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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广松

(6)人民公社之一夜办起“大食堂”

吃大食堂那会儿【一】

一九五八年,全国刮起了“共产风”,从那时候起,我们这个偏远的小村子就再也没有平静过。话说,当时人民公社下辖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辖生产小队,我们这个村的生产大队叫“长荣大队”,也不知是哪位领导给起的名字,我揣摩着“长荣”有可能是“长久繁荣”的意思吧。“长荣”大队部就设在我们村,有十三个小队,十个自然村,近三千人,如果以我们村为直径,画一个不规则的半圆的话,其余的自然村就在这个半圆的弧线上,最远的有三里余,近的有一里之遥,大队支部书记名字叫庄长山,是一个“铁杆”的共产党干部,曾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后曾留在山东某地做一个不小的官,因其妻子死缠硬拉,硬是逼他辞了官,回乡务了农。

话说在五八年的下半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大队部一个四间泥坯草房的窗户里透出了隐隐的煤油灯光,灯光下坐满了开会的大小队干部,村支书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办大食堂,必须保证明天早上社员要吃上饭。那时候,办任何事情是不打折扣的,没有过夜的事,真可谓“雷厉风行”,具体事项:以两个生产队为一个单位,远处的自然村搬到村部所在地居住,把住户的粮食和有关炊具全部集中到大食堂。

说干就干,一夜之间,真的就把以上事情做完了,一夜之间,真的把大食堂办起来了。据当年当过生产队长我叫他表哥的人回忆:那一夜,大小队干部都没有睡觉,生产队的社员自然也就没有睡觉时间,我们这个食堂有两个生产小队合并而成,人口近三百余人,一夜之间,收缴粮食的收缴粮食,支灶的支灶,支磨的支磨,浸泡粮食的浸泡粮食,烙饼的烙饼……至第二天的早晨,八、九点吧,大功告成,那个早晨,吃的是玉米煎饼,外加一些小菜,管饱。每个社员都有秩序的排队打饭,从第一个领到饭的到最后一个领到饭的要差三个小时有余……

闲话少说,话说没过几天,人民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目的就是庆祝各大队办食堂庆功会,或叫“总结会”,据当年当过大队干部的回忆;每个大队的男女老少都去了,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和不能走路的孩子,说叫“万人”大会,可能有两三万之众吧,真是人山人海,开完了大会,公社食堂准备了便宴,吃的是白米饭,喝的是白酒,还有猪肉其他菜等,管足。那天几万人在一起开饭,那个热闹场景,简直无法找到适当的形容词来形容,就说是能喝酒的,也不下万人,划拳行令的,猜数的,怪招百出……如果按十人计出一个醉汉,至少有两、三千个醉鬼。个个都喝得东倒西歪,喝得天昏地暗,满嘴说着酒话,洋相百出……

就这样大食堂一夜之间办起来了。

(7)“亩产万斤粮”是这样算出来的

吃大食堂那会儿【二】

在吃大食堂那会儿,生产力比较低下,没有合成的化肥料,只有牲畜、人等动物的粪便和草木灰之类的家作肥料,那时候我们的生产队有六、七百亩田地,那一点点家作肥,好比在一大锅菜里加上一匙作料——看不见。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杂交之类的优良品种,水利也不发达,涝旱各半,是个靠天吃饭的年代,“种一干瓢,收一葫头”是常有的事。当时的干部整天喊今年的产量要达到多少多少,明年又要达到多少多少……那个年头,产量要翻番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当时的老百姓有一句顺口溜,形容得恰到好处,“产量成倍翻,没过百斤关”,说的是小麦当年的下种量十几斤,收获时亩产只有三十余斤,这还是好的年景呢……

“大跃进”那个年代,各级政府都需要用数字来证明各自的政绩,所以就一级压一级,一直压到了基层,即生产大队,而生产大队也有一招。话说人民公社召开社员大会,需要大队干部们拿出实际东西来证明各自大队所报的产量不虚,为此每个大队都动起了脑筋。话说我的一个族中堂叔名叫陈松洲,家中有一个不到一分地的蔬菜地边,不知是人种的、还是上一年遗留下的种子,竟长出了茎有拇指粗,高约三米有余,围度有一米多的两颗黑豆,可能是吸收了充足的水和肥料吧,就是现在也找不到那种扯藤拉秧的东西,可是那个时候这两颗黑豆倒也风光了一把,被大队选中了“状元”,这两颗黑豆被牢牢地绑在长约五、六米的竹杆上,上面插满了鲜花,生产大队组织了欢送队伍,前面鼓乐开道,后面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人民公社的会场,而公社干部们真的像接待状元一样,唾沫横飞地把这两颗黑豆赞赏了一番,而精于算盘的干部们用算盘珠一拨啦,根据一颗黑豆的产量和所占面积,自然一亩地的产量也就算出来的。有的大队送的是山芋,一株分量嫌少,就把另一株的果实嫁接在一起……总之,各个大队都有自己的一套,这也许正迎合当时干部们的心理,每一个干部们都乐得其所,个个自然也就眉开眼笑。

“亩产万斤粮”就这样被算出来了。

(8)除四害之打麻雀、捉老鼠、赶蚂蚱

吃大食堂那会儿【三】

在吃大食堂那会儿,中央有一个除“四害”的号召,那时候真是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话说大队干部在会上布置了任务:实行对四害中的“两害”:麻雀和老鼠外加蚂蚱实行“围剿”。首先拿麻雀开刀,全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有锣的打锣,有鼓的敲鼓,有棍棒的拿棍棒,几样没有的地面上的坷垃头就是武器,田边的、树底的,只要有麻雀能落脚的地方,就有人把守,哪还有麻雀落脚的地方,麻雀也打了不少,其余的鸟类倒也成了“惊弓之鸟”,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无辜”。

捉老鼠,大队设了一个奖,交老鼠尾巴,根据尾巴的多少,给一定的奖励,那时候社员们个个奋勇争先,有的用老鼠夹子,还有的用一种木制的中空的长方体漏筒,老鼠进去就出不来,真可谓“瓮中捉鳖”,男女老少齐上阵,都在遍地掏老鼠洞,真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社员们的积极性可高呢。

再说赶蚂蚱,若干人围住一块地,地的中间放上草垛,用长长的竹竿把蚂蚱赶往草垛上,然后用火焚之。听说也就是在五五、五六年吧,我们村曾从西南方向往东北方向闹过一次蝗灾,那蝗虫遍地都是,足足有一尺多深,铺天盖地往东北方向蹦,蝗虫所过之处,一片绿油油地庄稼变成光秃秃的空地,一棵参天大树也变成了干枝。

打麻雀、捉老鼠、赶蚂蚱,虽然没有改变那时候人们挨饿的境况,倒也确确实实深得民心,虽然没有使它们绝迹,但从此它们再也成不了气候了。

(9)大饥荒的开始

吃大食堂那会儿【四】

深挖、烧土窑

吃大食堂初那个“繁荣景象”,宛如“昙花一现”。话说时间一瞬就到了五九年,吃饭问题就成了当时的大事,所以从亩种程度来说,大食堂的诞生,也就是自然灾害的开始,“亩产万斤”粮也没有什么人提了,干部们都在思考这个土地咋整的就不能多长出粮食来?怎样才能摆脱少粮的困境,就摆在干部们的面前了……于是就有人想到:是不是地劲都在泥底下,如果把它翻上来庄稼得到了充足地肥水,庄稼不就长大了。还有的想到,如果把泥土烧一遍不就成了肥料,他们怎么想的就怎么干,说干就干,于是就有了深挖、烧窑一说。

“深挖”,工具是铁叉,叉头铁制,两齿,长约一尺,有脚蹬处,柄,木棍,长三尺左右,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人手一把,就这样深挖就开始了,人们日起日落,有冬到春……硬是把土地翻了个遍,吃食堂那会儿,地无边界,吃饭不分你我,在一个公社里,遇到食堂开饭的,打声招呼坐下就吃,所以人力可以随便调动,从这个大队挖到另一个大队,全公社挖了个遍,那时候人们挨着饥饿,整天报着五、六斤的铁叉,自然就有怠工现象,什么“鱼鳞叉,梅花叉,一叉盖一叉……”,说的是,叉齿在地上只划上像鱼鳞、梅花那种形象,叉齿根本没有挖下去,或者挖一叉土把前面的空地掩盖起来,这样又能节省体力,又能蒙混过关……

“烧小窑”,窑分为两种:一种是把泥坯磊起中空形状,里面放上当地的“土产”砂礓,加上干柴烈火,目的是想把它烧成灰,没想到“灰头土脸”进去的砂礓,出来的还是“灰头土脸”--一点儿也没变,也有可能火力不够吧,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把砂礓变成灰。那时他们想把砂礓灰用于建筑还是什么它用,现在想来也不得要领。另一种,就是把泥坯垒起来,放上些干柴烈火,专烧这些泥坯,那时遍地都在烧小窑,有的几块泥坯一支,放上一把火,等于完成了任务,说是这样烧过的泥土就能变成肥料。

(10)我的堂哥陈广礼

吃大食堂那会儿【五】

我的堂哥长腿、长腰、长臂,就连那脸也比别人长一截,虎背熊腰,足有一米九零,耳朵有点背,堂嫂管他叫聋子,别人叫他大个子。儿时,每逢端午节,庄上就来了卖七彩丝绒线的,每个孩童脚上、手上、脖子上都系上七彩丝绒线,传说丝绒线是用于逼邪的,那时买丝绒线不是用尺量的,是用两个手臂庹的,一般一庹一米七八,而他两手一伸就有两米多,邻近的人都请他帮忙,听说第一年来卖过红丝线的人,第二年被吓得不敢来了。

话说,我的堂哥饭量也大得惊人,听说堂嫂在鏊子上烙煎饼,他就在一边等着吃,堂嫂紧烙不够他慢吃,一张煎饼也就三口两口的吃下去,算下来四五斤的粮食做成的饭吃下去那也是轻巧的事,吃大食堂初时,倒也符合他的胃口,放开肚皮倒也吃了一阵子……到了六零年吧,吃干的渐渐少了,喝稀的反而多起来了,有一天傍晚,社员们都端着盆去领饭,堂哥拎着土窑烧制的乌青的瓦盆排在领饭的队伍里……当堂哥端着满满一盆稀饭回家时,因天气较暗的缘故吧,脚底一滑,盆摔成了几瓣,一盆稀饭随着地面高低的不平四面流淌……急得我堂哥跪下来用双手把稀饭朝一起拢,可想而知那个稀饭怎么能收拢起来呢?就是他这么一滑,一家六七口人的晚饭也就没了,一顿不吃倒也还能挨着,再看那堂哥的双手和双脚被稀饭烫起了大泡小泡的……急得我堂嫂直淌眼泪,那时候庄上没有医生,离镇还有七八里之遥,再说也没有交通工具,最主要又没钱,只好用当地土方,蚯蚓和红糖加工成糊状裱在患处,倒也没受什么感染,不久也就自愈了。

当时的境遇有何况我堂哥一家。

(11)1961年,村里饿死人

吃大食堂那会儿【六】

到了六一年,大食堂已经办了三个年头,那一年也是最惨的一年,人们生活极端困难,举个例子吧,有一回大队来了位“光头县长”,姓啥名谁也没有人知道,但头上没毛的特征人们倒还记得,所以都管他叫“光头县长”,据当年当过大队干部的回忆:光头县长来了,大队干部都犯了愁,这样的大干部怎么招待哦?要啥没啥,实在也拿不出好的东西来招待,最后形成统一意见,吃“青浆”饭(就是玉米面和野菜混合做成的饭),还外加胡萝卜熬制成的糖来招待县长。也许有人看到这里绝 对不会相信,怎么可能呢,就是真的是这样,难道那位干部能吃这饭吗?疑问却也多多。可这确确实实是事实,食堂确实也拿不出来比这好的东西来招待。列位,那位县长不但吃了,吃在嘴里还连连夸好吃呢,现在想来,那位县长是了解当地的情况的,不然,他也不会连连说好吃,也许是真的好吃吧,也许是另有一种滋味吧……总之,那碗“青浆”饭却也被那位县长吃了个精光,这也是事实。

县长走了不知有多少时日,也许几个月吧,我们大队有很多人因吃野菜中毒,脸都肿起来了,倪姓有位老太,因心疼儿孙,把自己的那口饭省给他们,自己却饿死了。这位伟大的母亲,那种护犊之情,确实令人感动。

从此后,大食堂烟囱冒的烟,再也没人注意了,号筒喊领饭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大食堂”轰轰烈烈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匆匆几年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12)我在吃“大食堂”那会儿

吃大食堂那会儿【七】

吃大食堂那会儿,我已经七、八岁了,应该是上学的年纪,那时一日两餐都无处着落(我们这个地方一天只吃两顿),上学的事也就不在父母考虑范围了。说实话,那时我都七、八岁了还不会数数,从一到九还顺利,遇到整十整百九就是转不过弯来,二十九就不知道奔三十,我的小姑和姐姐笑我笨、蠢才、丢人……当时讥笑我的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那时急得我抓耳挠腮,就是数不对,直到我十一岁进了学堂才解决了数数的问题。

话说,到了六零年吧,那时人们的生活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况,不过我们还是“无忧无虑”,饿了只知道向父母要吃要喝,那时又有几个能了解父母心中的辛酸。那个时候食堂的粮食也快要用尽了,生产队就号召社员们到野地里去挖野菜来弥补粮食的不足,我也随着父母满地的跑,遇到好的野菜,父母亲就硬逼我咽下去,所谓好的野菜也就是不带针状、少一点苦味,吃在嘴里容易下咽的哪一种。再说,有一回父亲从食堂打饭回来,气得连话也说不完整,气的骂爹骂娘……我们都吓得躲的远远的。原因是,生产队规定,参加劳动的方可领饭,不参加劳动的自然也就没饭领,大食堂初那种放开肚皮管饱的时期再也没有了。那时,我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无劳动能力,自然也就领不到饭,我父亲那还能不着急,就搀着我奶奶到大队去评理。大队干部说,别人就是喝稀的,她老人家也要吃干的,语言也相当严厉。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叔叔是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奶奶是烈属,哪还有不给吃的道理,只要有奶奶吃的,自然我的生活就要好一点,这些也都是题外话。

那时候,我母亲也会经常到食堂去帮忙,我饿了就想到去妈妈那儿求助,那时候煮饭烧的是各种杂草,烧的灰就堆在近处,如果要想走近路就必须从灰堆边缘跨过去,那个青灰堆长约十米,高约二米,宽约三米,边缘有一尺深,看着明明是一堆死灰,有岂知死灰下还有暗火,我一个小孩又怎能知道其中的厉害,就从一尺深的青灰堆跑过去,没想到烧得我直跳,烧得我急忙把鞋脱掉,再看我的芦花编织的鞋也烧的面目全非。这还小事,我的脚到膝盖很多部位顿时起了大泡小泡的……疼得我“鬼哭狼嚎”,疼得我母亲也直淌眼泪,没想到一堆“死灰”把我烧到床上,使我足足有一个星期才能下地活动。

儿时的记忆,每每想起来总感觉到鼻子有点酸酸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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