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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明:

我的文章主要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暖泉镇青楼村”为叙事,也夹杂着我在其他村庄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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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几个村庄孩子读书的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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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期黄土高原乡村社会观察报告

作者:斛建军

十一:知识与乡村

在同老乡们的他谈话中,聊得最多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农民最实际,只有他们看得见的东西他们才相信,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资本来等待丰收的日子。这两年村里的小学都撤销了,连幼儿园都没有,孩子四岁(虚岁)就得去镇里或县城上学,人们说现在的孩子从这么小你就得给他投资。孩子小,生活不能自理,家长只能陪读,因此一到开学的日子,一家人就分成几部分,男人在家务农或外出务工,妇女陪孩子读书。人们说: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读成个人才,家长首先必须跟着受累。当问起对孩子的读书计划时,村里人基本一个态度,就是“他们如果学习好,能考上大学的话,家里也供;如果学的不行,那就读个初中或高中毕业就行了,能睁开眼睛就可以了,现在大学生出来也不是图铁饭碗,还不如早找个活干呢”。我在村里的那段日子,全县最大的一家私营企业正在大规模招工,同村里一起进去的既有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有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青年。我调查过的好多人家都有孩子进去厂里的,有几家是大专毕业的。人们在谈到孩子教育的时候,经常就拿这个话题聊。“你说,现在上大学也划不来,出来和人家没有上大学的一样,都去厂里当工人,也没有啥意思。你看我们那时候,高中毕业的人就能吃国家的饭了”。也有的人想开些,“读过大学的肯定和没有文化的有区别,同样进厂里,大学生在那里看电脑,没文化的在受苦(干体力活)”。教育成本的逐年升级,就业前景的渺茫,这些社会话题也在村里人的日常话题中出现。农民把教育看成走出农门的一条道路,但当这条道路堵塞时候,他们就犹豫了,该不该继续走这条路,还是绕过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好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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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布局调整后,全镇的学生都集中在这里上学

村里有好几个老年乡村教师,其中只有一位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其他人都是前几十年的初高中毕业学生,经过好多年的代教生涯以后转为正式教师,他们都已经退休。他们仍然是过着和村里人一样的农村生活,在村庄里他们是令人羡慕的人家,有退休工资,为人处事好,孩子们都有出息。提起教育的时候,人们总会拿这些人说事,他们惊叹"你看人家那时候,他们也没有多少文化,就能吃国家的饭,现在大学毕业要吃一碗国家的饭都很难"。我在前边提到两家孩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家里的老人生活还很拮据,孩子读书出来对家庭的回报很小,只能是自己享福。因此,农村人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或者如同我这样还是研究生),但孩子的知识对于乡村来说基本没有用处,他们是拿自己的钱为城市培养人才,城市在此过程中捡了大便宜,而乡村还是照常运转,没有看到这些自己用心血供出来的知识人的回报。

农村的教育和农村社会完全脱钩,农村教育的城市面向和现代化面向对于农村来说,基本作用是零,有时是负数,因为农民为培养大学生,已经是筋疲力尽。在村庄里,有三种家庭经济困境要高利贷,娶媳妇,治病和孩子读书,这也是农民家庭致贫的三个主要原因,而只有读书对于整个农村来说是纯粹的资源外输。农民自己培养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没有几个能回来的,这样农村教育就在各个方面和农村社会脱节,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不是一种有机构成,而是出现了完全的断裂,这种断裂严重影响到教育在农村的地位,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看做一项沉重的负担,而没有看到教育的真正好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农村教育是一个极其扭曲和严重不合理的教育安排,这种教育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两个层次)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和潜在价值,反思现在的农村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如何让知识对于乡村来说也是一种正面的资源,一种对于改善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维持和推进农村社会文化发展来说有用的东西,这应该才是农村教育的真正取向。刘铁芳先生的提示也许是一个方向,“我们应该放弃那种先在性的简单的二元价值预设(这并不是说漠视城乡差异),放弃那种居高临下地俯视的姿态,尽可能地消除作为说话者与乡村世界的隔阂,把乡村教育的问题同等地纳入我们的教育的“视界”中来,纳入到“我们的世界”中来,去更切实地关注、倾听、理解那个世界的教育处境与教育要求,以那个世界作为我们论说其教育问题的基础与背景,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同时也面向乡村生活事实,真实地表达乡村世界的教育理想与期望。惟有这样,我们的话语才可能真正成为那个世界的教育话语,我们的言说才可能是有“根”的言说”。(《读书》2001年第12期)

让教育成为乡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知识在乡村的沃土上生根发芽,这才对得起农民的含辛茹苦,这样才能恢复知识和教育在农民心中的地位,这样知识和教育在乡村才有尊严,这也是知识和教育的本质所在。

十二:村庄里的老年人

村里有一半的中青年外出打工了,我调查中碰到的最多的就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了。老年人出去打工没有人要,他们只能呆在村里,帮儿女看看家,把自己和儿子们的地种上。当我问道一年能有多少收入时,老人们大都说:能有什么收入呢,咱们这地能打多少粮食,白受苦。很多留在村里的老人说自家一年就两三千收入,有的说连两三千也不到。他们地里收点粮食蔬菜,就给在附近城里打工的儿女带去,儿女们也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回来住住。他们虽然年老体衰,但仍不消停。我在前文多次提到六七岁的老头还出去种树赚钱,因为他们的子女大多数也是农民,种地或者打工的收入仅仅能养活自己现在的家庭,基本无暇顾及老人。在调查中,许多老人说,自己也不好意思连累儿女,因为他们也不宽裕,自己就将就着活,只要儿孙过的好,自己无所谓。和他们聊天,他们几乎不抱怨自己的困境,而全是说儿孙如何如何,孩子过的好,他们高兴地夸,孩子们有困难,他们在背后叹气,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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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打旱井浇核桃树

那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我走访了两户人家,都是两个老太太,老头已经去世,自己过。走进一处老院子时,迎面来了两个十来岁打的男孩,穿的开裆裤,浑身脏兮兮的,口水一直流,一看就知道这是两个傻孩子。院子里坐着一位老太太,当我问谁是主人时,她说这就是她家。原来,这两个男孩是市福利院的孩子,她叔叔是福利院的头,就给她找了这个照顾孩子的活。照顾两个孩子,一个月给她700元,但孩子的一切开支都在这点工资里。她说只好节约着点,孩子就有啥吃啥,穿着又没有讲究,他们也不懂。我在她家的时候,她女儿正来村里看戏,帮她洗衣服呢。她在和我聊天时,一直提到自己有个还很小的儿子,说老头去世时,孩子才几岁,自己照顾那两个福利院的孩子就是希望赚点钱供儿子读书。当时我纳闷,她已经六十几岁,怎么还有个读小学的儿子呢。后来在村里听说,她前几年在帮福利院照顾一个孩子时,这个男孩聪明伶俐,她就收养为儿子,孩子现在已经十来岁,在福利院的学校读书。和她聊完以后,我来到她家坡底的一个只有一间很旧的石窑洞的院子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在院子里的炉灶前做晚饭,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位和她差不多的老太太。白发的老太太是主人,男孩是他读高中的孙子,另一位老太太是她妯娌。老太太已经完全聋了,她的情况是其他两个人给我讲的。老太太三十几岁就死了丈夫,自己把几个儿女拉扯大,今年七十几岁了,还自己种着十来亩地,从来不让其他人帮忙。男孩说,他爸爸不让老人家下地了,要求老人家搬过去和他家一起住,但她死活不肯。男孩告诉我,她奶奶是为他家担心呢,因为他家和其他叔叔家都是农民,日子也不好过。

我在前面也提过,父母在给儿子结婚时,大多要借很多钱,有的甚至要高利贷钱,而这些钱在儿子结婚以后,往往由父母偿还,只有少部分是儿子承担。当给儿子娶过媳妇时,大多数人已经五六十岁,几十年的重体力活已经使这些受苦人提前进入老年,他们已经不能同年轻人一样出去打工,即使出去,也只能干一些赚钱很少的活,比如我在前面提过的“种树”等营生。因此,很多老年人虽然老了,但他们还消停不下来,农村老年人几乎没有退休享受老年生活的机会。而越老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越差,这是我在调查中强烈感受到的。村里的低保指标也基本上是给了这些老年人,这区区的六七百元基本上就是他们能支配的钱,有些老年人还拿不到低保,因此他们的生活更艰难。村里流传一句话,“活着不孝顺,死了唱道情”(道情是一种地方戏种,流传于晋陕蒙甘等黄土高原地区)。就是说,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很差,但他们一去世,儿女们就大操大办丧事。这种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一般人家给老年人举办的葬礼,动辄要花上万元。活着时候老人活得如何好,好像别人看不到,死了把丧事办得红红火火,别人一看就知道。经常听见人们议论谁谁埋葬他父母时,丧事办得如何如何好,从人们的语气中就能看出对“事主”的夸赞和羡慕。而丧事办得小气的人,经常被别人在背后笑话,人们会说:老人就去世的这么一次,他们还把事情办得那么差。但几乎没有听过关于某某如何孝顺老年父母的闲谈。也经常听到人们的笑话:现在社会,这儿子变成老子了,而老子变成儿子了。就是说,人们把一切精力都放在儿子身上,从读书到娶媳妇以至照顾孙子,而儿子对于父母却不是同样的回报。

十三:众神欢悦为哪般?

从九十年代以来,家乡周围的村庄开始纷纷建庙,有的村子是在原有庙宇的基础上补修,有的是推倒重建,原来没有庙宇的村庄就新建,总之庙宇建设在当地搞得轰轰烈烈。笔者调查的村子的庙宇原来也很好,但还是把原来的戏台撤掉新建了一个现代化的,但把原来古色古香的味道已经丢了,看起来很不舒服。老家周围的几乎每一个村在近几年都建起了庙,除去人口很少,实在无法承担巨额费用的那些村子,比如笔者的村子,就是数的来得及个没有新建庙的村子之一。但是即使没有新建,还是进行了小幅度的维修。关于新修庙宇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几个村子的人说,村里近几年由于各种事故,非命死亡好几个年轻人,这些事故有矿难,交通事故以及工伤等。村里人就怀疑是不是庙里的神不保佑自家村里的人了,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解释。8.jpg

图:村里最显眼的建筑是村庙和戏台

一般的建庙是由村里的能人组织,建好以后举行开光仪式。开光仪式前,村里以神的名义给与村里有关的各种人发送请帖,这些人包括村里现在居住的每家每户、村里嫁出去的女儿(有的村考虑到经济问题把六十岁以上的农民妇女排除在外,有的不排除)、村里搬出去的人家、村里通过读书等途径走出去的人以及在村里工作过的人。今年在调查的时候,邻村举行开光仪式,村里还请了乡里的领导和各个村委会,规模很大。开光仪式上清道士主持,在那几天村里要唱大戏,而且一般唱好几天。请来的人给庙上自愿上礼,然后吃一顿饭,上礼的人和礼钱数目挂在红布上向神和人公布。调查完往学校返的时候,路过原来的乡政府所在地的村子(后来撤乡并镇,乡政府取消了),村子正在开光,把原来的庙宇推倒重修,二层小楼全部用琉璃瓦包装,显得不伦不类。车上上来几个村里在县城打工的人,他们给庙里上完礼后返回工作地。几个人给车上的熟人介绍村里修庙的过程,原来,开始商量修庙的时候,有个人不敢承担,怕集资不起那么多钱,另一个人应承下来。结果开光仪式上收到十九万礼钱,而总共开支才十二万,一下子剩余了七万。他们还介绍了村民上礼的情况,说得津津有味,我也倒乐意他们说。一般的人家只要在外边打工,虽然不太富裕,也上一千元。混得可以的人家两三千。他们提到村里在外面混得很好的一个人,上礼时,一下子拿出一万几,包括他自己和几个儿女的。说得时候他们漏出羡慕的样子,听得人也差异得很,因为很多人家一年收入都没有这么多。他们也提到几个吃国家饭的人,才拿出一千块,意思是说这些人怎么这么吝啬啊。周围的村子都在建庙,那些没有能力建的就很有压力,好像这个村子正在衰落中。

与村村轰轰烈烈建庙热形成对比的是,大部分村庄里陆续关闭小学,村里人纷纷外出打工,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村庄,平时连一百口人都不到。村庄里除去新修的庙宇外,基本没有新建房屋,已经建好的都在那儿空着,到处是长满草的空院子。可以说村庄里呈现出“众神欢悦与人气消沉”的矛盾景象。

随着当地施行退耕还林的政策和土地收入的低下,村庄里的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但由于很多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体力为生。他们只能下煤矿、进工地,而这些往往都是很危险的活,村庄里伤亡的人也大多数是在这些工作中发生的。很多人是用命在挣钱,调查时,村民们叹气道“现在除去下煤窑,没有好赚钱的活,下煤窑就凭命了”。农民走出村庄求生时,几乎没有依靠的对象,他们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自家村里的神庙,神庙成了村民的“社会保障”。国家的社会保障是在人们出现困难以后提供的,而对于农民这个二等公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上根本没有这个权利,他们只是口号上的“工农联盟”。在国家保障缺乏的情况下,他们把目光投在村里的神庙上,祈求自家的神庙保佑自己不出事,能平平安安地挣钱。这是一种“事前保障”,完全不同于国家和社会的“事后保障”,这是当地农民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的一种策略,是“靠人”无望下的“靠天”行动。

当地传统的宗族势力很弱,人们的宗族观念很淡,很少听说有家谱和宗祠的人家,村庄里唯一权威中心就是村庙。随着一部分人走出村庄赚了一些钱,他们在城市里根本没有展现自己的机会,村庄仍然是他们的意义所在。因此当村庄里建庙开光时,他们一定要回到村里,在村庄的舞台上才有人承认他们的存在和价值。很多人在外面打工,但收入根本不可能使其把根扎在那里,村庄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村庙作为村庄里最重要的事物,成了村庄认同的标志,只有在村庙上,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在村庄的位置才突出来。

十四:成为历史的“好苦水”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民把自己叫做“受苦人”,“苦”在当地的意思就是“体力”,受苦也就是靠体力为生。传统社会,一个农民如果被别人称为“有苦人”、“好苦水”,那是对他的肯定,因此“苦”在当地是一种价值。一个有苦的年轻人在找对象时,也是很吃香的,女方认为跟着这样的人吃不着苦头,可以享福,因此当地人给女儿找对象,除去考虑“门户”和“狐臭”以及人性外,就算“苦”最重要了,这是一个硬条件,一个被别人背后称做“没苦”的人是不会被考虑的。在调查中以及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中,我亲身感受到人们对“有苦”的认同。我在前面提到那位老农,村里很多人向我提起他,因此他家也就成为村里好人家的标志。

今天,“有苦”开始逐步退出人们的认同范畴,人们开始注重一个人的脑子,注重他的手艺。这是农民开始走出村庄对观念形成的改变,这是适应工商业的要求。90年代以来,当地人纷纷外出打工,而打工如果只靠苦力是很难生存的,只有具备一技之长,有灵活的脑子才能适应外面的生存空间。因此,生存空间的转变也在改变着当地人的观念,体现在对一个人的认同,就是从“有苦”到“有本事”的变化。女孩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男孩有没有手艺,而不是有没有苦。那些只有苦,没有“本事”的男青年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当地“光棍”的主体力量。

调查中, 那些因为工厂和煤矿倒闭而找不着活干的返乡农民工,一开口就是“受苦人不好活,没有技术,只受苦,挣不了几个钱”这样的感叹。因此很多家长当孩子不读书以后,首先就考虑让他们去学一门手艺,因此当他们为女儿考虑对象时,也要考虑男孩的本事,他们不希望女儿找个象自己一样只能凭“苦”生存的人。而农村中现在日子过的最好的也是那些要么有一技之长的人家,要么脑子灵活会做生意的人家,那些只靠苦力为生的人家,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到最穷人家的行列。

这种观念的改变也明显地体现在人们对教育等方面的看法上。农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读书考上学校,即使考不上,他们也认为有个初中或者高中文化,出去打工也用不着象父辈一样“受死苦”。当地有个大型钢铁厂,我调查时,正在招工,人们通过各种关系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我调查过的好几户人家都有孩子在里面工作,有的人家里面有几个孩子在里面工作。那些孩子还没有进去的人家正在做着各种准备,比如找关系,准备钱以备托人用等办法。人们每天都向消息灵通的亲友打听招工的消息,有的年轻人干脆在厂子附近住下来等消息。人们说,在厂里工作,比在外面打工强,至少它不会停,每个月还有固定的工资,不用担心索要不下挣的钱。坐车返校的时候,车上几个中年人聊到自己的孩子也进去厂子了,有一位儿子也在里面工作的大叔就说“对咱们受苦人来说,进钢厂就很不错了”,脸上还露出满足的感觉。很多家长对自家孩子能找到这样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而自豪,他们终于可以看到下一代不用象自己那样“受死苦”了。而那些在厂里工作的年轻人也成了许多只能靠体力为生人的羡慕对象,当然也成了姑娘们恋爱结婚的选择对象。当然,“苦”还没有被人们完全否定,如果一个没有其他本事的人,他有“好苦”,那人们还是认可他的,他虽然不能通过苦力赚的流油,至少可以养家糊口。

时代变迁的痕迹可以在许多事件上可以看见,当然更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当地人对“苦”的新旧态度正是时代变迁的要求。“苦”的价值只有在农业时代具有它的价值,农业时代的生产条件和农业的特性要求农民勤劳,要求精耕细作,只有这样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改革开放使这些在地里翻腾了几千年的农民开始走出村庄,开始从事一种完全不同于祖祖辈辈从事的活。这时他们发现村庄里的“苦”在城市里基本没有价值,城市生存要求其他的本事,“苦”这个村庄里的最大价值面临贬值,因此他们开始寻找其他的本事,他们开始考虑除去“受苦”自己还能干点什么。工商业时代要求技术,要求生意脑袋,农民们慢慢地懂得这个规矩了,他们开始把“苦”放在老家的窑洞里,寻找新的门路,同时开始给孩子叮嘱“要念书,要学手艺”,而“好好受苦,干活有点苦”的唠叨已经成为他们永久的记忆。

十五:婆媳关系两重天

调查中经常听到当了婆婆的中老年妇女的抱怨,他们说,现在的儿媳妇可难对付了,尤其是刚娶过不久的新媳妇。他们说,这些新媳妇在婆婆家过着饭来张口的日子,早晨八九点才起床,起来之后等着吃早饭(当地早饭在九点左右,晚饭在下午四五点,夏天晚上七八点还有一顿晚饭,冬天就没有了,只有两顿饭)。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妇女告诉我,她那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和媳妇这几天回来住几天,结果人家媳妇嫌家里的饮食太差,一直抱怨。大婶和我抱怨说“他们不知道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吗,干脆就别回来,回来我伺候上他们,还要受气”。如果遇见懂事的媳妇,她们还会帮助婆婆干点家务,可是碰见那些教养不太好的,那婆婆就得受累了。一般人家不会让新媳妇下地的,但有的新媳妇连家务都不自己干,一切都推让给婆婆。当地近年来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女孩找对象,首先问对方的父母是否年轻,就是四五十岁左右,这样年轻的父母是她们理想的公婆。当问到为什么要考虑年轻公婆时,许多人说,公婆年轻的话,结婚以后可以帮自己很多,比如干地里的活、照顾坐月子、带小孩等活。也的确是这样,儿子一结婚,婆婆公公就消停不了,如果儿子媳妇在村里种地,他们老两口就得帮助田里和家里的事务。如果在附近的城镇打工,他们要经常给儿子媳妇送粮食蔬菜。倘若有几个儿子,他们还得小心谨慎地在几家之间周旋,以免人家说自己不公正。在我调查的最后一天,在村里碰到一个老太婆正和别人聊她的儿媳如何对她苛刻,聊天时她的情绪显得很激动,从她的话里得知她受了很大的委屈,原来她已经帮媳妇干了很多忙,媳妇不领情,反倒和她在钱上发生纠纷了。她动情地说“太没有良心了,回来吃上我的,还要我受她的气”。

有些父母年龄大,自己也很死板的年轻人就成了村里的老大难了,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就处于弱势地位,周围村里有几个这样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到本地媳妇,花钱买外地媳妇,结果被骗了个精光。这样的年轻人即使找到媳妇,也是婚姻市场上的淘汰者。在我调查的过程中,遇到两户这样的人家。一户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和夫人都已经快七十岁了,唯一的一个儿子性格老实,长相有点丑,因此一直找不到媳妇,最后娶了同村一个智力低下的姑娘。可惜的是,生下的两个小孙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比起来,显得有点痴呆。老夫人一个劲点叹气,同我说“你看我家的儿子不中,媳妇孙子又是那个样”。另一户人家有两个三十几岁的儿子,老头和太太都六十大几岁。两个儿子一直找不到媳妇,前几年村里跑来一个有神经病的妇女,他家老大就收留下当媳妇,而这个神经女人经常发疯乱跑,他家没有少操心,有一次她都跑到对面的陕西去了,花了很多钱才找回来。

当问到为什么这么宠爱媳妇时,这些婆婆诉苦到:你说,现在娶个媳妇多费劲,花上七八万,就是让她在咱家炕上坐住,你和她闹翻,儿子不是要打光棍了吗?只要他们两口好好的,我们老家伙受点苦没甚。娶媳妇成本的高昂是这种婆媳关系的一个原因,这是乡亲们自己的解释。他们怕这么费劲娶进门的媳妇走了,自己家没法再娶一个。很多人家娶一个新媳妇要花七八万,这么多钱要靠向亲朋好友借和高利贷来筹集。这是一个原因,但应该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我暂时还说不出个究竟来。

回想小时侯外婆一直讲她如何当媳妇的经历,在看今天发生在这些老年人儿孙身上的事,是会形成两重天的感觉。外婆经常说,她们那时候当媳妇,可栖惶了。她回忆说,每天早上起来要先把婆公的夜壶给倒掉,然后开始做一大家人的饭,婆婆就只坐在炕上等着把饭端到她面前。平时的衣服也要媳妇洗,媳妇不仅要干地里的,家里的也全是媳妇的活。什么时候要等到其他兄弟娶了媳妇,这些新媳妇才能帮着分摊点活。如果干的不满婆婆的心事,婆婆还要打骂。而奶奶当童养媳的故事更惨烈,童年就失去双亲的她被家族里的人送给邻村一户人家当童养媳。有一年大冬天,婆婆让她去沟里洗被子,因为没有人教导如何干活,她就把整个被子放进河里,结果把整条被子洗的不象样子,回家后被婆婆打个半死。她把这个故事向她的儿媳妇讲了很多次,以至她的儿媳妇感叹起今天的婆媳关系时,常常拿起这个故事对比新旧两重天。她们讲述的应该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故事,离今天也就五六十年,当他们的儿女当了婆公时,他们的境遇完全不同于父母辈。

共产党建国后三十几年的运动应该是这种婆媳关系翻天的主要原因,运动年代里的造反事件以及其他教育起了巨大作用,这导致婆媳关系的平等化。因此,调查中这些满狐牢骚的中老年妇女对她们当媳妇的经历比较满意,她们当媳妇的年代正好处于运动年代或者运动刚过,那时侯的婆媳关系基本平等。而当她们当婆婆时,却来了个大翻天,变成了婆婆孝顺媳妇的时代。因此,三代人的婆媳关系历程在六十年里经历了三种天地,即儿媳孝顺婆婆--婆媳关系平等--婆婆孝顺儿媳,当然这只是一个模型,实际的情况有点差别。这种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分别是传统社会的孝文化、革命时期的平等文化以及新时期的市场经济文化。

婆媳关系的大变化也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但这种婆媳关系的不对等性,也显示出一些矛盾。“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对于外婆当媳妇时代的婆婆来说,是一种欣慰,一种熬到了头的感觉。而对于今天的婆婆来说,又有许多矛盾的感情,她们先是发愁儿子什么时候能找个媳妇,娶了媳妇以后又是发愁如何讨媳妇欢心,今天的婆婆是有点不好当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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