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他们的岁月 》 终于结束了、增订本后记
分类:


他们的岁月


--作者:彭小莲


终于结束了


终于退休了。


妈妈说,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后就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从现在开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里翻译小说了。她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好,再不用为父亲的问题奔波了。她在自己的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七十七岁的生日,为自己写道:


写照

我的人生是坎坷的,

风刀霜剑,蛇蝎挡路。

我的生活是:

焦首朝朝还暮暮,

煎心日日从年年。

但我:临危不惧,临辱不惊。

像烧尽的木炭,

耗尽热能是我的义务。


生命对于她始终像是一个不祥的预言,当她开始充满希望的时候,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即将发生。当她还来不及翻译什么东西,当她还没有耗尽她的热能的时候,她的类风湿关节炎急性发作,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好过。她病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拿一块手绢的能力都丧失了。她全身的关节变形,叫喊着、疼痛难忍,她瘫痪了。


有一次她跟我说:我备了很多安眠药,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这个疼痛的时候,我就把它吃了。我跟你说了,你会理解我的。不要阻拦我,活着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在这里等死。她看着我,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粗暴地叫了起来:不许你胡思乱想。看着母亲,紧锁的眉头把五官扭歪了,她让我头晕目眩。怎么会不知道她依然在服役呢?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都要走到那条路上去的,但是就不能说出口。在我们前面,已经有许多人走去,我跟在后面看着,觉得自己像一条影子,歪歪扭扭,驼着背,看得昏昏沉沉。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天,突然暴热起来。早晨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到了中午阳光灼灼逼人,一直照在我们家搭出来的小阳台上。我带着美国来的朋友玛格丽特走进那里,玛格丽特好远就展开双臂,做出跟母亲拥抱的姿势。妈妈躺在床上,一边笑着一边吃力地说道:我土得很,不会你们这种美国式的东西。我翻译给玛格丽特听,她哈哈大笑:那告诉我,什么是中国式的?我们都笑了。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老保姆悄悄地问我:我能和她单独照一张吗?好给我乡下的女儿寄去看看。玛格丽特还没有回答,母亲已经在那里说了:没有问题。照吧。当我翻译了她们俩的对话以后,玛格丽特笑得更高兴了,她学着母亲的口气和中文,大声地说道:照吧。


可是,就在黄昏的时候,就在我和玛格丽特逛老城隍庙的时候,她坚持要给妈妈买个礼物,我说那得问问她喜欢什么啊。我试着打电话回去,只听见小梅大叫着:妈妈不行了,你快回来。不行了!追到医院里,妈妈抽搐着,高烧已经到源园度猿了。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病毒性急性肺炎。我留在病房里,把冰袋压在她身上,她打着哆嗦,嘴唇干裂了,小便已经失禁,一阵一阵的尿臭从她下身冒出来。老阿姨试着给她擦身,刚换了裤子,又尿湿了。我打电话到南京叫小钧快回来。我害怕得厉害,天天在那里说什么死啊,生的。可是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搅动起来了,无法抗拒地被瘟热、被浴室般的热气笼罩住。一切都是湿的,热的。在炎热之中,像喝醉了一样,像是被蛇缠住的蛤蟆,在那里扭动着,挣扎着。黎明到来之前,救护车的声音一分钟都没有停过,呼啸着,刺耳又尖利,像划过玻璃的钢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心上刮过。似乎是挨不过黑夜了,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冲出了病房,站在马路上给玛格丽特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帮我来看看吧。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卫生部长,原来就是一个内科医生。半夜里,她也冲过来了。但是急救病房随便怎么,就是不放这个美国鬼子进去,她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不断地解释。没有人理睬她。我一把抱住她,大声地嚎哭起来。


妈妈被抢救回来了,她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四个孩子(小兰在美国,没有赶来),疑惑了一会儿,吃力地一字一句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整个夏天,我天天给她送饭,但是,她已经很虚弱,不想吃饭,因为大量服用治疗类风湿的止痛药,使她的胃大面积溃烂,不能进食。医生决定给妈妈注射血清,加强营养。可我还是不放心现在血浆的质量,万一她再得个肝炎或者其他什么通过输血感染的疾病,这不是更糟糕?骑上自行车,我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赶,还想和医生商量一下,把这个治疗方案取消。一进病房只看见妈妈浑身发冷,全身在抽搐,我大叫着:医生,医生不好了。护士们听见喊声就冲了进来,一看不对,迅速地拉掉她手上输血的针头,可是妈妈已经不行了,整个脸呈青色,嘴唇渐渐地发黑。嘴角上流下了白沫。这时,走廊上哐当哐当响起来了,抢救车在往妈妈的病房推来,后面跟着主任医生。


母亲被抢救回来以后,连话都说不出。但是当她看见第四代,小钧的外孙女王雨涵的时候,人立刻变得神采奕奕,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年轻的生命。


护士已经熟练地将橡皮管子扎在妈妈的手臂上,要给她注射静脉针,注射镇静剂。但是,她的血管已经硬化了,怎么也插不进针头,护士戳戳手臂,又改着戳戳手背,都进不去。只看见母亲的五官在紧紧地收拢,发出一声声尖叫。人,抽搐得越来越厉害,于是两个护士死死地将她按在床上,还在那里找穴位给她注射。


我恐惧极了,站在铁床的架子后面:你们快一点,快一点,她受不了了。


医生决定将她的大腿拉开,在腹股沟大动脉这里注射。但是,妈妈有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她根本不可能将大腿伸直。医生将她的腿拉直,她再也忍受不了,她疼得再也忍受不了。她在那里恳求:死,让……我死……求求……你们。护士长让我帮助一起将她的大腿拉住,我掉过头去,虽然在那里用力拉着,但是我不敢看。我跟着一起叫起来了。快一点啊。护士长亲自用三寸长的大针头,猛地扎进妈妈的大动脉里。妈妈整个人像撕裂一样,本能地扭曲着。……我要有多少次生命,才能战胜这一份死亡?人的直觉就像一支黯淡、闪烁的小蜡烛,整个一生都在阴森可怕的世界里颤抖。护士长熟练的技术,终于将这一针打进去了。当针头拔出来的时候,那么长的大针头,竟然被拧歪了。妈妈完全精疲力竭,只看见她的脸还是那么痛苦地拧在一起,人在渐渐地安静下来,可是她的呼吸依然像在抽搐。


…………”她说不下去了,药性发作的时候,她的高烧上来了。402。人不再抽搐,但是昏迷过去了。我跟医生说:满足她的愿望,就让她安乐死吧。这样的治疗,谁都承受不了的。


医生说:中国没有安乐死的法律。这次的血清可能有问题,下次不用了。


可是,这样活着比死更痛苦。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法律。


是的,你们没有办法。可是面对自己的生死,我们居然无法选择。


世界又封闭起来,人生没有尽头。疼痛还没有结束,人们又要奏起乐来,去寻找更多的悲伤。全部的恐怖就是,还要活下去。我依然天天给妈妈去送饭,虽然她还是几乎什么都不吃。但是,她又一次被抢救回来了。她用轻微的声音说道:小莲,我让你这么辛苦;还有小梅,那么热的天,在给我做饭。我心里难过得很,我老是打搅你们……”我看见她哽咽着,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里转动着。


你胡说什么啊。你什么时候打搅过我们?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还债来了。


妈妈笑了,我努力跟着她一块儿笑。回家的路上,我的老坦克又出事了,不是漏气,就是链子又脱了。骑着骑着,就非走下来找地方修车、补胎。等在烈日底下,太阳暴晒着,一点遮挡都没有,我会感觉心里有了一份踏实。我想跻身于这热烘烘乱糟糟的人群里。哪怕是身边追来一群讨饭的,我像没有看见一样,既不赶走他们,也不会施舍一分钱。我糊里糊涂,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一回家,就是死死地捧着电脑,在互联网上半天不肯下来。最后,还是给海诺德发邮件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害怕……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他的邮件出现了。


他说:每当听到你母亲的坏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竟是那么沉重,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但每一次,我都会想起一个古罗马诗人说的话:当死神拽着我的耳朵的时候,他跟我说,顽强地活下去。勇敢地面对死神,你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生命。你不该哭泣,你只有把时间当成一份礼物,在最后的日子里和你母亲一起享受这一份礼物,你才会觉得她有多么美好啊。


十月的一天,她觉得自己好一点了,然后慢慢地跟我说:一定把爸爸的全集出了。我死的时候,身边要留一个子女,把我的腿拉直了。把我的眼睛和嘴都闭上,丧事要从简,不要通知什么人来开追悼会。都老了,都要走的。记着,把我的骨灰撒到太湖里……”她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就像跟我安排家务似的。但是,在这最后的一刻,她首先想到的,还是爸爸。她都没有跟我提到她自己的书,自己的文章。我努力想象着,这是一份礼物,一份珍贵的馈赠,赠送给我们全家的厚礼,可是她烫得让我不敢接手。回家的路上我大哭起来,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了,如果这是一份最难得的礼物,我怎么载着她驮回家去?元化叔叔来看望妈妈,她还在说:谢谢你,元化同志,你为我们家,为柏山做的事情……”


微明同志,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谢呢?柏山的书,他的全集,我会努力为他找地方出的。你安心养病吧。


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夜晚,我去医院看她,医生说她好多了,睡得很平实,家属可以放心回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在那里发抖,心跳得很不规律。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安似的,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干脆在小过道里把四个方凳拼在一起,睡在这里看看吧。手还是在发抖,我甚至看见自己盖的被子都随着发抖的手,在上上下下地动着,忍不住一次一次爬起来,跑到妈妈的床边看看。心电图的指示很正常,点滴也没有问题。可我还是睡不着,凌晨211分的时候又跑去看了。只见她的眼睛微微张着,我说:妈妈,你怎么还没有睡啊,你要什么?她像没有听见,就那么翻了一下白眼,我一脚踩空,差点撞翻了身边的心电图机器,我光着脚丫往外跑,撕心裂肺地叫喊着:医生……医生……”


抢救车的大轱辘哐当哐当又在大理石地上响起来了,医生、护士都赶来了。回头望去,心电图的指针从28024022016012095……“地一下指向零。一根平平的直线停留在仪器上。妈妈……”再也没有回答了……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强心针,直线依然不动,医生准备注射第三针的时候,我说:不要打了,让她睡吧……”我说不下去,真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眼泪把力气全部消耗尽了,我整个人在那里发抖。当然,我最终还是把这几个字结结巴巴说完了。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妈妈去世。梅志阿姨发来的唁电。惊闻微明老友仙逝,十分哀痛,她得和蔼笑容和坚强性格,我将永难忘怀。愿她的灵魂安息。


王一平叔叔参加了妈妈的追悼会,他对我说:像你妈妈一样坚强起来。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停尸间的车推来的时候,小梅和晓岑已经赶到了。工人和晓岑把妈妈抬了上去。我弯下腰,用美国式的方式,紧紧地拥抱着妈妈。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还能感受到她身上的体温,可是刹那间,她竟成为一个回忆,成为一个梦,成为一个永远永远过去的故事……那个跟着大脚母亲上当铺的女孩子;那个充满了理想渴望上延安的女学生;还有大声叫喊着我抗日无罪的新四军战地记者;这些漂亮的形象还在眼前转动的时候,她却开始为爸爸、为我们五个孩子驮上了十字架;最后是那个被打得眼底出血的母亲,那个满脸红肿,生满冻疮的离休老干部在门房间里用俄文向大家说了一声再见”……怎么就在那里说再见了呢?我还是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停尸间到了。没有想到它离病房这么近,才一个转弯就到了。工人熟练地拉开了一格抽屉,让我们在后面抬起担架,地一下就把妈妈推了进去。工人关上了格子门,摘下牌子跟我说:明天大早,拿着这个来办理死亡证书。


爸爸、妈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岁月,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1998816日 一稿于上海

1999620日 二稿于纽约

19991213 三稿于上海

2005618日 四稿于圣地亚哥

2010716日 五稿于上海


增订本后记


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岁月》又一次增订再版,对于我依然是那么重要,不仅是创作上的一个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继续帮助我走完这个艰难、漫长的思考。当初写《他们的岁月》的冲动,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努力为弥合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和误解;可是写着写着,我却再一次进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噩梦中。原以为完成了这本书,就可以结束这伴随我一生的噩梦,殊不知在完成了这本书以后,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无奈,于是我重新上路,拿着《他们的岁月》作为敲门砖,开始采访那些依然活着的胡风分子的叔叔、阿姨们。


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的,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五四回归》里说得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行为非常质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怵,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吗,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就来了(《人民日报》记者叶遥),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丽丽的研究中,却有另外一种解读,她说:胡风先生在给绿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五二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实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对文艺特别有责任感,看着文艺领域像他说的往灰色时期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去阻止和改进。他说,他就好像看着瘟疫流行,而没有资格动用药品,因为他还没有考取医生执照。跟这个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芜进京之前对别人说:北京拿他没有办法,这次让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有意味的。


在经历了这些采访之后,又有很多人批评我,说:都是那么一个老人了,过去就过去了,为什么你老是要在那里纠缠不清?做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份宽容?


我想,我不是不宽容,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即使你不宽容,一切也都将成为往事。关键在于,当你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历史的真实面貌留给下一代。宽容是必须的,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宽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忏悔,你需要对着神圣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诚实的叩问。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才会有宽容出现。无原则的宽容,是对罪恶的庇护,是欺骗的延续,更是一次对历史的亵渎。何满子先生觉得最恶劣的是,因为有了舒芜的行为,以前还没有,顶多我检查我自己,理论上批判你而已。拿隐私、私信出来检举的,还没有。他第一个,他创造!确实,舒芜是否主动交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风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绪写文章,然后断章取义,将它们上纲上线,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最终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于是,这一招成为后来历届政治运动的范本,揭发这个词组,也就成为运动中的关键词。舒芜文章的措词和叙述方法,逐渐形成了后来运动中的语境。


这才是最可怕的,儿女揭发父母,亲友反目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阶级性替代,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可能。刹那间,人情和信任在消失,亲情和帮助在丧失,我们离开地狱还有多远?


我喘着粗气从惊恐中挣扎出来,二○一○年六月我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丘东平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正是从丘东平的作品中,我真正理解了胡风先生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他的作品就是这个精神的体现,他的作品非常有个性,他的文字和叙述,也区别于当时的抗战文学,但是他的人物却在抗战最前沿,他本人就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战斗中牺牲的。鲁迅先生把丘东平的作品,放在三十年代作家的前三名。聂绀弩伯伯说,看了东平的小说,我们还写什么小说啊!他又把东平称为中国的妥斯托耶夫斯基。父亲说,那时候黄源把丘东平的遗作《茅山下》交给他保存,他觉得简直是交给他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责任太重大了。他上前线,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行军的时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还是紧紧地贴在身上。丘东平的稿子上是沾满了自己的鲜血,那稿子还存有我父亲的体温。一个作品,却联系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和情感,一直到文章发表了,父亲如释重负,于是那颗炸弹在战场上发挥了效率,它轰然炸裂的时候,谁都会被震动的。


可是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周扬在文艺创作会上说:丘东平作为战士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是胡风小宗派里的人,所以作为作家,死了就死了。当我读到这段冷漠的文字时,我想起七九年秋天,我看见的周扬,那个跟我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他显得有点疲惫,但也显得是个非常善良的老人,我很难把这个形象和这些话语联系在一起。我看见了权力对人的腐蚀,看见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我更加感受到一种,在权力之下,人心、文学都丧失它原有的价值。其实当初正是周扬发现了丘东平,把他的作品推荐给鲁迅先生,可是不久丘东平就不能接受周扬的霸道,他把稿子投给胡风先生创办的《七月》,甚至在战争中,他都与胡风先生有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二十多年后,已经没有人再记得这个天才的年轻作家,这个死难烈士。这时,漏网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竟然在一九六四年,从北大荒劳改返京之后,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广东省海丰县,一个非常偏远且闭塞落后,连公路都没有通车的乡村,看望丘东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那时候丘东平的妻子在五○年斗地主的运动中,被作为地主婆批斗(因为当年作为烈士亲属,农会分给她两亩地,她和老母亲都种不了这个地,雇佣了一个长工),批斗之后,她受不了这个委屈自杀身亡。聂伯伯拿出一百元钱交在老人手里,然后轻轻地跟她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给刘少奇、陈毅写信,东平过去做过他们的秘书。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刘少奇和陈毅都被逮捕了。


我就是这样渐渐地走入这个圈子,渐渐地在了解这些人和事,渐渐地明白文学在他们的生命中是多么神圣,而情感又曾经是多么刻骨铭心地留在他们的友谊之中!也是渐渐地认识到,政治运动是如何在摧残着我们的文化,摧残着我们的人性,摧残着我们的良心!


实际上,这些胡风分子互相都不大认识,他们只是作为作者和编者与胡风先生之间,有着个人的往来。对于我父亲,除了胡风先生,几乎就没有和他们中间大多数的人有过任何私人交往。一直到运动结束,这些分子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大家想见见面,说我这个冤枉,到底是和什么人集团在一起了?要受那么大的折磨!没有想到这一见,真把他们纠结成一个集团,他们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这以后,他们自觉地互相交往,通信、拜访、郊游,总之全国各地的分子们像一家人似的互相帮衬着,既艰难又快乐地走完了他们的余生。


在这些分子中最让我难忘的是阿垅先生,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在·一三淞沪战役中负伤,转入地下后,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阿垅是七月派的代表诗人、理论家。当他被关押了十年后,才被提审判刑。宣判的当天,法院四周如临大敌,站满了警察。因为隔夜在找阿垅先生谈话的时候,他依然不服从判决,坚决不在判决书上签字。但是,在法庭上,当他看见年轻的作家林希也被卷入胡案时,他决定承担全部责任。


林希跟我回忆地说道,当他作为证人出庭的时候,我进去之后就站在旁边,这时阿垅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我们两个人的目光交错,这一下对我的震撼太大了。啊呀,我违心地做这个,这个他妈的不是人的证,我又看见了我所最尊重的前辈,我的感情简直没法控制。这时候法官提出,林希面对法官!我就冷静下来,说我和阿垅是怎么认识的,他对我说了哪些话,使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所有的证词都是按照官方审定说的。然后休庭十几分钟,一会儿宣判,我们就进去坐在边上。阿垅重新出庭,阿垅确确实实是挺着胸膛,抬着头阔步走到他的位置上。法庭宣判这个那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阿垅你有什么说的?我可以一字不差地给你重复阿垅的话:我放弃上诉,一切责任在我,与任何人无关。完了。那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永远不会消退的人格力量!


宣判结束后的第四个月,阿垅先生在监狱里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上,他说: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恰好混淆了、颠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了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行崩溃了。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是绝不可能被压服。


信,是最后从公安部的档案室里退回给阿垅家属的,信纸的抬头上,标写着档案馆的登记号码。那已经是这个世纪的事情了,阿垅先生已经在监狱里患癌症,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去世。当我从阿垅先生的儿子陈沛的手上,看见这张用铅字打印出来、泛黄的信纸时,我看见的是一个站立的灵魂,是用鲜血写下的最后诗句。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眼泪往下淌,我觉得在阿垅先生面前,我的眼泪太轻,太微不足道,也太廉价了,以至于它淌落下来,会是对阿垅先生的亵渎。


阿垅先生不相信眼泪!


只有在贾植芳叔叔面前,我敢大胆地追问他,因为他是最随和的一位老人。我要贾叔叔亲口告诉我,他跟胡风先生交了这样一个朋友,他后悔吗?贾叔叔连思考都没有,接着我的提问就说:从不后悔!我再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作为一个大教授,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不会比这个更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扬四条汉子也进了监狱。我说毛泽东,五五年把我们抓进去了,六六年我们差不多都出来了,把四条汉子抓进去。文化大革命以后,把四条汉子放出来了,把四人帮又抓进去,监狱大家轮流坐。我们是劳改第一期毕业,是老资格了。你说,我怎么会感到幻灭?人生就是游戏,我说我中学念书的时候,是美国教会学校,只想回家Marry(结婚),就是想回家娶个媳妇。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灭,这叫虚无。后悔没有后悔……小莲,我大学也没有念完,我在日本上大学,我在高中念了三个月就被开除了,我只有初中文凭。我那个不安分,我在一·二九运动被抓进去,但我不是党员,我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当初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统治、封建法西斯。到抗战的时候,在流亡,我在日本是流亡学生,我流亡到日本的时候,受日本警察监视。后来,回来参加抗战,在国民党那里当个编辑。后来逃难,内战的时候,我又给国民党抓进去。终于解放了,你都看见了……”


是的,都看见了,后来的日子里,我是他们生活、学习的见证人。现在,胡风分子们都一个一个在去世,我带着自己敬畏的心情,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完成《他们的岁月》的再版。我想说的,也是我现在渐渐地明白的,就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群特殊的文人,因为他们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是站立着的。


彭小莲

201076日 于上海


(续完)



转自《必看网》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