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他们的岁月 》母亲的形象
分类:


他们的岁月

--作者:彭小莲 


母亲的形象


我的母亲朱微明,这个名字对于她来说,几乎成了多余的。人们在称呼她的时候,总是习惯地管她叫彭柏山的臭老婆

那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的时候。还可以说是秋末的季节,可是,想到它的时候,我总记得那一天很冷很冷。早上天没有亮,妈妈走进我们的屋子,跟我和小梅说:今天在电影局开我的批斗大会。


我们都还睡在被窝里,我裹着被子坐了起来。没有等我开口,妈妈又说:我没有做任何坏事,你们不要害怕。毛主席说的,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那时候,母亲一直在跟我们说这句语录。现在回想起来,语录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被所有的中国人都说过亿万次了,我们早就忘记了语录本身真实的涵义。妈妈说这话,也未见得有什么思考。但是她在给自己打气。谁都不知道,在批斗会之后,生活里又将发生什么事情。


满街的大字报,满街的毛主席语录,满街的毛主席肖像。连书店、文具店甚至是布店和食品店的橱窗里,陈设的都是毛主席的巨幅肖像,还有他的语录。食品店的柜台里常常是空空的,有的时候也在那里出售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到处能听见高音喇叭在叫喊着革命口号。下午的时候,我和小梅跑到电影局去了。我们俩是高高兴兴跑去的。我不知道我们是真的那么头脑简单,还是我们都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反正,我们是很快乐地跑去了。那时候,电影局在最热闹的淮海路上,电影局旁边的电影广告牌上,糊着大字报和巨幅大标语,其中有一条是把胡风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臭老婆朱微明揪出来示众。墨迹还没有干,好几个字都被淌下来的墨汁拖得长长的。


我和小梅都看见了标语,我们俩不再笑了,但也没有说什么,并不像人们描写到文革时,总是那么痛苦的样子。真的,一点都不痛苦,我们先是在街上奔跑,看小分队演出,又和着红卫兵游行队伍到处乱窜。后来我们又挤在人群中张望,朝电影局里面张望。那天批斗的还有瞿白音、白杨、张骏祥、沈浮,好些个名人。电影局的门口涌了很多很多的人,水泄不通。现在都没有人会相信,有那么多人跑来看热闹。试问一下有谁是来干革命的?大家跑来是来看大明星白杨,看名人张骏祥他们的。人头涌动,没有人大声说话,但是都往电影局的门口挤。那扇门是木制的,紧紧地关闭着。偶然之间,我听见有人在问:看见白杨了吗?”“没有,没有。”“哎,谁是彭柏山啊?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甚至有一份失落,怎么人们并不认识爸爸。他出事太早了,在五十年代就出事了,那会儿还不像文革,没有那么多人关心政治。有人在边上解释:最早的上海宣传部长。他是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他的臭老婆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父亲不是上海最早的宣传部长,第一任宣传部部长是夏衍。一九五二年,爸爸从二十四军副政委的位置调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部长由复旦大学陈望道兼职,但是他不到任,由爸爸管理所有的事情,他是常务副部长。可是在上一辈人们的记忆中,在父亲朋友的记忆中,都误以为他是华东文化部长。一九五三年,当夏衍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爸爸调任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一九五三年,当夏衔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父亲接任夏衍的职务,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爸爸离开部队的时候,二十四军军长兼政委的皮定均,爸爸最亲密的朋友、战友,当时不在部队,上北京开会去了。当他回来听说爸爸已经接受了调令时,拍着桌子说:这个柏山真是糊涂,他怎么可以去这种地方。他一个书生,哪里搞得过他们啊!


在我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听见妈妈这么说。而每一次听她说的时候,总能感觉到她刻骨铭心、痛心疾首的样子。直到最后的时刻,直到四十年过去以后,直到妈妈病危在床上的时候,她还在说:要是皮司令在那里就好了,他是不会放你父亲走的。你父亲要是不离开部队,皮司令是一定会保他过关的,他就不会卷进去……”说着说着,她会蜷起已经变形的手,在那里拍打着床沿。你父亲这个人,就是让皮司令说透了,他就是个书生,哪里会搞什么政治啊。我看是他自己不好,他还是想到地方上去。想去搞什么文化艺术。不去,就好了……不去,他就不会被他们弄死,我们这个家,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走错这一步,爸爸永远不愿意再去回忆。他只是说:我和老皮是一起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只有他,是真正为我好。一辈子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是我最后的安慰。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皮司令这样好的人,一个真正的军人,也在文革中去世了。


不论他们再说什么,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只有一件事,我觉得妈妈说对了。她总是这样跟我们孩子说:政治是很可怕的,也是最肮脏的。你们一定要学个本事生存,不要搞政治。我就是一直不要当官,这才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


解放后,妈妈几乎一直在上海译制片厂任俄文翻译,没有任何官职。她翻译了七十多部苏联电影。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影片结束,在译制人员的字幕栏上,是看不见母亲的名字的,她是被划入另册的翻译。那一天她被拉到电影局,实在是去陪斗的,她已经算不上什么人物了,仅仅是一个反革命家属。我和小梅没有挤进电影局,那时木门只打开了一半,只看见一辆封闭的卡车开来,刚刚够卡车开进电影局,紧接着木门就把所有看热闹的人都拦在淮海路上。


我和小梅一直等到天黑,人群早早地散了,但是没有看见妈妈他们出来,更没有看见任何卡车开出来。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妈妈也不在。坐在黑暗中,我问小梅:你说会出事吗?”“不知道呀。不会吧。我们对出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感觉,但是黑暗的黄昏,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安,一种恍惚。我们在那里胡说着,猜测着,实在是不敢有太多的思考。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哥哥晓岑跑到电影局去的,突然在晚上七点多钟,晓岑扶着妈妈走进了家门。


我跑去开灯,晓岑说:不要开大灯,开那盏小台灯就可以了。


黑暗中,我一回头,看见一个头已经被打得肿胀起来的母亲,她的眼镜被打碎了,红肿的眼皮耷拉在那里,掩盖着瞳孔开始放大的眼球,她的面目显得十分狰狞。她一路走,一路歪歪斜斜地在那里探路。眼球像是要从眼眶里滚落下来。晓岑搀扶着她也没有用,这好像不再是她的家了,她什么都看不清楚。


地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非常不懂事地问道:妈妈,你会死掉吗?这时,小梅也在那里哭。妈妈好不容易躺倒在床上,几乎是奄奄一息的人了,她什么都没有回答我们。


晓岑很不高兴地对我们说:不要在这里哭,要哭到隔壁房间去哭。听了烦人不烦人啊。


从电影局出来的时候,晓岑试着把妈妈送到淮海医院,但是,医院坚决不接受她这样身份的病人,坚决拒绝给她这样的人治疗。因为她是反革命。我突然想到,我们大楼里住了一个医生,我对妈妈说:我到四号去,让邝医生来看看你,好吗?


妈妈无力地点了点头。(写到这里,我只觉得还是要附带地提一下邝医生,虽然我对她并不了解,甚至连她的名字都说不全。我只知道,她一生没有结婚,是那种旧社会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子,为人客客气气,总是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穿着很讲究,但是又落落大方,显得既朴素又有派头。在我的记忆里,她个子不高,长得很漂亮。我好像都没有和她说过什么话。那时候我太小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够得上跟她说话呢。她是上海瑞金医院的内科主任医生,她能有什么话要跟我这样的毛孩子说?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她也被批斗了。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回家以后,在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了一针空气针,自杀身亡。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


我跑去敲她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她在门上挂上了链条,开了半扇门,探出半个脸在门后看着我。她不认识我。


我说:我是楼上21号的,我妈妈被打伤了。你能不能来看看?说这话的时候,我很紧张。我不知道怎么把一个字表达出来,但是,不说是不行的。她看着我,很平静地说:你先上去,我等一会儿上来。话音刚落,她就迅速地将门合上了。我回家后和妈妈一起在那里等待着邝医生,等了一刻钟,她没有来。我问妈妈:她会不来吗?妈妈又一次无力地点了点头,我又开始哭起来。在那个时候,和我们这些人家沾上关系,实在是灾难。晓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这时候,他也在一边默默地哭了。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小梅急忙跑去开门,没有想到邝医生来了。她拿了一个小手电筒走了上来,一进门看见妈妈的样子,已经明白了一切。她什么都没有问,我们也什么都没有向她解释。晓岑要我给邝医生倒水,但是邝医生没有答理我们,她翻开了妈妈的眼皮,用手电筒在那里照了照,然后说道:左眼底大面积出血,一定要去医院,要把血止住。不然眼睛会瞎的。然后,邝医生捧着妈妈的脑袋,轻轻地在那里翻动着,查看着。晓岑告诉邝医生:妈妈的右手疼。邝医生又很小心地抬起妈妈的手臂,妈妈痛苦地皱起了眉头,邝医生一点一点在手臂上摸着:这里最疼,是吗?妈妈点了点头。邝医生回头跟晓岑说:右手腕骨折。你们家有木板吗?我先给她固定一下,今晚无论如何要去医院。她明显脑震荡。如果脑子内部还继续出血的话,要出人命的。木板拿来了,但是妈妈身上穿的棉毛衣已经把打肿的身体紧紧地箍着,脱不下来。邝医生用剪刀剪开了妈妈的衣袖,然后给妈妈的手臂上了夹板。


母亲的手表壳也被打裂了。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她是被拉到后台,造反派站在边上看着,一个女的(当我分到上影厂工作的时候,这个女的就在厂长办公室对面的打字间工作,看见她的时候,我也和大家一起管她叫老刘,我不知道就是她)跑了上来,一把揪住妈妈,接着剥掉了妈妈身上的棉衣和毛衣。在冬天,就让她穿着贴身的棉毛裤和棉毛衣站在一群男人的面前。然后举起宽宽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朝她身上抽去。妈妈居然还会跟她争个理,妈妈说:你是共产党员,你怎么可以打人?老刘大声地说道:告诉你,我打的是阶级敌人,我这就是阶级报复。说着,她重新举起皮带,那上面的大铜扣子,直直地朝妈妈的头上砸去,划过脸颊往下落,一下又一下,一直打到妈妈昏了过去。妈妈跟我们说:她要报复我什么?我从来没有跟她一起工作过。那时候的人,用现在的逻辑去想,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与其说是在干革命,不如说是在演戏。真真假假之中,谁都说不清,这戏是演给谁看的。


当邝医生给妈妈检查后,晓岑决定将妈妈立刻送到上海译制片厂(妈妈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医务室治疗。我们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和妈妈坐在一起。晓岑骑着自行车紧紧地跟在后面,一起赶到了当时还在梵皇渡路上的上海译制片厂。


送进医务室的时候,查婉澄医生还在那里,她将妈妈放在屏风后面,立刻给她打了止血针。我坐在靠门的地方,看见造反派头头戴学庐、吴经纬带着好几个人走了进来。医务室很小,只觉得挤得满满的。查医生拉上了白布帘子,将妈妈和他们隔离开来。记不得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看见他们团团地围住了查医生,不停地在讲话。


一直到最后,戴学庐不耐烦了,他问查医生:你的意见是什么?


查医生说:我是一个医生,一个医生诊断的报告是,至少要给朱微明一个月的卧床休息。


戴学庐又问道:这就是你的阶级立场?为一个反革命做的决定?


查医生回答得很简单:我说过了,我是一个医生,我做的是医疗诊断。


查医生的个子很小,她似乎消失在造反派的包围之中。医务室沉默下来,人头济济,却看不见查医生的身影。医务室里听不见声音。大家都在等待,等待什么谁都说不清楚,时间像静止了一样。每一声呼吸似乎都让人听见了喘息和心跳的声音。我害怕极了,几乎要大声地叫喊出来,但是我不敢。当戴学庐再一次质问查医生的时候,他的声音竟像一颗炸弹似地炸出了响声。我躲在角落里吓得哭出了声音。没有人理睬我。


戴学庐这样说道:你敢给她开病假吗?


查医生说:我没有权利给她开病假,但是,我会写下我的诊断和医疗建议。


什么建议?


一个月的卧床休息。如果她继续出血不止,是要造成死亡的。


戴学庐他们依然站在那里,依然什么都不说,依然咄咄逼人地看着查医生。查医生在众人的逼视下,停顿了一会儿,她开始动作,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点声响,都让这小小的医务室充满了战争的气氛。我看着查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了巴掌大小的病历卡,我想那是多么恐怖的时刻啊,有多少人能跨越这片沉默,又有多少人敢面对这样的注视?这几乎是拿着自己的性命在为一个反革命说话。查医生低头在写着,那蘸水笔似乎老是漏水,查医生不停地在墨水瓶的瓶口上舔笔。很短的几句诊断,似乎写了很长的时间,任何一次舔笔的停顿,都将决定母亲的命运。所有的人都在等待。


查医生终于写下了她原来就打算写的东西。


在黑暗的年代,在那么恐怖的瞬间,谁还敢想象,生活中竟还有像邝医生和查医生这些有良心、有人道的医生。母亲得到了抢救,也得到了一个月卧床休息的病假。


母亲活下来了。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收到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的录取通知书,同时还收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给我的两万美元的奖学金。拿着它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母亲说。这时候的她,已经病得很重,类风湿关节炎使她行动困难,常常在疼痛的时候叫喊着:活着,真是折磨人啊,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没有劝她,但是听她叫喊的时候,有一份犯罪感,我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时候,跑到美国去呢?但是,最让我说不出口的是,申请去美国,是我和母亲吵架吵出来的结果。哥哥姐姐都结婚了,只留下我和母亲住在一起。朋友来看我,还没有来得及敲我家门的时候,只听见我和母亲一个比一个嗓门大地在那里叫喊着。母亲说:你就是存心要气死我,这样,你就快乐满意了。这不纯粹是胡说吗?我愤怒地回答她:是你存心要气死我!

朋友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气死了你又怎么样?你们家老太太是多好的一个人,有学问,又坚强又正派。这么好的母亲,你跟她吵什么?将来你会后悔的。


还没有等到将来,在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我就后悔了。


但是,我没有一点恶意,却又无法控制自己,实在是我和母亲的个性差异太大,或者说我们两个人太相像,我们都太独立了。两个绝对独立的女人,生活在同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战争爆发了。


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也跟母亲说:你就不要管我的事情,相信我会好好工作、好好学习的。从小就没有人管我,我在散漫中长大,在肆无忌惮中学会读书。读小学时,母亲常常在农村搞四清,放了学,不在外面玩到天黑,我是绝对不回家的。文革中,母亲被关起来了,然后,我到江西插队,在那里待了九年。一九七八年夏天,我从江西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以后,寒暑假很少回家,我已经不习惯和别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和母亲的性格完全相反,她的生活有规律,有原则,她非常坚强。而我则是散漫,感情用事,性格脆弱。母亲喜欢早起早睡,而我是白天睡觉,晚上看书,用母亲的话说,到了晚上我就成了活神仙。母亲热情帮助任何有求于她的人,别人对我从小的评语就是不合群。总之,除了喜欢读书,我和她什么都是相反的。


母亲常常感慨地说: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夜里,我又在那里看书了,母亲说:祖宗啊,把灯关了好吧?


以后家里的电费,由我来出就是了。


不是电费问题,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母亲突然大声地说道,你有本事跟我争什么电费,你怎么没有本事,让上影厂给你分房子?


你怎么没有本事,让电影局给你分房子?你这样的局级干部,至少也得有两房一厅。哪里有像我们家的,就住这么一个二十八平米的小间?


我住这么一小间就够了。你有本事,让上影厂给你分房子。


我就是没有这个本事,你不能杀了我吧?


啊哟,大导演要在我的草屋里住下去,也不要廉耻,就变得谦虚起来了啊。你不是拿了金鸡奖吗?你的片子不是又到国外得奖了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你怎么会没有本事呢?你太客气了。


这是很难得的一次,在我们大吵之后,在母亲怪声怪气的冷嘲热讽之后,我们两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喜欢我的母亲,她真是一点功名心都没有,她对我拿的那些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她甚至搞不清楚那都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正是她的这一份淡泊,使她在经历了那么残酷的生活以后,依然心态平和地活下来了。我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她是心平气和地在这一间小屋里生活着。她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追求。她总是说:只要有一本好书,什么日子都能对付了。


但是,我却下定了决心,要离开这间小屋。


我终于跟母亲说:我要到纽约读书去了。你一个人,怎么办啊?


母亲看着我,说:好好去,不要挂念我。我老了,没有多少年好活了。你有机会出去读书,见世面,这都是我和你父亲渴望了一辈子的事情。你能去,你父亲在九泉之下都会笑出声音来的。


妈,我去了以后,等你身体好一点,就接你出去玩玩。


不要想这些事,这都是花钱的事情。不要把精力用在挣钱上。你年纪也不轻了,读书不容易,好好读书是最重要的,不然跑那么老远为了什么?我和你父亲,一辈子就是喜欢读书。多好的机会,要珍惜。去吧,到了那里,就把这里的一切都忘记了……这里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这是在我离开家最后的时刻,母亲跟我说的话。这些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到纽约的最初几个星期,我常常坐在窗户前,看着嘈杂的街道,脑子里一片空白。喇叭声、警车的呼叫声有增无减,响亮而且刺耳。甚至连交通的红绿灯都让人看了感到一份焦灼。


心里的那份情绪,那份思念,一直放不下去。老是想到母亲说的话,可我怎么也忘不掉在中国经历的一切。一直到我认识了我最好的朋友海诺德,我终于可以向一个人,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叙说我的这份牵挂,这份记忆犹新的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妈妈说,这里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怎么可能呢?当我离开中国越来越远的时候,那份思念却越来越深,所有的记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海诺德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德国人后裔,他听我的故事,就开始跟二次大战中的德国作比较,他似乎比一般的美国人更能够理解我们当时的情景。他说:在德国,二战的时候也是这样。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亲人,你的邻居就把你出卖了。但是到后来,当他听到越来越多的故事以后,他开始迷糊起来,他说他开始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二战是希特勒要杀人,杀犹太人,是因为他要消灭另外一个民族,他是在两个民族中间制造仇恨和矛盾,他要建立日耳曼民族。可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自己人杀自己人呢?


也许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已经麻木了。当海诺德向我提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真的,让我好好再想一想这个问题,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待续)



转自《必看网》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