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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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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6年后屯小学部分教师合影,后排右起第二为作者

 

(29)偷瓜

大集体的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二、三十亩瓜园,那个时候种瓜不像现在有温室大棚,新年期间农民早早的把瓜种就揣在贴身的地方捂,过了若干天,种子发芽了,再放在每个小泥碗里去,等芽子有好几瓣子的时候,在嫁接在葫芦根上,这样经过若干天的精心呵护,再把瓜苗移栽到大田里去,在大田地的塑料大棚里约生长二十余天,经过一段时间的放风,西瓜也能完全适应了露天生长,这才除去塑料拱棚,复又回归了自然,约生长月余,也就是在五一劳动节期间,那香甜甜的西瓜就上市了。

大集体的时候,是个靠天吃饭的年代,虽说,“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我们这个地方,大都在农历四月底才择时播种,西瓜上市应该在农历六月底七月初。

这个时刻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还独记得,有一天的下午,刚刚吃过晚饭,我的三个少年玩伴,那个时候我们的年龄都在十二三岁,他们一起来到我家逗我去割草,我们每个人背着粪箕高高兴兴的下地去了。

名义上说去割草,事实上我们的心早也被生产队的香甜甜的大瓜园吸引去了,那个时候,大人们到了大瓜园,看瓜老人念其相邻乡亲,还能摘个小瓜来甜甜他们的嘴,可我们这些毛头小孩,那看瓜老人就不放在眼里了,你就是在瓜园里呆上一整天,也不可能摘个喇叭瓜给你的。

于是,毛孩们就想到了“偷”,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大瓜园边,瞅瞅那看瓜老人正睡在四檐着地两头通风的梳头舍里,那个梳头舍的中脊房料,还长长多出了一大截,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时机也正是我们“动手”的大好时机。

于是,我们悄悄地进了瓜园,每个人慌忙摘了三五个不等的小瓜,正准备离开时,就听到那看瓜老人一声大喝:小狗×的,看你们往哪里跑?我们几个这下子全傻了眼,一下子又全反应过来了,那就是跑,其他三人倒出了粪箕中的小瓜,背着粪箕很轻便的逃离了现场,可我,竟连粪箕也丢在那瓜地里,只拿镰刀拼命地往外跑,那三个偷瓜贼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我独自一个人慌不择路地逃到一片高粱地里,躲在那密不透风的高粱地中间,到了天黑后才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的回到了家,专守着父亲的棍棒和一阵大骂。

事后听说,他们三人,为我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粪箕一幕,我的粪箕被看瓜老人挂在那高高的梳头舍多出一截的中脊梁上。

那时的瓜园地约有三百米长,那个看瓜棚就在瓜园的中间,三个玩伴经过合理分工,其中两个在瓜地的一头择瓜,引诱那看瓜老人去追,另一个悄悄的从另一侧去抢挂在中脊梁上的粪箕,那个粪箕大人们伸手可得,像我们十二、三岁的小孩,可就够不着了,听说,看瓜老人发现了有人偷瓜,就出去追,当追到半路时,又发现了有人来抢粪箕,掉回头又来护着那粪箕,可怜,我那个玩伴刚刚粪箕要得手,怎经得住那大人的急三步,就这样失去了抢回粪箕的机会了,接着,玩伴们有故伎重演,可那看瓜老人再也不上这个当了。

事后,我的玩伴们抱怨我是一个十足的呆鹅,把粪箕中瓜倒掉,背着空粪箕不就逃得快吗,可我也真后悔,世上有没有卖后悔药的。

那些大人们也在评论我们偷瓜呢,说我不是做贼的料,出主意抢粪箕的人倒是个好料子,果不其言,他长大后,偷了人家的牛,尿屎都被打进了裤子里,就是不交代别的同伙。

话说回头,我当晚回到家,看那全家人的脸都是阴沉沉的,再看父亲的脸铁青铁青的,我吓得脸都发黄了,一顿打骂肯定挨不过去了,我慢慢地移到奶奶的身边,寻找保护伞呗,可当时父亲一声都没吭……

可在饭桌上父亲开腔了,为人一辈子就是不能偷……刚刚把平时教育我们的话说出口,什么从小偷人家蒜薹,到大了就能偷人家的骡马,父亲说,有个罪犯要被砍头时,忒想见母亲一面,当母亲来见儿时,罪犯想最后吃母亲一口奶,母亲满足了儿子要求,这个罪犯咔嚓一口把母亲的一个奶头咬了下来,说母亲从小纵容他,没有认真管教他,导致他今天被砍头云云……

我的母亲向父亲挤了挤了眼,我的奶奶抱怨我的父亲:吃饭时哪有那么多话,吃饭归吃饭。父亲只有把教育我们的话生生地咽回去了。过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不是父亲不想打我,因为,我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了,奶奶和妈妈怕我被父亲打骂后,受不了刺激,会做出一些傻事来。

可我,恨不得地上有个裂缝钻进去,丢得我有好多天不敢出门,就是出门了也远远的躲着那熟人,深怕人说我是小偷,可这个“偷”子只压得我成家立业后,在我的心里一直还有一片阴影,现在和我一般大的人聊天,哪晓得,他们儿时都有一段偷瓜的历史。

不知哪位名人说得好,“劝君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还有劝君不要“贪”的之理名句,什么江河水虽多,也不过区区取一瓢饮,高楼大厦千间也不过需要一席之地,粮田千顷,只要一日三餐,因为一个“贪”字,误了多少人的卿卿性命,因为一个“贪”字,使自己的一家人从此不敢面对世人,就是,因为一个“贪”字,江河水能把你淹死,高楼之上能把你摔死,那个一粒大米能把你噎死,劝君还是本分点好,人的一辈子好坏全靠自己把握了。身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要那么多干啥!

(30)土地到户那一年

八零年的春天,准确的时间应该在公历年份四月底五月初,记得那个时候小麦已经绣出了长长的穗子,那段时间正是大忙前的短暂空闲时光,还记得某个星期天的茶余饭后吧,人们三三两两聚拢在林荫树下,边乘着凉,边享受那舒适的和风,边天南海北地侃起了大山……聊着聊着,我们都管他喊“大队长”的大队干部庄加楼也来凑热闹,他给人们带来了一个信息:要分地了。那个时候各种报纸都出现了“联产承包”字眼,倒也不感到惊讶,可“分地”和“联产承包”能挂上钩吗,诸多疑问,请问他,他也说不出头尾来。

不知过了几天,大队来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名字叫张军的,现在应该叫乡长,他是我们本土的干部,他召开了村大、小队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把土地按现有劳动能力的人来分,老人、孩子暂不分地,具体怎样完公粮,怎样来办公共事业。明确规定:按劳力出工、出粮、出资。这就是我村的初始“联产承包”。

可这在当时也受到不小的阻力,那时,村里还有县委驻村工作组,他们可能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吧,或对精神没有吃透吧,或者说怕犯错误吧,怕承担责任吧,总之,再分地上打了个“拦头霸”,硬要公社重新考虑,可张主任似乎底气很足,硬是按他方案把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

真正的“土地到户”应该在晚秋,具体是这样的:每个队成立“分地”小组,组成人员是由全体社员选出来的,具有一定威信大家都信得过的人担任。

首先按土地的肥沃分一、二、三类田,丈量每类田的亩数,然后统计出每个队的现有人口,抽签分配土地,抽好抽坏全凭手上的运气。

那一年,我家分了近十亩地,耕牛半头,半张耙,一个笆斗,一把草叉。就这样那统一号令、统一行动的大呼隆的大集体生活就这样解散了。

大集体虽然从形式上解散了,可人们一时都难以转过弯来,深怕一觉醒来又复旧原词,所以还难以下大的资本到地里去,深怕投进去的资本打了水漂,所以头两年的小麦产量并不高,加之那时没有较多的优良品种,亩产也只不过能收三、四百斤,比起大集体时整天喊过“百斤关”来,不知好过了多少倍,人们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也初步解决了温饱。

(31)我家的小平板车

说起我家的小平板车可有些历史了,算起来有近三十个年头了。记得土地到户后,可能在八二年的春天,农历四月初八的庙会上,我们把一年的积蓄二百多元钱全拿去赶会了,在会上花了近二百元钱买了平板车,平板车身长约三米,宽不足一米,从此,这个平板车和我们一家人风风雨雨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

土地到户后,大约有十年的光景,我们这个地方的运输工具,基本上有平板车主宰,家家都有一辆平板车,九零后,农民手头比较宽裕了,也不过三、四年吧,手扶拖拉机代替了平板车,平板车被彻底的淘汰了。

我们家也不是买不起手扶拖拉机,因年龄问题,眼力和体力不济,动力机械这种东西,如果你稍有不慎,轻残,重就有可能命丧黄泉了,下了很多次决心,终因家人反对和自己的犹豫不足,就是没有付诸行动,至今,我家的运输工具还是这辆平板车。

因平板车被淘汰,每个家庭都剩下动力机械了,那零零总总,沟渠路边,大型机械还不能到的旮旯里,我的小平车可派上用场了,有时我的小平板车倒成了香馍馍,左邻右舍没有一家没用过我的小平板车的,就连那好几里之外的人家都来借呢。

小平板车是我们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对我们家的生活改善,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功劳簿上将永远记上她浓浓的一笔。

(32)我们村里的“四类分子”

儿时,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小学课本上有篇课文叫“半夜鸡叫”,讲的是,恶霸地主“周扒皮”为了长工能为他们多干些活,半夜学鸡叫的故事。还有《收租院》中刘文彩怎样大斗进、小斗出的事情,就这两个故事已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打上了烙印,那地主就是坏人。

“文革”时,我们村里三天两头召开批判大会,一、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就是“四类分子”。批斗之外还要“游庄”。

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打倒地主某某的声音,从我的家后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我们都慌忙起身,跟着看景,那地主脖子上大大的纸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地主某某,打倒富农某某……当地主们游到村里的“土井”旁,那领喊口号的人一声大喊:跪下!那些大小地主们乖乖的跪成了一溜儿。那领喊口号的人又大喊一声:爬!那些地主们只得乖乖的把两只手摁在满是泥水和冰渣的地上,顺着那土井旁转起圈来……庄上有好几个土井,自然也就个个都要光顾了,在游庄队伍中,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族中我管她喊小奶的,她家是富农,她的丈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当过村里共产党的财粮委员(会计),一次日本鬼子进村,牺牲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解放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获得“烈士”这个称号(八零后得到纠正),可怜一个老人怎能经受得住连爬带冻的苦,就大声反抗:我“当家的”是有功的,我不是四类分子!就这一声,招来了一顿拳打脚踢,“你男人是你男人,你家有功,怎么不是烈属?你就是四类分子”!就是这样,他们不得不完成这次游庄“任务“。

那个年代,地主家的子女都成了“臭狗屎”,他们家的女儿想找一个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做女婿,那是多么不容易,成份好的人家也不敢娶地主家的女儿为妻,入伍啊、入党啊、提干啊……只要你家有一点不清的社会关系,都会影响你的前途,还会影响到别的亲戚,就会招来一片反对声,那个时候,人们的婚姻状况大都在成份相等中进行。

说出来我们庄上的四类分子,准确的说应该是二类,那就是地主和富农分子,没有听说谁被戴上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帽子,那时候的人们都是说某某是四类分子,谁又会把他们分得那么清呢,统统冠为“四类分子”。

近几年才知道,我们庄上的地主没有一个像周扒皮、刘文彩式的人物,也没有听说过怎样为富不仁、欺凌乡邻十恶不赦的坏蛋,他们只不过是拥有很多土地的农民,充其量说,他们就是一个“土肉头”,有时我会经常跟曾过过地主生活的人聊天:在那旧社会,有钱人最怕贼了,那时的贼都是“明火执仗”来抢,家中那是不能有什么浮财的,有了点钱就置地,把地看成是搬不走的“乌金”,贼是不可能把地的。他说他家有四百亩地,现在的七、八亩地也比他家收得多,吃的要比穷人家好一点,住的都差不多,都是泥坯草房,只是宽大些,没有一砖一瓦,国民党兵来了专找好过人家要东西,整天还提心吊胆,又怕贼来抢,又怕兵来要,苦啊……

不知是什么时候给他们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我只知道 他们在八零年左右被摘去了帽子的,被叫做“村民”,享受和我们一样的待遇,可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却始终挥之不去:那地主就是坏人!可能是受到几十年的教育的影响吧!

(33)消逝的大雁声

我们这个地方可是个好地方,一马平川,是项王故里、虞姬的故乡,东面百里之遥,有浩瀚无边的大海,那海边上有个旅游胜地,神话传说中美猴王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西邻长寿星彭祖出生地徐州,南有淮河水在滋润这块宝地,后背紧紧倚在那山东地界上层层叠叠的山峦上。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分明,那各种花卉,争芳斗艳,四季绽放。还有那各种小鸟,叽叽喳喳,喳喳叽叽……和谐的交响曲在这片土地上空奏响,真是鸟语花香,人杰地灵的好去处。

春天,那南来的小燕在绕梁尽情地歌唱,不知从哪一辈起,我们这个地方就口传下小燕子是个吉祥鸟,在谁家落户,将给某家带来好运。当地女孩很多名字末尾有个“燕”子,足以说明人们对小燕子的钟情和对百般呵护了。

当你干活累了,懒洋洋地躺在那绿色的草坪上,眼望着天空,就有数只“叽溜”鸟,叽溜……叽溜……在你的上方不停地叫着,时而盘旋、时而停顿、时而钻进天眼、忽而又俯冲下来……给一天劳作的人们,多多少少解除了许多精神的疲惫。

有时,你还能看到那老雕在那无际的天空放肆的追逐那可怜的小鸟,“弱肉强食”瞬间在那湛蓝的天空无情的表演着,当你看到老雕俯冲下来,肯定是不知那只野兔遭了殃。

凌晨,人们还在似醒未醒、蒙蒙胧胧在温柔乡时,那柴塘里的水鸟,我们这个地方管它叫“柴呱呱”的,就早早地呱呱的不休,好像在提醒人们:天要亮了,快起床吧,一天的事情还等着你去做呢。真的到了天亮,它的呱呱声没了,不知它是呱呱累了,还是去筹办一天的生活了。接着,代替它的是白头翁、黄鹂、斑鸠、还有那满身乌黑的,我们此地昵称它为“黑丫”鸟和那些不知名的小鸟的叫声,喳喳叽叽,叽叽喳喳在你的耳边回荡着,你再想懒睡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风雨过后,那成片的乌鸦,把太阳遮的严严实实,它们迎着那浮云,迎着那雨后的凉风,一扇一扇的在天空翱翔。

“八月初一(农历)雁门开,大雁头上顶霜来”。正是小燕东南飞,大雁北方来的冷、暖交换季节。我们村东有一块方圆十余华里的一个荡,因在扎布村的南面,故名扎布荡,五十年代建了一个蓄水库,后废之。每年都种上万亩的小麦,在那荡里,有河流、水塘,还有那一个个隆起的土丘,正是大雁栖息的好地方。荡里有一个十几户的人家,因大雁缘故,故得名“雁宅”。听老人说,这个小小的村子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每一年大雁来的只数都在近千,儿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到那大雁居住地,拣那些大雁屎来家当柴取火呢。

看那大雁,在天空伸长了脖子,两条腿伸得直直的,咕--嘎--咕--嘎--无拘无束的歌唱,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又顺成个一字,还有那一两只孤雁在远处低低的哀鸣,给人们一种凄凉的感觉。有时还能看到地面上有几只“茲老”(仙鹤)在边歌边舞呢,不时那成群的野鸭(当地)也会来骚扰尊贵的客人。

自从“土地到户”后,人们的活动空间大了,种植不在单一化了,那各种化肥、农药,还有那机器的轰隆声……直接制约各种鸟类的生存空间,那呱呱鸟的唠叨声,黄鹂的鸣叫声,还有那大雁的咕咕嘎嘎的叫声,逐渐的消逝而去,再也见不到它们的踪迹了。也只能从课本中的描述,来告诉我们的下一辈,大雁是什么样子了。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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