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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岁月

--作者:彭小莲 


青灰色的上海


一九三三年,在爸爸的生活中是新的起点,当时,他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常常在黑暗中长叹一句:生活啊……”后来,这几乎成了爸爸的口头语。当他难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时,总是这样感叹着。爸爸没有工作,陷入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湖南的老家则是一个更加贫困的后盾。他感到惭愧,从一无所有的一个乡下孩子变成大都市里的大学生,可是怎么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更让他感到难以启齿的是怎么面对自己的父母。当初,太老师就跟他说过:你们家那么贫困,你应该想办法帮助家里的父母……”现在,不要说是家里了,就连自己都顾及不上。爸爸住在上海的小亭子间里,都快有两个月没有付房租了。常常在下午一二点钟的时候,买几个大饼,再花两个铜板买上一大勺酱油,然后就蘸着酱油把大饼吃了。这也算是把一天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很多的时候,爸爸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用妈妈的话说,父亲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在我看来,爸爸是个诗人,是个梦。我怎么都不能想象,在那么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居然不去找一份工作,随便什么样的工作,先做起来再说嘛。不,他没有去工作。我问过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来养活自己?她回答我说:哪里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我也问过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家都不同意母亲的说法,怎么不可能?他们都说,你父亲毕竟是个上过大学的人。在那个年头,说是这人上过大学,谁都会朝他多看上一眼的,怎么会找不到一份工作呢?不,爸爸没有工作。他趴在桌子上,饿着肚子在写小说。爸爸认识了大作家胡风。


一天,胡风跑到了那个小亭子间去看望爸爸。他个子很大,走在那笔直的小楼梯上,简直无法把腿攀上狭窄的楼梯。那小楼实在容纳不了胡风。推开亭子间门的时候,爸爸正在啃那又冷又硬的大饼,桌子上还摊着他的稿子。一抬头,看见是胡风站在门口,爸爸羞愧得不知如何是好,大饼已经来不及藏起来了,那一点点酱油在爸爸紧张的时候,又全部泼翻在桌子上。胡风走进小屋,因为屋顶从窗口那里就开始往下倾斜,胡风只得躬着背在门口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了。看见爸爸这样贫困,他说:我一点都不知道你生活得这么艰苦。这个你先拿去用,我会帮你想想办法的。说着,胡风拿出两块钱放在爸爸桌上的稿子边上。


离开爸爸的住处以后,胡风向鲁迅做了汇报。鲁迅嘱咐胡风,以后每个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工作款项里提取几块钱给爸爸,作为爸爸的生活费。然后,鲁迅请左联十位青年作家吃饭,爸爸也被列在这十位之中。就这样,爸爸成了鲁迅的学生。这是他一生的骄傲,一生的自豪--成为鲁迅的学生。他突然觉得在冥冥之中,命运对他是这样的宽厚,居然能成为鲁迅的学生!鲁迅,在他们那个年代,他的名字是和上帝一起并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中国新文化的发起人。


于是,这更加坚定了爸爸的追求:写小说,做文学家。爸爸再也不徘徊了,他一心一意伏案写他的小说,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很慎重地在尽量不打搅的情况下,去请教鲁迅先生。接着,爸爸完成了他的中篇小说《崖边》。爸爸先拿给周扬看,他看完以后说道:字,写得不错。接着就把小说还给了爸爸。现在想来,周扬这样的评语一定使爸爸很沮丧。似乎就平平淡淡地把什么都否定了。爸爸赶快又拿着小说去给胡风看,胡风是个非常外向和直率的人,他大声地说道:这是你写的第一篇?写得真是不错!胡风热情地将他拿给鲁迅,还说:这是一篇真实反映苏区斗争和生活的。上海没有作家写过,以前虽有人也想写,那都是凭空虚构的,不像柏山有扎扎实实的人物和细节。鲁迅看了爸爸的小说,同意胡风的意见,就亲自将作品推荐给杂志《作品》,很快文章被杂志登在头条发表了。可见,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篇好小说。这篇小说被称为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较早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作家茅盾看到发表的文章之后写了书评,他写道:


柏山好像是一个新人,但是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错。他的文字简练准确,写了一件严肃不过的事情。


接着其他的书评都接踵而来,圈子里的人羡慕地议论着,爸爸成为鲁迅的学生。


一片阳光撒进了爸爸的生活,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就这样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当时,大家觉得爸爸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就是在那个小小的亭子间,就是在那张木桌子上,他一口气写了《皮背心》、《忏逆》、《夜渡》、《枪》。今天,我重新翻开爸爸作品的时候,清楚地在字里行间里,看见了爸爸对鲁迅的崇拜和追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爸爸的文风深深地受鲁迅的影响,他的描写、刻画都很朴素,没有华丽的形容词,没有可有可无的句子。在他平淡的描述后面却燃烧着他的感情,他对生活、对人生、对理想执著的热爱和追求。


胡风分子贾植芳叔叔跟我说过一个笑话,他操着一口山西话,大声地说:没有住过上海的亭子间,怎么可能成为艺术家。三十年代的时候,我和黄永玉都住在亭子间里,开荤的日子就是吃碗阳春面,上面漂着几滴猪油花。那会儿,唉,黄永玉穿的西装裤子上哪里去烫啊,还不就是折出一条线,压在枕头底下,睡觉的时候把它压一压。到关键的时刻,才舍得拿出来穿啊。我说,这就叫亭子间艺术家。你看看,你父亲不也是从亭子间里走出来的吗?上海的亭子间,可了不起呐!出了多少人啊!


这么说的话,我该把爸爸的《皮背心》叫做亭子间艺术品了。


故事讲的是一个叫长发的农民,他祖祖辈辈给地主做长工,家里极度地贫困。他多么渴望有一天,不再是这么没有指望地干下去啊。然后,他也能像地主一样,穿上大皮袍子,躺在床上抽大烟。后来,红军来了,打了土豪,分了田地。长发依然惦记着地主的皮袍子。但是,地主家的东西不能归他一个人啊,于是大家拿出来平分。这个大袍子最后就分发给他们四个雇工,再让他们每一个出一点钱就算可以了。他们把袍子请裁缝改成了五件皮背心,一件给了裁缝,算是工钱,其余的他们四个人分了。开始,他们一起穿着皮背心到街上走,并排成一行,很是招摇,人们投来羡慕的眼光,他们也觉得非常过瘾。久而久之,人们开始笑话他们。其中的两个就不大好意思这样走一趟了,可是长发不理睬人家说的,还邀人家跟他走,人家就不干了。于是,大热天,他独自穿着皮背心走在小镇子上,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说,看,这就不是个穿皮货的命。长发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也觉得这样被人议论很不舒服。但是,他最后总结出别人议论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还是比别人了不起!没有想到的是,地主又打回来了,要长发交还皮背心,这真是晴天霹雳。长发和其他的雇工商量的结果,坚决不还。不还的理由,他们是人,他们是花钱买来的。他们应该穿!后来又怕地主不听他们那一套,就决定说皮背心掉了。地主的儿子果然不理他,带着兵去长发那里把他家给砸了,把他所有的东西拿走了,临走又把他痛打了一顿。


只在小说结尾的时候,爸爸平静地写道:


他于是像打昏的一只鸡,懵然的瘫倒在床角下,当他醒悟转来,屋子好像新搬进来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就只有他周身的酸痛。他从地上慢慢地挣起来,像八十的老妇人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踱进牛栏门前,牛栏里也是空的,空的……


长发终于是明白,这儿没有他立脚的地方。在第二天还没有天亮的刹那,他朝着向天空画着起伏的曲线的朦胧的高山那一方走去了。


我喜欢爸爸的文字,淡淡的;我喜欢爸爸的视角,是唯一出自于他自己的眼光;我喜欢他的口气,带着一份幽默。他写出来的农民是我熟悉的,因为我在农村生活过九年;但是,爸爸笔下的农民又是我不了解的,因为是在那样的年代。第一次看到爸爸的小说,是在我成年以后,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经忘记了农民的真实面目,在我们后来的作品中,农民去参加革命的时候,总是抱着一个伟大的、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爸爸不是这样看的,长发是为了一件皮背心上山的。多真实。实在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笑完之后,又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再想一想。总之我笑不出来了,爸爸自己就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他小心翼翼地在撕裂自己的心去表现他们那些带着泥土味、带着中国农民特有的狡猾和狭隘。爸爸太了解他们了,这里流动的也是他的血液。在完成长发的时候,他面对的是自己,他在完成他自己。在那个狭窄的亭子间里,他趴在桌上,饿着肚子在向自己证实着什么。


妈妈说,一九三三年,杂志上都在刊登和转载爸爸的小说,人们好奇地关注着他每一篇新作品,看着这个新人在变化,在发展。刹那间,爸爸站在自己宽阔的大道上。


一九三四年的五月,在左联共产党支部的批准下,重新接受彭柏山回到共产党组织。


这一段我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可是我无法走回父亲当时那份真实的感情中去,我的心里充满了惆怅和痛心,最后只能在纸面上留下这一行句子。我从来就没有问过妈妈,爸爸当时是怎样感受的,而爸爸更没有和我们任何一个孩子提起重新入党的动机。没有。尽管他看见了湘鄂西那里的斗争,他看见那么多的人被自己人杀死了,爸爸还是回到了共产党里面。再看看爸爸的行动,就知道当时的他,是带着一份多么深的感激,多么强烈的激动回去的。他甚至放下了他的文学,放下了笔,放下了他的小说,接受了党支部的新任务--领导工人运动。


你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我不知道能不能向妈妈提这么一个问题,你们……话还没有出口,看一眼母亲,就发现她已经不想再跟我说什么了,她觉得她说了那么多,说了这么久,如果我还不能理解的话,那我们之间就是没有语言可以交流了。但是,我还是说不明白,因为我自己还是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我又怎么可能从字里行间蒙混过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再问了,甚至不敢再问一问爸爸妈妈周围的朋友。似乎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从来就是不该问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他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看来,我要再这么问下去就成了恶意的,甚至是反动的。热爱党,加入共产党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愿望。那如果看见了党内这么残酷的斗争,他们还是没有任何疑问吗?尤其是父亲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两年后,他为什么重新要求回到党内?下一代的人会不会觉得父亲实在是愚蠢的?不知道,真的说不清楚,人们会是怎么样来理解我的父亲。只是我自己却永远没有办法来回答父亲的行动。


我曾经试图去理解父亲,看来这一个界线,是怎么都越不过去了。我明知道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却在暗自思忖的时候,会感觉到父亲的选择是愚蠢的。在母亲面前,在所有的人们面前,我却不忍心这么去批评父亲。我没有开口,甚至也不给母亲任何暗示,我们在这一份悔恨之中生活得太久了。她会察觉到我的情绪,会愤怒地跟我说:你就不能学得头脑简单一些,少给我惹麻烦?


为什么这就是惹麻烦?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和母亲常常是相对无言。她讨厌我话多,她总是对我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到我今天这个年龄,已经不会被这些话打动时,我还是会相信母亲,她是一个聪明人,她这么说一定是有她的道理的。


实际上,说到政治,我比她感受到更深的一种担惊受怕,因为我还没有真正被卷进去。似乎我正站在悬崖的边上,只要往那里瞟上一眼,这种恐惧就会慢慢地渗透进我的血液,渐渐地在身体四周蔓延,人像漂浮起来一样,没有根,没有依靠,身体开始发软。最后是一份惧怕把心包裹起来了。一种无法表述的感觉,慌慌张张。至今,我还不知道那谜底在哪里。多想问一问爸爸,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今天我以一个成年人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会跟我谈论这么严肃的问题吗?爸爸……一个遥远的称呼,我竟然没有和他谈论过任何一个严肃的话题,他就被抓走了。只有爸爸的朋友,元化叔叔,他似乎比任何人都了解爸爸,连妈妈都会说:你去问问元化叔叔嘛,你爸爸跟他谈得比较多。尽管他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员……但是,他活过来了。他还在写书,还在思考,还在怀疑在人们看来并不是问题的问题。


文革中,他没有死。这就是胜利,只要活下来了,就是胜利!


朋友会问我,他们怎么会成为好朋友的?他们怎么会认识的?妈妈也说,是啊,你父亲最好的朋友几乎都是部队的老战友,似乎只有元化叔叔是一个例外。他是上海地下党的。认识他,也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那时他是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爸爸管辖宣传部门的事情,于是,出版社就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没有想到上下级的关系,却让他们变成了朋友。


元化叔叔,你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的?我想这么开始提问。但是,话到嘴边的时候,我还是不敢问。犹豫之下,我说:你能谈谈你的过去吗?


元化叔叔说:谈谈过去?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和你爸爸真是不一样,他出身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我不像你爸爸,他的政治意识要强烈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基督教家庭……”


于是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不,你父亲倒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想得比较多,我至今都会想到他跟我说的话……他参加这个党……我说不清,要复杂得多。


我比你父亲小十岁。我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就在清华园里教书。我是生在武昌的,我十个月的时候,母亲把我带到了清华园。我们就住在南院,那个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我们的童年跟你们是很不一样的,那是非常的平静,就像很多人在小说里描写的,环境也很优美,但是,我那时候很小,还很不懂事。当时清华是一个很高的学府,在所有的大学中,各方面的设备、教员的工资、请的教授,都是最好的一个学校。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讲他们在国学院做研究生的生活,他们没有那种很庸俗的和很低级的谈话,大家见面就是说你看了什么书,我看了什么东西。没有看过的,就复述给你听,看过了,两个人就在那里讨论。就是这种,很理想化的生活。在清华就是这样一种生活。


我们周围的气氛完全和校外的不一样。我都记得小时候,到了周末,家里会带我们去郊外野餐,像你们在美国电影上看见的那样。那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稀奇。我们在草地上铺上一块桌布,我母亲总是把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我们还自己做点甜酒酿,好吃极了。


那时候,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在香山英国人办的笃志学校读书。姐姐每一次回来就向我们描述,生活是多么可怕。成天穿着黑乎乎的裙子,一直到脖子这里都被扣子勒得死死的。管她们的人,就像狄更斯小说里描写的嬷嬷那样,一双眼睛从来没有对她们笑过。晚上睡觉她们都得脱得光光的,再套一个袍子那样的衣服,完全是英国教会式的教育。


有时,我母亲一回头,发现姐姐出现在家门口,生气极了。说是:啊哟,见鬼了。你怎么又逃学回来了。姐姐就说:我不要在那里住,我害怕。就是弟弟在家打我,我也愿意回家住。你看,我小时候有多淘气,常常打姐姐。我现在都七十多的人了,姐姐都八十了,还会说到这些事情。


童年真的快乐得很。可是到大革命以后,国民党派来了罗家伦,头一个在大学实行军事管理的就是他。像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接受这一套?他们在美国接受的是民主教育。我父亲辞职带着我们全家离开了清华园。


爸爸去东北教书,我们一家就住到北京城里。进城以后,生活就不一样了。我看不见那些诗意化的生活了。我开始接触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现实。当时家里还有钱,我们住在很漂亮的赵元任搬走以后的西观音甲72号的一栋洋房里。可是,就在我们家对面,就有一家受日本人奴化的朝鲜人开的白面馆。我们都管它叫高丽棒子,去的都是一些很穷的人,特别多的就是拉人力车的,还有那些干苦力活的。用那种长长的烟枪在那里抽白面。


到了冬天,北京很冷啊,我看见他们焦黄的脸被风吹得都是皱纹,他们裹着袄子,低着头就往烟馆里跑。有时候,早上去上学,就看见有人冻死在烟馆的门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些朝鲜人也很坏,他们给日本人欺负,可是又来欺负我们中国人。正赶上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国民党政府把东北三省让给了日本人。那时候有多少人从东北逃亡到北京啊。


我记得,我还在上小学,九月十九日那天,我去上学,老师和同学都低着头,像是有一个很大的丧事,我们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灾难,成千成万的东北人被日本人打死了。同学中间有人开始哭泣,老师让大家自愿地走到她的讲桌前来拿黑纱。我们都走上去了。大家把黑纱绑在自己的手臂上,为死难的中国人哀悼。回到家里,我母亲看见我就哭了,她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父亲在东北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戴个黑纱,给政府看见了,以为是大人教的。这不是给你父亲找麻烦吗?我摘下黑纱,母亲又哭了,她说:我们中国人被日本人杀了……’


很快,我的父亲从东北逃回来了,留在北京工作。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我为什么会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正义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参加革命,参加任何左派组织,但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良心和独立思考来判断事物的。记得,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上海纺织工人在日本人开的工厂举行罢工,结果走到英国人的租界的时候,英国警察开枪打死十几个工人。我父亲愤怒极了,他拉了一头小毛驴就到香山的教会学校去了。那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天上下着大雨,我母亲就说:你等一下吧,等雨停了,等天晴了再去把孩子接回来。我父亲脾气非常耿直,他说:我不能再让她们在那里呆下去。英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我的孩子怎么还能受他们的教育?


就这样,他和我姐姐骑上小毛驴,冒着大雨,走了整整一天,到深夜才把她们从教会学校接回家。对了,那时候,我们家里绝对不准吃香蕉的。因为我父亲说,那是从日本进口的。我们家一直是禁用日货。


我们家住在东单,出胡同不远就是日本人的练兵场。他们真是可恶之极。平时不练兵,到刮风下雨的日子,就在那里大喊大叫。后来更可怕了,干脆跑到大街上来练打靶。我们一下学,看见他们举着枪在街头上开枪。吓得我们跑啊,跑啊。可怕极了。到后来那就什么都不管了,连坦克都在北京大街上开来开去。所以,我从小对日本人充满了深刻的仇恨。这也不是什么共产党给我们的宣传,是我自己的童年,我自己看见和经历的。


当时就有人写诗描写国民党的官员,赵四风流朱五狂,蝴蝶翩翩舞端庄,将军日日酣歌舞,昨夜兵车破沈阳。读这些诗句时,我们悲愤极了,我们恨透了当时那些军人,那几个掌权的。所以我父亲从小给我们灌输的就是这些。那些特务头子在北京横行霸道,大家都知道。我们虽然很小,也不问政治,但是这些都是太公开的事情了。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都是无恶不作。我们的家庭是根本不问政治的,可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有自己的良心。政府把东北的三个省让给了日本人,却规定我们不准讲抗日。谈到抗日就是反政府,这让我们怎么认识这个政府?


·七事变抗战爆发,不久二十九军从北京撤退。我们在家里的后院开始挖坑,把一个大水缸埋到地里。然后把家里觉得贵重的书放在里面,盖上了厚厚的油布,又把它们用土埋上。我们知道要逃难了。那时候,我十七岁,已经很懂事了。


就在鬼子就要进城的那天夜晚,我们坐上黄包车。外面下着大雨,油布把车给挡住了。我透过油布的缝隙,看见一盏黄黄的小灯吊在车轮子上,一抹清光撒在柏油路上。想到我深爱的北京就要不再属于中国人的时候,真是凄凉得很。当时,我们连眼镜都不能戴,不要说带什么书和纸。因为只要日本人说你是知识分子,就随时可以把你拉出去杀了。我当时身上偷偷地带着一张自己画的鲁迅的肖像。你看,我们那一代人是多么崇拜他。所以,我开始对你父亲就很尊重,其中也有一个原因是,我知道他是鲁迅的学生。然后,我们一家到了火车站,那又是另一幅景象。人们在那里乱成了一团,因为那是最后一班去天津的火车。都在拼命往上挤,我们终于上了车。本来开到天津的路只有两个小时,却走了一天一夜。在车上,我看见一个大学生在和日本学生吵架。我们家的人都害怕得要命,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的时候,妈妈推着那个大学生说:你赶快走,赶快走。日本人就会来杀你的。这个大学生就在中途跳车跑了。


到了天津站,一会儿就有一队日本兵捧着一个骨灰盒,上面用一块雪白的布包着。他们捧着它跨跨跨地走过,大家就立刻给他们让路。他们满脸怒气,可怕得很。我妈妈看得吓坏了。最坏的是,在走出车站的路上,就这么一点点宽的路,两旁站着日本兵,手上拿着枪都上了刺刀。我们这些中国人就全都低着头,像是给送到屠宰场去的羔羊一样,向前方走去。每隔这么一小段路,在日本兵后面就有一个凳子,上面站了一个汉奸特务。只要他向什么人一指,两个带枪的日本兵就走上前,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出,就把那个人带走了。那种静默,让我们吓得气都透不过来。那段路长极了,我觉得我总算走过去了,没有被日本人抓去。你说我们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抗日?


那时候,个人能有多少力量?除了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当时不是执政党,可是它一直在那里号召大家抗日,组织力量和日本人打。到了后来,共产党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我们怎么能不相信它?抗战前国民党奉行不抵抗主义,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个正义的中国人、知识分子谁会去相信国民党?……你想想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亲身感受到人与人的不平等,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如果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他会怎么想?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会参加共产党呢,如果都是住在清华园就绝对不可能。


日子还在那里过着,不紧不慢。不论爸爸妈妈还是元化叔叔,在我的现实生活里,常常变得很生疏。于是我也必须不紧不慢地寻找他们的过去。


(待续)



转自《必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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