……我一生没有过热闹的日子,所以凡是我的朋友--无论死者或是活着的,常常和着我的血液在我心底里涌动。其中,鲁迅先生要算涌动得最厉害的一个。虽然我没有看见他的死,但是他给予我的印象却是特别深切……”


后来爸爸提议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以争取书报自由和改善犯人生活条件为理由,与监狱斗争。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号子的张文仪、王凌波、何建础同意,并决定让爸爸起草大纲。但是,他们都没有纸和墨水,给家人写明信片是进特别看守室的,一切由监狱控制着。大家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有人把家里送来的双页线装书拆开来,在背后写字。然后爸爸用看病偷来的打针用的砂轮片,将它在水门汀上磨成刀片,再用它把筷子削尖了当笔使。大家轮流给家人写信的时候,拿一个空牙膏管子,一个盯住看守,另外那个人就以最快的速度拿出棉花吸墨水,然后把棉花封在牙膏管里。当材料备齐后,就轮流站岗挡住看守的视线,让爸爸写大纲。


每一个号子的领导都将大纲看过以后,就被秘密地递到斜对面的号子里一个神秘人物那里审批。爸爸说他们始终不知道那里关押的是谁。最终,大纲被批准了。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领导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向全牢房宣布:绝食斗争即日起开始,要得到读书读报自由,改善生活待遇。内部,再附加:为纪念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


早晨,看守依然提着一大桶清汤寡水的早饭走近监狱,他敲了敲饭桶。可是没有人来打饭。看守大叫着:不吃,我就提走了。依然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答复。看守一看不对,立刻回去报告。监狱长来了,爸爸号子里的领导人将他们的绝食纲领交给了监狱长。他看了看那张纸笑了:你们以为我们吃这一套?不吃,我们不是更简单吗?把早饭收回去。中午的时候,又提来了一桶黑呼呼的烂菜饭,大伙还是没有说话。两天过去了,监狱里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监狱长自己提着饭桶来了,那是雪白的大米饭和大块的红烧肉,监狱长赔着笑脸走向每一个号子:先吃饭,吃了以后,有什么不好商量的?每个号子的犯人都走到牢房前,看见什么敲什么,一边敲一边喊道:我们要读书读报自由,我们要改善生活待遇。监狱长大声吼道:你们要的东西太多了。说完就走了。但是绝食斗争继续着。第五天,南京政府方面来人了,他们和监狱总长让各号子派代表出来谈判。最后,是爸爸和他号子的领导代表全监狱谈判。爸爸重新递上绝食纲领。


南京政府的来人接下了纲领,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停止绝食?


爸爸说:等你们接受了我们的条件。


政府来人说:通知大家先吃饭,我马上和南京方面联系。


爸爸号子的领导坚决地说:我们必须在你们接受条件以后,才停止绝食。


谈判不欢而散。


绝食进入第六天,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大家也有点着急,不知道事态会怎么发展。但是,根据领导的决定,再坚持一下。突然,在第七天,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的早上,当天的《大公报》放在每一个号子的门前。全体犯人欢呼起来,所有的铁栅栏又被敲得乒乒乓乓响。监狱接受了他们的条件,给予他们读书读报的自由。于是,第七天上午,犯人开始进食。


这场监狱的绝食斗争在《上海党史资料》上被称为震撼京沪线的大斗争,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炮击卢沟桥,抗战爆发了。


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人的九架飞机轰炸苏州,竟然炸开了爸爸他们的监狱,犯人开始逃跑。警察都慌了,全部出动控制监狱。迫于形势的要求,南京政府答应:无条件释放苏州监狱政治犯。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爸爸剃着光头,穿着囚衣,一件对襟扣的白布褂子,一条黑土布裤子,从监狱里走出来了。他坐上民船,回到了上海。一回来,胡风伯伯立刻陪着爸爸去估衣店买了长衫和内衣,这样他终于脱下了囚衣。然后胡风伯伯又为他去找住处,带他找到了聂绀弩伯伯。这时聂伯伯正准备去北方,夫人周颍阿姨热情接待了爸爸,就把他留住下来了。爸爸很快和上海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并担任了江苏省委上海党组书记。翌年,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和鲁迅的另一个学生,曹白,投笔从戎。爸爸留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曹白前往新四军江南抗日部队。


(待续)



转自《必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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