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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记:

作者傅业葵是一个90多岁高龄的老人,正睡在医院。最后的心愿是留下一份历史记录。

2010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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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傅业葵

第二编

(一)

1959年的春节后不久,邵阳县砖瓦厂的支书通知我们,全县所有的右派分子,连同来自长沙各高等院校的20多个,一律集中在邵阳县铁厂监督劳动。
 
这是怎么回事?

离塘渡口不远有一座铁矿,矿石品位不高,但是,它历来被当作全县的经济生命线之一。有关部门零零星星地建了几座高炉。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时,邵阳县的领导便顺水推舟地乘机扩大规模,在塘渡口建起6座高炉,雇了几个懂得土法炼铁的农民当技师,其他的劳动力由全县的机关于部轮流来干。这样,铁厂同时也是干部劳动锻炼的基地,因此取名为邵阳县机关铁厂。铁厂办了大半年,机关工作与干部劳动锻炼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上铁厂的劳动远非文弱的机关干部所能胜任,而铁厂又不能下马,于是,足智多谋的决策者们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廉价得不用发工资又驯服得如同老黄牛的右派分子集中到铁厂,代替机关干部干活。铁厂也就改名为邵阳县铁厂。
   
邵阳铁厂的政治环境不像砖瓦厂那样宽松,厂长高某是个转业干部,据说他是朝鲜战场上的一位政工人员。他担心这150名右派分于不好管理,特别是使他感到一种潜在威胁的是这些右派中有一些来头不小的人物:原邵阳县县长、好几位局长、县团委正副书记、县公安局科长、公社大队的书记、小学校长、还有来自长沙的大学教师。根据他多年的政治工作经验,他认为必须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才能把这150多名右派分子管“死”。他规定:右派分子出厂门口必须向他请假--后来因为请假的时间集中在午饭后和晚饭后,这就妨碍了他的午睡,推迟了他晚上回家和妻子儿女团聚的时间,他才把这“权力”下放给各右派分子组长。右派分子的信件,他要拆开检查:如果写信的不是家属,就得追查右派分子与写信人的关系,甚至不惜人力财力,派出专人去外调。右派分子的汇款和粮票必须交给财会室代为保管, 本人口袋里不许有现金和粮票。他在右派分子中物色了一批人做他的耳目,要求他们随时向他提供情报”,所以,他虽然身在厂长办公室,可是,他对全厂的情况却了如指掌:他知道谁劳动不积极,尽磨 洋工:谁在说怪话,继续放毒,抗拒改造;谁对减少口粮不满,老在发牢骚;谁在唉声叹气,埋怨劳动任务太重;哪些人老在议论摘帽子 的问题,聚在一起嘀嘀咕咕……
 
高厂长的这些措施印证了湖南师范学院党委会那位部长给我们的“临别赠言”.监督劳动是没有枪杆子押着的强迫劳动改造,所以, 右派分子也就是被强迫劳动改造的劳改犯,其实,那位部长高抬了右派分子,因为劳改犯有一定的刑期,他们知道哪年哪月他可以走出监狱,重新获得自由,而右派分子摘帽子,却是遥遥无期。

(二)

1959年的国庆节快到了。9月下旬的一天,高厂长宣布,右派分子停止劳动三天,进行评审。听到这一消息,不管是右派分子还是作为人民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大家都说要给“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了。
 
一年前在砖瓦厂的那次评审中,我是40多名右派中唯一的一个一类。在邵阳铁厂,右派分子每月评审一次,每次我都是一类,厂方规定,评上一类的有奖,奖品是一块马头牌肥皂,我的箱子已经“囤积”了许多块肥皂了。可是,这次我还能评上一类、并且能因此而摘去这顶沉重的右派帽子吗?三天评审的结果,碎矿组评出了两个一类:我和一个娃易的。人们为我高兴,说:“你这顶右派帽子可能会摘掉了。”可是,我回想一年前那次对摘帽子的失望,感到余痛未消。这一次是不是又在哄我呢!

1959年9月30日上午;邵阳县县委召开了‘‘分子改造总结大会,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首先严厉地谴责1957年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罪行,接着,话锋一转,说大部分右派分子都有悔改的诚意,是可以改造好的,于是,他总结了两年邵阳县县委改造右派分子的经验,最后,他说,个别右派分子基本上改造好了,县委决定摘去他的右派帽子,他就是易某某(我忘记他的大名了),此次评审时,在碎矿组同我并列为一类的那个易某。
 
在小组讨论时,右派们纷纷表示要向老易同志学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虽然这一次自己头上的帽子没有摘掉,但是,既然摘了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以至150个,只要努力争取,谁都会有这一天的。套话一通之后,右派们作皆大欢喜状而散。但是,私下的议论与小组会上的发言就大不一样了:150个右派只摘了一个人的帽子,不到1%,太少了!此次全厂被评为一类的不下20多人,比较起来,易某并没有任何突出的过人之处。这些意见归结到一个根本问题:所谓“改造好”的标准是什么,正如在反右斗争时,人们迷惑不解地思忖着:“划为右派的标准是什么”一样。
 
易某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以后,恢复了他的国家干部身份,他不再同我们挤在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呼呼作响、煤灰如暴雨的高炉旁的狭窄的宿舍里,他住进了洁净宽敞的干部寝室。他原是邵阳县邮电局的会计,厂长让他协助财会室的财会人员工作。大约一个月之后,他被发现贪污全厂右派分子存在财会室的钱和粮票。虽然,数目不大,但是,右派分子十分愤慨,他们投诉到县委,引来了县委的干预。高厂长“掩面救不得”,只好遵照县委的决定,宣布给易桌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把他送到矿山运输队挑矿石。
 
俗话说:“30年河东,40年河西”。说的是人世沧桑,沉浮起伏。

易某的“河东河西”变化前后不过一个月,这大概是他和高厂长都没有料到的吧。他贪污别人的钱粮,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就是说,他本来就没改造好,可是县委偏偏在全厂150个右派分子中给他摘掉了帽子,其中的奥秘只有易某和高厂长知道了。然而,令人深思的还是那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所谓“改造好”的标准是什么?
 
自从邵阳县县委宣布摘去易某的右派帽子以后,邵阳县铁厂的右派分子一直在议论着怎样才能摘掉这顶压得人几乎无法生存的帽子,但是,这不是在奉命举行的小组会上讨论,而是避开厂长耳目的窃窃私议。这种讨论总是从易某的右派帽被摘掉,没有几天又被重新戴上谈起,也就是根据易某的日常表现,揣测他玩了什么手段蒙混领导,达到摘帽子的目的。
 
首先是说假话。其实,这算不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在那样的年月,说假话已经是遍及全国的普遍现象。右派分子身处那种严峻的政治氛围中,更是“口不由己”。但易某比其他右派分子高明之处不是说假话,而是善于把他的假话变成展示在厂长和管理干部面前的“真事”。
 
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如果不开会、不学习,右派们马马虎虎洗漱之后便睡觉了,超负荷的一天紧张的劳动已经榨干了最后的点滴精力。只有易某,这时仍然坐在碎矿场的工棚里,有气无力地敲打着矿石,或者在鼻子土架起老花眼镜,手里拿着一本毛泽东的著作,半睡半醒 靠着柱子闭目养神。他知道高厂长和他的亲密助手罗会计每天晚饭后都要到厂里各处巡视一周,检查有没有可疑迹象。每当易某听到远处传来的脚步声时,他便立刻精神抖擞地敲打着矿石,或者挺直腰杆坐着,大声朗读着毛泽东的文章,如《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之类,这时,厂长就会神色严峻地问他:“你今天的任务没完成,还在加班?”

易某诚惶诚恐地站起来,卑谦地回答:“任务早完成了。我想多碎点矿石,争取超额。”
 
如果他在读书,厂长就会问:“这么晚了,你不去休息,坐在这里念什么?”
 
易某满脸虔诚地回答:“我在学习主席的著作--白天忙着生产,没时间,只好晚上学。这里清净,没人打扰,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厂长和颜悦色地点点头,表示赞赏。说:“早点休息吧,不要弄得太晚了。”
  
易某连忙站起来,弯腰垂手:“是,谢谢厂长的关心。”
  
这样的场景出现过几次以后,厂长不再说什么,看一眼就走了。
   
有时。厂长正要离开,易某赶紧递上一张小纸条,压低着声音说:“厂长,这是关于右派分子某某一点儿情况,供您参考。”
   
于是,第二天刚刚上班,高厂长在罗会计的陪同下来到了碎矿组的工棚,他铁青着一张脸说:“今天先开某某的斗争会。”
   
如果这个某某为人圆通、老于世故,对老易的纸条上所揭发的不法言行,不管是有、还是没有,他都一一承认,而且“深刻检讨,决心改正、永不再犯”,那么,这场斗争会就会很快结束;但是,如果纸条上的某某是个认死理的人,什么都不承认,而且,面对厂长的耳目们捏拳捋袖,他竞岿然不动,厂长只好恼怒地嚷着:“不要为他一个人耽误大家的生产了。晚上开全厂斗争会!”
 
其实,易某这一套手法,不止是碎矿组、其他组的右派分子旱就有所察觉,只是没有人敢揭露罢了。然而,在高厂长、罗会计之流的心目中,易某确实是个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勤奋劳动;敢于揭发检举那些反改造的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拥护领导、积极靠拢组织、甘心充当厂长的耳目,等等。他完全符合右派分子改造好了的标准。
 
不是没有人不愿意学学易某那一套,无奈他们缺乏他那股韧劲。干了一天活之后,只想躺下来,舒展四肢,沉沉地睡一觉,哪还有精力来演戏?至于打小报告陷害无辜,实在是有悖于起码的伦理道德,人总得讲点良心吧。

(三)

1959年国庆节后--也就是右派分子第一批摘帽子之后不久,共产党自欺欺人地说成是“自然灾害”,而实则为毛泽东所倡导的大跃进恶果的苦日子一步一步地逼近了。
 
我第一次感知到苦日子是我提着那只可以盛三斤酒的大水壶去打酒。正如《风雪山神庙》中的酒保认识林冲的酒葫芦一样,铁厂对面的副食店的营业员看见水壶,问也不问就给我满满地灌上一壶酒。

可是,那天他却苦着脸摇头:“对不起,没酒卖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没有了。”

“卖完了?”

“不知道……”他迷惘地望着天空。

“昨天不是还有吗?”

“昨天有,今天没有了,你看吧。”他指着他身后的比人还高的货柜。
 
货柜里面那些装璜得五颜六色的瓶装酒一瓶也不见了,柜台上那一溜盖着红布包的酒坛都是空的。几个营业员正把这些坛子搬走。
 
“几时会有酒卖?”
 
“不知道。”
 
我提着空水壶在塘渡口街上转了一圈。我发现不只是没有酒买任何吃的东西都买不到。邵阳县饭店门口卖包子馒头的摊点不见了。问营业员,回答就是两个字“没有”。

走进饭店问:“有面条吗?”
   
“没有。”

“米粉呢?”

“也没有。”
 
这家全县唯一的高级饭店就靠几只瘦得皮包不住骨头的鸭子撑门面,而且,每人只能买一小份,价钱却比前几天的一只清蒸全鸭还贵。
 
但是,真正使人受不了的不是酒瘾无法满足,而是口粮不断地减少。
 
铁厂的劳动一般都是重体力活,粮食定量比较高。为了让这条邵阳县的经济生命线不受影响,当苦日子刚露头,各机关、团体、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以及居民的粮食定量大幅度减少时,邵阳县铁厂的右派们的口粮虽然减少了,但减的不多。但是,随着苦日子越来越苦,铁厂右派分子的定量也直线下降。
 
在那饿着肚子干铁厂重活的日子里,右派分子个个牢骚满腹,开口就是怨气冲天。其实,何止这些半饥半饱的右派分子呢,社会上早已对共产党怨声载道了,只是右派分子被那顶帽子压着,不敢在公开场合流露而已。同社会上流传的怨声和咒骂比起来,右派分子更多一些愤激。这种愤激之情不只是由于饥饿,更主要地来自反右斗争中的冤屈和1 959年第一次摘帽子的不满--一般只摘了1%,而在邵阳县,1名还不到!
   
从耳目们所搜集的“敌情”,高厂长十分震惊地知道,他管辖下的右派分子情绪极不稳定,由粮食而引发的不满、牢骚和怠工的现象已经遍及全厂;如果不立即采取铁腕措施,他的统治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当右派分子们在饿得发晕的时候,高厂长和他的耳目们正在酒醉饭饱时密商了一番,结果是一致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把那150个反改造的右派分子镇压下去,这就是用人类最原始、最简单、最残暴的酷刑--皮鞭和棍棒。即使把那些右派分子打成伤残,甚至“立毙”杖下也在所不惜。
   
“打死右派不犯法!”
   
高厂长给了他的耳目们上方宝剑。
   
常常是在晚饭后,厂里的罗会计--高厂长所倚重的助手便大声吆喝着:“开大会啰,开大会啰!”“大寝室集合啰!”
   
大寝室是一间比较大的房子,除了沿墙一溜是通铺外,还有很大的空间,全厂的大会都在那里举行。听说开大会,住在大寝室的右派分子早已背靠着被子,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了。住在其他房子的右派们懒洋洋地趿拉着破鞋踱了进来,不识相地往通铺上挤。挤不上去的只好背靠着墙站着,围成一个马蹄形的圈。马蹄形缺口那一边坐着脸色铁青的高厂长。他的左右后面都簇拥着一群人。那些人就是高厂长精心物色的耳目,也是厂长名下的行刑队。他们早就知道晚上要整治谁,于是,精心准备了各种刑具:铁棍、扁担、锄头把、皮带、钉着钉子的篾片……
   
达摩克利兹之剑即将落下了,而坐在剑下的无辜者却自以为问心无愧、怡然自得,对于即将降临的厄运毫无感知。当他懵懵懂懂地随着人流走进寝室时,几个打手已经悄悄地包围了他。
   
罗会计约略地数了数人头便开始点名了。
   
“炉前组?”他大声问。
“全到!”炉前组组长大声回答。
“降温组?”
“全到!”
“泥工组?”
“全到!”
“碎矿组?”
“全到!” 
……
……
 
罗会计哈着腰对厂长说:“人都到齐了,开始吧。”
  
于是,厂长开口了:“某某某今天干了坏事,你们说该怎么办?”
   
“打!”厂长周围的打手使大吼一声。随着这一声吼,那只被宰割的羔羊来不及反应就被叉着脖子、揪着衣领、反扭着双手,拖到了马蹄圈的中心,接着是猛地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子上,他咚地跪了下来,铁棍、扁担、木棒、竹片,暴雨似地落在他的头、肩、背、胸、大腿、屁股各个部位,他惊慌地哭喊着求饶。挤在通铺上和背靠着墙的右派们悄悄地别过脸去垂下了眼帘……
   
潜伏在人性中的兽性此刻以令人恐怖得全身颤栗的野蛮残忍的方式爆发出来。在刺鼻的血腥气中,人性的善良变成了怯弱和恐惧--谁敢挺身而出制止这种骇人的暴行?谁能保证自己在明天,甚至在下一秒钟不被揪出来?
   
一阵暴打之后,罗会计咬着高厂长的耳朵说了句什么,于是高厂长发话了:“你交代吧,老实交代,不打你。”

那块刀俎上的鱼肉此时已是奄奄一息,他只能呻吟着。
   
“高厂长,我没干坏事啊,我冤枉啊……”
   
“什么!你还喊冤!”行刑队盛怒之下,棍棒高高举起,重重落下。这时,厂长的耳目中便会有人站出来权充好人。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易某就是其中之一他装腔作势地用一只手挡住扁担铁棍,另一只手扯着挨打的人的衣领,把他拉起来跪着,一面说:“你交代吧,交代了就没事了。”
   
可是,那块“刀俎上的鱼肉’’跪不起来了,说不出话来了,他一摊稀泥似的倒在血泊中喘着粗气。
   
“什么,你还装死!”打手们怒吼着。

高厂长波澜不惊地走了过来,伸手试了试血泊中的那人的鼻息,大声喝逼:“给我拉出去!”

一条生命就这样完结了。
 
下面是40多年来--也许到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天我仍然不能忘怀的几个右派朋友的遭遇。在邵阳县铁厂,有这种遭遇的人当然不止这几个,只是我同他们大都不甚熟悉,时问久了,也就淡忘了。如果说这是一份《死亡伤残档案》,那么,这份档案是残缺的,严重地残缺不全,它只记录了极少数几个右派分子在邵阳县铁厂监督劳动中的遭遇:
 
(1)丁人杰:邵阳县小学校长。
在邵阳县铁厂监督劳动时,他的任务是在一座青石山上凿炮眼、放炮,把石山炸开,然后抡起18磅重的铁锤把炸下来的石头砸成小块。这是一种体力消耗特别大的活。在粮食短缺的苦日子里,他的口粮减少了,可是他的劳动强度并没有随着粮食的减少而减轻。肚饥难忍时,他便以高价买点儿红薯瓜果之类充饥:没钱,只好往胃里灌凉水。他因为那座青石山很远,早晨起床比别人早,为了避免打扰别人的早觉,厂长让他睡在厨房的楼上。他发现那里有用来做豆腐的半麻袋黄豆。于是,他每天早晨除了在厨厉领取早、中餐的两小钵饭之外,他还抓上几把黄豆带到山上去煮着吃。他不知道黄豆必须煮熟煮透,否则就会引起消化不良而腹泻。山上风大,火力不够,黄豆只半熟时他就吞了下去-。那时,他正惠水肿病,肚子一泻,肿消了,可是,身体更加虚弱,全身更加困乏无力,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人也变得像一架骨骼标本,看着令人恐怖而心酸。
食堂管理员终于发觉黄豆失窃了,丁人杰成了第一嫌疑人。当天晚上一顿暴打之后,高厂长喝令他跪着交代时,他只能躺在血泊中,痛苦地圆睁着眼睛,他的眼珠子已经不会转动了。
高厂长勃然大怒:“装死!给我拉出去!”
几个打手一路血迹地把他扔在大寝室的屋檐下。散会后,几个同他同过事的右派分子把他抬到床上,可是,他早已没有了呼吸。他仍旧圆睁着双眼,无声地流露着痛苦和委屈。
 
(2)银双桂:邵阳县小学教师。
他每天划着一只木船往来于扶夷江上,运送矿石、煤和丁人杰炸下来的青石。有一天,银双桂看河里浮动着一只死猪崽,他才把它捞了上来,发现它已经臭了。自从苦日子开始,而且越来越苦以来,他已经想不起有多少日子不曾尝过肉的味道了。臭了的猪崽总还是肉吧,他舍不得扔掉。他把船泊在岸边,烧起一堆火。死猪崽的臭气薰得他恶心,可是,银双桂屏住呼吸:.把半生不熟的臭肉连毛带骨吃得精光。
银双桂收工回来后,人们嫌他不但口臭,而且,身上都是臭气薰人。他坦然地把吃臭猪崽的事说了出来,他不认为这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也不存在任何原则性的错误。但是,他没料到当高厂长的耳目听到这个故事时,刹那间的羡慕变成了强烈的嫉妒,而一只死猪崽在他们的恶意夸张中变成了一头大肥猪。他们向厂长密报:银双桂偷了一头猪,在船上弄着吃掉了。一番密商之后,耳目们筋肉鼓胀、揎拳捋袖地走出了厂长办公室。
“妈的,给他来一个猛虎洗脸。”一个打手狞笑着。“吃独食!老子叫你吃得进,屙不出。”
“半个月了,老子有劲没处使,今晚痛快痛快。”另一个打手大声说。
夜,没有月亮。银双桂把装满矿石的船泊在河边,饥肠辘辘地爬上一道坡,走进铁厂的后门,正打算到厨房去时,三条黑影扑向他他没来得及叫一声,一根粗大的麻绳套在他颈上,把他捆得结结实实。
“干什么!干什么!”银双桂徒劳地挣扎着。
在大寝室里,人们早就像往常开会一样挤在通铺上,或者靠墙站着,围成一个半圆。“今晚开什么会?”互相询问,但谁也不知道。人们只看见高厂长坐在那张专程从厂长办公室搬来的太师椅上。 他阴沉着脸,一会儿站起来,向门外无边的黑夜张望一眼,一会儿坐下又站起,无聊地踱两步又坐下。
五花大绑的银双桂出现在门口时,闹哄哄的大寝室突然静了下来,押着他的三个人一齐提起脚来把他踢倒在地。
“跪好!”众打手齐声叱喝。
高厂长开口了:“大家听着,银双桂偷了一头猪在船上吃掉了。你们说怎么办?”
“打!”行刑队一声吼。使人心惊肉跳地吼声透露着刽子手的欢乐。
吼声是这台嗜血机器的开关,一按这开关,各种刑具便漫天飞舞起来。银双桂的双手被反绑着,他无法用手招架,他只能在地上扭来扭去,躲避着高高举起的棍棒。可是,不管他怎样扭着、滚着、转动着身子,那些扁担、铁棍、有钉子的竹篾片、锄头把还是准确无误地落在他身上:薄薄的皮肤绽开了,脆弱的血管破裂了,鲜红的血流了出来,浸透了他的白背心;鲜血流淌在地上,渗入了泥土。他大声哀号着:“哎哟!哎哟!别打了,我交代!”
高厂长挥了挥手,打手们拄着扁担、锄头把、铁棍,侍立在他两旁喘着粗气。
“高厂长,”银双桂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呻吟着,在呻吟中夹着几个断断续续的句子。“不是大猪……一只……一只死猪崽……死猪崽……泡在河里……臭了……。”
“还不老实!你撒谎!你没偷!”高厂长火冒三丈。“到这个时刻了,你还撒谎!给我打,狠狠地打!”高厂长又一次按下了那嗜血机器的开关,铁棍、扁担、锄头把一番飞舞之后,银双桂对高厂长的“你起来交代”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他被几个打手扔在大寝室外面。可是,大寝室的住户大声抗议:“老往我们这里扔死人!”
几个打手提着他的脚,把他背着地地拖到了河边,扔在他每天划来划去的那条船上。路上的砂石和煤渣划破了银双桂鲜血染红的背心划破了他背上的皮肉,留下了道道伤痕。第二天,细心的人观察到了粘在砂石中的碎肉……
正当打手们把银双桂倒着拖出大寝室的门,高厂长正要向右派分子发出警告时,突然有人大叫:
“张安卿是贼!”
张安卿也是水运队的。他像银双桂一样,也是划着一条船运这运那。他是不是贼,偷过什么东西,谁也没听说过。只是随着这一声喊,张安卿便照例地被叉着脖子拖了出来。他失声叫喊:“我不是贼!我没偷过东西!我没干坏事!”
一根扁担砍了下来,张安卿本能地举起手去挡住,人们只听见“咔”的一声响,扁担砍中了他的右下臂,他痛得大叫:“哎哟,哎哟!我的手啊!”
高厂长对于张安卿是不是贼没有兴趣。他不愿意老呆在弥漫着血腥气的大寝釜。他站起来,一面走向门口,一面说:“张安卿,你写一个书面交代。明天开不开你的斗争会就看你交代得怎样了。”
张安卿左手托着右臂,跌趺撞撞地走出了大寝室。他没有再挨斗争,可是,从此,他的右臂向外翻,而且,整条胳膊抬不起来。铁厂的任何一种活他都干不了。他只能含着眼泪,提着行李回到他那贫穷饥饿的家里去(在铁厂,右派分子每月有15元的生活费,像张安卿这样离开了铁厂,就没有任何收入了)。
 
(3)莫新楼:邵阳县的一位小学校长。
他是在。958年冬天“右派补火”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他不得不离开新婚才一年的妻子到邵阳县铁厂的前身,机关铁厂监督劳动。在度日艰难的农村’特别是在粮食极端缺乏的苦日子里,再加上强大的政治压力,父母兄弟之间是不存在慈爱温暖的亲情的。莫新楼身在铁厂,心里无时无刻不挂念着孤苦伶仃的妻子和瘦弱多病的婴儿。他每个月都得请那么三两天假,回去照料妻儿。有一次,他超假一天才回来。他递上生产队和大队的两张证明向厂长解释:妻子和儿子都病了,他不得不多呆一天。高厂长板着脸教训了一顿,最后说:“你每个月都要请假回去,你还像个改造的样子吗?请了假还要超假,你还有什么道理?今天晚上开大会,你向全厂的人说清楚。”
他知道厂长的所谓“向全厂的人说清楚”是什么意思,他作好了准备,迎接这一场暴风雨!当时正是初冬,他把所有的冬衣都穿在身上,全身臃肿得像一只棉花包。他在“说清楚”大会上什么都说不清楚。打手们剥光了他的衣服,只剩下一条短内裤,他虽然没有立毙杖下,却也被打得皮开肉绽。当鲜血从伤口渗出的时候,打手们把滚热的盐水淋在他身上,淋过盐水又继续打,打了又淋,直到他昏死在盐水和血水的混舍液体中。
  
(4)张子儒。这是一个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的右派分子。
他为人坦诚,作风正派。尽管口粮不断地减少,以致许多人为了填饱肚子,做了这样那样的违反高厂长“钦定”厂规的事情而被斗得死去活来,张子儒却勒紧裤带熬着,不干违反厂规的事情。他管位了嘴巴的一种功能,但他永远管不住嘴巴的另一种功能:从划右派的标准到流行一时的打风,从铁厂的虚浮夸大的生产指标到遍及全厂的水肿病,从体力劳动改造右派分子的思想到右派摘帽子的标准等敏感问题,他滔滔不绝地公开议论一番。于是,高厂长的耳目们在每天的“敌情汇报”时,张子儒的议论便被添油加醋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端了上来。张子儒也有所警觉,试图缄默不语。可是,一些急于靠拢组织、立功赎罪”的右派分子主动地来“启发”他,诱导他议论这、议论那,正如取毒汁的人紧捏着毒蛇的两颊,强使毒汁流出来一样,张子儒的毒汁,很快就变成了小纸条,摆在高厂长办公桌上。因此,他经常在小组会上挨斗争,有时候,高厂长来亲临小组坐镇。张子儒一挨斗就立刻“虚心检讨,坚决改正”。但是,检讨一番之后,他好像甚么都忘了,仍然高谈阔论,继续“放毒”。高厂长一恼,张子儒就成了全厂斗争会上的常客,除了专门斗争他的专场斗争会以外,在斗争与他毫无关系的人时,他常被揪去陪斗。他自己统计过,平均母5天他就得上一次斗争会,挨一次拳脚棍棒。所以,他常年是眼青鼻目中,全身伤痕累累,耳括子抽得他吃饭都张不开口。

(5)贾天伦: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助教。
刚到塘渡口,在邵阳县砖瓦厂时,他劳动很卖力,人们对他的评价很好。他自信可以“改造好”,很快就会“回到人民队伍”。在邵阳县铁厂,他被分在运输队挑矿石。他是乙等劳动力,每天得从矿山挑5担、每担重100斤的矿石到河边,距离是10里路。这就是说,他每天得挑着1 00斤的矿石,来回走100里路。开始时,他还能勉强完成任务,后来,粮食不足,肚饥难忍,他开始卖东西:手表、皮鞋、钢笔、太阳镜、衣服,直到一切可以变成食物的物件,他都卖了,他变成了一个身无长物的“无产者”。长期的体力透支和饥饿引发了多种疾病,他每天都完不成定额。运输队的工人和右派分子天天晚上开会斗争他,他被打得脚瘸手肿,周身青紫,血流满面。有一天,运输队队长把他五花大绑押到了厂里。在当天晚上的斗争会上,一顿暴打之后,他被捆在一根柱子上过夜。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挣脱绳索逃跑了。罗会计问厂长,是不是派人去找回来,高厂长说:“跑了就跑了,留下一份口粮,找他干什么!”
罗会计又提醒厂长:贾天伦不属于邵阳县的右派,他是湖南师范学院党委委托邵阳县代管的。
“湖南师范学院又怎么啦?”高厂长很是气恼。“贾天伦逃跑了、死了、自杀了,都是他自找的,关我鸟事!”
他逃到哪儿去了昵?他也许想回长沙,也许打算回到他的老家--湘西南一个偏远的小县,回到父母身边去。可是,他是个右派分子,  不论是在大城市的长沙还是在那个偏僻小县的老家,他都不可能找到可以让他生存下去的活路。他身无分文,一身伤病,人们猜测,他会饿死、病死在逃亡的路上,他也许会因为饥饿难忍不得不小偷小摸而死在棍棒之下,谁知道呢?
高厂长没有派人去找他。人们慢慢地忘记了他,连同贾天伦这个名字,更不用提他那满头大汗时的自信的笑容和他的“豪言壮语”:“肯定明年这个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师院历史系。”

随着“打死右派不偿命”成为统治右派分子的一种合法的手段,口粮也在不断地减少。以我所在的碎矿组为例,粮食定量从每天1斤2两,陆陆续续,今天减一点,过两天又减一点,最后只有1.875两。于是炉前工拿不动那30斤的搅棍,运输队挑不动矿石,碎矿组的右派们举不起那半斤重的铁锤了。厂长只好下命令成立三个采集组:采集一组专门到田间地头去挖野菜;采集二组上山挖土茯令、剥树皮、摘树叶;采集三组划着船去捞水草浮萍。这些东西运回来后,加上每人每天的1.875两米,和上极少量米糠,煮一大锅。汤汤水水地每人一小钵--每天吃两顿。人们呼噜呼噜几口就喝完了,贪婪地舔着钵子,挤在厨房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着。厂长坐镇把关,他大声吆喝着:“没有了!剩下的明天吃!”

水肿病早就出现了,而且,没几天就蔓延到全厂:首先是下肢浮肿,一直肿到上肢、胸、腹和脑袋。右派分子们一个个肿得像杀后吹足了气的猪;他们面色苍白、皮肤透明;走路慢吞吞的,迈不开步子,上厕所都蹲不下。

妻从长沙给我寄来一些药,VB12。葡萄糖、多种维生素等。我带着药去医院要求注射时,医生说:“你要打针当然没问题,可是,这有什么用啊?根本问题是要吃饭,吃饱吃好。注射了这些药,你的水肿病可以缓解一阵子,可是,营养跟不上,你又会肿起来的。你总不能天天注射vB。葡萄糖吧。人哪能不吃饭靠药养着呢。”

这时,铁厂已经停工了。寝室里砌了一只煤炉。我们喝过一小钵糊糊就坐在煤炉旁烤火或者爬上床睡觉。但睡觉也不舒服:四肢已经肿得关节不能弯曲;上床下床,十分吃力;躺下去以后如果要翻身,就得左滚右滚地滚过来滚过去。
 
睡在我旁边的是个姓陈的老头,50多岁了,他原来是个中学教师,劳动力本来就很弱,加上一年到头,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老是完不成劳动任务。他常常因此而受到斥责:罚站、罚跪、甚至挨耳光、饿饭。有一天晚上,他气息奄奄地对我说:“老傅,我不行了,只怕活不到明天了。”

“别胡思乱想了。”我无可奈何地安慰他。“你好好保养,心里放宽些就没事了。”
 
他喘着气说:“我死了以后,请你求求高厂长,让他通知我家里把我抬回去,不要埋在这里。”
 
这时,厂里隔不了几天就有人死去--饿死的、病死的、上吊投河的。厂里弥漫着恐怖阴森的气氛,,谁也不知道明天自己是死是活。每逢死了人,厂长就叫几个还能走动的“吹了气的猪”用门板把死人抬到附近的山坡上去埋了。那些“他日葬侬知是谁”的埋葬别人的右派分子个个全身浮肿,困倦无力,自己已经是半死人了,哪能抬得动这百十来斤的死尸?他们三步一停、五步一歇地好不容易爬到山上,然后是轮流着挖坑,挖三五锄头就换一个人,挖到两尺多深的时候就把那用席子或被单裹着的尸体放在坑里,盖上泥土落叶就算完成了任务。天黑以后,红着眼睛的野狗把死尸拖了出来,死尸的头面被啃得缺鼻子、少嘴唇、呲着牙、眼睛成了两个空洞。在一群一群的野狗的争夺中,死人的肠子拖得满山都是。
 
陈老头不肯埋在附近的山上就是怕野狗把他吃了。
 
据说是为了革命的人道主义,让右派分子能苟延残喘,多活几天厂里规定每个月打一次牙祭。于是,天天有人到厨房去打听哪一天吃肉,得到确实的消息以后,全厂的包括右派和作为人民的干部便不断地谈论着自己吃肉的计划:有人打算先吃肥肉,一口一块,痛痛快快;有人认为不要吃得太快,最好是细嚼慢咽,细细地品味;有人说最好是先喝汤,再啃骨头,最后才吃肉,这样越吃味道越好,这叫做“渐入佳境”。年纪大一些的人摆出一副经历丰富的神气说一次不能吃得太多,饿久了之后一次吃多了,胃受不了会得病的。总之,打牙祭的消息只一会儿就传遍了全厂,人们念念不忘地谈论、争论的就是吃肉。睡梦中,口水沾湿了枕头被角。
 
“吃”成了生活中唯一的目标,而“吃肉”则是人生理想中“最远大的理想”。   

肉买回了。厂长率领作为人民的全体厂干部来到厨房。厂长紧绷着脸,端坐在门口的太师椅上,闲杂人等一律不许靠近。右派分子们 只能伸长脖子,咽着口水,远远地观察着厨房里的动静。在干部们的监督之下,在厨房工作的右派们必须把肉切得一块块大小厚薄基本一致。煮熟以后,在厂长、干部们的虎视眈眈之下,把肉分到各小组送来的脸盆里面:先分瘦肉,再分肥肉,再次是骨头、碎肉,最后是汤。绝对平均主义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至。
 
各小组组长满脸郑重地领到这一盆肉以后,在地上--全厂除了厂长办公室外再没有第二张桌子--摆出与组员人数相同的空钵子。 十几双眼睛只差眼珠子没掉出来,瞪得像三伏天的太阳,随着组长的筷子、汤匙的动作而移动着。组长也按瘦肉、肥肉、骨头、碎肉、汤的顺序,绝对平均地把这盆肉分在10几只钵子里。然后把这十几钵肉编号,把事先做好的、与钵子号码相应的纸团拿出来。最后,全组推举一个人把那些纸团郑重其事地放在掌心里,上下左右地摇着,撒在地上,各人捡起一只阄,对着号码把钵子端走,组长是最后一个拈纸团的人。

于是,“牙祭大典’’经过漫长复杂的过程终于礼成了。

全厂停工后,采矿队的人也来到厂里“休养”。吴容甫、文元珏等来自长沙的右派分子们又聚在一起了。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肿得像吹足了气的猪,每天除了睡觉就是聊天,这时所聊的不是摘右派帽子的问题--我们都好像已经忘记了这事情似的,根本不想它了。开口闭口谈的就是吃,用语言、回忆和想像中的美味来满足味觉和胃的需要,也就是所谓“精神会餐”--发明这一名词的人真是旷古未有的天才。

“精神会餐”有两种,一种是回忆吃过的美食。其实,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烹调高手精心制作的山珍海味,而是极其平常的家常菜。

这些平淡无奇的家常菜,一想起就觉得回味无穷,口水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肥腊肉切成这么厚,”文元珏用手指比划着:食指和拇指之间的距离大约半寸。“这么大,”他伸出手掌。“一口咬下去,那油扑哧一溅,溅得满脸都是!”

“唉,那才过瘾呢。”他梦呓似的呻吟着。

“鲜鱼,”家在农村的老郑说--他家里有鱼塘。“撒上半寸厚的碎青椒,放在甑里蒸着,饭熟了端出来,趁热淋上一调匙生茶油’那个香啊!”

“肉还是红烧好。”老吴说。“切得方方正正的,酒杯大一块,烧得稀烂,加上湘潭的龙牌酱油,一口一块,那味道简直让南海观世音吞口水。”

“要说过瘾还是船拐子肉。”
 
说这话的是近60岁的老王。他是船工出身,后来在某大学当会计。1957年整风时,他提意见说学院领导要懂一点财经才好,反右时,他因此而被划为右派,并且发配到塘渡口监督劳动。

“船拐子肉?那是什么?”

“说给我听听,那是怎样做的?”老文喉咙里发出了汩汩的声音。

“其实,很简单,吃起来却很过瘾。”老王慢条斯理地说。“人们管我们驾船的做‘船拐子’。湘西的河流水急滩多,行船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不可能像你们一样精雕细琢地做菜。打牙祭时,把肉三刀两斩地剁成拳头大小的坨,加水炖。不要炖得太烂,肉皮软了嚼得动时最好。加上青蒜、辣椒、豆豉,这就是‘船拐子肉’,也叫做‘拐子肉’。”

“啊,拐子肉!”老吴叹着气。“现在炖一锅我一个人都吃得完。”

“精神会餐”的另一种是回忆长沙的各种风味小吃。这些久位长沙的右派分子一提到小吃就如数家珍地说开了,一面吧唧着嘴唇,不断地咽着口水:杨裕兴的蟹黄面、甘长顺的寒菌面,火宫殿的臭干子、红烧猪脚、香油猪血、刮凉粉,柳德芳的肉馅汤圆,德园的大肉包子,九如斋的桃酥、绿豆糕、羊肉冻,徐长兴的一鸭四吃等,说得大家心里痒痒的,像一只小猫在乱抓。

小青年黄新泉毕竟太年轻了,还来不及品尝这些美味就成了右派分子,发配到这穷山恶水的塘渡口。他发誓回长沙以后,一天要吃五个馆子。但目前,他最迫切的愿望是吃一钵蒸得很硬的饭,硬得像粗砂似的,嚼起来挺费劲的。自从苦日子以来,他老是一把米加上满满一钵子水,蒸成了米汤。

“精神会餐”之后,我们从梦幻回到了残酷的现实:浮肿得皮肤透明的全身,饿得睡不着觉的漫漫长夜,摇摇晃晃地抬着的尸体,红着眼睛的野狗……

(四)

1960年3月,我因痔疮恶化,必须割治。费了无数口舌,交验了三张证明--小组的、医院的,还有湖南师范学院党委会根据邵县人民医院的证明、请邵阳铁厂准许我住院治疗的公函,高厂长总算“恩准”我住进了邵阳县人民医院。手术后没有几天,邵阳县铁厂碎矿组组长陈科生把我的箱子和其他的物品一古脑送到了医院病房(邵阳县医院对住院病人不供应被褥、得自已带)。他告诉我,在卵铁厂监督劳动的150多名右派分子由于饥饿、疾病、酷刑,已经死了30多个:活着的也没有几个拿得动工具,铁厂只好下马。大部分病歪歪的右派分子被转移到邵阳县七里山农场,继续监督劳动。有些年龄太大、体质太差、几近失去劳动力的,则让他们回家去,由公社、大队管制。他吩咐我出院后即去30多里外的七里山农场。至于他自已,他暂时留在铁厂守摊子。

自从1957年8月,梁再、尹辉那一伙把右派分子帽子强扣在我 头上以来,到此刻已经两年半了。在邵阳县铁厂的严酷的环境里,饥饿、劳累、恶劣的心境、前途茫茫的绝望,不知何时会飞来横祸的恐怖早已把我折磨得意志消沉;不,更准确地说,我已经没有叫做意志 的那东西了。我只能像一片浮萍那样,任凭恶风浊浪推向不可知的地方。铁厂也好,农场也好,火坑、地狱也罢,到哪儿我都无所谓。其实,就算我有所谓意志又能怎样呢?我能按我的意志行动吗?我能逃离这恐怖如地狱的邵阳县铁厂、求得一个可以保障人身安全的地方吗?

我的精神已经空虚得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是牲畜的本能:吃饱肚子,(这就是我这两年的劳动改造的成绩)。陈科生说,农场的生活条件好,粮食定量比铁厂高。有这种好的地方,我为什么不去呢?
 
医生终于同意我出院了,我清理一下我的行李,又发现了一个个难题:我那只破箱子里,除了叫花子都未必肯要的衣服以外,还有许多书。我从家里动身来邵阳县时,只带了一本《世界语全程》和几本英文小说。在塘渡口一年多,我陆陆续续又买了一些书--新华书店就在邵阳县铁厂隔壁--其中有些还是大部头,如高明凯的《普通语言学》。在长期的饥饿和手术后体力虚弱的情况下,我怎能挑着这些沉重的书步行30多里路呢?不错,从塘渡口到七里山农场有汽车来往,可是,我已一文不名,买车票的钱都没有了。这些书扔掉又太可惜,大部分我都没来得及细细地读。

医院的护士长在护理和偶尔的闲谈时,总是流露出对我们这些来自长沙的大学右派教师的同情。在万般无奈的心情中,我试着同她商量:可否把我那些书暂时寄存在她家里,以后取回。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细心地用报纸把那些书包起来,用细麻绳捆着,整齐地堆在她的衣柜顶上。

“你就放心吧。你什么时候要,我就给你寄去。你迟早会需要的。”她送我出门时说。
 
这些书到1962年我来湘潭工作时,我才请她寄给我。
 
现在回想起来,她当时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右派分子这四个字的意义就等同于瘟疫,谁沾上了他,就可能招来灭顶之灾,还得累及妻孥。可是,她,这位可敬的护士长,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慷慨地给我帮助。当时我十分感激她,在4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仍然感激她。十分遗憾的是我已经想不起她的名字了。
 
如果她仍然健在,该是一位银发满头的老太太了。我祝她晚年幸如果她已经离开这个污浊的人世,她一定是个身穿白衣,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花似的,背上有着两只白色翅膀的安琪儿,永远向人间撒播着爱。

一个凉爽的清晨,我挑着我那担行李上路了。虽然只有20来斤重,可是,我挑得很吃力:肩头的压痛就不必说了,两条腿沉重得提不起、拖不动,全身软绵绵地没有一点力气。走那么10多步,我就得放下担子,坐下休息一会,可是,越休息,越不想走;越是走不动,越想休息。怎么办呢?这30多里的七里山农场啊,我几时才能走到呀!

我倒是想通了,懒得着急了。其实,着急又有什么用?今天走不到还有明天;明天走不到还有后天呢。天黑了,我就到人家屋檐下过夜:饿了,喝几口凉水。也许我会像贾天伦那样“失踪”--但愿他不是死在棍棒之下--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祸事,更可怕的灾难吗?这叫做“除死无大灾”。

磨磨蹭蹭地,30里路我竞走了一整天!当农场亮起了灯,人们早已吃过晚饭,洗过了澡,我才一跛一跛地走进农场的大门。这里的生活条件比邵阳县铁厂好得多:每人每天的粮食不再是1两8钱;虽然略感不足,但是蔬菜不限量,可以吃了一钵又一钵,而且,每十天或者半个月打一次牙祭:吃腊猪肉--猪死了,腌上盐,用柴火熏一熏。其实,那只是一块皮,没有多少肉,但是,总算是有一点荤腥吧。

在农场不只是吃得好一些,政治气氛、人际关系都比铁厂宽松:从书记、场长到生产队长都平易近人。可是,我还是警惕着:谁知道他们是不是《镜花缘》的两面人呢--亲切和善的面孔之外,后脑勺  那儿还有一副用头巾掩盖着的凶神恶煞般的面目。这是长期生活在对 酷刑的恐怖和充满着欺诈、诱骗、出卖人格、陷害无辜的环境中所形成的自我防卫的心理,也就是俗语之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吧。

农场主要种牡丹花,取其根上的皮制成中药材丹皮。他们也种水稻和杂粮,粮食完全自给,不依靠粮食部门的供应。因此,他们吃饭无所谓粮食定量,敞开吃,只是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来了,陡然增加了100多人才定出一个粮食供应指标,尽管不高,但不止1.8两。农场领导对我们的劳动没有严格的要求,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在这里,我感到惊奇的是人间居然还存在着宽容和体谅。

有一天,生产队长要我们去收蚕豆。这活并不累,只要把枯萎的蚕豆植株连根拔起、捆好、送到晒坪上就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一面拔,一面把蚕豆剥出来送进嘴里,生吃掉了。还有人不但吃,还装进口袋,晚上躺在床上慢慢嚼。那时,只要是进得口、嚼得烂、吞得下 ”  的东西都往口里送,不管是生是熟,是腥是臭。银双桂不是把一只臭猪崽连毛带骨头都吞到肚子里去了么。

有一天下大雨,不能出工,吃过早饭,我们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场长来到我们寝室说:“别睡觉了!起来,起来,大家动手,炸饼子吃。”

所谓炸饼子就是把米磨成粉,加上少许盐或糖,做成5分硬币大的小圆饼,放在油锅里炸。场长说:“炸饼子是补品,给你们补补身子。其实,所谓的“补品”只是给人体补充了一些碳水化合物和少量脂肪而已。这次,每人分得炸饼子两斤,足有满满一“盆。一位右派仁兄吃过晚饭后,一次就吃光了。人们表示惊讶的时候,他说:“身体需要啊!”
 
其实,对他感到惊讶的人也把那一大盆吃得所剩无几了,只是由于生产队长的警告:“别一次吃得太多了!这东西到肚子里要发胀的。”
 
人们这才收藏“祖传珍宝’’似的把剩下的炸饼子收起来。
 
到农场以来,不知不觉又是两个多月了。由于吃得比在铁厂好,劳动强度也不大,右派分子们的健康都有所好转。但是,比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精神不像在铁厂时那样高度紧张和极端恐惧。在这里,用不着害怕随时可能左右开弓地打过来的耳括子;这里没有恶声恶气的  斥骂:“跪下!给我跪三个钟头!”“扣你的饭,饿死你!”

这里,用不着胆战心惊地揣测着:“我会不会是下一次斗争会的屈死鬼?”

这时,我的水肿病基本消失了,虽然按一按小腿,还有凹痕。我私心庆幸:我总算是逃出了鬼门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将是用自己的脚走着,而不是用破席子卷着,躺在门板上,让别人抬到家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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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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