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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岁月

--作者:彭小莲 


一个愤怒青年


我问母亲:你相信宿命吗?


她坚决地回答道:不,我从来就不相信。


你觉得个人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我就是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当年,我被送到江西农村去的时候,你说,我能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在那里,我呆了整整九年。


“……”


母亲沉默了。她的理想主义是无法解答她自己和我们的生活的。当我一脚踏进了现实的时候,或者准确地说,当我开始第一天农村生活的时候,就不再相信母亲告诉我的奋斗和努力了。更多的时候,我相信宿命。不管老师从小是怎么教导我们和批判宿命论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善良的信仰。至少,当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当我出身在这样一个无可选择的家庭的时候,我找到了慰藉。甚至因为是宿命论,它给我提供了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但是,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是不会接受我们这样的观念的,他们更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九二五年的夏天,十五岁的爸爸离开了老家,他到长沙见彭馥渠老师的老师龙乾。爸爸管他叫太老师。爸爸是挑着担子进城的,前面的箩筐里装着书籍,后面的装着铺盖卷。他光着脚,土里土气地走在长沙的大街上。爸爸说,他很紧张,第一次走进这么大的城市,既不敢东张西望也不敢走在人行道的当中。他脚步匆匆,像一个去赶集市的乡下孩子。结果,爸爸竟走进了一个死巷子。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他满头是汗,赶紧在箩筐里翻着,想找出地址仔细核对一下。正在这时候,走来了一个城里人,他不以为意地上下打量着爸爸:你在这里干什么?爸爸说不出话,又找不到地址,只好拿出纸,在上面写了楚怡工业学校。那人大吃一惊,一个乡下孩子,竟然写了一手秀气的字。他不住地摇头:后生有出息。我不识字,你到巷子外面去打听吧。


等爸爸找到太老师龙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爸爸没有立刻进去,他站在门外,将脚擦了擦,从铺盖卷里拿出一双新布鞋穿上,这是我奶奶为他做的。然后走上前敲了敲太老师家的门。


太老师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他是穿西装的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在长沙这样的小城里,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他坐在书桌前,看了看这个秀气的乡下小伙子,见他完全是个孩子,担子还挑在肩上,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爸爸捏着彭馥渠老师的介绍信,将它交给了太老师,自我介绍地说道:我是彭馥渠老师的学生,我叫龙乾。太老师笑了,他说:你不叫龙乾,我叫龙乾。看见爸爸是这样憨厚老实的孩子,太老师走上前,帮助爸爸卸下了肩上的担子。


太老师问爸爸:你想学什么,将来想干什么呢?


爸爸两眼放光,大声地说:我将来要当作家,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


从一开始,太老师就看明白了,这个瘦小的乡下小伙子有一颗很大的心。看着爸爸那张清癯的脸,太老师更愿意相信的是他的智慧和诚实。但是,他不愿意让爸爸在自己的天真面前走错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又常常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太老师谆谆教导他说:你看,你们家那么贫困,你应该想怎么帮助家里父母。如果学工,你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职业。学文,不是我们现在有条件去过问的事情。你实在喜欢,可以在业余的时候去学习。为什么要拿它当职业去干呢?最让爸爸吃惊的是,太老师说,在他去日本以前,他也有很多的想法,也想搞艺术。结果看见日本人都非常实际地在那里干活,用从早做到晚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太老师改变了以往的打算,他放弃了学艺术,开始学习工业。他还说:别看日本现在仍然这么穷。但是,每一个站在东京街头的人,都会看到和感觉到,这个国家将来不得了啊!


这是一九二五年,龙乾老师跟爸爸说的话。


爸爸对太老师充满了崇拜,听从了他的劝告,放弃了报考师范学校的意向,考入了楚怡工业学校机械工程系。


一九二六年,也是爸爸到长沙的第二年,北伐开始了。大街上可以看见穿着灰军装的北伐军人,他们手里捏着话筒,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站下来,大声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实业救国的理想。这个时候的爸爸就更加佩服龙乾老师了,他不正是走在三民主义的大道上吗?那个时期,革命理想救国,所有这些字眼都可以把年轻人燃烧起来。他们信仰的革命,今天看来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充满了浪漫、五彩缤纷的色彩。但是,爸爸他们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被自己的献身所激励,他们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刹那间,长沙城里充满了色彩,北伐军的战士还上爸爸的学校来宣传三民主义。爸爸大睁着眼睛看着周围发生的变化,他再也不能等待了,他要为革命付出自己的一切,这是在救国啊!


爸爸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国民党,被编入楚怡工业学校分部。接着又和他的老师戴望峰在长沙《民国日报》上创办了《葡萄周刊》。爸爸不仅组织稿件,自己也写了很多新诗和散文发表在上面,内容都是以宣传孙中山的理想为主。他一边读书一边办周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爸爸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不光是实业救国的一员,甚至他的笔,也在为革命,为救国工作。


冬天的时候,南方常常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湿冷冷的。爸爸正拿着他第十一期的文章去印刷厂做校对,他怕稿件被淋湿了,把它们裹在自己的棉袄里,兴冲冲地朝前走。可是,还没有走到印刷厂门口,就碰上了张师傅,他吃惊地看着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来干什么?爸爸感觉很好地答道:天冷,就不出报纸了?


张师傅不住地摇头:你怎么不知道,报社已经通知我们,你们搞的那个什么《葡萄》停刊了。


谁通知的,他们凭什么?


说是你们的左倾色彩太浓厚。


爸爸站在那里,站在雨中。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我想左倾这个字眼是太深刻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的文章是在宣扬北伐军的理想,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和左倾有什么关系呢?


很快,一九二七年初春到了。街上再也看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北伐军消失了,更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做什么讲演和宣传之类的事情。爸爸惊慌地注视着局势,他不知道中国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刹那间,长沙城里变得人心惶惶。老百姓都在说,政府要杀革命党了。什么是革命党,有人说就是共产党,有人说是叛徒党。人们即使说这些事情,也不像以往那样了。大伙都放低了声音,在那里悄悄地耳语着。爸爸伸长了耳朵在那里听着,谁都不敢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国民党不是和共产党搞得好好的,怎么又不和了?大白天,有的农民挑着担子在街上走,突然,从后面跑来一小队警察,冲上来就将那人头上的斗笠扯掉,接着拿出一张纸看着。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照片,就看纸上是怎么描写你的,要是跟纸上说的接近,抓着就走。课堂上,同学和同学之间也不再议论形势了,爸爸最不明白的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也没有人来宣布一个文件之类。到处听到的消息是,谁谁被杀了,谁谁被抓起来了。课后,爸爸回到自己的宿舍,发现枕头底下有一张小条子,上面说:都在传说你认识革命党,办报是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望多保重。签名是好心人


爸爸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人,他很紧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面前,他怕得厉害。他才十七岁啊,怎么会说他和革命党有联系,那是意味着要杀头死人的啊!他整理了自己的行装,跟学校说,他的奶奶病重,卷起行李回到乡下老家去了。以后的书上,管这段历史叫马日事变,国共谈判失败,导致分裂,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一说到革命,我就会坐立不安,就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焦躁。我恨不得能越过这一段历史。我总是觉得,我们被愚弄了。谁愚弄了我们?我说不清楚,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他们自己选择了生活,选择了革命,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一切理解成愚弄?当我回头读一读自己写的东西时,又一次在爸爸妈妈的童年里找到感情,找到人性。不论那里有多少伤感,多少悲哀,但是我会感受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趣,人与人之间的一份温馨。可是,后来这些东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都被这个主义那个阶级这些枯燥的概念代替了,接着就是屠杀这些残酷的字眼抹黑了我们的生活。


故事,也变得乏味起来。我怎么往下写呢?


我知道,爸爸不是这样理解的。他在乡下躲过了一段日子,又回到了长沙。那个在我看来充满感情和温馨的老家已经留不住这个见过世面的小伙子了。现在他身无分文,能够干些什么呢?他想了想,决定去报考师范学校,那是政府办的学校,由政府出钱念书,那样,爸爸就可以活下去了。


爸爸变了。当夏天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后,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容易激动,大谈理想的年青人了。后来妈妈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爸爸最喜欢看的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哈哈大笑起来。爸爸,我怎么会是一个重复了你的失望和感慨的年青人?我也为这本书着迷过,也像书中的维特一样,无病呻吟过,烦恼过。现在看来,这些烦恼是多么地天真和幼稚,可是我却实实在在地为之烦恼。


爸爸的同学覃必洵出版了激进的文学刊物《小草》,希望爸爸能为杂志写稿。爸爸拒绝了。覃必洵失望地批评爸爸:你太经不起打击了。革命是艰难的,你怎么为了这一点挫折就退缩了?爸爸感到惭愧,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形象而痛心。他说不出话,只对未来感到一份茫然。


你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杂志写点东西,哪怕是一行诗歌?用你的文字来唤醒我们的民族?


覃必洵真是个聪明人,他用了唤醒这样的字眼,这怎么可能不打动爸爸?爸爸与其说是个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是个浪漫主义者。这些豪言壮语轻易就能激起他的热情,也能轻易改变他的固执。当他的诗歌在刊物上发表了几次以后,杂志被官方认为思想过激,再次被迫停刊。这就是命运,爸爸不得不认命了。他没有为之去斗争,而是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图书馆里。一直到暑假的时候,图书馆要关门时,他才想起来,该去找覃必洵商量商量,上他们家去借书。


覃家是湖南的望族,非常有钱,这在同学中间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他家收藏了各种各样的书籍。爸爸朝那里走去,当他站立在楼道里的时候,听见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在大声地朗诵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这真是让爸爸大吃一惊,怕自己走错了地方。在湖南,在这么一个远离都市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子。莎士比亚?他抬头朝上望去,覃必洵向爸爸走来。这是我妹妹……”后面的话,爸爸几乎没有听见,看着她,像看着自己的梦幻。覃必愉完全像是个天外来人,一个女人,居然大大方方朝爸爸主动伸出了手。爸爸的手上满是汗水,不好意思地在身上不停地擦着。


覃必愉说:我看了你的诗,像女人写的,那么纤细,还那么敏感。


爸爸连看都不敢朝覃必愉看一眼,她就在那里评论起他的作品。起初,他脸上还堆积着笑容,慢慢地就被羞怯代替了。爸爸对自己说,她真是不寻常。一个清早,一个湖南女子,在长沙的小楼上朗读《奥赛罗》,她敢于表达自己的追求。多么不敢想象的女子。


爸爸和覃必愉认识了。他激动、痛苦、焦灼、欢乐,像所有初恋的年轻人一样,他爱上了必愉。他说过,他是孤独的,就孤零零的一个人。现在,他多了一份对必愉的爱。爸爸看着她,似乎从她的眼睛里,爸爸能看见另外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时候,爸爸多想哭啊。还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偷偷地哭泣,为了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快乐和激动。必愉很快回上海读书去了,爸爸就在长沙企盼着寒假和暑假……生活给爸爸带来了希望和活力。爸爸回到了原来状态的他。一九二九年初春,爸爸和必洵等几个同学,发起了一次大学潮,反对学校当局压迫学生言论自由。


结果爸爸被同班同学丁鸣九出卖,报告给校总部,学校正式宣布开除。清早,爸爸看见开除的通告在学校的大楼前贴了出来,同学都挤在通告前面。当爸爸走过去的时候,大家给他让出了一条路。爸爸站在那里看完了全文。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沉迷在茫然之中。


有几个同学走上来想安慰爸爸,但是在那样的情景下,走到他的跟前,谁都不敢说话,也说不出话来。爸爸跟自己说:我知道,我该走了……”他回到宿舍,整理好了行李。最重要的是,他离开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提出了退出国民党支部。


爸爸还是在彭馥渠先生的帮助下,拿着他写的介绍信和彭先生给的盘缠,去上海报考上海劳动大学


另一个愤怒青年


上海。夏天的早晨是青灰色的,但是烈日依然当头,和着肮脏的空气,大街像被点燃一样,灰尘像烟雾似的缭绕着天空。我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汽车、人、助动车、摩托车之间。在一股股黑色的浓烟里呼吸着空气,穿过街道为妈妈买饼干。她的牙齿已经全部松动了,连饼干也要放在水里泡烂了,才能搁在嘴里慢慢地咀嚼。但是,妈妈的记忆依然那样惊人,对于自己的童年,自己的经历,一点都不含糊。她告诉我每一个细节,甚至人名、时间和地点。还有她的年轻时代……


大街上,涌满了各式各样的女孩子,她们穿着流行的短汗衫,从腰部到胸下面的那一截,赤裸裸地暴晒在阳光中。中国女孩平扁的胸部,在汗衫下变得奇怪了,在风中扇动着的汗衫,让人有一种发育不全的感觉。


好像我已经落伍了,不会欣赏这种流行的款式。这已经不是我们成长的年代了,年轻人是跟着广告在生活,只要那里说,这是美国今年的流行款式,那就没有人再考虑自己的胸部,拼死也要赶上这个潮流。


我从纽约回来,一点一点从那里走回到我的土地上来。这里却在一点一点往那里靠近。对于我,路途不再是漫长的,这成了我绵绵久远的欢乐。走在回家的路上。可是,有时我觉得这也是我绵绵久远的苦役,迷失在这条路上。


听母亲跟我讲述她的求学经历,有时不得不反复地问妈妈,到底是在叙述爸爸的故事还是她自己的事情。妈妈非常不高兴地看着我:你在不在听我说嘛?


我实在是不明白,怎么你的故事,跟爸爸那么相像呢?都是老师帮助你们上学,走出一条人生的道路。


孩子,你真的不知道那时候的日子。不靠人帮助,我们怎么会有出头的日子。


妈妈的十五岁是和今天的孩子截然不同的。


外婆又生下了小舅舅。家里更穷了,决定不再让母亲念中学,留在家里带孩子。外婆开始靠典当东西维持生活。冬天拿出夏天的衣服去当,夏天又拿出冬天的衣服。妈妈觉得脸都给外婆丢尽了,外婆也是要面子的人,可是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让妈妈提着那一大包东西走在自己的前面。妈妈连头都不敢抬,生怕撞上小学的同学。母亲原来是那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人,现在跟着一个大脚母亲在靠当东西过日子,连书都不读了。妈妈说,什么叫耻辱,就是跟在外婆后面,走在路上的那个瞬间,她彻底感受到了。


到了当铺,柜台很高。妈妈总是踮起脚尖,举起双手将包裹从头顶上送上去。连个人都看不见。然后,接过几张当票和钱,掉头就往外跑。外婆等在街口的拐角上。她接过钱,数了数,也是什么都不说就和妈妈一起回家了。她们从来就是这样默默地走来,又默默地走回去。


渐渐地,妈妈把学校的事情忘记了。她开始学绣花,帮人打散工。小舅舅就躺在妈妈身边的小摇篮里。当他哭的时候,妈妈会轻轻地推一推摇篮,接着继续绣花。挣来的一点小钱都交给了外婆,有的时候,她也偷偷地为自己存下几个小铜板。在小舅舅生日的那一天,为他买了一个小金器,穿上一根红色的丝线,挂在小舅舅的脖子上。


小舅舅虽说是什么都不懂,可是他紧紧地抱住了妈妈。当他松开手的时候,在妈妈的脖子上流了一脖子的口水。连小舅舅都常跟我们下一辈的孩子说:老话一点都不错,大姐就是半个母亲了。小舅舅第一次开口,学会的是叫一声姐姐。这把妈妈乐得嘴都合不拢。妈妈常常抱着小舅舅在街上晒太阳,突然有人在问:你是朱秀金吧?(母亲参加革命前的名字。)


是啊。妈妈茫然地抬头望去,只见小学老师朱炳涤站在她的面前。


你这么好的成绩,怎么就不读书了?


轻轻的一声问话,像洪水决堤一样把妈妈全部的生活给颠覆了。千丝万缕,说什么好呢?已经被忘却的痛苦,已经不再去翻动的书页,为什么要再一次被回忆,被唤醒?已经愈合的伤口,为什么还要重新被撕开呢?眼泪顿时涌上了眼眶,妈妈说不出口,说不出是因为家里没有钱,她说不出。穷,在妈妈看来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啊。她抱着小舅舅转头走回屋里。可是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地往下淌。刹那间,妈妈几乎是大声地哭了出来。外婆从厨房里探出脑袋:秀金,谁欺负你了?


没有。妈妈努力做出快乐的样子,抱着小舅舅又跑回到大门外。


一抬头,只见朱老师还站在那里。她愣住了,又不敢看朱老师。朱老师也没有再多提问。他们站在那里沉默了片刻。小舅舅多不懂事,还在那里拽妈妈的头发,妈妈真是不知该怎么办好。朱老师从包里拿出一片小纸,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然后对妈妈说:有空来我家一次。


妈妈到朱老师家去了。妈妈说,她第一次看见,一个人能有那么多的书。她在朱老师的书橱前逗留着,眼睛都花了。


朱老师问妈妈:你为什么不去考无锡县女中?那是最好的女子中学。


面对面地看着老师的时候,不用再考虑到路上行人的目光了,妈妈终于有勇气说实话:家里不会给我钱去读书的。我们家很穷。


你先去考试,考取了,我们再来谈学费的问题。


听老师的话,妈妈去考试了,并且考取了。朱老师说:第一学期的学费我会给你出的,将来的,就靠你自己考奖学金了。


妈妈知道这话的分量,她点了点头。回到家里,摘下了小舅舅脖子上的小金器,用它换了一点钱,买了第一学期的写字簿。妈妈没有辜负朱老师的期望,从此她每一学期都考到了奖学金,读完了初中。妈妈常说:我多想回无锡看看,我一直想打听打听,朱炳涤老师在哪里。你都不会相信,就是他让我读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可是,母亲到临终也没有完成自己的愿望。就是在病危的时刻,她还在跟我说着关于朱老师的故事:他们家有好多好多的书啊!


记得,全校英文比赛的时候,妈妈考了99分,得了第一名。其他班上的同学都跑去看热闹。是谁啊,拿了第一名?因为已经有两届的第一名是空缺的。妈妈穿着一件灰色的旗袍,小小的校徽别在旗袍的左上角,她觉得自己那么穷,衣服也穿得不好看,真是见不得人。她挪动着步子,一点一点往人群里面躲藏。突然她听见有人在轻轻地说:


是她,长得真好看啊。


还那么聪明。


她真幸福啊。


妈妈激动地想抬头看看是谁在说这些话,她从来没有朝镜子里好好看看自己,她甚至从来对自己的长相没有认识。她只知道自己家里穷,只知道穷是丢人的。对自己,她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现在,她满脸通红,这个激动让她没有勇气朝说话的人望去。但是,这个形象走进了母亲的记忆里,长这么大了,她才知道自己是长得好看的;长这么大了,她才明白,一个人的智慧,是足以构成一份自豪的。这个形象让她自悦自喜。终于,穷对她来说变得不是那么可耻了,她在自己身上,开始渐渐地认识到一份价值,有时也会感到心醉神迷。这次英文比赛的奖品是一打铅笔和一打笔记本。妈妈说,她就是用这些铅笔和本子读完了中学。


上大学对妈妈来说是一份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奢望。她从来没有企盼过。她决定去报考镇江师范学校,和爸爸考师范的理由是一样的,不用付学费。自然,考的人就特别多。但是,这时候的妈妈已经再也不会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份怀疑了。


那一年,学校招二十人,但是有五百多人去报考。妈妈考了第五名。那是一九三六年,妈妈已经二十一岁了。妈妈依然记得外婆的故事,穷秀才十年寒窗,最后考取了状元,娶走了有钱人家的小姐。妈妈努力读书,因为她坚定地相信,只要读好书,就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妈妈不相信个人的努力在历史的潮流中会显得微不足道。不,她不相信。她更不相信什么宿命论,她只相信,只有个人的努力才会改变命运。


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妈妈回家度寒假。那时候的母亲,心里充实极了,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她的同学徐冠雄跑来问妈妈:你读了那么多的书,愿意用这些知识去帮助穷人吗?


当然愿意!我自己就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学到了知识。我怎么会不愿意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


每天晚上,义务去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


好的!


晚上,妈妈来到纺织厂后面的小板棚里。那里挤满了女工,一盏小小的汽灯挂在黑板前。妈妈给每一个人发了一片小纸,走近她们的时候,妈妈才看清这些女工穿得破破烂烂,很多人身上的衣服,已经看不见原来的布是什么样子了,只见补丁落补丁地连成了一件衣服。一位迟到的女工最后走进来,妈妈过去和她握手。她犹豫了片刻,才伸出了自己的左手,因为她的右手在织布的时候,卷进皮带里,被轧断了手指。她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的左手又硬又粗糙,像一把大钳子似的,狠狠地夹住了妈妈的手。


妈妈羡慕地说:你真有劲啊!


女工不好意思地笑了:朱先生,我们是大老粗。你多原谅了。我们人笨,不会读书,你千万不要笑话我们。回去后,我会复习的。


上课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人昏倒了。因为她一天没有吃饭。徐冠雄匆匆忙忙到外面给这个女工买了一个大饼。回来的时候,徐冠雄走到讲台上大声地说:我们成天劳动,可是我们依然没有吃,没有穿。资本家不劳动,不干活,他们却吃不完,用不完。这是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


整个教室发出一片嘘嘘嗦嗦的声音……


听到这里,我笑了。我说妈妈:这是你真实的经历,还是你后来在所有共产党的宣传材料里看来的?怎么跟我小学课文一样,跟我在所有的电影里讲的故事也是一样的?


徐冠雄还活着嘛,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你去问问。是真的,还是我编出来的。那真是我第一次到工人夜校,第一次接受马列主义,第一次知道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我哪里会想到,还有比我穷的人啊。是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些夜校都是无锡的地下党办的。


不知道是我无法理解过去,还是过去改变了母亲。我总觉得他们的言语里有一种模式,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口气。大家说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感觉,甚至连措词和细节都会在这种感觉下变成统一的。我希望妈妈过的是自己的生活,但是,自然的力量比我的想象力更强大。事情就是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命运渐渐地统一化了,并且信以为真。再要改变,已为时过晚。


而我,也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传染上另一种模式。


真要命啊。


(待续)



转自《必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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