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北大荒, 云南, 镇反
永远的北大荒
－－作者：黄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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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下放农村十年－－怪诞五部曲（一）
1966年起中国的大地上刮起了“文革”的革命风暴。先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继而大打出手，大抢枪、大武斗、大混战。我们是公安厅下属的劳改农场。不许红卫兵冲击，内部不搞四大，正面教育。后来政策不灵了，造反派（干部中的）揪斗走资派，原农场场长杨彦、书记钱德福……等等，均被揪出来，关入牛棚。时时开大会批斗。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示众。而我是劳改释放分子，是“死老虎”，走资派重用的反革命。反动技术“权威”。每场必陪斗。“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罚跪”是家常便饭。
“设计室”是黑窝，撤消了！我下到基建队去拉大锯解木板。我的徒弟，我一手把他从一个当地的高中毕业生，教会成了一个能测量和搞简单设计的技术员。乘着斗走资派的机会，他当上了小头目。如果把我踢开，他将是“红色技术权威”了，于是乎我就被下放农村，交由贫下中农管制。
我所下的大队叫赵家，就在铁路旁。原来他们说好了，要一个铁匠。哪知原定去的那个人才卅多岁，是基建队的铁匠，绥化人。也是劳释分子。68年夏天雨夜回家，划破了脚，开始有点红肿，还来上班的。到第五天突发高热、抽风，第七天一命呜呼。于是我就顶替去了赵家大队。无人敢理睬，无人敢要住。我只好住在小队部。大队长一看铁匠没要到，来了个不会农活的五十多岁老头，实在窝火。于是一连串好戏就等着我了。
从68年底到79年初整整十年。我以大小队干部管制下的“四类分子”的身份过来的。在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状况下，要保证长达八、九个月的冬季取暖问题，要白干义务工，要送礼给干部，以免受没完没了的非人折磨，还要干最重的体力劳动。忍受没有期待，没有追求，没有理解，没有同情，无穷无尽的寂寞。被判徒刑还有期，还期望着刑满，回万里迢迢的家。而现在却是无期徒刑啊！这十年中，我曾无数次望着那向南的两根铁轨，它可以把我带回南国，带回故乡。但是有家不能回呀！唯一的安慰是妻子的信，从信中知道老母过世。从信中知道妻子儿女的“安康”……我知道字里行间有多少难言之隐。
有几次在残酷的折磨下，也许再也站不起来了。在绝望中我写下了“埋骨赋”
我生产队墓葬均在南地头小溪土坡上。西邻铁路六孔桥。（当地为水田）时贫病交加。兴许我也将长眠于此！
埋骨赋
1970年1月
埋骨铁道旁，时常听车响。
魂归离恨天，魄随南车返。
长辞赵家站，永别北大荒。
横越万里外，身漂千重关。
滇山其苍苍，滇水何茫茫。
深秋清气爽，到处桂花香。
拜尊筑竹寺，省娘金马山 。
故旧来相看，儿孙何满堂。
埋骨铁道旁，东邻垅成行。
春迎播种粮，碧草铺银霜。
夏看铲趟忙，浇晒苦难当。
秋收人归后，野草没胸膛。
冬至五尺冻，飞雪盖严寒。
儿童戏相问，何塚是老黄。
埋骨铁道旁，水洞在南方。
前临水一弯，后倚漫土岗。
清明齐扫墓，纸花常作伴。
重阳送寒裳，件件欲断肠。
儿女整食具，老伴哭道旁。
我独无人望，孤塚向太阳。
埋骨铁道旁，列车过四方。
朝迎货如山，暮送千客还。
人皆有家归，我独泪两行。
盼亲亲不见，郁郁心悲酸。
越鸟巢南枝，胡马嘶此疆。
明月伴孤魂，幽幽情何伤。
过客笑相问，何来乱葬岗。
不如作肥料，倾刻都焚光。
滴血成冰
在滴水成冰的68年12月初，公社召集全体四类分子学习。上午九点，五十多个“四类”都来了。天气很冷，一般室外是零下30多度。当地人都习惯戴两顶帽子。在棉帽下面加一顶软布帽。公社公安员喊“起立”“脱帽”“低头向毛主席认罪”。我慌忙间只把棉帽抓下，赶快低头。才感到头上还有一顶布帽没拿下来。连忙换左手拿棉帽，右手去摘布帽。唉！为时晚矣！已被公安员发现。他大声喊：“出来！走到前面。”他戴着皮帽穿着棉军大衣。
“你就是新来的，姓黄的吧！你不要认为是从大地方来的，（指农场）就可以不遵守规矩。”
我小声说：“不敢，不敢！”
“现在帽子还在你头上，还说什么？”
“我错了，我对毛主席不敬，我有罪。我不是故意的，慌忙之间只抓下了一顶，请公安员宽恕……。”他叫另一个四类：“去把认罪牌拿来。”一会拿来了。是一块厚一公分，30×20公分的铁牌子，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坦白交待，认罪伏法”。罚我站在毛主席像前，弯腰90度，他嫌我弯度不够，还用力按了两下。然后叫人把牌子挂在我的脖根上。起初，我并不感到怎么重，估计也就两公斤多吧！只是铁丝太细颈子痛。他即以“坦白交待，认罪伏法”为题训了一顿。接着说：
“你们三大队和七大队的四类，自己坦白，给你们十分钟。考虑、检举，过了时间，我要重罚……。”三分钟过去了。
“报告公安”站在角落里的一个老头坦白说：“我和小队长吵过架。小队长无中生有地指斥我偷懒，还乱骂我，我就分辨了几句。还说他嘴巴不好乱骂人。我有罪。”他赶紧到前面来弯腰几乎到地。
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第二个人坦白。公安员大声吼道：
“姓吴的站出来”，就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你偷队上的包谷种子。”
姓吴的说：“我没有偷过。”
“有人检举，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拿出一包种子。又问：“小队长，是不是你们仓里的。”
小队长应声答道：“是的。我们仓里的。”
“你们这些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不规矩伏法，要翻天啦！对你们绝不能手软。上来！”“你们两个人互相帮助帮助。”
我想偏头看看怎么帮助法。
“打呀！”公安把前一个坦白的老头和姓吴的揪了对面站着。“互相打嘴巴。脸打不肿不算。”他手提一棍子。亲自监督。打得不力的就给他几棍子。“啪……”十分钟后，两人鼻青脸肿。小队长求情才算完。并叫他们二人写检查交到大队。
“你们大家看到没有，该不该罚。”
“该罚！该打的……。”
“你们大家谈感想。说！快说……”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十二点散会。此时我颈部疼痛难当。腰、腿都麻木了。我以为可以获释了。殊不知公安员说：“为了加深你的认识，更好地帮助你记得，再支持一会吧！”扬长而去。值班民兵不时进来看看。屋子里没生火。少说也有零下20度。头冷，脚冻，耳朵像要掉下来。腰麻木了。脖子上挂铁牌的铁丝扣进肉里，疼痛之）极。我忽然想起“水浒”上说到，牢城营里的配军，如不送差拨红包，就要挨一百杀威棒。现在文明了，共产党讲政策了，“杀威棒”改为帮助记忆的“杀威站”。公安大人口口声声说：“不要以为是从大地方来的。”不就是那个意思吗？
那天可惨了，没人时我只好把头抵在墙上，双手捂住耳朵。颈部实在痛得不得了，用双手把铁牌托起，那知铁丝勒进皮肉，一托更痛不可当，鲜血直滴在地上，马上冻成血冰。下午三四点钟，公安大人来了，看见我脸色青紫，头顶在墙上才没有倒下来，地上已滴满了一滩血冰，才叫民兵把牌子拿掉。从此腰颈部脊椎带上残疾。廿多年来，时时作痛。“滚回去。”滚到我住的小队部，隔壁磨豆腐的老黄头，帮我医伤。幸好存有家乡寄来的云南白药。这就是自以为已经刑满释放多年，以农场工人下放农村的第一关。
高帽子之最
“高帽子”，顾名思义，高高的帽子也。当年批斗走资派、四类分子和九种人时的高帽子，花样繁多，有用竹子扎的，糊以各色纸张，一个尖的圆椎形，也有用铁丝绑扎而成的，更有高大者用钢筋焊制。那时，从手摇“红宝书”到呼“万岁万万岁”；从呼“忠于伟大领袖”到跳“忠”字舞；从一块块红语录牌到全国的红海洋；从一个个钮扣大小的主席像章到茶杯口大，碗口大，面盆大的特大像章；由别在衣服进而别在胸膛的皮肉里……。那耿耿忠心真是一言难尽。
1968年12月下旬。为了过新年，照例大队要把本队的四类分子集中学习，互相帮助、训话、宣布新年纪律……等等。大队长碰见我们小队的一个民兵，要他通知我下午两点准时到大队集会，但他上街忘了告诉我。两点刚过，大队长喊人来找我，我不敢稍停立即赶到。
“你好大狗胆，敢违抗命令，还要我派人再三去请，你不要以为是大地方来的，我不敢整你，先向毛主席请罪。”我立即脱帽弯腰90度，自己编些罪名请罪。旁边早有七个四类分子，已立正站好，大队长把嘴一努：“大家帮助，帮助他。”大伙一拥而上，我还没反映过来，忽然阵阵的剧痛，拳头劈头盖脸打来，又把我踢翻在地，直到鼻青脸肿，我抱着肚子，挨众人踢过来踹过去，我呼叫不已。“我有罪，下次不敢了，再不敢了！”才把我扶起来站到末尾。大家互相坦白检举，这个月的错误，自我批评……。晚上八点干部回来，宣布新年纪律：
“不准乱说乱动，外出要向队长报告，不准……。元月2号参加庆祝游行。”
九点钟出来，他们都向我道歉。
“我们是故意打头脸，造成伤重的现象，要害部位像腰、心口、肚子，都没有动手动脚。”
“我感觉到的，实在十分感谢。”
“你初来乍到，不知我们的苦处，除了我们这些相同命运的人，谁能知道这个罪要受到什么时候呀！”
“元月2日，他们庆祝游行，要我们干啥呀！”
“没有好事！”说完各自走了。
元月2号早上，我提早去了大队。看见还有六大队的六个四类也赶来了，大队干部说：“今天庆祝大会，没有你们的份，你们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化妆，还要表演两个小节目，违者严惩不贷。……今天盛会的名称是“庆祝丰收，嘉奖贫农，镇压四类。”说完队干部都往公社礼堂开会去了。一会儿老师来了，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真镇压，假枪毙！”
化装开始，我们一共十四个人，其中反革命九人，其余是地、富、坏分子。他们从一间屋里取出道具，有最大的高帽子一顶，稍小的二顶，还有奇奇怪怪的帽子许多，麻绳、破麻袋……。据说我的官大，名列榜首，戴最高最高的帽子，高约2米，其余两帽1-1.5米。先叫我把皮袄脱下，反穿，披上破麻袋，卡上高帽子，太高了不稳当，于是从顶上系上三根铁丝，各成120°，三个人分别拉着，麻绳绑在手臂，手拿哭丧棒，脸上涂白，鼻子涂黑，背上插上“招子”，枪毙反革命分子黄湛，第二名、第三名照办，第四名以下不要哭丧棒，改为五花大绑，戴怪帽子，两人拿绳子牵着，手执细条子，不时抽打，那些坏分子只戴怪帽子，捆着手臂，两人牵着，收拾停当，叫到东头等候。
不多会，开会的回来了。前面乐队开道，锣鼓齐鸣，紧接着是两人抬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牌，跟着披红戴花的干部受奖队伍；持枪的民兵队伍过后，是一百人的腰鼓队，又有两人举着“贫下中农万岁！”的红布标。受奖的贫下中农胸前挂着大红花，男的帽子上插着红花，女的头发上插着五色花朵，后面紧跟着一大群贫下中农，个个喜气洋洋的，眉飞色舞，在街上转了一个大弯。隔着一段距离，一小队破锣、鼓、破盆乱敲乱打，刺耳的噪声过后，两个人举着打倒反革命分子的横标，横标后第一个就是我，被七个人押送着。三个拉高帽的铁丝绳子，维持帽子的平衡。他们不时加压，使我抬不起头。左右有“卫士”各一人，手持细条子，牵着绳子，要我走快，背后被抽打，要我走慢，前胸被抽打，要往左牵动左边绳子，往右牵动右边绳子。后面两个持枪大军，刺刀雪亮，押解前进。第二名是伪满洲国营长，年纪已大，但待遇并不比我好。第三名是伪满洲国县里的什么局长，待遇稍好，其他六人每人只有三个押送的。坏分子每人只有两个押送，自己本人还要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
游行队伍由东到西，长约两公里，然后回转到最热闹的十字街口，队伍散了，改为自由围观。节目开始了。第一场镇压反革命。先把我拉到路中间，想不到拉帽子铁丝的三个一齐用力往下坠，我只觉得脖子咔嚓一声，立刻被压倒在地上，两个人跑去把预先准备好的门板抬过来，往我身上一压，两个人坐在上面，许多人立即一窝蜂的把砖块、石块，搬来压在我身上的门板上，我葡匐在地，动弹不得，手又被绑不能使力，顿时呼吸困难，眼冒金花。第二、三名也同时被压倒，其他小反革命、坏分子被牵着绳子，在地上学狗爬，学狗叫，小学生把土块往他们身上扔，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全剧达到高潮。我拼命抗拒这巨大压力，无奈呼吸更急……。此时只有一个念头“挺住！挺住！……”。幸好学生们把砖头搬掉，门板抬走。第二名已昏过去，两人把他拖到医院，两人来把我拖起来。“执行枪决”开始了，把我们八个人按了跪在马路上，十六名民兵举枪对着我们，口号声，叫喊声，骂声，此起彼伏，忽然一阵鞭炮声大响，民兵过来把我们一一踢倒，就算枪毙了……。坏分子们被押着跪在旁边。慢慢地，人们陆续散去，回家做晚饭。我们还匍倒在地不准动。一个家属扑在老头子身上大声号啕：“啊呀！怎么真死了呢？”她一边抹着老头额上的血，一面把他翻过来。“我是死了，不能睁眼，你嚎些啥。”他小声咕噜着。
民兵过来：“走开！走开！不准讲话。”……
一小时后，日落西山，大队干部告诉民兵：“喊他们滚了。”
我养息了一小时渐渐复原了，多亏年轻时候爱好体育，又跟着父亲练过日本的柔道，才得以挺过来，只是颈部疼痛不止。往回走时，队上那个打更的老黄头赶来扶我，又在坏分子老李家吃了碗面条，回“家”。那也算家吗？队上的空仓库有一面火墙，两张坑，晚上我和老黄头睡在那里，同时是小队干部和开会的地方。
事隔廿多年了，下雨阴天我的颈椎骨总隐隐作痛，这是世界上最高最重的帽子的功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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