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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广松

(58)村里人在那战争年代(三)

端乡公所

土改结束,共产党大军北上,国民党兵到了此地,土地又到了地主的手里,这也确实让他们高兴了一阵子。可好景不长,那个国民党兵要吃要喝,穷人还是穷人,睡倒一身,起来一铺,要啥无啥,自然什么东西都向有钱的人家要了。那有钱人家就倒了霉了,每次出东西,心里都有一口说不出的怨气,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国民党兵),盼中央,中央过来一扫光,鸡、鹅、鸭全吃光。从这几句顺口溜可以看出国民党兵多么不得人心。

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为争民心的宣传战也就这样开始了,国民党宣传战的顺口溜是:八路军不可当,破衣破帽破军装,棒梃子(高粱杆做成像枪子模样),土漏枪,吃饭时找百姓的盐豆缸(黄豆和盐腌制的下饭菜)。共产党宣传的顺口溜是:太阳一出照华南,干革命不要怕困难;太阳一出照华北,干革命不要怕吃亏;太阳一出照华东,干革命不要放松;太阳一出照华西,地主、富农怀抱鸡(提心吊胆)。有的是劝丈夫不要随国民党一起下乡扫荡祸害老百姓的顺口溜:国民党下乡去扫荡,我叫你在家打朝牌(一种面食),你要去西乡发洋财,一去没回来,撇下为奴靠谁过等。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相互争夺民心的同时,也在争夺兵员,国民党那就是一个字“抓”。我的一个堂哥陈广顺,人人都喊他“老霉子”(疯子)。冬天兔子卧在雪窝里,他一声喊,兔子跳起就跑,就在这当儿,他那撒手叉,百准百发叉在那兔子的身上。就这么一个机灵人,怎么叫老霉子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为了逃避当兵装出来的。头发有一尺多长,满脸是灰,说话疯疯癫癫的,这样一个人谁要啊。还有我们组的叫庄金胜的,为了躲避当兵,硬生生的把自己那个扳枪机的手指头剁了下来。这样的人,在部队里等于是残废人,从此,“秃手指”这个绰号就叫开了,此人现在还健在。说实话,那个时候谁愿意去当兵。早上去了,不知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蝼蚁都贪恋生命,何况人乎。

共产党争夺兵员和国民党有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村里的农会干部蹲下来开个会,排出村中谁家兄弟多的(独子不在名单),有这么一串数字,再有人提议,某某符合当兵条件,这样兵员就定了下来。接着就是动员、说服,直到你心悦诚服参军为止。

话说,国民党来了以后,当地游击队的根据地,在离我们村有十五六里的颜集镇,游击队晚上经常去摸敌人的巢穴。

那时各家各户为了防贼,每一家都有一条狗,这对游击队的活动,是一个不利的障碍,。为了动员老百姓能自动把狗除掉,以便游击队活动,于是就有了打狗歌。打狗歌是这样唱的:我把狗去杀掉,我咱二人行动你就咬,你给敌人打电报,我把你去杀掉,养上猪两条。听起来前言不搭后语,不过也很好理解,大概意思是,如果不把狗杀掉,那个狗汪汪的,等于把我们的二人的行动报告给了敌人,并奉劝那些养狗户,养狗不如养猪,这样也能改善家庭的生活。

据父辈们讲,一九四七年初夏,小麦已经黄稍了,就在那天晚上,人们还没有熟睡,就听见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到了第二天,人们才知道怎么一回事,原来是游击队来端国民党的乡公所。那时游击队得到可靠消息,国民党乡公所在后屯村开会,于是派出一小队人马。有在游击队的本村人,庄士元、仲伟绪为向导,乘那黑色夜幕掩护,从村东进了庄,到了一个叫张开祥的基本群众家里,摸清了乡公所的具体位置,人员和枪支配备,游击队领导人又作了具体部署,攻打乡公所就这样开始了。

乡公所的人这时正在开会,门口放了一个放哨的,这个人是我们邻村名叫庄怀堂的,睡在那牛槽里,游击队到了跟前才知道坏事了。可为时已晚,枪声一响,庄怀堂被打死那牛槽里。

这一下那里面的人慌了堂,游击队的攻心战又开始了,缴枪不杀!可这伙人硬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负隅顽抗到底,攻心战失灵了,可时间又不能拖得太久,因为离我们村有七里路的集镇上还有国民党的部队。

于是游击队的强攻开始了,那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声声不断。据讲,有颗手榴弹扔进了屋子里,又被屋子里的人扔了出来。也该这伙人命不该绝,在那战乱年代,家家都有逃生的通道,一般都在墙上的某一个部位打一个洞,平时用泥把那个洞遮掩起来,到了危急关头,用脚一踹就开了。这个屋也有这个功能,乡公所里的人不知谁个想到了这一层,那个通道居然被找到了,十几个人一窝蜂的从那个洞逃了出来。

游击队得知此情,又哪能轻易让他们逃脱,于是就穷追猛打,我们村的仲几顺被打死,还有一个是乡长的勤务员,另一个是乡丁,这两个人都是外村人,至于叫什么名字,因年代久远,没有人能记得了。

在这场端乡公所的战斗中共打死了四个人,逃出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中,还有几个是我们村的,在这里不便一一列出名单。

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有追究他们,可能有这样考虑吧,在那战争年代,国共两党在相互斗争着,那时的人们不是参加国民党,就是参加共产党。只要是没有血案在身的,一律免就,这也体现了共产党宽大为怀的博大胸襟来。

(59)村里人在那战争年代(四)

爷儿俩惨遭毒手

自从国民党乡公所被端了之后,我们这个地方就成了两合水,国共两党的地方武装每天都到我们庄子上来。来的时间可不一样,白天由国民党管辖,夜间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双方都没有闲着,各自都在寻找自己的敌人……

庄上有个叫时如胜的,是一名共产党员,不知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就这样被国民党逮了去。据当年的知情人陈连太和庄加风回忆,时如胜也不过被吓一吓就咬出了本村共产党员的全部名单。听说那时庄上的共产党员有陈维成、王玉霞(女)、庄加风、张言全、庄士元、仲维续、陈松州等三十二名,都被一一咬出,还搭上另两个被怀疑对象:一个叫陈登义,另一个叫陈广新。其实,那两人不过是基本群众。这两个人中陈登义后来参加了革命,成了一名烈士,陈广新还是农民一个。

至于被供出的三十二名党员中,有的在外逃过了一劫,成全了一世英名。而在家的就被一一被逮了去,其中张言全被打得皮开肉绽。后来还是有人说情,交了些钱,保住了性命,成了一名自新(悔过)人员。其他人也都通过各种关系,交保释放了,个个也都“自新”了。

据庄中老人讲,他们(指庄士全、庄士兵,那时他们是国民党保长)专拣软柿子捏。比如当时的时如胜、张言全是小姓,先拿他们开刀,而当时后屯村姓庄的、姓陈的大姓他哪里敢惹?也许他们说的有点道理吧。

话说村里有个叫庄士宝的,是一个共产党员,村农会的会长,他的一个亲侄子名叫庄加兵是指导员,自然也是共产党员,(不在时如胜所供名单之列),不知什么原因落到了国民党的手里。

撇开两个敌对阵营不说,那时庄中由庄姓、陈姓、孙姓、仲姓和吴姓这几个大族主宰,其中庄姓和陈姓又是大族中的大族,那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理也理不清,也不得不让村中那些为国民党做事的有所顾忌。听村中老人回忆,庄士宝和庄加兵的亲属也曾四处托人想保释出来,但没能如愿。后来,庄士宝叔侄二人被高流镇那边的国民党人带去活埋了。然后,这边的国民党人再带着高流镇那边的共产党人到我们这个地方进行残杀。这些都是为了避嫌庄上那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采取的迂回动作。虽然,庄士全和庄士兵没有亲自动手杀害他们叔侄二人,可也难逃干系。庄士宝叔侄二人的后人,把这个仇就摁在这二人的身上了。但解放后,庄士宝、庄加兵这二人没有获得烈士的称号,其中原因,村中老人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一九四八年,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了,庄士全从此失踪。听人说,在南京定居下来了,有人还曾看过呢。又有人说,他曾给他的家人捎带过什么东西。最近我和他的儿子聊过,确有此事。        

至于庄士兵,被劳教了若干年后来释放回家,生了一子。文革期间,在批斗大会上,庄加兵的儿子庄寅虎,用事先准备好的棍子,朝庄士兵的头上砸去,当时就血流如注。这样还不够 ,当庄寅虎又举起棍子时,幸好被别人拉住,不然的话就命丧当场。可以说,在那文革期间,就是打死了,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也就在这年,扎埠村的有一个叫陈二官佬的,就被打了个挨堂(当场死亡)。

在那战争的岁月里,我们这个地方也出了不少使国民党人闻风丧胆的人物。那些老年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顺口溜:张兆清、李连登、狗屁眼、麻小更。前面二人是我们邻近郑圩村有名有姓的人物,那儿是我的老婆娘家,李连登也就在我的爱人的屋东隔二三家。我也常听他讲一些故事,张兆清则在东约五百米的地方居住,少不了我们也会经常见面。

听说,郑圩庄有姓郑的亲堂兄弟俩,他家是地主,因天气炎热,兄弟二人常在围沟里洗澡,这个规律被张兆清知道了。于是,他就事先躲在那草堆垛子里,当他二人脱光衣服进入水中时,张兆清拔枪就打。一个当场被打死沟里,另一个一猛子扎下去,才逃过了一命。至于狗屁眼是什么庄上的人,那些老年人也说不清楚。不过他的绰号来源于他的眼睛,他的两只眼睛,一年到头都是红红的,所以有此雅号。那麻小更则是我们庄上的人,小名叫小更,又一脸麻子,故此人们叫他为麻小更,实际大名叫陈宝奎。

他们四人在游击区,晚间经常一起活动,到哪儿都要弄出一些动静来,那些跑流亡的,又怎能安生?从此,四人就这样出了名。

在那战争的岁月里,村上的人,谁也没有置身事外:有些人参加了革命,由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了一个革命者,给自己和后人带来了无比的荣耀。用当地老百姓一句话说,那是人家祖坟上冒烟,祖先埋在风水宝地上了,活该人家的后代享福;有些人成了反面人物,坐牢的坐牢,失踪的失踪;还有的牺牲了,在那历史的丰碑上,永远刻着他们的名字;还有的,闹腾了一阵子,又复归了本来面目——农民,就这样在农田里劳作了一生。苍天就是这样作弄人……

(60)村里人在那战争年代(五)

战争年代的陈广轮

现在再来说说在战争年代的陈广轮,他的家庭比较贫穷,自然也就识字不多。他可是我们庄上,在战争年代走出去的,官职最大的也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

听老一辈们讲,他于四零年前,那时也不过十六七岁,就参加了革命并入了党。也曾参加过地下工作,挑着货郎挑走街穿巷,秘密为党工作着。

听村中具有权威人士讲,陈广轮于一九四四年底参加了新四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投入到那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去了。

据其家人提供的资料来看,他因有一段地方的工作经验,参加了新四军不久,就任淮海军分区三支队警卫连副指导员。又因工作出色,于一九四五年初任第四野战军三师独立旅三团一营一连指导员,并于一九四七年底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营教导员,一九四九年底任湖南军区衡阳军分区茶陵县大队副政委。

他也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因战功显著,曾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等荣誉证书。

可以说,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路过关斩将,成了响当当的军队领导人,不用说那种艰辛和生死的考验,只有他本人才能体会出来。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四三师直属政治处主任,一九五三年任空军二十八基地场站政治处主任、团副政委、政委等职,一九六五年任空军第五师副政委,一九六六年卸甲到地方工作。

卸甲后,一直在广州工作,曾任广州远洋公司政委、经理,也曾在香港招商局任副总经理,就这样默默奉献到离休。

陈广轮在我的童年时期每年都来家一次,我也目睹过他的风采。他是我们的族中人,又同是相等辈份的人,理所当然喊他堂哥才对。

他也曾到过我家蹲过,和我的父亲聊过天,因为他和我的小爷(叔叔)是同一个时期参的军。可我的小爷牺牲了,他却荣归故里,受到众人仰慕,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的不同啊。

听七十多岁的人讲,他也曾把父母接到身边去享福,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爷(叔叔),是好衣不能穿,穿了不舒服;好饭不能吃,吃了不肯消化。可能是苦日子过惯了吧,还是离不开家乡那些熟面孔?过了不久,就回到了家乡安度了晚年。

真正我和他面对面唠呱是在土地到户后。那时他已经离休,每年都有好几趟来往家中,听说从广州那边筹措了上千万资金来支援家乡建设,不知是真是假。

真正我知道的是,他为家乡曾筹办了一个羊绒衫厂。可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大集体的时代,和广州那边的人相比,人们的思想可能落后十几年,终因材料来源和销路不畅关了门。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动员家乡农民插平条柳,那是一种能编制各种手工艺产品能赚外汇的东西,这在我们这个地方可是一种超前意识。因为那时的家乡父老还是停留在“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的年代,哪能接受,不久也以失败告终。

直到现在,他那种理念才得以实现,可却没在我们村民中体现。在我们的邻村,约一里之遥的前屯村,那里家家户户插了平条柳发了大财。

他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从这块黑土地中走了出去,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本身就富有传奇色彩。可他到了晚年,还没有忘记是这块黑土地养育了他,那种想回报桑梓的心情值得敬佩。

陈广轮在我们村里人值得竖大拇指的一个,是村里人的骄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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