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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岁月

--作者:彭小莲 


最后的消息


一直到五个月以后,已经是夏天了。家家户户的窗门都打开着,半夜三更,我们听见有人在那里敲着厨房后面的玻璃窗。越敲越紧,我和小梅贴着厨房的小门往那里张望,一个黑影在那里闪过,小梅突然叫了起来:哥哥!


我吓得跟了上去,晓岑从后楼梯上跑了上来。小梅慌慌张张地打开门,刚要去开灯。晓岑赶快暗示她:不要开灯!接着他又问道,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啊。


我们都吃惊地问他:你怎么回来了?


晓岑说:我是从隔离室里逃出来的。


你算被隔离了?


不要怕,他们总要放我回家的。


怎么能从隔离室里逃出来呢?


我跳到靠近窗口的一棵树上,然后翻墙出来的。


他们要发现了怎么办?


不会的,我吃了东西就从原路回去。家里还好吗?


还好……”


家里什么吃的都拿不出来,终于发现还存着几根妈妈买的香肠,把它们全都煮了。晓岑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吃着,像是没有咀嚼就往下吞咽。我们都着急地问他,爸爸的书呢?


被他们抄走了。


是在你那里吗?


在我那里,妈妈交给我保存的。


你把它转移到哪里去的?


我就把它放在学校宿舍里的床单下面。


那你为什么说放到青浦朋友家去了呢?


我原来想在半路上甩掉他们,结果他们就那样押着我,盯得死死的,逃不了。只好把他们带到学校去了。


妈妈怎么会说出来的呢?


妈妈一定是给他们打得不行了,才说的。


五舅舅现在怎么样了?晓岑问道。


我们全都在那里摇头,一点消息都没有听到。我说:他们干什么要陷害舅舅?


小兰大声地说:都是他自己不好,我看见了,那语录上的东西,是他自己写的,那笔迹就是他的。


我和小梅都迷惑地追问着:会不会是别人模仿他的笔迹?


没有那么像的。晓岑也说,我看是他写的。舅舅这个人是他们朱家最聪明的,这次他要被自己的小聪明耽误了。


舅舅还敢批评毛主席语录啊。


舅舅这个人厉害,说不定他的话将来就变成了真理呢。小兰笑了。


舅舅其实不怕他们啊。


是的,是的,他就敢说,他看不见革命群众。


他有夜盲症,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嘛。


什么革命群众,王道这种人根本就是个流氓。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几个人就在那里七嘴八舌地说着,话题越说越不着边际,不知说到哪里去了。最后的胡说八道让我们在黑暗中变得无所畏惧,肆无忌惮起来。我们胆敢在黑暗里,接触到生活的本质。管它什么三七二十一的,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毛主席语录又为什么不能批评呢?肯定是舅舅自己写的,他不怕给自己找麻烦,我们还为他着什么急啊。这时候,我们四个人在黑夜中都笑了起来。


实际上,至今我们全家的孩子都对五舅舅的聪明和能干充满了佩服。


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晓岑说:我该走了。


还会关多久?


谁知道,爸爸的稿子也给他们拿去了。我还怕什么呢?那里关的人多着呢。


多保重了。


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


我们把他送到房门口以后,全部跑到小晒台上站着。那是夏天的夜晚,路灯静静地照耀着,暗黄的灯光洒在街面上,沿着人行道,路边的躺椅和小板床上睡着不少穷人。法国梧桐的叶子长得茂盛极了,大叶子很快就把晓岑的身影遮挡住了,他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


到冬天的时候,五舅舅失踪了。这一次是真正地失踪了,具体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曹杨中学的造反派冲到我们家,把我和小梅、小兰分开来质问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五舅舅真的跑掉了。在那个年头,他能跑到哪里去啊?谁家敢收留任何一个人?派出所、居委会,甚至农村里的生产队里,来一个陌生人,都是要被仔仔细细盘问和交代清楚的。他能到哪里去啊?后来,曹杨中学的造反派经常突然袭击到我们家来找人,连舅舅无锡老家都查过了,就是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深夜的时候,舅舅过去教过的学生汤厥言(他已经是公安局的警察了),也不安地敲着我们家的门,偷偷地溜进来打听老师的下落。我和他一起去试着问了好几处舅舅的同事,那几个人开着一小门缝,慌慌张张地说:我怎么会知道他的事情。话没有说完,就将门关上了。


我和汤厥言在寒冷的街道上推测,他会上哪里去呢?还会有什么学生会收留他?汤厥言说:和他有来往的学生我都认识,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他们甚至还上我这里来打听。一点想法都没有。亲人们都有一份焦急,但是大家都没有舅舅的消息。五舅母着急得生病发烧,最后耳朵聋了。我们都害怕起来,猜想舅舅一定死在什么地方。造反派去公安局查了无名死尸,也没有舅舅的消息。


一直到两年以后,我们都不敢相信,江西南昌的拘留所通知曹杨中学,说是人找到了,让学校派人去接五舅舅。


一九六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五舅舅趴在门上听见王道在跟学生交待,让他们准备器件,第二天要狠狠地打他一顿。他们还说了什么,五舅舅对我讲,他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只有一个感觉,他一定会被他们打死的。王道说话的时候,毫不掩饰他会干出各种卑鄙勾当的情绪,他恶狠狠地交代着。他只为自己想不出更恶劣的手段,而感到一份丧气。他们停留在空泛的设想之中,以至于最后走的时候,没有锁门。整个生命,开始沉甸甸地挂在舅舅的脑袋上,他必须想出一个解救自己的办法,他不愿意被他们无端地打死。


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天还是漆黑漆黑,外面开始飘起一点雪花。五舅舅检查了自己所有的东西,但是,哪里都找不到一分钱。他已经把犹豫搁到稍远一点的地方,他集中精力对付外界,他居然相信自己是可以对付寒冷和死亡的。于是他有意穿着一件单薄的春秋外衣,什么都没有拿,打开了隔离室的小门,直直地朝曹杨中学的操场走去。他穿过静寂无声的操场,那里一个人都没有,接着,他毫不犹豫地走出校门。看门的老工人看见了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五舅舅,但是他居然什么都没有说,人还是有人情在的。就是那一份同情,放弃了阻拦和盘问,就让舅舅在寒冬的大清早,在大风里,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他穿得那么单薄能走到哪里去?他一定冻死在街头了。


没有,他说了他不能这样无端地死去,他就一定会做到。这就是我们的五舅舅,他的聪明甚至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他把手上的表摘了下来,用六十块钱,卖给了一个路人,然后他用这钱买了一件棉袄。最后他穿上棉袄买了南下的火车票,走了。钱,很快用完了,五舅舅开始沿路乞讨,他只有一个信念:我决不死在你们手里,我要看看你们是怎么样收场的。


五舅舅平时看上去,总显得那么怯懦。他害怕死,他没有什么英雄主义的东西……不久,五舅舅在乞讨的时候被抓进了江西的流窜人员拘留所。他蜗居在人群中间,满身的虱子,满脸的泥垢。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就是看上去不像一个乞丐。那时候,他才四十左右,苍白的脸上总能让人感觉出什么。说不出是什么,至少是在那蓬头垢发下的一双眼睛,老像是在那里思考什么。一进去,五舅舅被人们痛打了一顿,要他交代自己的来历。但是,五舅舅无论人们怎么打他,死死地咬住牙关,就是什么都不说。他,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有一天,他能穿越过死亡,重新走回自己的生命中去。那是哪一天呢?


听他的故事,总让我充满了深深地钦佩,只是到了后来,知道五舅舅从拘留所的报纸上看见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激动地以为生命中的太阳出来了。这时,我才觉得五舅舅原来也是幼稚的。


我说:你干什么那么快就把所有的垃圾和愿望都抖了出来呢,当初我才十五岁。我都不相信开个会,就会有什么希望的。


五舅舅叹了口气:拘留所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不过,我没有饿死在路上。


他也总得给自己一个理由,结束这样的日子。所以他向拘留所交代了自己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逃跑出来,现在他想重新回到上海曹杨中学去。


回来了,放出来了,五舅舅活下来了。


回来的时候,王道被另一个派别的造反派抓起来,在那里挨整。但是,五舅舅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我们家的社会关系,他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已经不会再被挨打、批斗。伤口的边缘露在外面,看着它在腐烂,疼痛,但是不会制人于死地,生活就算是顺利的。实际上,我们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


这些事情是一九九八年的夏天,五舅舅跟我说的。那时候他看上去显得特别年轻,谁都不会相信他已经是七十二岁的人了。他还在一些中学里兼职教数学,他太聪明了。常常是那些复杂的题目,经他一说,就变得非常简单明了。文革以后,他又开始教书,还是干他的老本行教数学,同时担任了班主任。学校总是把最难教的班级交给他,但是第一年高考恢复的时候,舅舅非常骄傲地跟我们说,他班上的学生竟然全部通过了高考,进入了大学、大专。那时候他还是在曹杨中学教书,那里大多数都是工人子弟,家庭条件都不是很优厚,学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请家教之类的事。五舅舅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他们身上,他甚至退休了都不愿意回到自己的老家无锡,只希望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学生,只希望看见他的学生有一个好的前途,希望他们有生存的本事。但是谁都不会想到,这么精力旺盛的老师,竟然有一天会离开我们,而且来得那么突然。是在一九九八年的冬天,十二月三日晚上他因心肌梗塞而死亡。


那一天黄昏的时候,他的学生姚国忠为老师安排好了简单的晚饭后,五舅舅跟他说:你走吧,我晚上还要备课,然后早点睡觉。明天上午要给华师大附中去上课。一切都和以往一样,老师没有什么特别异样,还是那么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就像每一天,每一天那样。姚国忠是舅舅七○届的学生,因为家境困难,一直得到舅舅的帮助。后来他毕业了,为了报答老师,姚国忠默默地,三百六十五天,一直照顾了舅舅二十八年。可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学校的一个民工经过五舅舅的门口,只见那里开了一个门缝,舅舅整个人和椅子却倒在地上,他的头抵在门槛之间。人们都赶来了,给110打了电话,等警察和法医到场后,确认五舅舅因心肌梗塞而死亡。


按照五舅舅历来的习惯,家属和我们都决定为五舅舅做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西宝兴路火葬场举行的,曹杨中学为他租了一个小厅。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也没有发出什么隆重的通知,可是他的学生,上年纪的、过去的、现在的,都传开了。一个还在读高中的学生,哭着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今天我不能去向朱老师告别了,我要去上课。但是你们不能去上班,你们一定要代我送送朱老师。


人们都赶来了,整个小厅挤得满满的,以至于很多人只能站立在厅外面;有的学生在舅舅的遗体前跪了下来,学生们哭得说不出话,学生和许多老师都向照顾了舅舅二十八年的姚国忠,表达了自己的感激。在朴素却充满了真情之中,家属和他的学生们将舅舅送别了。


舅舅安静地沉睡在一片鲜花之中。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热、最焦灼的一个夏天。爸爸去世的这一段,动笔写着,改写,再试着动笔,都无法把它写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残酷的一段岁月。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在小钧描述的那个过程中,我一直扭曲着自己的脸,全部的勇气都消失了。至今不敢再去面对和回忆它。我几乎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爸爸去世了。


在洞穴里的日子


一九七○年,我第一次从插队的江西农村回到上海探亲。


这时候,我听到了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深挖洞,广积粮。


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会儿,是看不见地面上的变化的,没有人造新楼房,没有打桩机的嘈杂声,也没有建筑工人。一到夜晚,城里静得像在农村。可是,走到哪里又都会看见,人们推着自己制造出来的土砖,一车一车往居委会里送。住在高楼里的人家,把泥土抬了上去,用里弄里借来的木头做的制砖器皿在做着土砖头。全城的人都发动起来了,默默地没有代价地干着。一个城市,像一个廉价的兵工厂,大量地生产着砖头。老百姓更像一群训练有素的耗子,成群地簇拥在一起忙碌着,一会儿涌向这一处,一会儿又慌慌张张地跑向另一处。居民楼前,到处都是砖,每一家每一个人,一星期要做六百块砖。


做了砖,是为了挖防空洞,说是苏修帝国主义打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有个躲藏的地方。但是,这变成一种自作多情的行为,苏联人几乎把我们忘记了,没有打来。可惜,毛主席也没有发出其他的号召说是要建设地面上的东西。挖了太多的洞,又没有什么用处。在后来的日子里,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劳力和钱去填洞。地面上的人,住得越来越简陋,但是人们没有抱怨。只有那些比较深,也比较复杂的洞,填起来比较困难,就让我母亲这样的人住进去了。这样,他们就更容易被看管了。


遇上下雨的时候,大水哗哗地往洞里流,那里就像是一个蓄水池,妈妈盘着腿坐在床上写交代,一旦下床干什么,她就必须在大水里面走着。那儿没有窗户,没有日照,等到水干的时候,差不多该是夏天快过去的日子了。


妈妈在鬼子监狱里得的关节炎又复发了,她瘸着腿,独自一人关在防空洞里。在一片空虚中,只有屋里的水是可怕的现实,冰凉冰凉。她不记得还有什么争吵,还有什么灾难,只记得有一次,她涉水走去取牙缸刷牙的时候摔倒了。浑身湿透,她原想脱下衣服擦身子,重新换上一件干衣服,但是她发现门洞上的小眼儿上,有一只眼睛在转动,不好意思脱掉衣服,因为看守是个男的。于是,她穿着一身又湿又脏的衣服坐在那里,直到用自己人体的温度把它焐干为止。


小兰从五四农场回家休假。妈妈得到造反派的允许,送回来很多东西让我们拆洗。一会儿是件棉袄,一会儿又是一条夹裤,不然就会是外套。我把它们扔在床底下,根本不去管它。可是,母亲一次一次让造反派告诉我们,快拆洗了缝好送去,因为防空洞太冷了,她急着要穿。


谁都会说我是个混蛋,我想我确实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人。火不打一处来,穷讲究什么呀,还要让我们拆洗,将就穿穿不就行了吗?我当作什么都不知道,造反派亲自上门来了,他们是害怕母亲真的倒下来,于是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逼着我赶快洗好了送去。我从床底下把脏衣服又翻了出来,当我拆开它们的时候,我浑身都在冒冷汗,在衣领的夹缝里贴着一块白色的胶布,妈妈在上面用很细的钢笔写着:高峰逼我交代,打得很厉害。告诉我,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材料。


余下的是母亲排列了十二件事情,都是关系到爸爸妈妈的朋友,她编上了号码,要我们尽快告诉她,哪些是他们真正掌握的材料,哪些还只是在那里讹诈她。这时拆开其他几件衣服的时候,都发现了同样的小膏药。我害怕起来,多怕母亲被他们打死啊。我开始在不断为妈妈洗衣服,希望能赶快把它们缝好,尽快把它们送去。小兰说:来不及了,等这些衣服干了,缝好。妈妈那里又要出事了。她急急忙忙跑去买了一瓶驱蚊药水,在瓶子上用铅笔大大方方地写了六个号码,这是当时我们认为造反派掌握到的事情。这六个号码,看上去就像是随意留在那里的电话号码。衣服还都扔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又匆匆忙忙把东西往隔离室送。我把那瓶驱蚊药水交给了高峰,他虽然人很坏,但实在是一个比较笨的人。老天还是善意的,让他什么都没有看见,让我们混过去了。回来以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做得很成功。


事后,母亲跟我说,恐怖啊。在那阴森森的房间里,逼着你说假话,逼着你去陷害别人,在蛛丝马迹中制造罪行。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来,想起来的能不说就尽量不说。怎么能再去害别人,我们一家已经被害惨了。于是,高峰就在那里不断给妈妈制造黑材料,不断往她的档案里塞东西。最后,在酷暑里,在大操场下,让她站在毛主席的像下请罪。就那样,深深地弯下腰,在烈日下暴晒。一直到她昏倒在地上。


高峰的形象,我记得。坚硬又冷漠的目光,从来不会犹豫。当我们陷入沉默的时候,他不停地为我们洗脑子,让我们跟母亲,跟家庭划清界限。他或许真诚地相信,他是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他几乎能把毛主席的语录,全部都背诵下来。他会想出很多很多的罪状,加在其他一些善良的人身上。他一直像在捍卫着一个利益,一个在大声呼喊中的利益。在黑夜里,他不妥协,只要看见防空洞里,被他送进去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有一种成就感。原来我总是相信,他们不一定是坏人,可能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左派。渐渐地,渐渐地听说,他把乡下的黄脸婆扔掉了,在译制片厂里找了一个上海女人重新结了婚。


几乎不能相信,一个还有性欲的男人,至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却会在那里染上一个陷害别人的嗜好。回头望去,戴学庐也不可理解,怎么在清查·一六的时候,也会出事呢?


一个转动的舞台,眼前的戏还没有看明白的时候,下一场又开始了。


日子转到今天,更是使人眼花缭乱。我路过新搬到永嘉路上的上海译制片厂门口时,一个满脸堆笑的老板,撅着屁股在那里殷勤地招揽着顾客,那,那不是高峰吗?不由得让人羡慕,他还是活得那么好啊。在译制片厂的门口,开了一个小饭店,顾客盈门。


那时候,大家还说我是一个小拉三、小流氓,那么一点点大的人,就已经开始在那里谈恋爱了。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婚姻法规定十八岁就可以结婚了。我都过了十七岁的生日了,一切都很正常。那时候我脸色苍白,焦黄的头发又细又软,明显地看出营养不良的样子。平平的胸脯,穿什么衣服都显得不合身,像一个大袍子挂在我的两肩。但是我满不在乎,就敢穿得那么随随便便的和一个男人,靠得那么紧,并肩地走在淮海路上。要说我的样子,那比我同年龄的孩子看上去显得更小,一张完全没有发育的孩子脸,五官紧紧地挤在一团,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实在还是一个孩子。可我,居然就敢走在我们的邻居的眼皮底下,毫不回避地经过居委会的门前,有时甚至是无端地放肆大笑着,并且是和一个男人这么走过。我似乎是有意去激怒人家。我遭到报应了。


刹那间,又看见了对面17号里的一对小眼睛。自从妈妈出事以后,这对小眼睛像一个忠实的战士,永远坚守在岗位上。明亮的眼球,一团闪烁的火焰,忽明忽暗。只要有人在敲我们家的门,那门上的小玻璃后面有张纸就开始掀动了。当男朋友来看我的时候,在一个大白天,我又看见了那对眼睛,没有性别,看不出年龄,那黑黑的眼珠专注地盯着。


那里住着妈妈厂里的同事,李凌云。已经再也不愿意叫她什么小李阿姨了,那眼睛像一对冷冷的蛇眼,慢慢地爬到了我背上。我屏住呼吸,不敢说话,在农村呆了快一年了,几乎忘记了这双眼睛。突然,它又出现了,在黑暗里它闪闪发亮,骨碌碌地转动着。我害怕得很,我跟男朋友说:不要来了,有人在监视我们。


怕什么,我们又没有干坏事。


但是,我怕,说不明白我在怕什么。就是在大白天的日子里,我也害怕。常常觉得像在往下沉去,腿软软的,怎么都站立不住。我完全是自找苦吃,外强中干的窝囊废。我又开始慌慌张张在那里整理行李,准备逃回乡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造反派通知我去译制片厂。夏天,造反派的办公室里散发出一阵霉气,老式的电风扇不停地摇晃着,吹出一股股热气。那风扇像个鼓风机,轰鸣着。我不再说话,看见造反派我自觉地耷拉下脑袋,蜷缩成一个很猥琐的形象,似乎不用人斥训,我已经认罪了。我被训练得那么好,造反派还在吼叫着,骂出了声,就管我叫拉三,我没有回嘴。实际上,真的面对这些大白话的时候,我又一点都不害怕了。我木然地听着训话,后悔没有早点回到农村去,不吃他们的饭,凭什么受他们管?


你都弄清楚了吗?


造反派还在叫着。我管他说什么,随口答道:清楚了。


那是什么?快说!


彻底和她从思想上划清界限。她不是我的母亲,她是反革命,坏分子。


这个态度就对了。


突然,办公室的门开了。母亲站在那里,花白的头发,穿着灰蓝色的列宁装,苍白的脸,连嘴唇都是惨白的。她拖着一条腿朝椅子走去。她也丝毫准备都没有,看见我坐在屋角里,她大睁着眼睛,几乎惊呆了。她痴痴地看着我,一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刷地一下从眼睛中滚落下来。我只觉得浑身发烧,敢在我那样的年龄,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男朋友走在大街上的我,也快哭出来了。母亲这一滴泪水,让我从麻木中惊醒过来。这是我的母亲!我怎么可能和她划清界限?就是让我当着她的面,骂她一声,我也开不出这个口啊。


造反派宣布释放母亲回家,其中有一条原因,居然是为我着想的,他们怕我最后学坏,被毁了,让母亲回家管教我。真是太矛盾了,要我和她划清界限,又要她来管教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母亲愣了好一会儿,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放她回家了。只听见她在那里呜呜地哭出了声音,还说了些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之类的话。她有罪,她一定会好好地接受改造什么的。怎么会是为了我,把妈妈放出来了?大家在那里不住地训斥着她,又把我给忘了。


叫了一辆三轮车,我拿着破网兜,里面都是妈妈的生活用品。车子在路上颠簸着,那些破罐子破缸子撞得乒乒乓乓地响。一个瓶子碎了,从那里撒出一大把药片。碰到红灯的时候,有人在边上扫马路,一片灰尘飞扬起来,弥漫在我们脸上。妈妈一边打着喷嚏一边在那里擦眼泪。就这样她回到了人间,没有任何绚丽的画面,也没有思想准备,我们像是被一把扫帚给清扫回家。


严重的关节炎使她两膝全部变形,肿大。前后持续了两年,关在这潮湿的防空洞里。到了最后,她是不抱希望了。她终于平静下来,像是被封闭在那里。她说,不是为了孩子,她是绝不愿意再回到尘世里。想想看,在日本鬼子的监狱呆了十天,直到最后逃回新四军也只有十个星期。可是,现在光在监狱里就待了两年多,后面的岁月还无边无际。而她,已经完全残废了。


日本人打我的时候,我敢大声地说,我抗日无罪。可是造反派打我的时候,我怎么竟成了叛徒、汉奸?抗日战争是谁在那里打下来的?是他们造反派吗?想想你父亲,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坐过日本宪兵队的死牢,最后,最后他死在共产党的大学里……”


还没有说完,母亲竟然失声地大哭起来。踩三轮车的工人回头看了看我们,可是妈妈根本没有顾忌,就那么让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妈妈,你知道爸爸的事情了?


知道了,是戴学庐来通知我的,他说彭柏山畏罪自杀了。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我就对他们说:好吗,他解放了。他们休想看我的笑话。紧接着戴学庐就说:彭柏山都死了,你怎么还不死啊?我说:我不死,我还有五个孩子!’”


听着母亲不停不停地说着,我像生了疟疾似的,不住地在那里哆嗦,什么都答不上来,张着嘴就那样看着她,似乎已经不认识她了。在关押了这么久以后,在被打成半残废时,她还敢大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还在那里开诚布公地向我诉说。我越来越害怕,我的虚弱让我自己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只要我不死,你用轮椅推着我,我要跟他们把这个官司打到底。我不是叛徒,我日本鬼子都不怕,我怕你戴学庐,怕你高峰?


他们凭什么说你是叛徒,说你要嫁给伪警察局长做小老婆?


凭什么?他们找到当年出卖我的汉奸,他在青海劳改农场,他还活着。他们和日本鬼子一样,只相信汉奸,只要听汉奸说的话!


烈日当头照着,我该回乡下去了。躺在地上的大席子上来回地翻动着,流下的汗水把席子浸透了,变成了深棕色。我注意到妈妈躺在床上不住地摇着大蒲扇,她显得那么焦灼不安,她东拉西扯地问我一些家里的事情,但是就是没有问关于我男朋友的事情。这一定是她最担心的。直到深夜降临时,直到黑暗中,我不需要再面对母亲的目光时,我想该是我们坦诚问话的时刻了。我先开口,我说:妈妈你自己多保重了,我不会做任何让你伤心的事情。你还要问我什么?


原以为,母亲会接着我的下文开始盘问我男朋友的事情,谁知她在那里长长地叹着气,说道: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们,我和你父亲对不起你们。


……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


那次看见你和小兰在厂里,给戴学庐打成那样,我坐在边上什么都不说,就看着他那样打你们……我什么都不说,我还算什么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给人家打,竟然就不敢说一句话……”


我突然笑起来了。妈妈从床上支撑起半个身子,探头看着我:你是在笑,还是在哭啊?


我在笑,我突然想起戴学庐那个样子,把衣服往后面一甩,这样……是这样……手臂扬在半空中……”我在席子上站了起来,学着戴学庐当时打我们的姿势,就像一个小分队战士在演戏。他打一个小孩,还要打出一个架式来。演员就是演员,什么时候都要表现一番。


我想把妈妈打发到正题中去,越早越好。我心里想,老是这样等待着判决,日子不好过啊。她要骂就赶快骂吧,骂完了我也该回乡下去了。她不就是想让我说我和男朋友的事情吗?可是妈妈就是不开口问我,她使劲地扇着扇子,像在想别的事情。

他们通知我你父亲死了,我当时一口气就在那里憋住了。我跟自己说,就不在你们面前流眼泪。我就知道他们想看我们的笑话,我就不让这群王八蛋得逞。可是走进防空洞的时候,走进那间四平方米的小洞里,又潮又湿。我靠着墙真是忍不住地淌眼泪。你父亲这一辈子就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你说,活着怎么能那么苦啊。晚上,看守把灯关灭以后,我看见窗子上有一根粗粗的绳子在那里,我上去把绳子拉了下来。我想,我也死了算了,真是痛苦得很。人都是那么残酷,就是要制你于死地。我哪里斗得过他们啊……死了,也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我拿下绳子,把它又重新结好,再要挂上去的时候,我想起你父亲跟我说的,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们两个小的,还那么小。你父亲一九五六年关在里面的时候,不就是为了要看一眼你们俩的照片吗。怎么就盼不出个头啊,我要死了,你们怎么办呢。真成了孤儿了。我想着就哭,手也软了,绳子怎么也挂不上去……小莲,你不能做对不起你父亲的事情啊……”


我没有!我大叫起来,我几乎在母亲的诉说之中,窒息过去。


你向你父亲保证。


我向爸爸保证!


那就好!


母亲不再说话,她似乎不想再问我什么,她完全放心了。但是我猛地坐了起来,恐慌地凝视着黑夜。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旅行,可是父亲在黑夜里消失了……我呢……我所有的肆无忌惮却在母亲的一句话中消失了。我这才知道,父亲一直是那么神圣地活在我们心里。母亲在为他吃了无尽的苦楚之后,还是把最后的位置留给了父亲。她要我向他保证,向父亲保证,面对这么庄严的形象,母亲对我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测试。


我的惊恐不是因为我的内疚,我是被妈妈的原则感染了。她竟然永远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维持一个父亲的尊严,无论社会上是怎么贬低、诋毁、唾弃爸爸。可妈妈带领着我们,从来没有践踏在父亲这个形象上。我会忠实于自己的保证的。


这些原来是这么不足为奇,如今当小钧都快是七十岁的人的时候,她还会跟我说,她记得太清楚了,爸爸被捕的第二天,妈妈就把他们三个大孩子叫到她自己的房间里,每一个人都端坐在她的面前,像是在跟他们布道似地说:你们父亲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和皮司令打下了孟良崮战役,后来又打下了淮海战役。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和警卫员从日本人的宪兵队里冒死逃回了新四军,如果他是坏人,他当初就不会逃跑回来了……”


小钧说,妈妈一直跟他们说这几件事情。她确实没有怀疑过父亲是坏人。但是,说着,说着,她也愤怒起来。真的,就像你的感觉一样,我们这个家就是那么鬼鬼祟祟的。家里从来听不见真话。爸爸开除党籍以后,妈妈都没有告诉我们。后来我在班上申请入团,填表的时候,还写爸爸是党员,结果被我们班主任找去臭骂了一顿。当时,我真是觉得羞辱极了,恨透我们这个家,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话?我们在外面怎么做人啊。


真话,什么是真话?当我的目光越过母亲满目疮痍的面孔时,我对生活的玩世不恭一扫无遗,只留下我深深的悲哀和恐惧。我常常会想到美国小说《第二十二军规》里说的一句话:战争致使多少诚实的人变成骗子,勇敢的人变成懦夫,赤胆忠心的人变成叛徒。


我再也不会相信那些天真的忠告,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以为我们还是什么人?我们是骗子,是懦夫,是社会的庶民。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明白。如果那时候我就能意识到这些的话,我也许能活得快乐一些,至少可以明确一些。但是没有,我什么都不明白,就是慌慌张张地在那里活着。老是害怕哪里又出问题了。直到很久以后,直到我去了美国,看见了别人的生活时,我才彻底理解了自己当初的处境。我混乱的童年生活中……可是,怎么写着写着,我又会处于一种更加混乱的感觉里。


因为在文革中,妈妈不完全是那样一个要死要活的面目。她跟我说,在下放农村劳改的日子里,有一次潘我源阿姨踩死了一只雏鸡,立刻被造反派发现了,这就宣布召开批斗大会,妈妈必然是陪斗对象。他们说潘我源是蓄意破坏,是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报复,是她的阶级本性又一次大暴露。


开会前,潘我源阿姨低着头凑着妈妈的耳朵悄悄地说道:我踩死一只鸡有杀生之嫌,看来是对不起这只雏鸡了。现在我成了反革命,但是我怎么一点都不难过,我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


妈妈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跟着说道:对,对。我也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


(待续)



转自《必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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