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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岁月

--作者:彭小莲


站立的灵魂


总以为写完了《他们的岁月》,就该从阴影里走出来了;原以为书出版了,就会把往事忘却;更多的时候,会以为读者的赞许认可,会与我一起分担对历史的思考。可是,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因为一本书而改变。十年过去了,我依然不敢回头想,不敢重新翻看书页,似乎那潘多拉魔盒里的妖怪随时在等待着我。直到昨天,华东师大出版社通知我,他们愿意再版《他们的岁月》的时候,希望我再能增添一些什么,是什么呢?我偷偷地掀开了书页的一角,一眼看见的是父亲和厦大学生的合影,那时候他只有五十二岁,可是消瘦的脸庞,让人觉得他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夜里我和朋友坐在一起打扑克,光线很暗,我辨别不出是什么时辰,突然看见窗下有人在叫喊:老李,来抓人了!似乎是对我身边的人在叫喊,可是身边坐的是上海人艺的美工老朱叔叔啊,怎么叫他老李?我看了一眼老朱,奇怪的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转眼他就不见了。四周的人还在出牌,没有发出声音,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放下纸牌朝门口走去,房间里多了一些陌生人,他们都看着我不说话,我打算走边门出去,可是边门锁着。我蜷缩起来,为了不让人看见我,我把手放到胸口,可以抱住自己的身体,把体积缩小,不再被人注意,特别是不被那几个多出来的陌生人注意,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但是,我觉得胸口疼痛得难以忍受,低头一看,才发现手臂上长满了整整齐齐的两排牙齿,它们蠕动着,上下啮啃着我的胸口,猩红的肉沾满了鲜血,赤裸裸地展露在那里,我完全被吓住了。深夜,我睁大了眼睛,四周依然是那么黑暗,现实的黑暗和噩梦搅和在一起,我无路可逃。


黑夜里,让我想起了在七九年我去厦大的日子;后来是在○九年的春天,在香港看见了刘再复老师,他是父亲在厦大的学生。看着我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你看真快,都快五十年了,各种真理都是相对的,只有一个是绝对的,人生太短,时间不够用啊。我不说话,我怎么常常是感觉到,人生真长啊,怎么过也过不完?和刘老师相视而坐时,没等我提问,他就开始讲述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谈话显得很自然,这里没有任何功利的需要,这里没有值得掩饰的后悔,作为学生,他没有在父亲倒霉的时候落井下石,所以回忆变成最真诚的。他不对我说你父亲,而是一口一个彭老师彭老师。


彭老师对我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人生中能和彭老师相逢也是重要的事情。真的,我一直说我的青年时代,读高中大学,是真正的青年时代。中学、大学时候,有两个非常深刻的记忆,一个是中学图书馆,那时候我就读的是国光中学,可能是一个华侨中学,李光前办的,可能也是我们福建省最好的图书馆。我很用功,感动了图书馆的老师,于是假期里他都把钥匙交给我;那个时候,整个人就是沉醉在书里。西方经典,雨果、莎士比亚就是我年轻时候、记忆最好的时候读的,所以后来上大学的时候,郑朝宗老师考西洋文学史,二百人只有两人得了缘分,我就是一个。他很奇怪,在我的考卷上题了诗,意思是说,你怎么会考得这么好。


到了厦门大学,我碰到了两个非常好的老师,一个是彭柏山老师,一个是郑朝宗老师,他和钱钟书是好朋友,在清华剑桥就是好友,钱钟书的研究生第一批就是他带出来的,那时候他西洋文学非常熟悉,造诣很深;但是彭柏山老师对我影响非常大,不光是知识的,就是我常常说的,彭老师,真有幸碰到彭柏山老师,真的人生有幸啊!人家说三生有幸,真这样啊,一个做人、一个做文,两项对我都帮助非常大,有些人可能不很明白,怎么说呢?先说做文,那时候厦门大学没有写作课,过去大学里都看文学史,搞研究。这个彭柏山老师就说要开写作课,他来之前就已经传说了,彭老师要来,而且那时候我们二十几岁的学生,我们知道彭柏山老师是谁,知道他被打成胡风分子,我们知道他过去是将领,解放福建的时候他就是副政委,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崇拜他,而且我们知道他是左翼作家。


鲁迅先生还表扬过他,提过他,所以那时候我们非常感兴趣,特别是我,觉得非常高兴,一来之后,还没教课的时候就很想见他,后来到系里来,还做过全系的演讲课,我们去听,特别崇拜他。那个高兴啊。那么后来他说,让他教写作,可是彭老师他有个性,我们二百个,他只教二十个,他选二十个,我们同学有的记错了,说只选了十个,我说记错了,肯定是二十个,因为我是课代表。我那时候是团支部书记,兼任课代表,我写作还是比较好的,挑选了二十个,而且让我当课代表,所以我就有机会了。


他选了二十个,亲自选的,可能先看作文,他非常认真!当然报名的很多了,那么第一次作文,我们战战兢兢很认真的,不是出题作文,哪怕平时写好的东西,自己觉得满意的交给他都可以。我第一次印象非常深,我交了一个五六千字的文章,我期待着彭老师的表扬。没有想到,他说:你们二十个的作文我看了,我很不满意,有的不能及格。他还说:你的作文还可以,但是只能给你源分,对你已经很宽了。他说的这段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说你们写文章,这个涉及文学观念,你的这个文章就光讲自我,没有讲社会,没有讲时代背景。我刚开始不服气,我说,文学,不是很个人么,为什么一定要写社会时代呢?他说,你这个个人是要与社会和时代的内涵发生关系的啊。太纯粹的个人情感,让读者看什么?所以他建议我以后注意观察这个社会和时代。最让我感动的是他说:你看,我看了你的作文给你做的修改。哇,吓我一跳,十几张稿纸,给我改得密密麻麻的,中间很多眉批,批评得很尖锐。比如,这句话太罗嗦,这句话根本就不通。有的时候,这段完全可以删掉,给我删掉了好几段。当时告诉我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你知道托尔斯泰说过的一句话么?他说天才就是会删掉没有用的东西。后来这句话刻骨铭心了,彭老师告诉我的,写文章的废话,没有用的话,一定删除!所以当时非常严厉,他一次一次给我改作文,真正让我懂得了写作。尽管我以前比较骄傲,觉得自己文章写得不错,但真正是他教我怎么做文的;再一个,他告诉我,你一定好好读鲁迅的书,现代作家里,最精彩的,最伟大的就是鲁迅!所以要好好读。过去我就是一般的读,从那时候,我就开始非常认真地读鲁迅的书了。而且他说鲁迅很有思想,我们最终要有思想,这都是彭老师告诉我的,鲁迅有自己的文体,还有鲁迅的精神!


这里,我忍不住打断了他,因为我都渴望当一名父亲的学生,怎样算是鲁迅的文体?


鲁迅的文体,一个是有自己的语言,不重复,他的语言是不可替代的;另一个对文体的解释是,文体不是形式,文体是一种情感思想融合起来的东西,所以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很特殊的艺术存在。他不认为文体就是形式,是这几个融合起来形成的独特的艺术存在。所以我觉得他当时很了不得。这是做文,还有一个是做人,整个做人,这不光我一个人,我们同学谈起彭柏山都很尊敬他,都感觉到这太奇特了,能碰到这么一个老师。很难得。他不仅有才气,他是个作家,对文学艺术也有真见解。关键的是他有正气、傲气,这个东西,用我们评论说就是有骨气。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下,个个都小心谨慎,谁敢讲自己的心里话?可是他呢,当时的处境还那么不容易。系里面领导警告我们的,说他和胡风是如何如何的关系,等于对他,就是说要划清界限!可是这个情况下,他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照样很高傲地做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站在他面前,彭老师这个人,你立刻会感受到他的傲气。


他很厉害,他对社会对人生对写作,都有自己的看法,不像有的作家根本不行。他有的时候批评起来是很尖锐的,他说很多作家倒退了,有的作家根本不行,有的根本不该创作。他很厉害,我当时感到,无论谈什么东西,跟他谈起来,都不同,所以那个时候,我办《鼓浪》那个杂志,我当主编了,第一期我就让彭老师写个东西,他就写了一首诗,《高傲的战马》。我的印象很深啊。我感到非常可惜丢掉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原稿,我现在没在手里,没有保存好。实际上这个高傲的战马写的是他自己。他到厦大,俯首甘为孺子牛,变成老牛,在这耕耘,为这些学生;他讲了一个大角色的转变,从战马到老牛的转变。我们那时候几个同学看了都很感动,但是,不能发表!我们系里向上面请示,还是说不能发表。我气得要命。没办法。在那种社会氛围里,你能怎么办?我后来写文章就说,一个为我们打下江山的老将领,连在我们的黑板报上,在我们办的小刊物上发表文章都不行。


心里面很不平,但是心里面依然很崇拜他。他有才,文武双全啊。我们系里面看到我们很有才气的一批人老跟着他,他们紧绷一根弦,怕出什么事,非常荒诞的,时代是很荒诞的时代,人的脊梁都挺不起来,这样的时代,怎么会出优秀和卓越的灵魂,出大知识分子?是悲剧的时代!我们年轻人里,都说人家彭老师是文武双全,而且他这种东西很特殊,我们说他到我们这里来是一个异数,很少见到的,很少见到这种人格的,所以我说,我在大学很幸运,跟彭老师相逢了,教了大概一年。平时因为学校宿舍,不是像其他老师,有一个单元,有家属,他等于和单身汉老师住那个楼,他只有一间房,十二平米,很小,一个小床,很小,很质朴。所以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到他那里谈,找他也很方便,我们每次去,他都很高兴。后来我出国了,还是非常怀念他。他写的《战争与人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我特为写了一个文章,叫做《从炼狱中升华的灵魂》,《读书》杂志发表的,那是我的一个感受。本来经历过战争熔炉考验,没有想到战争结束后,又经过了这个新的炼狱,从炼狱里升华,我说他就是高傲。他真的瞧不起很多作家,不管是境界还是文字,他都很不满意,那时候我们都不大能完全理解,以为他太骄傲,但是现在看来,才发觉他是对的!中国很多作家都太平庸。后来我对我自己说,我至少有点,每次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彭柏山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名字进入了我的灵魂,让我想到这个东西,就是要让灵魂都站立起来!有些原则的事情,我绝对不可以随波逐流,不可以这样做。像彭柏山老师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的灵魂都没有跪下,所以我绝对不可以的!回顾我走的路,这点我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我丢掉了很多东西,桂冠、荣誉、世俗的角色,但是我一点不在乎,因为我留下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人的骄傲。


这个东西我相信,彭老师对我是有影响的!他,一个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军里的将领,但是我觉得他身上有点贵族气,他长得皮肤挺白的,个子不是很高,可他走路,都直直的,胸部是挺着的,这个形象,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中国不是缺少文化知识,是缺少文化情怀!就是蔡元培讲的文化情怀,缺少知识分子的骄傲、思想者的骄傲、思想者的尊严。彭老师正是有这个东西,越想越宝贵。随着时间拉开的距离,越想越宝贵!


后来我从聂绀弩那里又进一步认识到这点。


记得,我也记起来了。七九年母亲去北京的时候,把刘老师带去见了聂绀弩伯伯,那时候,聂伯伯刚出狱不久。


你说怎么这么巧,人生有很多偶然的巧合,后来我和聂绀弩成为忘年交,所以,聂老先生的悼词是我写的。聂绀弩最后去世的时候,把监狱里写的东西都给了我,还有九箱子线装书。他给我写过四首诗送给我;其中,还给我在书上题字,对我可以说是肯定的表彰,我很感动,他说我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如其形,思为真,思为善,思为美,思为文人形。他这样表彰我,文人形就是真善美,你看他和彭老师,过去是战友、文友,他们三个人,聂绀弩、柏山、黄源这三人的照片,是很经典的照片了,他当时就给了我一张。聂绀弩说,我和柏山有点相同,我们什么都不在乎!你看聂绀弩坐牢了,但是他不在乎,他继续他的思想,继续他的思考,继续他的写作,所以他给我的诗最后两句是--彩云易散琉璃碎,唯有文章最久长


就是你好好写,精神写出来,心灵写出来。聂绀弩还说,柏山和我真的一样,都不在乎,升降成败输赢都不在乎,但是要坚持自己的品行、坚持自己的写作,也就是说灵魂一直是站立的,我相信这是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最难得的。所以我现在很多感悟,就和这些老师的教导都有关系。我讲道德经,回归朴素的生活,这是一个层面,但另一个最难的,就是老师教导我,是你有了名声、地位之后,保持质朴的内心,正直、正义的质朴内心,这是最难的,我追求的就是这个,这恰恰是彭老师给我的教益,我觉得这才是无价之宝。


很多书,我自己可以看,很多写作方式,我可以从其他作家的文章里去吸收;但是唯独这种精神不容易得到,所以我说我和彭老师的相逢对我的人生影响很深刻、久远,他这种精神注入我的心灵,我自己的体验是最可靠的,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什么都打不掉了。这个非常好,要是我有机会,我再到厦门大学,我就要说,不要忘记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的,很多年,经历了几十年,很多是无价值的,都丢掉了;但是有价值的,最美好的东西,我们看得也很清楚。


本来,中国人说人如其文,但钱钟书的《管锥篇》里面说,文不一定全等于人,创作主体和艺术主体一定不全相等。像唐太宗,可以驰骋沙场,但是他写的东西很婉约,这是一个类型;还有一个类型,是人和文很统一的,比如彭老师,是一致的,是融为一体的,对我来说,彭老师的榜样就是人和文一致,就是聂绀弩说的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如其形,思为真,思为善,思为美。三个融合起来,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追求的境界。所以这两个是互动的。彭老师这精神,影响我的精神内涵,我的散文带有精神的力度,精神力度和人格水平是有关系的。有时想来很奇怪,在我们那个时代,还会有彭老师这样的精神,值得研究,是个例外。也许只能解释成是天性?很多有他这样经历的人,不会像他这样。我想不明白是不是他的天性造成了他的独特?没有任何的奴才气,只有骨气。


这对我是一个提醒,真的是人以群分。这些胡风分子似乎都是这样站立着的灵魂,从胡风先生本人开始,到他们的分子,到阿垅到贾植芳路翎等等的所有分子,他们都没有低头。以至于徐放叔叔跟我说:一九六五年在秦城放我的时候,日子我都记得,九月二十七日放的我,我最后一个。我捣乱啊,顽固。最后才放我,我就是想不出来,老死秦城了。出来还不是那样么?在不自由的地方哪里不是监狱?你说是不是?不幸被徐放叔叔言中,一年以后,文革开始了。他在外面的境遇竟然比在监狱里更糟糕!啊呀,又扯远了。


刘老师依然在说:彭老师那种不屈的精神,真难得!我们过去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常常都做不到,很难做到,但是彭老师真的做到了,很不容易。所以做文不一般就不容易,做人不一般,那就更不容易。那个年代做人,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呢,还是昂起头做人。我们只能有这样两个选择,彭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要昂起头,灵魂要站立起来,你做人好,文章才好,这对我写散文有终身的帮助。从做文来说,因为小说是叙说,但是写散文是直说,你不可能掩盖自己的人格,甚至写诗有时候可以是叙说,但是散文没有办法,必须把整个灵魂端出来,要直说,所以你是怎么做人的,就非常重要了。


彭老师这样的人格精神,能够带给我们学生,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的散文,要么就不写,要写就要有力度,没有力度,就没有思想。我现在追求学问思想文采三个统一起来。彭老师说一定要有思想,不要老是学问的姿态,也不要老是文采的姿态。思想!所以他点破的东西,要会听,听了进来以后有影响,那个时代,听到这种声音很不简单,这种声音很难得,在我内心,心存感激。


厦大的这两个老师都去世了。郑老师也去世了,去世十年了。


我默默地听着刘老师叙说我的父亲,还是控制不住,眼泪最后淌落下来。不是因为有人对父亲还存有这么深的感激之情,不是因为对缺席的父亲的怀念,更不是因为我个性本身的软弱;而是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竟然没有感受到父亲真正的价值,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一个站立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又是如何被污辱与被损害的。


生活中最后的寄托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


夜里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家了。那天既不是假日,也不是出差,可是父亲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回来了。我光着脚就往门口跑,妈妈站在那里等待着,显然她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爸爸妈妈见面了,显得很冷静,他们互相看了看,停顿了一会儿,妈妈才问爸爸:还好吗?


爸爸说:还好。


这么快啊。


是啊,连鉴定都没有做,就让我动身了。


东西呢?


没有多少东西,都托运了。


我大叫着:爸爸,你在家里住几天啊?


母亲回头看着我,恶狠狠地说:回去睡觉,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老是在那里打听。回去。


我怏怏地看着母亲,心里充满了仇恨。我母亲不会像小说里或者是电影里的形象,她总是那样焦虑不安,像一团火,烧得那么旺盛,马上就要蔓延开来。但是,不知在什么时候,她就被人死死地抑制在那里,那火也被扑灭了。在灰烬中,她跟我们说话,既不耐烦也不明确,除了训斥,就没有其他什么可说了。在她那里,我丧失了自信,我总是跟人家说,我的这一辈子就是生活在母亲的阴影底下,什么希望都没有,时时刻刻在看着她的脸色。爸爸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崽,快去睡觉,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王元化叔叔在六十年代的照片。他说:我和你父亲也没有一张合影,实际上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情绪去拍照片啊。


等到父亲把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又感觉到一种无法解释的委屈,什么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似乎又是一种什么暗示,是什么呢?我太小了,说不清楚。甚至是今天,我都说不清楚这一份痛楚的感觉。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会感觉到什么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直到大了,我才理解到,从父亲的那一句话里,我重新嗅出了离别的气息,是对于离别的一份恐惧。对于这份恐惧,我们是太熟悉了,所以即便是那么小的年纪,我们都会体验到它。我在那里哭了起来。哭得有点突然,母亲更加生气。


怎么你父亲一回来,就变得这么娇气,演戏给谁看啊?回去睡觉。你父亲对你怎么了啦,哭什么啊。


那一次是爸爸突然接到中央教育部的命令:调彭柏山去郑州河南农学院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调令一到,父亲在三天之内就动身了,他只拍了电报给妈妈,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实在是太小了,根本不知道体谅母亲。那时候,在我们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但是,其余的人除了说热爱万岁之外,是什么都不能说的。我们就生活在其余的人中间。我们好像还是非常快乐,不管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我们都要表现出他给了我们幸福。


到处都是穷人,到处都是贫民区,这穷困就像沾在我们身上,永远也无法去掉的泥土味。四处都是垃圾,四周都是一条条小路,我们这些发育不全的人,站在路边,看着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家的孩子,多希望能从那里得到些什么。我就这么生活着。亲眼看着我们家的人,干活,忙碌,死亡。像许多动物一样,不断地生老病死,平淡无奇。我们都是无用的人,从岁月的深处涌现出来,接连不断地有人在我们面前死去。而我们还待在那里,希望活得好一点……


第二天,我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父亲还在。他看了我的三篇作文,然后我听见他在对妈妈说:孩子真的长大了,文章写得有板有眼。特别是那篇记叙文,感觉写得很好,很真实。


吃午饭的时候,妈妈为爸爸炖了一只老母鸡,爸爸为我和小梅一人碗里放上了一只鸡腿,还为我们舀了一大瓢鸡汤,也算是对我的奖励。妈妈很不高兴地跟父亲说:这鸡不是买给她们吃的。她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你自己多吃点,吃了好上路。


这时,我变得懂事多了,我没有埋怨妈妈。我知道,我不该吃那么多,听妈妈说完以后,我自觉地把鸡腿放回到砂锅里。爸爸说:崽,吃啊。我说:我不喜欢吃鸡腿。然后喝了一大碗鸡汤,匆匆吃完饭就上学去了。记忆是那么清楚,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回头朝自己家高高的小晒台上望去,爸爸站在铁栏边上,我拼命地向他挥手,我大叫着:再见。爸爸没有说话,微笑着,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快去上学,我一直走到很远的街角,回头看去的时候,他还站立在那里。我从来都不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看见爸爸。那次,他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半,等我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妈妈并没有去火车站送爸爸,只是急急忙忙赶去上班了,她还没有回家。那个空屋子静得很,像是一个久已被抛弃的墓穴。这个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家,永远像个坟墓,没有光线,四堵死死的墙壁,悄然无声地把我们最后的一点欢乐埋葬了。


小钧常常跟我说:我多想把爸爸待过的那个地方,河南农学院的图书馆画给你看。他们给爸爸工作的地方,小得连气都透不过来。漆黑漆黑的。是在一个楼梯的斜坡下的空隙里,就是楼梯的板子底下……楼梯是那样,那样直接顶在爸爸的头上。你肯定想象不出来。那里真是一点光线都没有,就在那样一个墙旮旯里放了一张小桌子,一张条凳。爸爸就在那里整理各种书籍,写东西。


这里的条件比青海师范学院还要差,爸爸什么都不说了。这时候,他已五十六岁,他写信给妈妈的时候说,他再等四年就退休了,他会带着我们两个小的,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他自己来教我们读书,就这样打发晚年吧。妈妈说:你这个父亲,就是想入非非,跟着他跑到湖南那么个穷地方还会有什么出息,当农民去?


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元化叔叔说:我觉得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父亲常常跟我说,生存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只有责任感,完全是对你们孩子。他跟我计算,他再活多少年,可以把这几个孩子都拉扯大,他们出道了,他的任务也就完了。他多少次跟我流露这种情绪。我觉得他到晚年,已经没有什么目标了,像自己还要翻身,自己将来还要做什么啦……没有了。他只是考虑对子女的一些想法。我甚至记得他到我们家,连我父亲都讲,PENG,就是英语拼音的,怎么情绪这么不好啊。从前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后来你父亲常叹气,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印象吗?


我默许地了一声。现在不论你们说什么,我都觉得不过分。不要说父亲了,当我听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感觉到窒闷,已经不能承受,多想深深地叹口气。


元化叔叔说:最后一次看见你父亲,也是他去河南农学院那一次。


他回上海才一天半的时间……”


他来的,他来的。就是那一次,他来告别。他除了自己家里,就到我这里来。他也没有其他的朋友了。他来时,我记得是下午。我们就坐在那个吃饭的桌子上的。他说:我要到郑州去了。我说:你怎么要去郑州了?他说:是啊……’连他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他总觉得有人在搞他。我给了他首诗。诗,我现在还保存着。这首诗是《送柏山上路》,是什么时候写给你爸爸的呢?实际上是他刚刚到青海去,回来跟我讲了。他中间不是回来过几次,我已经跟你讲了,他完全是充军发配去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这首诗,但我并没有给他。直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把诗给他了。现在想想这事情真是非常怪的。


真的,怎么会是一次诀别。


是他到郑州去的那次,你给他的?


唉。


妈妈说,那次他很奇怪,她看见爸爸在烧东西,烧掉一些他自己写的东西,把你写给他的诗也烧掉了。


他会背啊,他把它背下来了。后来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还写了我的两句诗,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噢,背下来了……妈妈说他特别难过,临走烧掉好多东西。


他已经要走了,我叫住他,我说:柏山,我有一首诗,我要送给你的,我一直没有给你。他就说:啊,你就给我吧。我说:这就写给你吧。那时还是住在皋兰路上的时候……”


送柏山上路

边城风雪锁春寒,千里荒漠万重山。

墨翟有感哭歧路,老聃无意出函关。

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这是在白天的时候,但是恐惧已经在阳光里渗透进了爸爸的生活,点点滴滴地洒落下来。爸爸已经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下都不再愿意被文字牵连,连元化叔叔这么一首小诗,他都不愿意带在身上,不要再给任何人,也不要给自己的生活添麻烦了。文字,在我们的生活中,变成一个累赘和惧怕。触摸到它的时候,就像触摸到了杀人的武器。在去河南之前,爸爸似乎想把所有的这些武器都扔掉。他的预感一定是坏透了,不然,他不会烧掉这些东西的。那是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似乎他闻到了什么气息。他已经无法预测自己的明天,他只是想完成他战争年代就念及的写作梦--最后一个梦想了。他要完成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


还是在一九五七年初的时候,他刚从监狱出来,就开始着手写这本书了。当时,元化叔叔是他唯一信任的朋友,于是他把写过的每一稿,甚至每一个章节都拿去让他看看,听取他的意见。似乎在一九五九年底,在临去青海之前,爸爸的第一稿完成了,他把稿子首先寄给了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他总觉得周扬是会帮助他的。但是,稿子很快就退了回来,周扬告诉爸爸,他的作品不能发表,因为离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离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太远。他写的女主人翁小资情调太重,不能正面表现我们伟大的人民战争……爸爸认真地听取了周扬的意见,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稿又一稿地改写着这部长篇小说,直到在河南农学院的时候,在小钧描述的那么糟糕的生存环境里,他还在那里修改着。已经十一年过去了,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写作,这是他第六次修改这部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了。


很多事情是说不明白的。元化叔叔最后跟我说:你父亲那时候,还是有一份幻想。他总以为自己是鲁迅的学生,虽然政治上出了问题,但是他的作品是可以和他的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他亲自参加和指挥了淮海战役,在这点,他认为,中央一定会肯定他的功绩的……”


爸爸应该说是天真的,是这样吗?他怎么会这样去思考,他怎么会把问题想得那么简单?但是奇怪的是,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又都觉得,爸爸也不完全是我们理解中那样幼稚的人。一天晚上,我们又说起了往事,元化叔叔说:那时候,我才真是幼稚啊。刚从监狱里出来,还振振有辞地跟你父亲说,我要给主席写信,我要告诉主席,是有人在里面捣鬼,我们都是冤枉的。他们在欺骗主席,我们不是反革命。


爸爸摇了摇头,说:元化,你怎么一点不明白啊,就是他啊……”爸爸没有把话说完,仅仅是伸直了他右手的食指,在一片沉默之中,清清楚楚地朝上指了指。


元化叔叔紧张地看着爸爸。


爸爸肯定地点了点头,依然伸着那个食指:就是他……你千万写不得啊,你写了要出大事的。


接着是一片沉默。


此时无声胜有声。


元化叔叔对我说:我当时真的很惊讶,不是你父亲跟我说这话,我说不定就给主席写信了。这会惹出多大的事情来啊,怎么再敢往下想?


我默不作声看着元化叔叔。那是夜晚的时候,他跟我说完了这件事情。已经是过去四十年以后的一个夜晚,已经是可以开口跟我这样下一辈的人谈论了。但是,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寒气,一阵阵的惧怕。父亲被人从背后推进地狱,却什么都不敢说。只是默默地向元化叔叔伸了一下食指,仅仅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一旦被人告密,同样是可以制人于死地的。难怪连元化叔叔都会感到一阵惊恐,爸爸的思想什么时候走得那么远,什么时候学会了怀疑?夜晚,我多想冲出屋子去大喊一声,几乎是要吼叫。真的是精力过剩,没有一点控制力,我感到害怕。在这个世界,我们因为地域、时间的关系,学会了逆来顺受。但是隐隐地发现,依然是不能接受这一份虐待,这一份折磨。但是我们还是被陷害了。


从过去到现在,我都习惯在这种暗示和窥视中说话。遇上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是最安静的时刻。日子也是这样,爸爸在河南农学院的时候,越来越不爱说话,在那里他甚至都没有交任何一个朋友。文革的烟火味在渐渐地弥漫开来,父亲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底的时候,他把最后一稿《战争与人民》用工整的毛笔小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誊抄了一遍,然后用布包上,挂号寄到上海,让母亲为他保存。这简直像在做一次人生的诀别,连母亲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这书几乎象征着父亲的生命。她什么都没有跟我们说,只是对晓岑,家里唯一的男孩作了一点交代。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剩下的书信和一些与文字有关的东西,被造反派抄去烧毁了。


为了《战争与人民》,妈妈被上海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抓走了。


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日,妈妈出去以后,就没有回来。已经是深夜了,还是没有得到母亲的任何消息。我和小梅、小兰都不敢猜测,也不敢到上海译制片厂去打听,实在是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明明是大早出门的,当时什么都没有说。不该会有什么事情吧?我们互相看着,谁也不说话,因为一开口,似乎就会把厄运带来。突然,门开了,晓岑被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押着走进了屋子。造反派站了满满一屋子,只有晓岑一个人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我们愣在那里,就那么张望着。戴学庐走来向我们宣布:叛徒朱微明从今天开始,接受革命群众的隔离审查。她已经交代出一部分的反革命罪行,其中就有,她把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反党小说《战争与人民》让彭晓岑窝赃起来的罪行。我们已经发现了新问题,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叛徒。她还做过汉奸,甚至要做伪警察局长的小老婆。你们要站到革命队伍中来,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黑暗中,我们站在那里,低着头。已经记不清到底还说了什么,只听见,晓岑突然说道:我想起来了,小说放到青浦一个朋友那里了。接着两个造反派押着晓岑走了。另外一些留下来,开始在我们家抄家,许多带文字的东西都拿走了,书橱贴上了封条,直到深夜两点才结束了抄家。可是隔日,他们又来了,一切又重新开始。家具也被拿得不剩什么,我们开着门,随便他们自由地走进走出,也没有什么条子之类的东西,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吧。我和小兰的同学干脆在空屋子的中间拉上一根绳子,在那里打板球。我们不完全是在那里装出一份快乐,真的是有点习惯了。这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人还活着,还有最后的一份希望。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一份不安,晓岑跟他们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再也没有回家。


为了这本书,元化叔叔也被牵连进去了。河南农学院的造反派冲到了上海作协,非常野蛮地要元化叔叔交代。


元化叔叔跟我说:他们狠得不得了,在我那里胡闹。到我单位,逼着我交代。我写了一些,他做宣传部长,是我的上级。我们是怎么开始来往,怎么认识的。后来我们俩都受到处理。他们实际上就是要追究那一部稿子,然后问我:他是不是写了一部稿子?我说: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他没有给你看?我说:我没有看过,他没有给我看。后来他们拍桌子拍台子,好在他们还没有打我,凶得不得了。然后说:彭柏山自己都交代了,你还替他隐瞒。我说:他交代了归他交代嘛,我怎么晓得他交代了什么。我不知道,他乱讲的,你也让我乱讲。我怎么知道,他也没有跟我讲。结果,话没有说完,就把我拉到大厅里开批斗会。我记得很清楚,批斗会是戴厚英主持的,她也很凶,她说:王元化态度恶劣,把材料都摊给他看了,他还要在那里顶着,说是没有。你一定要给我老老实实交代清楚。’”


元化叔叔,是不是从你那里出来,就追到我们家来了,要我们把稿子交出来?接着就把妈妈关起来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你爸爸给他们逼得是跟他们说了,他把稿子给我看了。不然戴厚英不会说,把材料都摊给你,你还要赖,还不承认。


没有人可以说革命是错误的,这是伟大的。每一个角色在那里都有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在还处在黑暗中的,竟是那些有过革命理想的人。现在,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反革命应该归咎于什么人,应该反对什么人。对于他们上一代人来说,这大概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也让他们痛苦万状。


不久(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们家在上海曹杨中学教数学的五舅舅朱祖铭又出事了,他作为现行反革命给揪了出来。我们都给拉去开他的斗争会,这才知道他的罪行是在毛主席语录上写了很多批判语录的东西。


五舅舅愤怒地说,是有人陷害他。可是批斗会上,哪里还有他发言的权利,他两手反绑着被人揪着头发拉上场。口号声,大声朗读的语录,还有革命歌曲,把会场搅动起来。灯光不是那么耀眼,稀稀拉拉的一些灯泡吊在大食堂的顶上。饭桌叠起来堆放在墙角旮旯里,五舅舅被反绑着双手跪在众人之前。在这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他居然显得很冷静。


他轻轻地,却是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是共产党党员,十几年来被评为历届上海市的优秀教师。我有夜盲症……”没有等他说完,造反派头头王道冲了上来,拉住他的头发,一个转身让他面对整个会场。


王道叫喊着:把头抬起来,现在你看见革命群众了吗?


我看不见。


什么?你这个反革命,竟然敢把革命群众不放在眼里?


我有夜盲症。


有人走上来,拿着一根粗粗的缝被子针,贴着五舅舅的眼皮,在他的眼睛前面晃来晃去,他支撑着就是不眨眼睛。突然,五舅舅发出一声喊叫。


王道说:你装什么死!


五舅舅说:你们不能用针戳我的眼睛啊。我只是晚上看不见,但我不是瞎子!


我害怕极了,低下头不敢往五舅舅那里看。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几乎要把我们一起淹没。只是我们都感到庆幸,那天晚上没有逼我们上去发言批判舅舅。


从批斗大会的现场出来以后,我们就听不到任何五舅舅的消息了。我们似乎开始习惯这种充满了恐惧的日子,习惯地听到周围的朋友家里的人,都在无声无息地消失,习惯地接受所有的厄运的到来,更习惯生活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时代。谁谁被抓走了,谁谁被关起来了,谁谁被打死了。只要还活着,剩下的一切都是能够接受的。


那时候,什么都不敢出去说。那份恐惧是难以描述的,像慢慢降临的夜幕,悄悄地走入我们的生活,默默地挨近我们,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摸索,去体验,去适应。出门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笑话。什么人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却摔倒在一个行人身上。结果自杀的人没有死,却把那个行人给撞死了。试图自杀的人的脑袋还在淌血,但是他会像电影里的英雄那样说道: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日子还在过着,但是爸爸的小说《战争与人民》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待续)



转自《必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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