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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年代


--作者朱松滨 20165月版)


为革命而学习


中学时期,有一些教育活动对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激励作用的。记不得是什么时间了,我们听了北京教育局李辰局长的报告,题目好像是为革命发奋学习。当时,报上还发表了一系列为革命发奋学习的典型事例。例如北航的范兴言的典型报告。班上很快就掀起了学习高潮,体育锻炼也蓬勃开展起来。吕培谦就是在那个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学习和锻炼的标兵。平时在操场上很难看到的陶老师也来参加我们的锻炼,在双杠上做几个动作。那个时期,全班的学习成绩的确有相当的提高。大概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王建国和薛新民成为了班上的学习标兵。


高三毕业


659月,我们全班以一个相当高昂的姿态进入了高二,也就是最后一个学年。因为我们前一届实验班已经与前一届的高三年级一同毕业了,所以我们班编号就与当届高三年级拉平,改称高三(2)班。那一年,至少是前半年,我们的确是一心一意埋头学习,准备迎接毕业和高考。 学校也为我们毕业班配备了非常好的师资。数学课赵树楷老师就是这时候接的我们班的数学课。


我当时对我的毕业和考大学还是满有把握的。大学我打算考北航,或者北工,因为这两所大学都是属国防科工委管的8所高等理工院校之一,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国防工业领域,对军人子弟来讲,当然是十分有诱惑力的。哈军工也派人来过学校,进行考前摸底,甚至还应允我们,你们只要报我们学校,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些迹象,其实都完全暴露了当时教育领域是如何执行阶级路线的。这个时期,我们学校甚至让我们回家问清楚家长的级别,因为,谁上大学,有资格上什么样的大学,那是和家庭出身,更准确地说,是和父母级别高低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的。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好,又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来说,根本不是上的了大学上不了大学的问题,而是你愿意上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我当时对哈军工就不感兴趣,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前几届毕业生报考情况给我的印象吧。我认为比较棒的一些高年级毕业生都不是去哈军工。至于清华北大,因为是地方院校,我们也不感兴趣。


这一年的学习是兴奋和紧张的。大家都卯足了劲要有个好成绩,上个好大学。班主任陶老师也调整了他的管理,全力保障我们的毕业冲刺。 我们好像应该在61号之前就完成了毕业考试。没想到61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高考和上大学就完全泡汤了。


文化大革命来了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早就开始酝酿了。在6566年间,北京中学的四清运动,毛主席与王海容,毛远新的讲话,其他学校不时传来的一些消息,我们学校高三一些班级里发生的大字报,大辩论,等等这些,我们不时都有所耳闻,甚至还跑到他们班里去看。对我特别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65年深冬,我父亲有一次带我去故宫午门上面去看一个展览,名字好像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果展览。我记得是个非常寒冷的傍晚,整个硕大的展厅里空无一人,只有我父亲带着我,一路边看边听讲解员讲解。这个展览首先罗列了一系列所谓发生在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情况。午门之上,大殿之内,本来就灯光暗淡,阴森森的,看着各种形形色色的资料介绍,真让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最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一张照片,照的是一个农村的几乎所有党支部成员的合影。只不过他们人人都披挂着一身宗教袈裟,几个年纪轻一点的,甚至还打着宗教旗番,香烟缭绕,好像是在进行一个宗教仪式。这一幕场景,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一个农村的党支部竟然整个都变色了!的确让我觉得整个农村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真是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真的有一种要变天了的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不带我们到什么公共场所的,更别说带我们看什么展览,这一次,竟然带着我,冒着如此寒冷的天气,爬到冻的像冰窖的午门上面,看这样一个展览,我猜想是他也觉得整个国家政治形势已经到了风起云涌的时候,作为一个军队的干部,也不能不认真地了解一些地方上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顺便也让他的儿子受一些教育吧。


516日,中共中央发表.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我的记忆中,6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才是让我们感到文化大革命真的来了的气息,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我们前一阶段注意力都在毕业考试上,到这时候才松口气的缘故吧。学校里开始出现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领导。同时一些大字报开始了老师之间的揭发批判。对学校一些领导和教师的批斗也开始了。6月上旬,工作组进驻我们学校。67两个月,学校里的运动主要集中在教职员工揭发学校领导层问题上。不过还是在有工作组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每天总有大字报贴出来,总有批斗会,总有学校领导被批斗,总有一些老师上台揭发,控诉。今天这些老师上台发言,明天可能就有大字报揭发这些老师的什么事,他们又受到揭发批判,昨是今非,弄的我们学生莫衷一是。学生们也裹胁在这些活动中,不过也只是跟着人民日报的口号和社论精神,以及工作组的调子摇旗呐喊罢了。同学们就是这样度过了67 两个月大部分的日子。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7 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学校传达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讲话,讲话提出可以给工作组提意见,学校里开始出现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运动有了新动向。真正把北京中学生的文革积极性调动起来的应该是729日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亮相接见学生。记不清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也跑去了。在这个大会上,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在一起,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先是周恩来,刘少齐等领导人讲话。然后突然台上的领导人都站了起来,侧幕拉开,毛主席健步走出来,全场掌声雷动。我当时觉得很振奋,但是似乎并没有非常激动的感觉。不过,我对毛主席身材魁梧,满面红光,身体健硕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恐怕就是从这天起,北京中学生才开始以主人公的姿态,站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台。好像也是那几天,工作组黯然离开学校。8月初,学校里有大字报要求解散学校文革筹委会,为此,以学生为主的辩论会开始多起来。学校里批斗校领导反倒退到次要的地位。随着8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以及随后的一系列人民日报社论,中学的文革形势进一步发展,并且开始了向校外,向政府与中学教育相关的领导机构蔓延的趋势。


破四旧和抄家


中学生要闹革命,革谁的命呢?可能是受到当年五四运动的启发吧,北京一些中学突然发起了破四旧的号召。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市面上所有能和字沾边的东西就开始遭殃了。但是毕竟市面上的四旧是有限的,破四旧很快就演变成了抄家。因为更多的四旧应该是和那些与阶级敌人沾边的家庭以及他们的深宅大院联系在一起的吧。我没有参加过破四旧,主要是思想跟不上形势,十几年都住在干部宿舍院里,当时整天想的是紧跟党中央闹革命,哪里想得到砸个什么牌楼,破个什么门脸这些无关紧要的事,那也太掉架儿了。不过一天到晚看到许多破四旧的传单,有时候也挺激动,等到意识到了,那些四旧早就被人家捷足先登了。有一次在学校学生宿舍里,大家议论起来,怎么我们就想不出个招也破个什么四旧呢?不知是罗旭东还是郝延塔,甚至开玩笑地说,我他妈的干脆喝上一瓶白酒,乘着酒劲,到西单把个什么老字号的牌楼给砸了算了。


抄家我倒是参加过一次,不过是抄我们班主任陶老师的家。记不得那是66年还是67年,也记不得是出于什么原因,以什么名义(红卫兵,还是革委会,还是班级同学?)去的。记得也没有抄出什么东西。我记得后来,当形势比较缓和之后,陶老师来班上请求同学们归还他的一些东西,我们班同学们还集体开了一个会,那时班上已经分成有老红卫兵,四三派和四四派了,我坚决主张归还,可惜有些同学坚决反对,会议好象没有任何结论。后来结果如何,我已经记不清了。


前面讲到过,陶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平时十分敬重的老师,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这些他曾经辛辛苦苦培养教育多年的学生们竟然上门去抄了他的家!现在想起来,内心还是十分沉重。陶老师当时打成反革命了吗?似乎没有。我们班哪位同学与陶老师有仇恨吗?肯定也没有。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真的发生了。对自己的老师,学生们就能在毫无法律根据的情况下,跑到他家里去抄家!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时代呀!有人权吗?有法律吗?有起码的社会理性吗?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学生,经过几年的学校教育,怎么竟然就会有一天成为了这样的一群人?这难道不是那个社会,那个体制,那个阶级教育灌注在我们血液中的毒素所造成的吗?我想,我那个在美国长大的儿子对发生这样的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我们这一辈发生的这些事,可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决不能不面对那段历史,而且决不能在面对那段历史时还默不做声。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那个年代被伤害的老师道歉,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曾经发生过的事告诉后代,让他们警醒,使他们牢记,在他们身上,乃至世世代代,决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陶老师文革后曾经担任过我们八中的校长,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优秀教师。可惜的是他早早就因病去世了。我们,他曾经的学生,会永远记住他!


首都红卫兵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学生里开始出现红卫兵组织。我们学校也有一些班级在7月里就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自发成立起来的群众性组织,好象没有什么加入程序,章程,和内部管理。开始我并不积极,因为对我们这些平时的好学生,团干部来讲,这也太离谱了。可是进入8月,红卫兵在各个学校发展很快,党中央又积极支持,我们也就成立了。记不清我们班是否独立成立了红卫兵,什么时间成立的,最初都有谁,多少人参加。根据那时红卫兵的成分要求,我也是当然的一员。我不知道别人当时怎么想,对我来说,成为红卫兵,至少表明了我个人的阶级认同和政治认同。从此,我们参加每天的活动,就是以红卫兵的身份出现了。


我们班的红卫兵做过一些什么事,记不清了,但是一件事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班的红卫兵去一个民主党派的驻地,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会。按理讲,我们中学和民主党派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一位同学的母亲是这个民主党派里的共产党支部成员,这个党支部希望能借我们红卫兵小将的气势,推进这个民主党派的文革运动,于是在和这个党派里的共产党党支部开了一次会后,他们就安排了我们的这一次行动。在这个批斗会上,一些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他们定为的反动分子都被聚集在一起,跪在地上,这个党派的一些人发言批判,我们就呐喊助威,甚至还上去揣了这些跪在地上的人的屁股。我记得,其中就有吴晗。


还有一件事就更加离奇了。前面说过,我们在破四旧中没有做什么事。在运动形势进一步深入的情况下,我们红卫兵就想起了取缔民主党派的主意。小鲁说是他的主意,那我就算是积极参与者吧。我们起草了一个通告,一天夜里,我,李勇,可能还有郝延塔,乘着一辆北京吉普陆续去了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总部,敲开大门,向他们的总部工作人员宣读了通告,并没收了这些民主党派党中央的公章。当时,看着李勇深更半夜,站在那些民主党派中央的院子里,当着他们的中央工作人员,一板一眼地宣读所谓通令,他那个认真劲,我心里着实想笑,想,这家伙还真有一股钦差大员的派头,换上我,我可端不起这个架子来。回来以后,我们都得意的不行,自认终于做了一件很有政治意义的大事。现在想起来,真是羞愧难当。一个中学的一些学生,竟然就能肆无忌惮地把一个国家的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组织的公章收缴起来,还宣布取缔这些党派,这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他们能不瞠目结舌吗!


现在,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文革,他们的主观愿望可能是由各种现实原因造成的,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样一个运动,会给社会带来何等荒谬,何等可怕的灾难!


辩论对联


大约也在 8 月初,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的时期,学校里开始了关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辩论。这个对联,从字面上看,显然是违背党的一整套阶级路线的,而且充斥着阶级歧视,充斥着对人格,人性和人权的侮辱。但是在实质上,这副对联又恰恰是共产党长期执行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教育给年轻人思想留下的邪恶影响的必然反映而已。一方面,前面说起过,我作为一个共青团的团员和干部,过去几年天天苦恼的就是如何做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思想工作,对联这种说法,我怎么能认同呢?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照这个对联的观点,我们的工作不都是毫无道理,完全是白做了吗?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对联所明确指出的革命反动的阶级划分以及所包含的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不也正是党组织多年来所谆谆教导我们的吗?党不是一贯教导我们,要讲成分,讲出身吗?那如果说这副对联哪里不对的话,也只能是用不够策略来解释了。那几天,我的思想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如此大的困惑。我记得学校里有一次开这副对联的辩论会,我,还有王鲁军,陈海洋,可能还有李大震,大家一起跑上台发言。王鲁军代表我们发言,因为他是前一届的高中毕业生,留校担任团委会的工作,不论理论水平还是讲话水平都比我们高。我们表示坚决不同意这副对联,可是,他的发言,无论多么政治正确,还是被台下一阵阵的反对声浪打断。现在想来,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天衣无缝地自圆其说,更别说要说服别人了。好在这个辩论的风潮没有几天,被中央文革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了纠正,方告一段落,平息下来。在这个辩论风潮中,还传来了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尽管出身论血统论是针锋相对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对出身论抱有多少好感,因为这篇文章是对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的颠覆,自然是得不到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的根本认同的。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遇罗克是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里,第一个敢于挺身而出,为人性,为人权,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而战的伟大的先驱!


尽管围绕这副对联和血统论,出身论的辩论风潮表面平息下来了,但是它却深深触动了班上一些同学早在文革前就烙下的心灵创伤,把早在文革前同学之间由阶级教育所带来的思想裂痕彻底撕裂开来。一些所谓出身有问题的同学,从开始对文革的热情和期待,很快就转到了困惑和沉默。那时,我体会不出每一个同学内心的具体感受,但是以我几年做团支部工作的经验,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困惑和纠结。 即使之后再没有人提及那副对联,但是那一幕红色恐怖的场景,就已经把我们同学之间那扇连接相互之间同学情谊的大门彻底关上了。


不过很快形势就又有了变化。从818日开始到11月底,毛主席十几次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逐步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这之后,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或者出身一般,但是也在某些方面感受到歧视和不公的同学的反抗精神才逐步被唤醒和调动起来,他们这种反抗精神的爆发,是又一次的火山爆发。我感受到的他们共同的理念是,你们老红卫兵不许我们革命,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允许我们革命!我想,现在有一些过来人怀念文革,恐怕与怀念当时的这种情感不无关系吧。遗憾的是,他们发动起来后,其实也只能是重复我们老红卫兵走过的路。因为阶级斗争这条主线是须臾不能偏离的!前一段时间我们斗他们,现在不就是反过来,他们斗我们吗?从此,同学之间,就形成了界限分明,针锋相对的分裂局面。当然,在那段时间里,毛主席的革命感召力还是巨大无比的。各个派别,不管分歧多大,都自称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多少年之后大家才明白,大家走的,实际是一条路:一党专制,个人独裁,个人崇拜,领袖政治。现在明白了,不管用什么理论去解释,去粉饰,这条路永远是一条通向悬崖的不归路,一条毁灭整个社会的不归路。


这期间有一件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们在沈阳串联的时候,在参加了一次群众大会之后,当地的红卫兵都纷纷围拢过来,向我们这些首都来的红卫兵取经,学习如何造反。有一个穿着一身干净整洁,但是略显单薄的男青年走过来,趁着我们身边没有人的时候,突然走过来,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我是地主出身,但是我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你们一起闹革命。我当时吃惊的目瞪口呆。因为多少天来,围绕在我们四周的都是红卫兵,或者所谓的红五类,所谓无产阶级的后代,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出身不好的人敢和我们套近乎了。我们所习惯的话题也早已经是怎样成立红卫兵,怎样和当地的走资派做斗争的问题了。 尽管我们文革前多么希望听到的就是他的这些话,但是听到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决绝地表示自己与反动家庭的决裂,我的确还是十分诧异。我深深为他的革命立场所感动,可是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实际上在我的内心深处,自己还是一堆糊涂帐呢。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把人性中那最恶的潘多拉瓶子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那一点点几十年来还仅存的良知,已经开始迅速瓦解。这一点,从不久以后北京中学界形成了更多的派别,特别形成了老红卫兵(俗称老兵),联动,四三派,四四派之间的派别之争的局面,就可以更加清楚地反映出来。也是在八月份吧,在各地红卫兵和所谓革命小将到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大潮下,我们首都红卫兵也开始了到祖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的热潮。当时坐火车不用买票,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吃住基本不花钱。有这样的美事,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自己出过远门的年轻人哪能坐的住呀。于是在八月底九月初吧,我,陈海洋,李大震,王鲁军,就决定奔赴哈尔滨,因为陈海洋的姐姐在哈军工上学,我们自然会有落脚之处。这一路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记得的只是觉得哈军工坐落在松花江之滨,高楼绿瓦,远远望去,实在是宏伟。上面说到的那个年轻人表示要和家庭决裂闹革命的一幕,就发生在这一路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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