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后屯村往事 》(61)--(64)
分类:

1.gif

 

 

                --作者:陈广松

1-3.jpg

图:作者(中间)和族中兄弟

(61)晚清、民国年间村里的四大家族(一)

东大门

如果有这样一份问卷调查,首先问村里出生在五十年代的人,最羡慕的是什么人?那答案肯定是拿“笔杆子”的。因为拿笔杆的人,脱离或半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像生产队记工员、会计、大队会计,都在大家的羡慕之列。

他们不但逃离了一年一度的要命大河工和各种小河工,还有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轮流转的汗力活。不仅如此,并且还能给家庭带来较为殷实的生活,大家自然很羡慕。

至于怎样羡慕,且听下面一段对话,你就明白所以然来了。话说在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村离集镇有七八里路,赶集的人全部都是步行,走路的人三三两两,一边走着一遍唠着家常话。有个外村的老大娘和我们村的一位婶娘唠开了家常话,外村老大娘问,“你家……”还没等问话结束,我们庄的老婶娘就满脸喜悦、略带骄傲地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是拿笔杆子的。她又接着反问,“你家……”那个老大娘也没等问到底,连声说,都是扶犁稍(种田)的,都是扶犁稍的。殊不知我们村老婶娘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大队干部,另一个也不过是区区生产队的一个会计。可在当时,也真是值得骄傲了。

而如果问到你最看不起的是什么人,那肯定异口同声是:地、富、反、坏、右。因为那个时候的教科书和各种媒体都是宣传他们怎样怎样的,所以在我们那一代的人的脑子里,已经烙下深深的烙印,那地主就是坏人。就是现在,你和出生在地主家庭的人聊天,如提及他家上辈是地主,他就跟你急。那个脸陡然间浮上一场苦霜,还自认为生长在地主家庭是一个耻辱,这可能是几十年宣传所起的作用吧。

同样还是这份问卷,再来问及现在村里的年轻人,最羡慕的人,可能还是选择拿笔杆子的,但那些村官就不再选择之列了。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外打工,一年少说能落下二万左右,谁又会去拼命争那处处得罪人的村官来。至于最看不起的人,年青的一代人的脑子里已经不存在地富反坏右这些字眼了,自然也不会选择他们了,那选择可能是好吃懒惰、非偷即抢的人了。

再把历史翻到晚清、民国年间,同样还是这份问卷,我走访了村里还健在的九十岁左右的老人,他们回答是,最羡慕是那些有田产的人家,他们不受穷,不挨饿呗。那最看不起的是那些土匪,村里有句老话说,就是饿死也不做贼。老人们说,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绝对不能干。

至于村中既有田产又有社会地位的,听村中那些老人讲,有这样四大家族。根据他们的叙述,我就来一一说道说道,首先来说说“东大门”。

就算是现在,在方圆十几里的范围内,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遇到后屯村的人,还会问到东大门什么什么的。至于为什么叫东大门,听东大门的人讲,光绪年间几乎年年都有洪水发生,还有匪患也是让人头疼的事。在陈姓家族中,庭科、庭书、庭考兄弟三人(前两人为亲兄弟)占据村里地势比较高的一块地,那是南北走向的长方形地块。如果盖坐北朝南的房屋,只够两家的。那个时候村里的土地寸土寸金,谁也不愿调剂地块,无奈只好找风水先生看宅,就这样盖起了面门朝东的房子。1-4.jpg

庭科、庭书兄弟俩相继成家后,开始劈宅分田,每家各得七十亩。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土地占有量在村里也只能将就上了排行榜。至于陈庭考家也不过四十多亩,他的儿子到了划成份时,也只是个富裕中农,那为什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呢,一说起东大门就有那么多人竖大拇指呢?

原来他们兄弟三很善良,村中人、特别他附近的穷人,很多受到他们的接济。那个年代,逃荒要饭的到处都是,那些要饭的少不了聚在一起,说说他们一天来的“政绩”,因说不出主人家的名字,只记得门朝东的那几户人家,门朝东,东大门就这样就叫开了。原来东大门是一户积善人家,难怪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过还有另一个版本,有人说他们接济穷人是怕得罪人。那些穷人饿极了肯定做贼,如果得罪了,少不了那一天把他们家抢个精光。

陈庭科生了二子,长子陈松生早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到了此地,占据了上风,家里人和在国民党里做事的亲戚力劝他回家,并保证回来没有生命之忧。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跟着共产党走,虽然没有多么大的官职,公社书记、区长也曾干过。此人现年也九十二岁了,在安享着晚年呢。

陈庭考的儿子陈松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国共两党都干过,曾教过书,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村中遇到红白事有请必到,在附近很有名气,很受人尊重。

现在东大门的后代个个都下了老宅,风雨漂泊一百几十年的东大门,现只有陈庭书的小儿子陈松斗(七十六岁)还在原址上,把那原是两间面门朝东的泥坯草房,换成了矮小的瓦房,还在支撑着东大门。

(62)晚清、民国年间村里的四大家族(二)

前五、后五

话说,有这样一对亲兄弟,一个叫庄玉龙,另一个叫庄玉清。据他们的后人推算,他们的年龄应在一百五十多岁,那肯定是清朝咸丰年间的人了。

到了光绪年间,他们兄弟俩拥有土地二千多亩,是庄上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也是值得称道并仰慕的兄弟俩。虽然是首富,但据我了解,他们屋上没有一片瓦,墙中没有一块砖,和那传说中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相比,可就差远了。

下面我就来说说老大庄玉龙。此人颇有头脑,善于经营,会精打细算,文化功底很好。孩子求学,那时都是请私塾先生,可此公却担当起私塾先生,亲自教起自己的孩子来。

此公共生育五个儿子,他们分别叫步起、步方、步昌、步州、最小的叫步銮。因兄弟五个,老宅又在前面,“前五”就这样叫开了。

前面三个我没看过,那老四步州,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同属一个生产队,在我家一排向西,也不过六、七家就到,来回做活都得从他家门前经过。此人不识什么字,老实厚道,待人诚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好人。就是在文革期间,把那个地主斗得死去活来,可他还安安稳稳地睡在自己的床上,没有人怨呗。此公把土地看成搬不动的乌金,因为在那匪患的年代,那个贼四处抢掠,家里哪能藏什么浮财,有俩钱就忙着置地。他有一个信条,那个土地你总抢不走吧。

那个老五庄步銮,颇有文化,我们姐弟四个人的名字还是他起的呢,松、竹、梅、兰。就连知识渊博的人,说松、竹、梅岁寒三友,外加一个超凡脱俗、冰清玉洁的一朵玉兰花,起的好!起的好!并连夸此公功底不浅。可此公最大的缺点是好赌,我们这个地方玩的是一百二十八张黑面纸牌,黑不溜秋的。可他能从背面把张张都认得,但就算如此还是输,直到最后他和他的妻子因赌而分了家。庄步銮因赌卖地,他的妻子却悄悄地从中间人把地又买了回来,就这样一直分居到解放。到划成分时,他的妻子获得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地主成分,而庄步銮却是一个下中农。夫妻二人两个成分,你们说笑话不笑话。

另一个老三庄步昌,在文学修为上那可就差劲了,听说念了个“牛马经”包本(兽医学毕业),到头来连一个小猪也摘(劁)不干净。

庄玉龙一生攒了一千多亩地,五个儿子各分得近二百亩,自己还留二百亩的养老田。他的五个儿子和他的孙子辈,在那战争年代,国、共两党打的死去活来,不问哪一边得势,他们还是规规矩矩种田,从不参加哪党哪派。用他们的一句话说,生命重要。

现在再来说说他的弟弟庄玉清,他也生了五个儿子,他们分别是步银、步香、步太、步庸和步谦。他们每人也同样分得近二百亩土地,庄玉清自己也同样保留近二百亩养老田。兄弟五个因居住在他们堂兄弟宅子后面,故有“后五”之称。

老大步银于一九二一、二年,腊月二十三因贼抢掠村庄,被贼乱枪打死。老三步庸一生好赌,把老祖宗分得的土地输了个精光。其余兄弟三个,还是按老祖宗的规矩租田、收租,过着平淡的生活。

庄玉清的孙子辈们就不同了,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老大步银生一子士元,早年参加革命,国民党到了此地成了一名自新人员。

老二步香也生一子士全,是一名国民党员,曾做过国民党保长。

老三步太生二子,老大士余,早年参加革命,在外地曾当过共产党的一名乡长。因地方治安混乱,上级准许他有生杀大权。此人枪法忒准,听说树上的小鸟乱叫,他举枪连准都不瞄,小鸟应声就掉到地上。后来,还是拐枪回到了家乡,成了一名颇有争议人物。老二士兵也是一名国民党员,同样也曾当过国民党保长。

老四步庸生二子,大儿子士康,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一直跟共产党走的坚定分子。次子士勤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

老五步谦生三子,士山、士立、士同。士山、士同兄弟俩,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士立四四年就参加革命,成了一名革命者,现定居上海在安享万年。

他们堂兄弟九个人,所走道路各有不同,但亲情还在。听说庄士全在家当国民党保长时,而庄士康却跟着共产党走南闯北。庄士康的母亲病故下地,都是庄士全一手操办,并担当起儿子的角色来。

前五、后五,二五一十,十个兄弟拥有土地两千余亩,随便在哪一个村子里,一声咳嗽,也全村震动。可以说只有他们欺人的份,谁又敢得罪他们呢?但他们的口碑实在不错,没听说谁家被欺来着。

(63)晚清、清民国年间村里的四大家族(三)

“威风八面”的仲家

话说在光绪年间,村里仲家相继出生了四个兄弟,他们分别是兆焕、兆宣、兆卫和兆赞。他们的到来,让后来的仲家着实”红火”了一把。在沭阳这个地方,可以说”威风八面”。

下面我就来一一说说他们兄弟的故事来。老大仲兆焕生于一八八三年,家中田产颇多,听说有三四处客庄。所谓“客庄”,就是在很多地方购置了若干土地,然后在这块土地的某一个段落盖起了房子,专供那些锄地户(承包户)使用,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称为客庄。如果这样粗略估计一下,他们家的田产最少应该在百亩左右吧。

而且此公颇有文化,不甘在田地上发展,一辈子把自己绑在土地上做“土财主”。可能在民国初年,仲兆焕在县城衙门里谋了个美差,是专管钱粮的,并做上了主管,可能相当于现在县级财政局局长吧。

听说此公往返县城,骑着一头毛驴。那头毛驴有马那么高大,通体发黑,那黑里还透着紫色,紫里隐隐发着亮光。黑黝黝的一点杂毛也没有,真是黑的出奇!这头驴在我们那好比现在国家总统出访配备的专机一样,无人敢染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头驴到了那里,权力也就到了那里。

据讲有一回,有个人和别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弱者很想化解这段恩怨,于是经人介绍找到了此公。恰巧此公有事不能同行,于是说你牵着我的黑驴,如此这般把我的话带到,但不准多说一句,也不可少说一句。那个弱者愣在那儿,还疑疑惑惑,但也无可奈何,于是也只有牵着毛驴把话一并送去。没想到的是,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听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吧。

老二仲兆宣则是一名笔吏,专吃官司饭的,可能和现在的律师差不多吧。在那个时候,打官司凭的是钱。谁的钱多,谁的官司就赢。有句话不是说,“小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吗?他就是扮演那两头通吃的这么一个角色,自然也就招来诸多人的不满。

兄弟分家时,仲兆宣其他的不要,只要一块比较好的田块。而他却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他的工作中去,专等那些打官司的人,自愿送钱上门来。

老三仲兆卫,听说土地不多。他的儿子到了共产党坐天下,在划成分时,勉勉强强够得上地主。仲兆卫也同样在县里谋了个管钱粮的肥缺。听其他的后人回忆,他的账目不怎么样精通。不知什么原因,钱粮不碰头,亏损了许多。家里破费了很多钱财,才把那个窟窿补上。

听仲兆焕还健在的儿子仲几川毫不避讳地说,在他很小的时候,记得家里扒老祖移居合葬时,请的是集镇上姓路的风水先生。那个风水先生带着土工(专拣骸骨的人)在操作过程中,稍不留意一块泥坯掉了下来,露出了骸骨,立刻遭到了一顿暴打。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很讲究。死了的人,骸骨是不能重见天日的。如若露出了骸骨,主其后代不利。此事如若放在寻常百姓家,只能脸上露出不悦神色。那专吃这行饭的土工,自然也有内疚的感觉。可偏偏放在如日中升的仲家,也活该这个土工倒霉。那些举重(抬棺)人员,见此情景,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怕出了许点差错。

再说,他们的亲戚也非同一般。仲兆卫的闺女嫁给我在文章《前五、后五》中所说的“后五”步太的二儿士兵为妻,“前五”庄步州则是他的姐夫,所谓芭门(高粱杆或柴编织的门)对芭门,板门对板门。在那时他们才是门当户对的儿女亲家,这也增添了仲家的威风。

他们的威风,从他们的后人叙说的字眼中,可处处透出欺人的味道来,这也招来很多人的嫉妒和愤恨。听仲姓另一支的后人仲维兵讲,有受过他们罪的人(我说的这些人是指跟他一同共事的人),特想拾当他们。

于是县城里比较有势力的人,出钱请了一位南方风水先生来,秘密潜到他们老祖宗的葬身地,查看他们老祖宗到底葬在什么风水宝地上,为什么他们的后代能处处占尽风头。听说那个风水先生查看了一番后,摇头晃脑连连说,想破此风水难,难啊!我想这个风水先生可能是在“钓鱼”吧,想获得更多的钱财吧。

那个风水先生和想拾当他们的一干人等,又秘密潜到县城。那个时候他们兄弟三,出入县城都得从北门经过。北门里面不远处路的两侧有两口井,那个风水先生边走边察看。当看到那两口井时,连说手眼通天,手眼通天!原来仲姓的命门在这里。于是说,如果把这两口井给填了,可破此风水。不久这两口井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仲家也就一蹶不振,日渐衰落。他的后人至今还深信不疑,说仲家的风水是被人破了。

下面再来说说仲家老小仲兆赞,这个人也让仲家“火红”了一把。那个时候日本鬼子已经到了此地,仲家老大、老二、老三也离开了历史舞台,可他们的威风还在。那个日本人想“以华制华”,四处觅寻具有一定威望的人。仲兆赞的三个哥哥在县城的余威犹存,于是他就成了上上人选。他就这样投靠了日本人,不久就当上了皇部队的中队长。仲兆赞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仲几成,另一个叫仲几顺,他们的命运我在《该死的日本人》和另一篇《端乡公所》的文章里也有过叙说,在这里就不说多余的话了。

威风八面的仲家四兄弟,众人对他们有褒有贬。时代造就了他们,也淘汰了他们,壮哉仲家四兄弟!悲哉也是仲家四兄弟!

(64)晚清、民国年间村里的四大家族(四)

孙殿增为村民福祉下跪

再来说说村里的另一户人家,在晚清和民国年间社会地位极高的,那就是孙家的孙殿增。此公生于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细细推算应是公元一八七五年。到了成年后,他从老祖宗那儿,继承了二百五十亩左右的黑土地,可以说田产颇丰。
 
说起我们这个地方的黑土地,不得不多说两句。如若以我们这个地方为圆心,划一个不规则的圆的话,那个直径也不过二十多里。在这个不规则的圆内,是一片黑黝黝的黑土地,其它地方则是黄土地。又哪来这块黑土地呢,据老一辈口传下来的故事,我就来略讲一下。
 
话说不知某年某月,可能是大明时期吧。我们这个地方有唱锣鼓书的,在大书没开场之前有一个开场白,那就是小书头,唱的是《苏梅卖妻》,就是说的当时的事情。其中故事情节我还依稀记得,大概意思是河南任丘县,有个叫苏梅因黄河水毁坏了家园,没得办法卖自己的妻子的故事。那个水患具体到了什么程度,有段唱词好像是这样说的,“针穿黄豆长街买,河里苲草动秤称,东西路上人追人,追到人时动锅蒸,南北路上狗追狗,追到时就狗啃狗”……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唱的,如果机缘巧合的话,我肯定要买盘唱盘听听。
 
据讲,那场黄河水把我们这二十多里外周边的黑土地,一下子变成了黄土壤,唯独保留这一丁点黑土。听说那个黄河水可是天上神水,在我们村东南有个大荻沟(当地发音为大立沟),那个洪水来了,村民们却浑然不知。有个好起早的人,看见那树梢上挂着浮浪(漂浮物),感到好奇,于是就喊来诸乡亲观瞧。过了不久才得知,感情是哪黄河水光顾了。细细想来,也不无可能。如果那个村庄正好处于那个死角,自然也就逃过此一劫了。
 
听说这场黄灾,前屯村可发了财。据说,前屯村有一片枣梨园,上游冲下来的车、牲畜和水稻等漂浮物,经那片枣梨园一阻,那还不全落下。据讲,那个水头虽然没有直接从我们这个地方经过,但也有齐腰深。
 
从口传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那场洪水应该发生在秋天,不然又哪来的水稻的漂浮物。而且洪水到时应该在夜间,要不那大荻沟的人,早上又哪来景致可看。

题外话说过,还是来说说孙殿增。此公如按孙姓辈份来说,应该属于“元”字辈。据说,他的舅舅是本村陈姓,恰巧也是“元”子辈。为了避讳此字,故有“元”变成“殿”也。再多唠叨几句,我们这个地方孩子取名很讲究,祖宗八代都要翻个遍,还要查查亲戚的用字。那个用字绝对不能有相同的,就是有谐音也不行,这可能是对上辈的一种尊重吧。我们这个地方陈和剩是同音,都读作“成”音。我的一个堂哥吃多天的剩饼,为了避讳读出自己的姓,把剩饼说成“旧”饼,你说迂腐不迂腐。
 
闲话说过,书归正传。此公到了三十岁左右吧,可能是宣统年间吧。那时村里的最高行政长官叫“董事”,听他的后人讲,当时的董事是陈姓人把持着。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孙殿增也很想做这个董事。那个时候还不存在乡级这层机构,于是他到县城走了一趟。不久,他就坐上了董事这个位置,这也属于毛遂自荐吧。据我推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那个衙门里有他的至亲好友,二个可能是使了银子,不然哪能这么顺溜。这仅仅是我的臆断罢了,不足为凭。
 
这个董事也不是好当的,人们不是常说“无官一身轻”吗。据讲,过了不久,我们这地方遭遇了洪灾。周边那些灾民饿的哭号连天,可以说也真到了人吃人、狗啃狗那种悲惨的境地。
 
我们这地方还稍好一些,但也民不聊生,百姓的疾苦也到了极限。据说,孙家的二百多亩地,还养活不了家中几口人。到了荒灾来时,就开始攉草堆。那个草堆,是麦秆堆积起来的,里面还包裹着遗留的麦粒。就这样,靠着攉草堆,他们一家人,也艰难地过着苦日子。
 
洪水导致山东地界的人四处逃荒要饭,饿死的人到处都是,这也惊动了朝廷。于是,朝廷的放粮官开始赈灾来了。那个放粮官,可不是针对我这个地方来的,而是往山东地界去的。到我们这里仅仅是路过,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在赈灾范围,那肯定不是重灾区啰。
 
孙殿增听说有放粮官路过此地,于是连夜兼程,到了放粮官哪儿,说明了来意。那个放粮官也只是路过,又哪能听你一面之词,连搭理都不搭理。此公见语言打动不了放粮官,就毫不犹豫的跪了下去……要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只有跪天、跪地、跪父母。他为了百姓的疾苦下跪,在那个时代,倒也难得可贵!
 
也就是他的一跪,感动了放粮官。那个放粮官,不久到我们村实地考察灾情来了。据说村民们是这样来欢迎那个放粮官的:原本身上还穿的整整齐齐地,洗的干干静静的,可放粮官来了,每个村民身上就穿得凄凄零零的。看上去,要多凄惨,就有多凄惨。那个放粮官看此凄惨景象,不得不放粮。也多亏他的一跪,村民们才死亡的边缘上逃离出来。
 
也就是他的一跪,此善举感动了上苍。据说他眼看过了最佳生育期,也就是说对自己生儿防老、子承父业也不抱多大希望时,就在近四十岁时,上天赐给了一个儿子,取名兆丰,寓意有可能希望此地风调雨顺吧。
 
孙兆丰此公,就是我在《该死的日本人》的文章里提到的孙兆丰。此公被日本打伤后,又生活了四五年吧。那时也不过三十六七岁,还是风华正茂时,还是因鬼子那一枪,就英年早逝了。
 
再来说说孙殿增的另一跪。到了民国年间,那时盗匪四起,匪患也动摇了刚刚建立的民国政府。那民国政府又怎能坐视不管呢,于是派出军队四处剿匪,我在《计杀匪首》的文章里也有过叙说,在这里就不必罗嗦了。
 
听说,那个剿匪的部队,到了庄上把那些青壮年一并抓了去。然后,村中再出来有头有脸的人物进行保释。若没有具保的,那肯定是贼了。听说,当时村中被抓了四五十个,孙殿增凭借他的威望,把这些人保了十之八九。
 
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十之一二中,还有他们家的一个伙计。于是,他又硬着头皮,低三下四的又前去保释。没想到,那个主事人理也不理。不得己,他的膝盖又软软的跪了下去。在那个时代,他处于那么一个家庭,能为一个伙计下跪,确实不易。听讲,他还有一个亲戚,叫陈庭x,最后那个字也记不清了,是一个不争气、平时又手脚有点不干净的光棍汉。因没有保释出来,不久死在牢里。
 
此公到了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初十,也就是公元一九四四年,享年七十岁,在家中与世长辞。
 
人的一生积攒的声誉,好比一副多米诺骨牌,那个支撑棒可轻易碰不得。汪精卫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自己挣来了一身光环。到头来,还不是因做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还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的林彪,天津的张子善、刘青山,现在的从地方到中央被拉下马的那些高官,他们都有一副漂亮多米诺骨牌,还不是他们自毁长城,把那副属于自己的多米诺骨牌一一推倒了。也就是说,人的一生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你怎样能保持属于你的一个个光环不褪色。说不定你一辈子只做了一件灰色的事情,就把你的光环蒙上了一片阴影。
 
此公也过世了近七十年,他那副多米诺骨牌,还在村里传送着。那些老者每每谈及孙殿增时,都大拇指一竖,那没的说。

(待续)

感谢作者同意本刊刊出。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