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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年代

--作者朱松滨 



政治思想教育


在那个年代,学校里除了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知识,政治思想教育就是学生们平时最经常,最重要的活动主题了。这方面,自然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上至共产主义理想,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下至爱国卫生,班集体组织纪律性,等等,不一而足。


我的中学年代,从61年入校,到66年高中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再到68年我离开学校参军,正值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并通过社会上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逐步把整个中国社会拖入那场人性泯灭,人权丧尽,底线颠覆,社会撕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贯穿我们中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一条红线就是阶级教育。围绕这个题目的大环境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我想把我的回忆集中在一点上,即阶级教育这条红线,是如何一步步影响着我们这些首都中学生的思想意识,精神世界,乃至性格和情操,最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一辈子也难以挥弃的烙印的那个过程。


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接着是党中央的七千人大会,然后是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接着是62年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接着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那牛气冲天的九评,接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的四清运动,再后来,就是震惊中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阶级教育,顾名思义,就是要在我们每一人的头脑里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呢?已经有许多的文献研究了当年的官方的,全面的定义,我这里就把我能够想起来的当年党组织给我们灌输的理念先罗列出来吧: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依然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社会上无时不刻不想推翻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所以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每个人的思想里都有阶级烙印,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烙印,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烙印。


一个人的阶级烙印来自家庭和社会。但首先来自家庭,因为家庭是一个人出生后所处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家庭出身,即家庭的阶级成分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都会给一个人打上阶级烙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阶级斗争也会无时不刻地影响一个人的思想。


阶级烙印决定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和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因此阶级立场是反映一个人大是大非的首要标准。


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要提高觉悟,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克服自来红思想,永远跟着共产党,坚定开展阶级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贡献一生。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个人的道路可以选择。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应该背叛自己家庭的阶级,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


不管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每个人都要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积极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上面这几条是我们作为中学生的理解。从全局看,实际就是党的阶级路线。这条阶级路线是党的基本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贯彻,内容有所不同,但却是始终一贯的,并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毛泽东上升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


尽管上面罗列的这条阶级路线和阶级教育仅仅是我能够回忆起来的,但是就这几条,让我们的儿孙们看一看,可能立刻就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了。可这些,就是当年我们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刚刚走进中学大门的时候就面临的,没有一个人能躲得过去的社会大环境,思想大熔炉。


在那个时代,如何划分家庭出身的阶级成分,是个复杂的政治问题,是由各级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理论路线来决定的,我们大多数青少年,如果没有机会看到或者经历这条路线是怎样施加或影响到自己的父母,家庭,亲戚朋友,甚至自己的成长,或者自己具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实际上是很难有能力认识其中的是非曲直的。 我们学生只能学习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听党的话,跟党走,具体到我们学校,就是听党支部的话,跟党组织走。当时我们班,大概一部分是家庭出身好的,一部分是家庭出身一般的,只有少数一部分同学是属于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我能记得的也只有很少几个人。


我出身在革命军人家庭,自然属于无产阶级家庭。前面说过,刚刚入学的时候,作为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没有什么阶级觉悟可言的。通过两三年学校和团组织的教育,逐渐从一个自由散漫的少年成长为一个老实听话的学生,思想才逐渐靠拢了团组织,党组织,成为了共青团的发展对象。这是为什么呢?哪里来的这般巨大的社会魔力呢?归根结底就要归功于当时铺天盖地,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的阶级教育了。各种形式的阶级教育无时不刻在浸淫我们幼稚无知的灵魂。革命历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革命英雄教育,先进标兵教育,红色书籍,红色电影,红色文艺,红色戏曲,一切的一切,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培养教育成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培养教育成永远忠于党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作为一个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从最初只有不自觉的自豪感,优越感,使命感的青少年,逐步发展成有明确阶级意识,阶级立场,阶级责任的无产阶级革命青年,就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就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系列极端主义理论路线的巨大魔力!当然,今天我有这样的反省,都是后来自己通过亲身的政治遭遇和社会经历才逐步认识清楚的。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有时我在想,我这样一个所谓根红苗壮的无产阶级后代,思想上都能有 180 度的大转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只要他能保持理性,愿意睁开眼睛,以开放的心态看当今的世界,那他或迟或早,总能看清当今世界的潮流,跟上时代的脚步。


我记不清谁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了,可能是吴新潮,杨岱庆和李大震其中的一两个?还是其他什么人?入了团,一个人在政治方面的成长,就算过了一个坎,松了一口气。不过,不久,你的政治任务也就来了,你要为组织工作,帮助其他没有入团的同学进步,争取把他们也发展到团组织中来。于是,学习和掌握党的阶级路线,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就逐步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工作。过去,是老团员看你的思想汇报,帮助你进步,今天,就轮到你要看其他同学的思想汇报,帮助他们进步了。团员多了,团支部下面还设有团小组。每个团小组要定期分析班上的思想形势,研究各个同学的思想情况,确定如何去帮助,等条件有所成熟,你要专门负责发展对象,进一步做思想工作。记得薛新民就是我的发展对象。可能是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便于和薛新民聊天谈心。薛新民为了进步,也是拼了,小小的个子,下乡劳动,班上的日常工作,他都积极主动地干,积极向组织靠拢。我也是不懈努力,真心诚意帮助他,经常和他谈心。


当然,思想教育工作不仅仅是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工作,也要做所谓家庭出身好的子女的工作。在我们这些出身好的学生里,自来红思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际也是当时政治路线的必然结果。可是为了让我们改掉身上的这些毛病,学校,党支部,团委会也是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不时通过组织或者学生家长的渠道,请一些老红军,老干部,到学校来做报告。诸如请党初创时期的老党员陈少敏,好象还有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来学校做报告。甚至请我们学校罗旭东的父亲,一位老红军,老将军来学校做报告。


不久我担任了团支部委员,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以及团员发展工作就日益多起来,在支委会上研究班里的思想形势的时候也多起来,对班上同学的家庭等背景也逐渐知道的多起来。 那时候,最让团支部头痛的就属吕培谦了。吕培谦的家庭出身相对其他同学可能比较复杂一些,可他偏偏又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主见的同学,学习成绩后来居上,一段时间也不错,特别是体育锻炼在班上更是出类拔萃。阶级教育落实到我们团支部,就是要让类似这样的一个同学,能够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得到组织的认可,这真是对我们的考验。我记得我们团支部不得不由我们的支部书记吴新潮亲自做吕培谦的联系人,做他的工作着实费了我们不少脑筋。吕培谦的家人解放前为当时的政府做过事,具体情况记不清了。 可是按当时的阶级教育的标准和要求来看,却非要他和家庭划清界限不可。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对一个中学生而言,那样的要求是完全不讲人性,不讲人权的。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一切又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我们这边,真是挖空心思做工作,他那里,可想而知,又会是经历了何等沉重的思想斗争。后来他是否入团我记不清了,可是这段经历无疑锻炼了吕培谦的独立意志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文革初期,吕培谦成为我们班四三派的中坚人物,我想,这和他在之前所经历的这段历练是分不开的。文革中,尽管我们经常和他以及他的派别为什么问题争论不休,我内心深处,还是十分佩服他的信念独立,性格坚强的一面。67年,当全班为一些事情争论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同意他的观点,不过处于派性的情绪,我的观点,当然不会像他那样鲜明激烈。


多年之后,我们又见面了。那是在一次全班同学聚会上,地点是友谊宾馆的院子里。他已经在东北工作多年了,来北京出差还是探亲,和老同学见面,并且希望北京的老同学能帮助他的女儿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坐在那里,我就在想,社会的变迁也真是有意思,文化大革命期间争斗的如此激烈的不同派别的同学,今天竟然能坐在一起,谈笑风生!我们的后代彼此之间可能已经是朋友,同事,同学,甚至可能是恋人,可他们能够想象多少年之前,他们的前辈曾经反目成仇,彼此之间打的不可开交?哪怕我们告诉他们那时候的场景,他们会相信吗?社会的确是变化了,发展了。我想社会上可能大多都是类似我们这种情况,多年后再相见,表面上似乎一笑泯恩仇,但是彼此之间却并没有能迎来进一步真心交流的机会。这样的事,对具体一个两个人来讲,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大家天各一方,也无所谓非要再纠缠当年的往事。但是细想起来,这可能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要弥补的一堂课。因为,执政党在文革后,尽管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在政治领域却始终坚持固有的一党专制的体制,于是一系列改革举措,短期内似乎卓有成效,但是同时却为长期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甚至祸根。这些隐患近年来逐渐显现,再一次造成了经济,社会,政治上的对立。一些持极端主义观点的人,不管身处上层还是下层,不管自翌左翼还是右翼,其实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呼唤文革那个时代的回归,当年文革造成的社会撕裂已经开始再一次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这些过来人能尽早坐在一起反思文革,认清利益的共同底线,取得改革的共识,那些持极端主义的人们,恐怕也就很难能再误导别人,把中国社会再次推回到那个邪恶的时代了。反之,那个年代,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再回来吗。


议论多了些,还是回到我自己的故事吧。看来我的思想进步,逐渐受到了学校党组织的注意。高三开始后,陶老师和我谈心多了,并且告诉我学校党支部准备吸收我入党。之后,我们的物理课张连元老师还找我谈过一次话,大概就是准备让我填写入党申请书之前的准备工作吧,我猜想张老师可能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不过,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入党一事也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中学年代的课外教育,当然不仅仅是阶级教育,还包括许许多多其他方面。学校和老师们在这五年的时间里,的确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有如何做人的普适价值,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有社会公德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通过言传身教,老师们教会了我们如何读书,如何做人,使我们得到了无尽的精神养料,这些营养和养料滋润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一辈子受益匪浅,终身难忘。但是不能不承认,当时的阶级教育,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深度极大地毒化了我们每一个同学的心灵,刺伤了同学之间的同窗友情,拉大了同学之间的社会距离。我想,我们这个社会,当时,就是在那种扭曲的政治环境下,一点点,一片片地被撕裂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全社会的裂变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阶级斗争在那个年代是毛泽东力推的政治路线,是贯穿整个社会各个角落的主线。进入64年,阶级斗争就演变成了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四清运动。我们学校是否搞过四清运动,我印象不深了,因为即使搞,也是在教职员工当中搞,并不影响学生的日常学习,我们当时上初三,年龄还小,对四清运动还没有什么概念。不过,这期间,有一件事情却使我难以忘怀,那是64年暑假,普通班进入毕业和考高中的时期。我们实验班,在初三结业考试之后,已经直接进入高一年级,无须像普通班级那样还要准备升高中的考试。所以学校就安排我们在这段时间去北京门头沟煤矿劳动,意在全面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活动包括下井劳动,听老工人忆苦思甜报告,听煤矿干部讲矿区发展,参观矿区。还有一个节目,就是听了所有这些报告后,我们要总结学习体会,每个人要开展思想斗争,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然后在班小组会上开展自我批评。我记得有这么一两天的时间,我们都集中在宿舍里,一个个冥思苦想,自己写自己的学习心得。当时带队的负责人是学校教导处刘长永主任,指导这一工作自然是驾轻就熟。他还选了同学做典型发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谁会是典型。等到开大会了,才知道竟然有王建国!在一次集中大会上,王建国做了典型发言,讲自己平时如何骄傲自大,看不起其他同学,等等。为什么是他呢?他最近回忆说,他当时在班上,学习拔尖,体育拔尖,几乎什么都拔尖,可谓骄傲得可以,自然被领导看中是做克服自来红,坚定做革命接班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决佳人选。他的发言果然深刻,暴露了许多所谓的私心杂念,我想我都真的被他的这一脱胎换骨灵魂革命给感动了。这颗重磅炸弹,很快就激发了许多同学在小组会上积极发言,当然也将了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一军。我心里想,这小子还真有股狠劲,竟然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大家纷纷仿效这些学习典型,深挖内心深处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这一运动,也的确使得同学间加强了沟通和彼此的了解, 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团结,促进了班集体在各个方面的进步和发展。我的确感到那次学习之后,同学们在思想上向组织靠拢,积极开展思想斗争,给团支部写思想汇报比过去主动了。在学习上互相帮助,你追我赶的劲头也比过去大多了。可能那也是我思想上突飞猛进的一段时期吧。不过,这类思想教育的根本弊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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