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北大荒, 云南, 镇反
永远的北大荒
--作者:黄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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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下放农村十年--怪诞五部曲(一)
1966年起中国的大地上刮起了“文革”的革命风暴。先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继而大打出手,大抢枪、大武斗、大混战。我们是公安厅下属的劳改农场。不许红卫兵冲击,内部不搞四大,正面教育。后来政策不灵了,造反派(干部中的)揪斗走资派,原农场场长杨彦、书记钱德福……等等,均被揪出来,关入牛棚。时时开大会批斗。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示众。而我是劳改释放分子,是“死老虎”,走资派重用的反革命。反动技术“权威”。每场必陪斗。“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罚跪”是家常便饭。
“设计室”是黑窝,撤消了!我下到基建队去拉大锯解木板。我的徒弟,我一手把他从一个当地的高中毕业生,教会成了一个能测量和搞简单设计的技术员。乘着斗走资派的机会,他当上了小头目。如果把我踢开,他将是“红色技术权威”了,于是乎我就被下放农村,交由贫下中农管制。
我所下的大队叫赵家,就在铁路旁。原来他们说好了,要一个铁匠。哪知原定去的那个人才卅多岁,是基建队的铁匠,绥化人。也是劳释分子。68年夏天雨夜回家,划破了脚,开始有点红肿,还来上班的。到第五天突发高热、抽风,第七天一命呜呼。于是我就顶替去了赵家大队。无人敢理睬,无人敢要住。我只好住在小队部。大队长一看铁匠没要到,来了个不会农活的五十多岁老头,实在窝火。于是一连串好戏就等着我了。
从68年底到79年初整整十年。我以大小队干部管制下的“四类分子”的身份过来的。在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状况下,要保证长达八、九个月的冬季取暖问题,要白干义务工,要送礼给干部,以免受没完没了的非人折磨,还要干最重的体力劳动。忍受没有期待,没有追求,没有理解,没有同情,无穷无尽的寂寞。被判徒刑还有期,还期望着刑满,回万里迢迢的家。而现在却是无期徒刑啊!这十年中,我曾无数次望着那向南的两根铁轨,它可以把我带回南国,带回故乡。但是有家不能回呀!唯一的安慰是妻子的信,从信中知道老母过世。从信中知道妻子儿女的“安康”……我知道字里行间有多少难言之隐。
有几次在残酷的折磨下,也许再也站不起来了。在绝望中我写下了“埋骨赋”
我生产队墓葬均在南地头小溪土坡上。西邻铁路六孔桥。(当地为水田)时贫病交加。兴许我也将长眠于此!
埋骨赋
1970年1月
埋骨铁道旁,时常听车响。
魂归离恨天,魄随南车返。
长辞赵家站,永别北大荒。
横越万里外,身漂千重关。
滇山其苍苍,滇水何茫茫。
深秋清气爽,到处桂花香。
拜尊筑竹寺,省娘金马山 。
故旧来相看,儿孙何满堂。
埋骨铁道旁,东邻垅成行。
春迎播种粮,碧草铺银霜。
夏看铲趟忙,浇晒苦难当。
秋收人归后,野草没胸膛。
冬至五尺冻,飞雪盖严寒。
儿童戏相问,何塚是老黄。
埋骨铁道旁,水洞在南方。
前临水一弯,后倚漫土岗。
清明齐扫墓,纸花常作伴。
重阳送寒裳,件件欲断肠。
儿女整食具,老伴哭道旁。
我独无人望,孤塚向太阳。
埋骨铁道旁,列车过四方。
朝迎货如山,暮送千客还。
人皆有家归,我独泪两行。
盼亲亲不见,郁郁心悲酸。
越鸟巢南枝,胡马嘶此疆。
明月伴孤魂,幽幽情何伤。
过客笑相问,何来乱葬岗。
不如作肥料,倾刻都焚光。
滴血成冰
在滴水成冰的68年12月初,公社召集全体四类分子学习。上午九点,五十多个“四类”都来了。天气很冷,一般室外是零下30多度。当地人都习惯戴两顶帽子。在棉帽下面加一顶软布帽。公社公安员喊“起立”“脱帽”“低头向毛主席认罪”。我慌忙间只把棉帽抓下,赶快低头。才感到头上还有一顶布帽没拿下来。连忙换左手拿棉帽,右手去摘布帽。唉!为时晚矣!已被公安员发现。他大声喊:“出来!走到前面。”他戴着皮帽穿着棉军大衣。
“你就是新来的,姓黄的吧!你不要认为是从大地方来的,(指农场)就可以不遵守规矩。”
我小声说:“不敢,不敢!”
“现在帽子还在你头上,还说什么?”
“我错了,我对毛主席不敬,我有罪。我不是故意的,慌忙之间只抓下了一顶,请公安员宽恕……。”他叫另一个四类:“去把认罪牌拿来。”一会拿来了。是一块厚一公分,30×20公分的铁牌子,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坦白交待,认罪伏法”。罚我站在毛主席像前,弯腰90度,他嫌我弯度不够,还用力按了两下。然后叫人把牌子挂在我的脖根上。起初,我并不感到怎么重,估计也就两公斤多吧!只是铁丝太细颈子痛。他即以“坦白交待,认罪伏法”为题训了一顿。接着说:
“你们三大队和七大队的四类,自己坦白,给你们十分钟。考虑、检举,过了时间,我要重罚……。”三分钟过去了。
“报告公安”站在角落里的一个老头坦白说:“我和小队长吵过架。小队长无中生有地指斥我偷懒,还乱骂我,我就分辨了几句。还说他嘴巴不好乱骂人。我有罪。”他赶紧到前面来弯腰几乎到地。
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第二个人坦白。公安员大声吼道:
“姓吴的站出来”,就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你偷队上的包谷种子。”
姓吴的说:“我没有偷过。”
“有人检举,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拿出一包种子。又问:“小队长,是不是你们仓里的。”
小队长应声答道:“是的。我们仓里的。”
“你们这些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不规矩伏法,要翻天啦!对你们绝不能手软。上来!”“你们两个人互相帮助帮助。”
我想偏头看看怎么帮助法。
“打呀!”公安把前一个坦白的老头和姓吴的揪了对面站着。“互相打嘴巴。脸打不肿不算。”他手提一棍子。亲自监督。打得不力的就给他几棍子。“啪……”十分钟后,两人鼻青脸肿。小队长求情才算完。并叫他们二人写检查交到大队。
“你们大家看到没有,该不该罚。”
“该罚!该打的……。”
“你们大家谈感想。说!快说……”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十二点散会。此时我颈部疼痛难当。腰、腿都麻木了。我以为可以获释了。殊不知公安员说:“为了加深你的认识,更好地帮助你记得,再支持一会吧!”扬长而去。值班民兵不时进来看看。屋子里没生火。少说也有零下20度。头冷,脚冻,耳朵像要掉下来。腰麻木了。脖子上挂铁牌的铁丝扣进肉里,疼痛之)极。我忽然想起“水浒”上说到,牢城营里的配军,如不送差拨红包,就要挨一百杀威棒。现在文明了,共产党讲政策了,“杀威棒”改为帮助记忆的“杀威站”。公安大人口口声声说:“不要以为是从大地方来的。”不就是那个意思吗?
那天可惨了,没人时我只好把头抵在墙上,双手捂住耳朵。颈部实在痛得不得了,用双手把铁牌托起,那知铁丝勒进皮肉,一托更痛不可当,鲜血直滴在地上,马上冻成血冰。下午三四点钟,公安大人来了,看见我脸色青紫,头顶在墙上才没有倒下来,地上已滴满了一滩血冰,才叫民兵把牌子拿掉。从此腰颈部脊椎带上残疾。廿多年来,时时作痛。“滚回去。”滚到我住的小队部,隔壁磨豆腐的老黄头,帮我医伤。幸好存有家乡寄来的云南白药。这就是自以为已经刑满释放多年,以农场工人下放农村的第一关。
高帽子之最
“高帽子”,顾名思义,高高的帽子也。当年批斗走资派、四类分子和九种人时的高帽子,花样繁多,有用竹子扎的,糊以各色纸张,一个尖的圆椎形,也有用铁丝绑扎而成的,更有高大者用钢筋焊制。那时,从手摇“红宝书”到呼“万岁万万岁”;从呼“忠于伟大领袖”到跳“忠”字舞;从一块块红语录牌到全国的红海洋;从一个个钮扣大小的主席像章到茶杯口大,碗口大,面盆大的特大像章;由别在衣服进而别在胸膛的皮肉里……。那耿耿忠心真是一言难尽。
1968年12月下旬。为了过新年,照例大队要把本队的四类分子集中学习,互相帮助、训话、宣布新年纪律……等等。大队长碰见我们小队的一个民兵,要他通知我下午两点准时到大队集会,但他上街忘了告诉我。两点刚过,大队长喊人来找我,我不敢稍停立即赶到。
“你好大狗胆,敢违抗命令,还要我派人再三去请,你不要以为是大地方来的,我不敢整你,先向毛主席请罪。”我立即脱帽弯腰90度,自己编些罪名请罪。旁边早有七个四类分子,已立正站好,大队长把嘴一努:“大家帮助,帮助他。”大伙一拥而上,我还没反映过来,忽然阵阵的剧痛,拳头劈头盖脸打来,又把我踢翻在地,直到鼻青脸肿,我抱着肚子,挨众人踢过来踹过去,我呼叫不已。“我有罪,下次不敢了,再不敢了!”才把我扶起来站到末尾。大家互相坦白检举,这个月的错误,自我批评……。晚上八点干部回来,宣布新年纪律:
“不准乱说乱动,外出要向队长报告,不准……。元月2号参加庆祝游行。”
九点钟出来,他们都向我道歉。
“我们是故意打头脸,造成伤重的现象,要害部位像腰、心口、肚子,都没有动手动脚。”
“我感觉到的,实在十分感谢。”
“你初来乍到,不知我们的苦处,除了我们这些相同命运的人,谁能知道这个罪要受到什么时候呀!”
“元月2日,他们庆祝游行,要我们干啥呀!”
“没有好事!”说完各自走了。
元月2号早上,我提早去了大队。看见还有六大队的六个四类也赶来了,大队干部说:“今天庆祝大会,没有你们的份,你们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化妆,还要表演两个小节目,违者严惩不贷。……今天盛会的名称是“庆祝丰收,嘉奖贫农,镇压四类。”说完队干部都往公社礼堂开会去了。一会儿老师来了,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真镇压,假枪毙!”
化装开始,我们一共十四个人,其中反革命九人,其余是地、富、坏分子。他们从一间屋里取出道具,有最大的高帽子一顶,稍小的二顶,还有奇奇怪怪的帽子许多,麻绳、破麻袋……。据说我的官大,名列榜首,戴最高最高的帽子,高约2米,其余两帽1-1.5米。先叫我把皮袄脱下,反穿,披上破麻袋,卡上高帽子,太高了不稳当,于是从顶上系上三根铁丝,各成120°,三个人分别拉着,麻绳绑在手臂,手拿哭丧棒,脸上涂白,鼻子涂黑,背上插上“招子”,枪毙反革命分子黄湛,第二名、第三名照办,第四名以下不要哭丧棒,改为五花大绑,戴怪帽子,两人拿绳子牵着,手执细条子,不时抽打,那些坏分子只戴怪帽子,捆着手臂,两人牵着,收拾停当,叫到东头等候。
不多会,开会的回来了。前面乐队开道,锣鼓齐鸣,紧接着是两人抬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牌,跟着披红戴花的干部受奖队伍;持枪的民兵队伍过后,是一百人的腰鼓队,又有两人举着“贫下中农万岁!”的红布标。受奖的贫下中农胸前挂着大红花,男的帽子上插着红花,女的头发上插着五色花朵,后面紧跟着一大群贫下中农,个个喜气洋洋的,眉飞色舞,在街上转了一个大弯。隔着一段距离,一小队破锣、鼓、破盆乱敲乱打,刺耳的噪声过后,两个人举着打倒反革命分子的横标,横标后第一个就是我,被七个人押送着。三个拉高帽的铁丝绳子,维持帽子的平衡。他们不时加压,使我抬不起头。左右有“卫士”各一人,手持细条子,牵着绳子,要我走快,背后被抽打,要我走慢,前胸被抽打,要往左牵动左边绳子,往右牵动右边绳子。后面两个持枪大军,刺刀雪亮,押解前进。第二名是伪满洲国营长,年纪已大,但待遇并不比我好。第三名是伪满洲国县里的什么局长,待遇稍好,其他六人每人只有三个押送的。坏分子每人只有两个押送,自己本人还要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
游行队伍由东到西,长约两公里,然后回转到最热闹的十字街口,队伍散了,改为自由围观。节目开始了。第一场镇压反革命。先把我拉到路中间,想不到拉帽子铁丝的三个一齐用力往下坠,我只觉得脖子咔嚓一声,立刻被压倒在地上,两个人跑去把预先准备好的门板抬过来,往我身上一压,两个人坐在上面,许多人立即一窝蜂的把砖块、石块,搬来压在我身上的门板上,我葡匐在地,动弹不得,手又被绑不能使力,顿时呼吸困难,眼冒金花。第二、三名也同时被压倒,其他小反革命、坏分子被牵着绳子,在地上学狗爬,学狗叫,小学生把土块往他们身上扔,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全剧达到高潮。我拼命抗拒这巨大压力,无奈呼吸更急……。此时只有一个念头“挺住!挺住!……”。幸好学生们把砖头搬掉,门板抬走。第二名已昏过去,两人把他拖到医院,两人来把我拖起来。“执行枪决”开始了,把我们八个人按了跪在马路上,十六名民兵举枪对着我们,口号声,叫喊声,骂声,此起彼伏,忽然一阵鞭炮声大响,民兵过来把我们一一踢倒,就算枪毙了……。坏分子们被押着跪在旁边。慢慢地,人们陆续散去,回家做晚饭。我们还匍倒在地不准动。一个家属扑在老头子身上大声号啕:“啊呀!怎么真死了呢?”她一边抹着老头额上的血,一面把他翻过来。“我是死了,不能睁眼,你嚎些啥。”他小声咕噜着。
民兵过来:“走开!走开!不准讲话。”……
一小时后,日落西山,大队干部告诉民兵:“喊他们滚了。”
我养息了一小时渐渐复原了,多亏年轻时候爱好体育,又跟着父亲练过日本的柔道,才得以挺过来,只是颈部疼痛不止。往回走时,队上那个打更的老黄头赶来扶我,又在坏分子老李家吃了碗面条,回“家”。那也算家吗?队上的空仓库有一面火墙,两张坑,晚上我和老黄头睡在那里,同时是小队干部和开会的地方。
事隔廿多年了,下雨阴天我的颈椎骨总隐隐作痛,这是世界上最高最重的帽子的功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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