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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年代

--作者朱松滨 20165月版)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


八月下旬,在学校就听说有人建议成立红卫兵纠察队。恐怕是看到社会如此混乱,许多是红卫兵乱来造成的,于是想起了当年大革命时期的工人纠察队,农民纠察队吧。我们外出串联心切,所以也无暇关心这些事。只是因为希望路上能听广播,好及时了解北京的形势,我去九三学社找罗旭东借了一个小收音机,才证实确有此动议。罗旭东从屋子里出来,递给我收音机,告诉我,他们一些人正在开会,商量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后来俗称西纠)的事。拿了收音机,我也没多问,扭头就走,我们的心早已飞到松花江畔了。


我们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应该是九月上中旬,出去也就一个星期左右。不知什么原因,我很快就来到了西纠总部,那时西纠总部在西四一个胡同里,后来听人说是育翔小学的校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出自己学校的大门,开始了跨校的活动。在这里也就认识了许多外校的人,诸如四中的孔丹,王尚荣,赵胜利,孔栋,六中的董良舸,黎胜利,四十一中的张北英,张海生,何迪,苏小林(其实我们两家熟得不能再熟了),梁启旺,十三中的粟寒生,还有一天到晚开着一辆摩托车的郭冀豫,一天到晚站在胡同里发传单的白乃光(?)。当然还有一些女校的学生,像邢燕平,张立文,兰小兵,骆小峰。也是在这里,我认识了我后来的爱人,李晓林。许多西纠队员是从我们学校来的,记得有初三的王东胜,他好像带了几十个八中的红卫兵,就常驻在那里,我有印象的一个是王亚南,一个是廖建国,他们都是我们八中低年级的学生,一天到晚围在我身边转。另外还有许多人,现在都叫不上名字来了。


我去的时候是九月份,西纠的三个领导人都是四中的,孔丹,王尚荣,和赵胜利。我后来一直纳闷,我的印象里西纠是由我们学校吴新潮,罗旭东,郝延塔发起的,怎么成立没几天,主事的都是四中的人呢?近来看到陈小鲁的文革回忆,才知道最初是小鲁发起的,那时候,西纠领受了政府交给的安排来京离京的外地红卫兵的任务,那可是个非常繁重不堪的任务。小鲁带领一部分西纠队员坐镇在北京火车站的外地红卫兵服务站。于是总部这里就只有这几个四中的人来主事吧。其实也不奇怪,西纠本就不是个有章程,有组织,有领导的团体。大家都利用这样一个团体作为在当时条件下可能的一种资源来做一些红卫兵觉得应该做的事吧。四中的人比我们八中有更多的政府资源和联系,也更会与政府合作,自然许多事件都显得他们在主事吧。我能记起来的我在西纠参与过的工作主要就两件事,一件是参加编写西纠通令,一件是参与十月一日国庆天安门广场值勤。我去的时候,西纠通令已经出到十几号了。前面的通令都是谁写的,已没印象。我参加的可能是十一号,还是十三号,记不清了,大约是关于红卫兵串联要注意的事项。


国庆节来临了,西纠领受了参加国庆天安门广场值勤的任务。晓鲁也回来了,是不是他领受的任务我没印象了。但是我们全体上下,着实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记得我和袁塞陆还去北京卫戍区接洽后勤物资保障方面的工作,多少被子啦,以及怎么安排之类的事情。十一国庆节当天我们西纠的指挥部设在中山公园大门里,大粥锅,果子面包,开水桶,等等。大家忙得焦头烂额。我在后勤组,前前后后送水。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杨树东,安排指挥广场上天安门一侧最外面一线的标兵线,他自己站的时间长了,可能是中暑了,竟直挺挺栽在地上。急救竟也成了我们一项工作。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游行队伍像潮水一样,一波连着一波。到了晚上,毛主席还走下金水桥,硬要走进沸腾到极点的人群中去。我们西纠队员组成值勤防线,很多人都累了一天了,依然精神抖擞。人群太拥挤,人人想见毛主席,人人都想挤到前面,亲眼见到毛主席的愿望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有时我们的队伍也被冲的稀里哗啦,东倒西歪。我亲眼看见一个毛主席的贴身卫士,不知怎么搞的,被拦在了防线的另一侧,他发疯似地要冲过防线,赶上走在前面的毛主席和林彪一行人,撕扯之间,腰上别的手枪都露了出来。最后,我们总算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


这段时间,西纠的确也做了一些阻止一些学校群众组织集会,静坐,请愿活动的事情。前因后果,可能已经有许多文章做过回顾研究,我没有具体参与,也就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可以回忆的。不过,我的确参与过一次行动。那应该是 66 9 月里的一天深夜,我们常驻总部的西纠队员奉命全体集合赶往国防科工委办公大楼,应该是现在解放军三总部所在的北海后门一带。听说是北航造反派在那里静坐了许多天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说服他们撤出。 我们八中的队员全去了,初三的王东胜带队。我是乘郭冀豫开的摩托去的。头头里,孔丹,赵胜利,孔栋都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造反派组织在政府机关门前的静坐活动。我们的队员好像都在卡车里等候,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夜色中,只知道双方头头在接触,不知结果是什么。九月的夜晚,天气已经很凉了,我等了一会,跑到前面去看情况如何,见孔丹和孔栋在电话上说了一阵,就出来,叫我们撤离现场,回西纠总部。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文革中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它是一些红卫兵发起的,并且也的确得到了政府方面的支持,因为在那个时期,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政府看见有群众出来自发组织维持公共秩序,政府部门自然支持。但是这样的组织,从当时文革运动初期的发展阶段,组成人员的构成来源,核心人员的政治背景来看,按当时以及后一个时期运动走向来看,显然是属于保守派,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这样的群众组织必然会受到当时的政府机构,乃至政治力量的操控和利用,成为运动中某个时期,某些政治力量的工具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其中一些人在社会上还做了一些坏事。我认为,所有这一切,总体上当然是应该由党的文革路线来负责的。具体到每一件事,自然要一事一议。之后一段时期,随着批判反动资产阶级路线,反对走资派运动的深入,西纠这种组织形式很快就不再适应运动形势的发展,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没有几个月也就迅速解体了。


逍遥派


红卫兵运动是从北京中学兴起的,但是即使在教育界,北京的中学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随着运动向大专院校和外地发展,我们中学的运动实际就陷入了停顿状态。我们这些所谓的红五类,红卫兵,从66年下半年10月,11月之后,就逐步成为了逍遥派。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也开始出事了,一些家长也被打成走资派,被群众揪斗。有一些家长,尽管还留在革命阵营里,可也是朝不保夕,我们这些人自然对运动就越来越失去兴趣。从66年底到68年初,我基本上就是个逍遥派,直到683月参军入伍。当然这段时间里也不是什么也没做。例如我和王小民,李晓林,张立文,宋淑英,雍玲玲就在661011月期间一起去南方串联,去了韶山,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一路当然也是千辛万苦。不过我们也深入了农村,感受了农民的生活。我们观看了刘文彩庄园的展览,还采访了一个解放前受过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老妈妈。去了毛主席的家,韶山冲,在那里住了几天。一天突然在路上看到一张大字报,讲的是西纠的兰某某和骆某某如何如何,说是被中央文革给抓起来了,我们一看,这不是说兰小兵,骆小峰吗?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她俩在西纠看家,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立刻打道回府,直奔京城,回到北京,已经是12月了。一看,俩人好好的,才松了一口气。


那之后,我就离开了西纠,或者说西纠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活动了。只是6612月左右,一些西纠老人还希望能重新拉起来西纠,当时成立的西纠联络站,不过也是秋后的蚂蚱,没有什么结果了。但是作为红卫兵,我们还是希望能继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教育革命搞起来,因为教育革命应该是我们中学界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吗。怎么搞呢?自从一起串联之后,我和王小民就经常一起聊天,于是就有了共识。他是高二(4)班的。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串联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就经常聚在一起。这时候他父亲为了躲避造反派,被周总理安排在中南海里,我和他时不时去中南海给他爸爸送大米。一来二去,我们就对教育革命有了共同的看法。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寻找一条与农村贫下中农相结合办教育的路。于是,我带上我弟弟小运,他带上他弟弟小弟,我们四人来到北京西北郊区一个叫东北旺的村子里住下,一边参加劳动,接触当地农民,一边思考应该如何推进中学的教育革命。期间,李晓林,张立文还骑自行车从城里跑来,拜访我们。当时,我们怎么也不会意识到,文革才开始不久,天下大乱的日子还在后面呢。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研究中学教育革命的问题,实在是白日做梦。


67年,我基本上就是待在家里,有时响应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去学校看看。可是,那时学校已是四三派四四派争斗的天下了,你争我斗,复课闹革命根本没可能。这个时期,我和闫增武,我们班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几乎天天泡在一起,海阔天空,无事不聊。聊形势,聊政治,聊今后。过个个把天去学校看看,陪着我们班的军训干部聊会儿天,就回家了。


这期间学校也组织过一些活动,不过班里已经是四三,四四派掌权了,我们也就是跟着参加。记得学校,还是班里的造反派组织过一次到北京东郊木材厂劳动的活动。班上同学住在那里,和工人同住同劳动。我也参加了一段时间,参加劳动,接触工人,所谓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同时和班上的同学加深彼此的了解和交流。在那里,我们认识了李瑞环,那时他已经被打倒,在这个厂子里劳动改造。我们和他住一个宿舍,他经常在工作之余和我们聊他当年如何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一个干部和毛著学习标兵的故事,他讲起那些故事来,又具体,又风趣,我们都非常愿意听,对我们这些中学生启发很大。


我在学校还办了一个小报,也就是自己刻蜡版,自己印刷,然后贴到学校的墙报栏上。我那时写过什么,小报贴在哪里,现在都记不清了。我们班同学张润德最近才对我回忆说,我在自己办过的小报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历史的必然和必须。什么内容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大致是想说,我们老兵犯错误,现在你们其他新上来的造反派,特别是四三派,也在犯着我们同样的错误。犯错误是必然的,认真改正错误是必须的,云云。另外他还回忆说,我(针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说过是小资批小资。当时对我这句话,很多四三派同学很不满意。我记不清具体自己说过什么了,不过可以说明,我的思想里那时还是只能理解到派别之间的争斗,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路线,就是给我天大的胆,也还是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把问题上升到那个高度。


近年来,在反思文革的浪潮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许多观点甚至是截然相反,截然对立的。我想,如果这样的对立观点是发生在我们同龄人身上,发生在我们这些过来人身上,除了深刻的现实原因之外,也必定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试想,在那个年代,不同派别就对许多问题看法针锋相对。那如果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从上到下都没有彻底的反思,现在还存在许多对立的观点不是也很自然吗。尽管81年党中央有过一个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但是那个决议实际上是当时的执政党领导层的政治决议,不可能从根本上反思文革,许多结论都是经不起历史的推敲的。如果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真正希望能彻底反思文革,探究真相,厘清曲直,捐弃前嫌,取得共识,那唯一的途径就是大家能坐到一起,理性,客观,冷静地一起回顾那段历史经历,找到毒害我们的思想意识,撕裂我们的同学感情,造成我们的群体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我想这会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眼下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问题不能有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共识,社会各个阶层对中国社会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对中国下一步往哪里走就不会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和共同的诉求,整个社会就会依然被误导,蒙骗,分割,肢解,挑斗,利用和控制。难道我们没有责任给社会,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个明确的交代吗?


我那时候的确还是非常关心时政的,愿意动脑子想问题,不时发表点自己的观点。在党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后,我们还是想积极响应,我记得我们到街上刷大字报,根据几个月来自己的认识,我想出了一句口号,斗大的字贴在墙上:教育革命,百年大计,红卫兵当仁不让。现在想起来,尽管这个口号依然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但起码说明,我们红卫兵革命的激情还未扑灭,理想的火花仍在燃烧。可惜,67 年来临,整个中国几乎已经天下大乱了,我们这些零零散散的乌托邦式的呼喊又有谁还愿意理睬呢?陪伴着我们的,只是迷茫,无奈,纠结和困惑。


我的中学年代,随着我68年初参军入伍,就结束了。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和同学们联系,直到90年代后期。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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