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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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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8年全体毕业生合影,后起第二排左一位孙如立,前二排左四为作者

(38)苏北民间传说之铁耙耙和尚头

以我村为中心,方圆在六七里的范围内,有很多久远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着,根据我所知道的,整理一二,供在外生活的游子们,了解这块土地的传说。现在,我就来说说,“铁耙耙和尚头”的故事。

话说,不知哪朝哪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两姓人家,一家潘姓,另一家路姓,他们两家都各自出了个官,同在朝里称臣,又同时告老返乡颐养天年。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洪水泛滥的地区,那个黄河水不时光顾你的家园,毁坏你拥有的一切。潘、路这两个阁老,很想为家乡父老做点事情来造福桑梓,于是,他们经过磋商,决定扒条河,来报答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

那个时候,土地掌握在千家万户的手里,想要从各家的土地上扒条河谈何容易,虽然,他们都对扒河很支持,可那条河要从自家的土地上经过,那就 比割他的肉还难,没得办法,那个河只有从各家的田头经过,因各家的田地长短不齐,那个河不知绕了多少个弯,有首歌不是唱那个河,有九曲十八弯吗?可这条河 还要多几个曲,又多绕几个弯,这条河就坐落在我们的乡镇,阴平街南面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条东西走向的,现在看来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

这条小河,名字叫沂河,又叫潼河,因河的南面为阳,北面为阴,在河的北面的这块平整土地上,有个村庄故此得名,叫阴平。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这块土地上,领导着人民在这里浴血奋战,在阴平镇成立了县政府,取名为潼阳县政府,而原来的阴平镇已更名为潼阳镇,这个“潼阳”可能也是因这条河而得名的吧。

话说,这个潘姓为官的叫潘都史(音),那个姓路的称路御史(音),也有可能是官谓吧,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那远古的年代,我们这个地方,各种谷物都放在平整的场上,用牛拉着那个石磙,在场上,不知转了多少遍,那些谷物才被从谷苞中剥离出来。

那个潘、路两个人,见那牛拉着石磙慢腾腾的,于是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点子,把那场的下面,掏得空空的,挂上响铃,那个牛听到铃声,受到惊吓,自然也就狂奔起来。这也就引起后来的一场官司。

再说,阴平的这块土地上,有个皇家寺院,那个皇帝老儿每年都到寺院烧香还愿,保佑他的江山永固。那个寺院的主持,耐不住寂寞,动起了凡心,经常骚扰地方上的妇女,招来了民愤,那潘、路两个阁老,又怎能坐视不管呢,一直告到皇帝老儿那儿去。

皇帝一道圣旨,把两个阁老和庙宇主持,一同招进了宫,那两个阁老列举了和尚的种种劣迹。那个和尚也不示弱,把那潘、路两人怎样私自扒河,又怎样挂铃打场诉说了一遍。

皇帝老儿这可犯了难,一边是告老返乡的两个阁老,一边是和皇家有渊源的和尚,不耐烦地摆了摆了手,嘴里连声说“罢了”!“罢了不用说,这就是算了的意思。

大家知道,“罢”和“耙”是同音的。就这样,双方各自回到了应该去的地方后,那个潘、路二人一回到地方上,把那一整院的和尚,一个个全都埋在那土里,只露出了头,用牛拉着那铁耙,然后,驱动那牛,把那些可怜的和尚的头,耙了个稀巴烂,为乡民狠狠地出了口恶气。

那个皇帝老儿闻听此讯,立招潘、路进宫,皇帝老儿说,我叫你们算了,你们怎么……那潘、路两个阁老,慌忙跪倒,连声奏道,我们正是遵照您的 旨意办的啊,您不是说“耙”了嘛,我们也正是用耙耙的啊,那个皇帝老儿听了此语,又能怎么样呢。那潘、路两个阁老正是利用这个谐音除去了祸害。

这就是还在我们这个地方一直传颂的,“潘都史、路御史,私扒沂河,打响场,铁耙耙老和(尚)头”的故事。

(39)苏北民间传说之养儿墩

话说,阴平是苏北地区一个小小的集镇,而就在这名不经传的小小集镇四围,有好多个“墩子”,每一个墩子,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那阴平西面一里处,有个墩,在那墩的下面居住着臧姓人家,故名“臧墩”,据考证,那可是一个新石器遗址,也够久远的了。

在那北面约二三里处,有个墩曰“宝墩”,据当地人讲,那个下面埋着不知哪朝哪代的一员将军,听说也曾出土过宝剑之类的东西。

在集镇的东面约五里路,有个墩叫“夜合墩”,它是由两个小墩组成,据当地人口传,不知哪家的哪位先人曾看见,那两个墩到了夜间就合在一起了,故此得名“夜合墩”。

关于每个墩的故事我就不一一追寻了,今天单讲在阴平的南面约四里路的地方,有个墩叫“养儿墩”,或叫“杨墩”,这小小的墩的故事可不寻常,据一代一代人口 传,大宋年间,出了名女将,那名女将就是电视剧“杨家将”中的穆桂英,那个穆桂英就是在这个墩子上安营扎寨,运筹帷幄,破那番邦阵势的。

据传,那个番邦的阵势还没有破解,穆桂英腹中的胎儿,就急着来到了人间。在那阵营之中没有干净的水,来清洗婴儿身上的血渍。不知什么人,抱着那婴儿到墩的东南方向,那儿有个圆圆的水塘,那里的水清澈透明,孩子就在这里清除了身上的血渍。

那个穆桂英,正在专心研究那破阵之法,哪还有时间哺乳那刚出生的孩子,就把那孩子托付给离大营南面不到三里的一个小小的村子里,找那有奶水的妇女代为抚 养,那个小小的村庄故得名叫“代儿庄”,也就是现在的代庄村。解放后,这个村的小学的名字曾叫“大耳”小学,这个“大耳”和那个“代儿”,是谐音在作怪 吧。

那个穆桂英因生了孩子,不知延误了多长时间,才着手破那番邦的阵图,致使破阵延了又延,有个歇后语,倒道出了穆桂英是怎样延误了战机的,叫穆桂英养(生)儿--“累阵”。

在那养儿墩的附近,有个隆起的土丘,是穆桂英点将破阵的地方,又叫“点将台”,到了现在还有址可寻呢。

“养儿墩,洗儿汪,养儿抱到代儿庄”,这个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仅仅是个美丽的传说罢了。

(40)苏北民间传说之脚蹬鸭蛋滩

周边那些久远的故事略表过后,再来叨叨我们村我那老祖宗的传说。据传,元末明初“红缨赶散”,我那老祖宗,从那陈姓的发源地—河南颍川迁徙到此地繁衍生息。后来,可能是为了不忘根吧,我们这个地方陈姓的宗祠就以“颖川堂”作为堂号,细细算来,应有六百年的历史了。

在没迁徙到我们村之前,我们这个村就有了村名,叫“后屯村”,相对的在南面有一里之遥的一个村叫前屯,在我们这个地方,方圆几百里还没听说有叫这个屯那个屯的,唯一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了。据县志记载,在元朝有两支打仗的部队分驻扎在前后,故此得名前屯村、后屯村。

闲言少叙,陈姓的第一代祖过世后,安葬在村西现在叫“官庄”顶的地方,那可是块风水宝地,据传,有个南方来的风水先生,看了此葬穴,连连赞叹:风水宝地,风水宝地啊!

有个多事的人,闻听此言,就问,此话怎讲,那个风水先生手指着那东北,你看那青根亮茬的山没有?那叫“安丰山”,那死者的头就枕在那安丰山上。

我们这个地方安葬老人,都要选择一个好的方向,什么西北向,东北向,哪个方向如果是一个低矮的地方,就不是上上之选了,哪有人低拉着头睡觉的。风水先生接着说,死者的头枕在那既“安”、又有“丰”两个吉祥字的山上,主那后代人丁兴旺(“主”表示“管”的意思)。

那个风水先生,围绕着那墓转了数圈,天上有那成群的野鸭围绕着坟墓盘旋,说出了惊人的一句话:“头枕安丰山,脚蹬鸭蛋滩,陈姓的后人将要出三斗三升 芝麻官”。顺手又抚摸着坟墓上长出的有一人高的青竹,自言自语地说,愿你快快长啊,你能望见北面的小河水,任何人就怎么不了你了。从此,这个地方就叫“官 庄”顶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据说,有个庄姓的人,忒嫉妒,想方设法怎样来破这个风水,于是,他每天早晨早早来到墓地 ,拾了满满的一篮鸭蛋以后,顺手用那手中的镰刀,把那根青竹连根毁去,说也怪了,那根青竹,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又长出了一人高,这一下子可愁坏了破风水的人。

那个想破风水的人,找来了那南方风水先生,请求指点迷津,怎样才能把那个风水破了。于是,破坏风水的人,依据风水先生的指点,用那黑狗血和其它污秽的东西,才把那风水给破了。

从此,那个坟上再也长不出青竹来了,那些野鸭也不见踪影了,想捡个鸭蛋壳都不可能的了。

据传,那个庄姓破坏风水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弃庄姓改为姓陈的了。如果要对号入座的话,这一家人最后一个光棍汉,在九八年前后离开了人间,不知是真是假,可老一辈的人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41)红卫兵大串联时的我们

文革初期,可能是66年吧,全国的红卫兵都开始大串联了,还记得,我们村有两个初中生也参加了大串联,一个是和我同组的,他家和我家只有一墙之隔,比我大四岁,他串联回来,附近的大人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们都来到了他家,津津乐道地听他讲那些外边的新鲜事,他说,他串联是去的是上海,还做过轮船,我们就追问,上海是什么样子,那个轮船又是什么样子,他嘟嘟哝哝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实话,到了现在,那个轮船我也是从电视中曾看过,现在我也近六十岁的人了,还未曾看过真的轮船是什么样子呢。

他讲着,那些大人有时插嘴不时问些什么,就在“问、讲”的过程中,他突然一本正经的站起说,现在我有重大的消息要公布,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活到165岁,林副主席要活到135岁。还有蒋介石已经丧了狗命,那个时候,因我的年龄还小的缘故,还不知道蒋介石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丧“狗命”是什么意思,就追问起来,旁边有人冷语道,这个还不知道,我也只好不再追问下去了。

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遇到另一个大串连时的人,他和我同在一个学校任教,闲聊时聊到了大串联的事,我就把当年某某所讲的“特大消息”做了印证,他说,那个时候什么消息都有,真真假假谁能分得清,不过某某讲的确有这个消息,那时谁都盼毛主席长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样,农民就不受二遍苦、二茬罪了。不用说,而后来这些消息,随着林彪命丧温都尔汗,毛主席辞世这些重大事件的出现也就不攻自破了。

据他回忆,他们串联时一行六七个人,坐车、吃饭都不要钱,他们一行转了一圈都回家了,其中有个同学“天马行空”,几乎把有名的大城市都逛遍了,父母为其准备二十元钱的路费,回家时不少反而多了,其中缘故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闲言少叙,话说大串联那会儿,我上的是四年级,那个时候,我上的这个小学是个初小,只有四个班,一-四年级,四个老师,因受大环境影响,老师基本上也不给我们上什么课了。

记得在66年的冬天,天气比较寒冷,地面上那个雪下了厚厚的一层,水沟的冰也能撑人了,走在上面那个冰被踩得吱吱响。可能受大串联的影响吧,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同学也想出去串联,理想之处就是县城,想去看看有星星那么多的电灯,还有那些高楼大厦,就硬磨着老师带我们出去串联。

在一个傍晚,我们一行约十人,年龄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十一二岁,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棉被,前面有个同学打着红旗,倒有点像解放军行军的阵势,有王树仁、袁宗亭二位老师带队,就这么徒步向二十多公里外的县城走去,走在那村边的路上,看着那些大人们都投来惊讶的目光,我的心里美极了。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现在算来,可能有三个多小时吧,天也暗了下来,才走到我们村东约十五里的一个集镇,庙头镇,再也不能前行了,老师就带着我们走进了庙头中学,一走近那大门,那路旁有一人能抱得过来的法桐树,那一排排整齐的教室,还有那宽阔的操场,再走进宿舍,那个电灯亮极了,那个双人床,要想爬上去,还需要托着屁股才能上去,新鲜,新鲜极了!

不知我的老师怎么和校方联系的,总之我们住下了,当晚,我们吃的是我们新年才能吃得到的大白馒头,还喝着那冬瓜和一些肉丝的汤,激动的我们半夜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也亮光光。

没想到的是,吃罢早饭,老师不是带着我们继续向县城方向进发,而是打道回府,有的同学都哭了,大家带着不平,在无可奈何情况之下,只有跟着老师耷拉着脑袋回到了家里。

没有去成的原因,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们之中,有两个年龄比较小的又有尿床的惯病,因睡得迟,可能冬瓜汤喝得多了点吧,他们把自己的被子湿了大半边,老师也有可能基于这个原因才打道回府的吧。

大串联时的我的梦想,就是想去县城,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要实现了,却又因故没有去成,现在回忆起多少还觉得有点遗憾呢。

(42)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后屯小学

“我们的学校”,这个题目在我们念书时,是老师出给我们的作文题,时隔四十五六年,今天又该我来做一做这个题目了,以让我村的后辈们了解了解我们村学校的兴衰史。

我们村是一个人口集中的一个大村子,人口两千余人,解放前,村里有个私塾老师名叫陈松州的,教了几个学生,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村民都喊他陈大先生,此公到了八零年才病逝。

解放后,附近六七个村子合并成一个生产大队,名曰“长荣”大队,人口约四千余人,领导根据地理环境,选了一个比较适中的地段,建起了学校,这个学校在前屯村,附近的学生上学都要走二里的路程,学校的名字叫“岺东小学”,解放前,我们这个地方隶属岺东乡,这个“岺东”,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处在马岭山的东侧而得名的,所以这个学校才有这个名字,至于为什么用此“岺”,而不用彼“岭”,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62年后,大食堂解散,上级又把我们这么一个大队,重新进行了整合,把一个长荣大队分成了三个大队,即:后屯、前屯、潘胡三个大队,学校还在前屯村。

过了几年,可能是65年吧,我们公社每个生产大队(没有学校的)一夜之间办起了学校,各村都有统一的名字叫“耕读小学”,我们村的学校,自然就叫后屯耕读小学了,学校在村部的东厢房二间宽约八尺,长约二十尺的泥坯草房子里,教室里的新生屈指可数,也不过七八个人,老师是我的族中的一个堂姐,名字叫陈桂平。

有一天,放晌学,我们一群在外村读书的学生,都到耕读小学看景致,那个教室的独扇门靠在教室的墙上,陈桂平的父亲正在用斧头和钢钎一锤一锤的在掏门旁的洞,洞打好后,用铅条绑在一根小树棍上,然后,横放进那个洞眼中,再用稀泥又把那个洞堵得严严实实,作为门鼻子,晚上锁门就靠这个门鼻子了。

66年冬、67年初,文革开始,学校也到了瘫痪状态,那时,我也到村西约三里的代庄村上读五年级,不知谁个冒出一句话,每个村的学生都回到各自的村里读书去。因路途比较远,谁也不想跑三四里程求学,于是,我们就回到村子来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耕读老师陈桂平出嫁了,代替她的是姓庄名叫庄加林的女老师,不知什么原因,耕读小学从大队部搬到离我家有二十米地的我们生产队的会计室里,这个会计室也是一个泥坯草房,和在村部的两间屋子一般大,所有学生全涌在这两间屋里(1-5年级),学生人数可能有三十多人吧,老师就这么教着,学生也就这么学着,现在想来,不知老师当初是怎么教这一到五年级的学生的。

村子里闹了一阵子的文革,到了68年秋,原大队干部还是大队干部,说话作数的人还是那原班人马。话说,村里一下子有了一到五年级的学生,没有教室,没有老师,这一下子可把大队干部愁坏了,大队干部中,有个我们管叫他“大队长”的人,他是村里的二号人物,名叫庄加楼,是个大老粗,可说话忒起作用,为了选那校址,建议动用生产队的土地,在征求队里的意见时,每个队都有不同的理由加以拒绝,可他力挺校址就选在我们队邻近沟边的一块四亩多地上。

那个时候,本队社员反对声一片,可谁也不敢当面提出异议,因为我们队的组成人员庄姓占了大多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办一件大事,那个家族观念还能起到一定效果的,这已经是学校三次移址了。

据“大队长”讲,当年盖学校就是他一人操办的,那个时候,全村有八个生产队,每个队分盖二间,材料自备,所谓材料,也就是平地取土,生产队出几根木料,从那田里取稻草、茅草之类,没有一块砖头,也没有一片瓦,也不过半月时间,十几间教室就盖起来了。

老师是庄上的清一色的土生土长的农民,文化程度也不过初中水平,学校一至五年级的课程就这样正常上起来了,也就在开学初,学校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上级派来了校长,名叫仲瑶,是学校唯一的公办老师,他当时的工资是三十九块五毛钱,外加生活津贴五毛,共四十元,也蛮高的了(这是题外话)。

话说,学校建好以后,秋天开学,全村的学生一下子都涌进了学校,教室问题解决了,而课桌椅只能靠学生家长自带了,可那时各家各户还比较贫穷,大都没能力置办课桌椅,来了一个学生,老师就动手置备泥桌,就是用几根向日葵杆,或小树棒,朝那垒起的泥腿上一放,然后,再覆盖上和好的稀泥,晾干以后,一张泥桌就制成了,有的学生家连一个小板凳都没有,那个凳子也只有用泥做了。稍大一点的学生也会自制泥桌泥凳,不知哪一个领导人在开会总结时说,现在的学校就是“三泥”,泥桌、泥凳、泥人,这倒也说出了当时的实情。

时间到了七六、七七年间,学生剧增,学校现有的空间已远远满足不了,周边又都是民房,无发展空间,学校将面临着第四次迁址。在学校南约五十米,一个占地约十亩的地方,被领导人看中了,也就在当年,新校址上盖起了六间新瓦房,资金村里出大头,国家也相应出了一部分资金,具体怎样比例我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在这个期间,文教部门在我们村设了初中部,叫“戴帽初中”,新生就招在六间新建的瓦房里上课,其他的学生,还是在原址上上课。初中部也不过二年时间就停招了。

经过多年的扩建、改造,学校建起了围墙,拥有二十八间教室,篮球场、各种娱乐器材,还有电脑室、图书室、仪器室……学校应该有的,我们学校也都有了。学生最多时有四百多人,一至六年级都是双班,老师十三四个。

土地到户后,也就是八零年到现在二十年间,学校培养了近五十多名大学生,南京大学毕业的张士凯,还有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孙如立,都是我们学校的骄傲,有的学生入了仕途,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有的是新闻工作者,还有的从医、从教的,除去航空业没涉足外,几乎各个行业都有我们的学生,周边村庄羡慕极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计划生育使生源大大减少,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人们的生活提高了,家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自认为这个学校有可能延误了他的孩子,有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七八里外的集镇上去读书,还有的送到四十里外的县城里去,导致多个年级只有十几个人,已经浪费了教育资源。文教部门为了整合资源,一下子砍去中高四个年级,只保留一二年级。或许多年以后,这个学校也许就不复存在了,再觅她的身姿,只能到人们的记忆中寻找了。

后屯小学,由建校初的几十名学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又复归到了原点,还是几十名学生,不知该庆贺,还是该……又有谁能来拯救这个学校?唉……


附:历届校领导人名单:陈桂平(女)、庄加林(女)、仲  瑶、姜若健、朱焕银、陈勤田、陈早田、孙树松、周全中、李仲华、王宝南、季立举、王立春、胡方季、杜锡华、张士超、徐太英(女)、李增明

后屯本村老师:陈广松、陈登楼、陈伟千、窦富银、徐太英(女)

(43)记一次教师征收“提留”费

在零五年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农民征收各种款项。如果是税务机关的,就出具正规的税票,是政府行为的,则出具发票,而有些是地方行为的,就没有什么票据给你。

现在我就来说叨说叨一年中农民交过哪些费用,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费、水费、畜防、统防、盐费、教育事业附加费、路工以资代劳费、五小车辆费(手扶拖拉 机、自行车等)、生猪费、社会人口费(户口不在本村)、违反计划生育费,还有村或组需要筹集的一些款项,这些就没有票据了。这样算下来有十三四种吧。

这些费用,一年中一般分二次征收,七月份新粮、西瓜上市征一次,到了秋收结束第二次又开始了,这样算下来,一年之中农民要交的费用约三四百元,这还不包括计划生育费。

现在我就来算一算一亩地在二零零年之前能有多少收入,好的年景小麦能收八百到一千斤,当时的市场价在六毛、七毛钱之间,一亩地的收入也不过四五百元,多则 六七百元。其中在土地投入中,化肥一百多元,籽种三四十元,机耕费四五十元,还有农药等,不包括人力资本投入,一亩地少说要投入三百多元,也就是说一亩地 的纯收入只有二三百元。

种田人一年忙忙碌碌下来没有大的收入,地方政府还年年加码收那么多费用,农民要想以土地致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听说有的地方的农民愿意抛荒,也不愿意种那劳力伤神的田,“纷纷抛田”离乡到外地谋生去了。

到了收费时,那些村组干部也是愁得要命,老百姓大都采取软抵抗,叫你整天找不着人,那些干部就采取扒粮、牵猪,以实物抵那各种费用,有时会引起双方激烈对 抗,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一旦干部受到肢体损害,那“保驾护航”的派出所把你人抓了去,还罚你的款,细细想想还有好果子给你吃吗?!

计划生育收费那就更难了,有几千到上万元,大多数超生户采取拖一时是一时,能少交多少就多少,也有不怕的,家里住着“梳头舍子”,也就是四檐着地的茅草 房,家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要啥无啥,正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那些干部也拿他没辙,还有的常年不在家,收不到这些费用,那些村干部也愁得要命。

话说到了公元一九九八年七月,全国大中小学生都放了暑假,也正是教师休闲度假时间,可这个时间恰逢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征收提留款之时,当地政府知道,乡村干部也无能力顺顺当当完成这次征收工作,凭动粗也解决不了问题了。

于是有人就想到了动用老师这个力量,老师在老百姓中还是有一定威信的,老师的工作对象是千家万户的孩子,直接影响到孩子一生,那些家长不会轻易说个不字的。

全乡教师齐上阵,一个教师配备一个组干部,于是到各个农户家征收提留款项了,那一年,天气比较炎热,高温,温度都在三十四五度,每个老师都发了条毛巾,每 个人都把毛巾扎在左手腕上,右手拿笔,左手拿着发票纸,当汗顺那脸往下淌时,一抬胳膊就擦去了汗渍,这样也就不影响工作了,就这样,为期一个礼拜的征收工 作开始了。

收费确实难,因为老百姓囊中羞涩,哪肯把一年的生活费用轻易的交给你,怪话连篇也还罢了,还提出了诸多的不合理的收费款项,我们哪能解释的清楚,于是就用一句话来搪塞,这都是全乡统一的,不知好话说了多少,方把钱拿下,心里暗暗说了一句:阿弥陀佛。

天黑之后,我们收费人员就不敢上门收费了,因天气炎热,怕遇到哪些尴尬事,弄不好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早晨,是我们收费的绝佳时间,于是我们收费人员,天蒙蒙亮就去堵各个农户的门,“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应该交提留款的人,比你起得还早,当你用 手拍拍那门时,已经是“铁将军”把门了,有的确实到田里干活去了,有的农户是刻意躲着你的,这就给你征收提留费带来一定的难度。

于是,白天我就骑着用五十元钱买来的二手凤凰车,满田乱窜,去追那在地里干活的人们……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受了多少白眼,难听的话不知听了多少,总算不负使命,一个星期下来,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零五年后,没想到的是,自古农民种田就“完银纳税”,被国家这届政府颠倒过来了,不但不完银纳税,国家还按地亩补贴一些钱,我们这个地方人均一百八十元,这等于给农民发了工资,土地给你种着,还给你一定的土地补助,我相信种地的人会一天一天富起来的。

附一些当年农户保存的不同年份残存的收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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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村提留乡统筹费、水费、畜防、统防、盐费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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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农业税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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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教育附加费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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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路工以资代劳费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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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超生罚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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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催欠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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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小车辆费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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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生猪税收据

(待续)

感谢作者同意本刊刊出。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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