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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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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前排左四为作者 摄于90年左右

(13)村里来了插队知青

六八年那一年,雪下的特别大,天也特别冷。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大队来了南京的“下放知青”,村里管他们叫“小冒子”,是我们当地人对外地人的一种称呼,现在想来管他们叫蛮子再恰当不过了。

他们一行五人,大队本准备一分为二,分给两个生产队的,可他们坚持要在一起,大队也拿他们没办法,只好依了他们。就这样,他们到了我们生产队,安了家立了户。以后,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不久成了好朋友,这是后话。

当时,队里把他们一行五人安排在离我家有二十米远,生产队社员经常开会的三间泥坯草房里,室内经过有心人一打扮,墙上几张旧报纸一糊,倒也很亮堂。 生产队还专门请好手为他们支起了土灶。锅、碗、瓢、盆等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具,队里样样都为他们想到了,可以说件件齐全,倒也还像个过日子的人家。

第二天我们早早吃过早饭,和我们一般大的都拥挤在他们住处外边,专等看“冒子”,可他们九点多钟还在被窝里,害得我们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才懒懒洋洋的起了床……我们这才饱览了他们每个人的尊容。

他们住处的外边,有一个十几亩水面、一个不规则圆形池塘,水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可能他们是南方来的吧,没有见过这么厚的冰层,个个都兴高采烈地 来到了沟面上去滑冰,他们一开始还小心翼翼的来回走动,玩大胆了就学着我们尽兴地玩,其中有个叫王步红的知青,一不小心,跌了个四仰八叉,招来我们一阵大笑。

时间长了,他们经常在一起咬嘴(闹意见),经过几轮激烈地争吵,最后他们闹“分居”了,其中一个叫姚圣刚和大小丁(有两个姓丁的,我们为了区分开来,个子大一点的,我们就叫大小丁,小一点的就叫小丁),他们二人就搬到牛屋里住了。

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还比较艰苦,生产队为他们准备的粮食,不知不觉被他们用尽了,到了来年秋,有一回,大小丁到了菜园上,来回踱步,那时,我的父亲是个看园子的,见一个知青无缘无故地围着菜园来回丈量,定知他有需求,就是难以启齿,我的父亲就和他一番慢聊,得之他也缸中无粮,饿了一顿,就摘了个南瓜和一些其他的蔬菜给他,帮助他度过了难熬的一天。

就是这个大小丁,他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实人,能吃苦耐劳,城里人那种娇气在他身上早也荡然无存,到了秋天,县里下来了扒河工任务,这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参加了扒河工。要知道,这个“河工”,就连我们当地人都犯怵,没有好的体力和耐力,你是万万坚持不到底的,何况又是个从未做过农活的城里人呢,可他坚持下来了。到了次年,这两个人相继离开了我们生产队,听说,他们的祖辈都在农村,各自回祖籍安家落户了。

到了这个份上,生产队就剩下另一“组合”了,一个姓严的,另两个,一个叫王步红,另一个叫丁荷荣,我们都管他叫小丁。到了七一、二年,不知何故姓严的知青也离开了我们生产队。只剩下小王、小丁了。小王憨墩、老实,矮小精悍,练过几天把式,庄上人没有一个能把他扳倒。而小丁骨瘦如柴,高高的个子,文文静静的,到也还有几分酸劲。

那个时候,每一年都有知青返城指标,王步红因参加一次扒河,表现良好,到了一九七三年,被村里推荐返城去了,后来听说他在南京钢铁厂工作。不久,小丁也回南京去谋生了。

过了一年,小丁突然回来了,听说,他是私自进城的,没有户口,不能长期在城里长期待下去,只好乖乖地回来,也好争取个返城的名额,早一点进城。从此后,我们形影不离,朝夕相处,逐渐成了好朋友。

一九七五年,他谋得我们生产队会计的职务,满打满算下一年能谋得一个返城的指标,可是他时运不济,幸运之星始终没有光顾到他,一年又一年就是没有他的份,直到八零年左右,知青大返程的时候,他才离开了我们这个地方。

算起来,下放知青,前后有十余年,他们来了没有什么欢迎会,走了,又有几个人知道呢,就这样结束了那段历史。

(14)记一次“忆苦思甜”会

“吃水不忘挖井人”,“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饮水思源”啊等,说的是一个人受到某人或社会恩惠时,每每思之,就有那种无限的感恩之情,更有一种报恩之心。当遇到适当时机,就会加倍补偿施恩你的人和社会的故事。

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次“忆苦思甜”会,大概当时的会议的场景是这样的:“忆苦思甜”的人选的是旧社会在地主家扛过长工的人,他们在会上所讲内容,基本上都雷同,大都是怎样在地主家受到什么压迫和剥削的一些事情,把心中的苦水尽情地往外倾诉。

然后说的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今天的生活怎样怎样,控诉地主罪行时个个咬牙切齿,声泪俱下。接着,那打到某地主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可谓同仇敌 忾。当说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时,就有人领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一个一个口号声,顿时,使整个会场的人都活跃起来。

话说,忆苦思甜的人中有一个蔡姓老者,他曾在姓庄的地主家扛过几十年的长工,可谓“苦大仇深”,可他的发言却和大会的主题走了样,他说:我在某某地主家, 受了很多苦,也遭了很多罪,平时一天两顿饭,到农忙时是三顿,晚上那一顿还有四个小蝶一壶酒……说这句话不打紧,顿时引起了会场一阵哄堂大笑……这哪是诉 苦,分明是为地主歌功颂德,当主持人反应过来时,立即招来一顿喝斥:你这是诉什么苦?滚!他嘴里还哝哝地分辩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嘛……情不自愿的离开 了会场,立刻又招来一阵大笑。

大会结束,大队用“老天锅”煮了一锅满是野菜和玉米粉做成的“青浆”饭,每人一碗,以示不忘过去的苦,就这样结束了“忆苦思甜”会。

茶余饭后,当人们聚拢在一起时,聊起那次“忆苦思甜”会,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不过,它也成了人们闲聊时的笑料。

(15)村里来了“四清”工作组

六四年的某一天,县里来了“四清”工作组,听说是来查干部吃私贪污的,这一下子大、小队干部个个惊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吓得像知了筛翅--浑身哆嗦。

那时候建国才十几年,又遇三年“自然灾害”,村里的干部文化水平不怎么高,大队干部七、八个人中,大队会计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青年书记是一个刚刚毕业的 初中生,像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妇联主任、贫协主任一干人等都是文盲,生产的干部就更不用讲了,小队会计大多数只念到四、五年级,记工员文化程度也就更低了。一帮子大老粗干部,加之各家生活都很窘迫,谁还没有一点私心,一个人在这“圈子”里想独身自爱,也是件不容的事,清白难啊!举个例子吧,那时候生产队的干部隔三差五经常开“黑会”,(晚上的会),说是研究第二天的工作,实质是聚在一起搓一顿。七三、七四年吧,本人有幸先后做了几天大 队贫协主任和生产队的民兵排长,深知其中的奥秘。话说又有一次,第四生产队刚刚开完了“黑会”,正准备吃“依山靠水”(解释一下,“依山靠水”,就是在锅 的底部炖上些南瓜之类的混合杂菜,再围绕上部一圈贴上用磨磨成的小麦或玉米的糊糊,我们这儿管它叫“依山靠水”),就在这个当儿,以我的族中堂叔陈松秀为 首的数个社员闯了进来,嘴中还“不干不净”,硬是把“依山靠水”和干部们一起扭送到大队部,拿赃拿证告状评理去了。诸位想想,干部们谁还没有一餐之“私” 呢?自然也就个个心中不安了。

听当年当过干部回忆,县里下来的“四清”工作组一行三人,第一次会议是吹风会,具体内容是分三个阶段,一自动退赔,二群众检举揭发,三逐个过堂。他们哪有 经过这个阵仗,个个都说实心话,吃了三顿饭,绝对不可能说成吃两顿,吃点饭退了也就算了,这一下子也就苦了那些有文化的干部们--会计,会计是掌握着一个 队的经济要脉,自然也就是审查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小学三、四年级的程度,如果没有高人指导,帐面上难免会出现漏洞。话说,邻村有个生产队 会计名叫王树元的,帐面上出现了五、六十元钱不碰头,就装“霉子”(方言“疯子”之意),几十元赔不起,又怕整啊,也只能这样装疯卖傻了,过了若干年后才 恢复了正常。另一个名叫郑长胜的,那就更惨了,同样因为区区几十元钱,真正的吓成了“霉子”,此人直到二零零四年左右才死去。

“四清”以后,到了“文革”时期,干部们对“经济问题”更是格外小心了,如果有“小辫子”被人抓住那可就不得了了……

(16)告别了“黑暗”

儿时,到了盛夏,晚上,我们一家人全在露天院里乘凉,兄妹几个依偎在父母身旁,一边享受着父母紧一扇慢一扇扇来的凉风。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偶尔瞧见不时有一两颗流星拽着长长的尾巴滑向那天边尽头,流星过处,顿时湛蓝的天空亮了许多。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发现了我家的东南方向有一片亮光,就用手指着那片亮光问父亲: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县城”。父亲回答。那儿又哪来的亮光?父亲又说,“那是电灯光”。什么是电灯光?父亲不耐烦的说,“电灯发出的光,小孩子哪有那么多的话”。我也只好默默无语,心中揣摩着那电灯是什么样子,就这样想着想着进入了梦乡。

有一回,父亲带我到大队部去玩,那大队部可宽敞亮堂多了,砖包门,瓦盖脊,红草缮顶,还有直到窗台的墙砖,不知比我们民房要好多少倍,可把我羡慕死了。仰头一观,只见那东山墙上挂着有两个直径六、七厘米,长约十二、三厘米的圆柱形东西。就好奇的追问父亲:那是什么?父亲说,那是电池。接着父亲又顺手又指着桌子上的电话机说,那是电话。我朦朦胧胧、似懂非懂,嘴里只有嗯嗯的份。随着又听到悦耳的女音歌声,可当时屋里只有几个人,更没有张嘴唱歌的人,可把我迷糊住了,我就悄悄地,顺着那墙根来回转了好几趟,就是不见那唱歌之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渐渐才知道,那墙上挂的是用于通话的五号蓄电池,那个声音是从小喇叭里传出来的。现在说来倒有点不好意思的。

那个时候的电话线是用两根没有绝缘布包装的铅条,电话桩高度不到二米,正好从我家的小园田边通过,那小园田四周是人工垄起的卧着的半圆柱泥坯,上面插上篱笆,用于防范牲口糟蹋蔬菜。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堂哥在放风筝,不小心把风筝挂在了电话线了,于是我们就找来长长的木棍,我用木棍把电线压得低低的,我的堂哥趴在那篱笆上,一手拿着那电话线,一手去拽那风筝,就在这时,我的堂哥鬼嚎:电着了,电着了!我抬头一看,我的堂哥一只手刚刚从一根铅条上挪开,另一只手又钉在另一根电话线上,就这样来来回回数次……好像手中捧着滚烫的山芋--舍不得丢掉,只能来回换手了,急得我慌忙上前帮忙,可我也依样画葫芦,有样学样,堂哥的所有的动作一样不落地照样做了。好在也不过数分钟,我们才从电话线上滑落下来,现在想来,那时我们两人的遭遇,可能正巧遇到互打电话产生电流把我们给电着了,好在有惊无险,不过,从此再也不敢碰那电话线了。

真正见到电灯时,我也是一个初中生(17岁)了,和我一起读书的农村学生,见到那全是砖头垒起的高大明亮的教室,还有那路两边的有好几尺粗的法国梧桐树……新奇,新奇的晚上都要失眠。又一次,我的同村学友庄为言,爬在那足有二米高的双人床上,好奇的瞅着被摘下电灯泡里面的那两个铜制正、负极,用那长长的指甲轻轻地朝那铜的上碰……扑咚一声,从那双人床上摔在那砖头铺的地面上,摔得鼻青脸准……之后,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他命大,幸好那正、负没有齐碰上,碰上了还想命?

土地到户后,八六年左右,全村按人头集资,通过我们村在徐州工作的一个老乡,买了一台被人更新的变压器,大队专门请了厨师,招待那些安装人员,历经月余大功告成,从此,几千年就这样生活的人们,永远告别了“黑暗”,迎来了永久的光明。

(17)颤悠的独木桥

我们村有个独孔水泥小桥,桥上刻着“新建桥”,建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字样”,在七五年之前,就在这块原址上,它可是一个独木桥,那个独木桥是由两块木板搭建而成的,板宽约一尺许,中间有个木架支称,桥身长约六、七米,桥的中间凸起部分离水面约三米。

这个独木桥是是南北来往的主要交通要道,每到逢集时,那南来北往之人滔滔不绝,用万人过“独木桥”有点夸大其词了,在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一天的流量总在上千人吧。

那个独木桥晴天好走,可到了雨天那就不容易了,那宽约一尺多的桥面上,被人来回走多了,那上面沾满了稀泥,滑的要命,稍不小心就栽倒沟里去了。

有一回逢集,巧的是我那天有事必须赶集,更巧的是那天正好下着小雨,“逼走华容道” 嘛,唯一通道就是那独木桥,别的却也无路可循,我硬着头皮来到桥前时,看那又湿又滑的桥面时,心里就直发毛,可看那来往客人没有一个掉到水里去的,也就大 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走在那桥面上,中间还没有过半,脚底一滑,慌得我急忙弯下身子,双手稳住了桥面,好在没有掉到沟里去,在想站起来可没有那个胆子了,只 有用双手扶着那桥帮,一步一爬,一步一爬走过了独木桥。

有一次,桥下掉进一个是新河乡(邻近乡)的妇女,那时正值初春,天气又比较冷,那个妇女冻得浑身哆嗦,急的眼泪直淌,辛好桥上面住着我管她叫表婶的一户人家,把她带回了家,费了很多柴火,才把她湿透了的衣裤烘干。这种尴尬局面一年到头不知要发生多少次。

独木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心酸的回忆,可对我们的后辈们来说,他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了,也许把它当作“荡秋千”那么好玩吧!

(18)村里有了条水泥路

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这个世上本没有路,只因人走多了才变成了路。路对每个人来说都不陌生,闭着眼也能想象出来,可我们村子里的路,如果你没有亲自见识过,你很难想象出来的,很特别喽(70年以前)。

解放前,我们村是一个“土围子”的村落,围子四周挖了二米多深的壕沟,那是为了躲避战乱和土匪的骚扰所形成的。

那围子里,家连着家,家挨着家,这里三家,那里两家,完全没有什么章法,全盖糊涂了,那个门朝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有。

那房和房之间的路,人只能扁着身子才能过去,宽处也不过三、四米,整个村子就像一座迷宫。那些小商小贩挑着担子进了村子,都转迷惑了,稍不留神就钻进了又窄又长的死胡同,甚至走近别人家的家院子里去了,在想走出村子,没有村里人指引还真难走出来呢。

到了六十年代末,人口极度膨胀,村里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了,村里就把邻近村边的一块大田地划给需要盖房的村民,村里人口逐渐减少,村里人经过互相调整宅基地,逐渐把房子改为坐北朝南了,相应打通了很多通道,于是每家门前就有了比较通畅的路了。

有句话说,“十年大路变成河”,我们村有条通往集镇约七八里的路,一路弯弯曲曲,不到一里路就有一个弯,真是九曲十八弯,也许被人走多了的缘故,泥土被人的双脚一点一点的带走了吧,那个路比地面要凹下去约五六寸深,到了下雨时那个路面变成了小溪,要想赶个集,只能打着赤脚深一脚低一脚摸索着走路。

我们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干又“琅锵”(硬)湿又粘的土质,逢到雨后,如果你想串门子,或外出,那你就必须穿水鞋或打赤脚,如果你穿着布鞋走在那雨后的泥地上,一脚下去整脚面都陷进去了,你再想拔上来,那你的布鞋就得留在泥里了。

不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吗,七十年代,扒了很多条路,可那是那都是土路,到了雨天,那车辆根本不能到村头地边的。村中的干部逐渐意识到这种情况,到了九零左右,村里干部利用当地的土资源,动员村民们拾砂礓,并请来了乡里的压路机,筑起了好几条比较宽大的砂石路,从此,出门就打赤脚的尴尬局面没了。

到了04年,省里有一个援助苏北扶贫工程,叫做“村村通”工程,每一个村子都铺上了水泥路,村与村之间都相互串起来了,各种车辆畅通无阻,那各种农产品也源源不断输送出去了,老百姓得到了诸多实惠,我们也从此告别了泥泞路,走在那既宽阔又舒适的水泥路上,从此,那个水鞋店关了门,村民们自然喜在心里,乐在眉梢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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