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北大荒, 云南, 镇反
永远的北大荒
－－作者：黄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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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天灾乎？人祸乎？－－饥饿变奏曲（二）
可怕的大豆
“大豆”，东北的大豆，颗粒大饱满，黄灿灿的那可是上等食品，享誉全国的呀！怎么会可怕？常言说“大米医饿病”，饿极的人不能吃多，最好是半流质的稀饭。大米在这里比什么都珍贵，大豆却遍地都是。那年冬天地里还有些没来得及收的大豆被雪埋住了。场长就安排了些犯人去刨，去找。这下饿极了的囚徒们不顾冻得梆硬，也不管咬不咬得碎。一边刨，一边吃。有的适可而止，有的想“好不容易碰上这个机会。不吃饱吃够，怎么行。至少吃一顿也可以顶上两三天的了。”于是就没命地吃。有五个人就这样被抬进了我们“医院”，这种撑坏的病人可怜乎？可悲乎？没有一人能活下来，除非剖腹把胃切开。
那大豆从秋到冬干透了，颗粒很小。遇到水，到胃里暖和了，体积可以涨大三倍，在肚子里撑得紧紧的。我用手摸他们的肚子，铁硬的。肚皮子绷得像鼓。他们嚎叫着，拼命挖自己的嘴，想吐出来。满地打滚。我眼巴巴地望着，只能给他们打止痛针。
其中一个小伙子，猛吃快吃，没有下到肠子，全在胃里。我煮好了小刀、钳子，跟宋大夫说：“让我试试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看他太难过了。”
“不能！快放下。”
“我来吧，你只要装作不知道就行了。”
“你疯了，你不要命啦！你动了刀，他也必然要死。罪名还要弄到你头上，你的罪还嫌少吗？”
“他也是人呀！他是饿极了呀！”
“送县医院，开辆卡车去，三小时就到了。书记不让送，说什么影响不好。我有什么办法。在他们看来死几个犯人算什么！”
宋大夫看我仍呆呆地站着。里间小屋里是杀猪般的嚎叫声，哀求声……他叹了口气：“我看你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才劝告劝告你。总场测量队的刘毅，你们肯定更熟悉。也是不准送，死在这里的。”
“我知道……。”多少年没流过的眼泪，滚下来。我连忙擦去。
刘毅之死
还在10月中旬，我在老残队时。一天收工，从医务室门口过。我注意看了看，门口靠墙的苞末杆子上坐着一溜病号。我意外地发现了他－－刘毅。我们测量队第二水平组的组长。我急忙跑上前：“小刘，你犯了什么病，几个月不见瘦多了。我还不知你也在这分场呢。”
“黄工。”他拉着我的手。仔细端详着我，“我在十三井子那边属这里的第六大队。四天前肚子开始痛，越来越厉害。实在忍受不了。卫生员看看不能医，才转来场部。”
我急忙问：“现在怎样了。”
“也怪！从今早上起就不痛了。”
我是过来人，我知道要是阑尾炎，不痛那就意味着穿孔了。那时医务室还有两个医生。我找到姓李的医生。讲了刘毅的情况和我的体会。
“等检查了！再说吧！”
第二天未出工前我就跑到医务室。他靠右边的肚子都硬了。我知道不好了。又去找李医生。
“李医生，我患过阑尾穿孔的腹膜炎，也是这样。先痛后肚子硬。动了手术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我看他也是这样，晚了就没法救了。你想想办法吧！他还年青哪！”
“上面不准送到别处治。我又不是外科医生。再说也没有器械设备，没有药，我有什么办法。”他摊开两手，“爱莫能助啊！刘毅，我们也认识的……。”
我一溜小跑，才赶上出工队伍。心里老挂记着他。关于他的一幕幕场景又在我脑海浮现了。两年前我们测量队，正测着现在红光农场的大片荒原。新调来一个犯人“济南人”。我看他有高中文化就亲自教他大地测量的基础操作。晚上在绘图之余，又仔细地讲解。他迅速作着笔记，字写得很清秀。夜深人静之时，我也很感慨地问他：“干吗会来到这里……。”
“黄工，我是济南二中的，十七岁参军，十八岁入党。五一年入朝作战。半年后不到廿岁的我就当上连指导员……唉！一言难尽。”
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一次大规模的向南突进，受到了猛烈阻击。我们团突得太远和大部队失去联系。死了一大半，活着的人变成了俘虏。我藏在死尸堆里，乘着黑夜以北极星作方位，翻山越岭往北爬。白天就躲在丛林里，到第二天傍晚碰到我们连的二排副。他杵着根棍子，脚上负了伤，衣服一筋一柳的，也和我一样满身血迹。第三天拂晓，陆陆续续遇到了一些逃下来的败兵。据说我们师差不多全军复没。我和二排副老李商量：
“我参军前是刻字店的学徒，会刻章。现在能弄点吃的和医药最好。”我想了一下：“行啊。你就刻个我们一二七师收容站的图章嘛！去年我在清州江那边一次战斗间隙，还真见过收容站。站长是我老乡。我见过他盖章让战士去军部领给养的。”
这样我们第四天就在一个无人的小村住下。陆陆续续来了四十五人。办起了收容站。从七十多里地的军部领到了粮食、衣物。第二次我去时，军后勤部的李干事，给了我几箱药要我办个“医院”。十多天后又来了一个医生两个护理员。这下我胆子大了。前后收容、治疗了差不多两个连的人。编了队指定了负责人，又送到军部。这下我就变成“政委”，二排副就当了收容所的所长。可是好景不长，我们师副师长景跃清从祖国接兵回来。他是分管后勤的。我们师全师复没，师长、政委都没有下落。从哪冒出我这收容站政委。调查来，调查去，二排副说出了真情。
“怕啥！我们在枪林弹雨中，拣了条命。没投敌，没开小差，还收容医治了二、三百号人。交上级。官是我们自封的。怕啥！我寻思着还有功呢？”
“这下完了。好戏还在后头呢。”我是党员，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可不，我这个“政委”，就和“所长”一起送进了后方鸭绿江边的军法处。在集中营里干活、出操。又过了半年，审了几次，还好从轻发落。我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先在沈阳劳改，后一起就都转到北大荒来了……。
他在测量队勤奋好学。不到半年就掌握了技术。还当上了第二水平组的组长。
下午收工我又去看他，整个肚子都硬了。匆匆说了两句安慰的话离去。第二天一早我又提前去看他。鼻子尖了，眼眶凹下去，死相毕露。我再也忍不住了，把我的经验告诉他。腹膜炎死亡率达95％以上。“你生还的希望太少了，有什么未了的事想一想告诉我，我一定替你办到。现在要出工，下午再来。”
第三天下午收工时，我急忙奔到他面前。他有气无力地说：“我父母双亡，从小是当清道工的哥哥把我带大，还有一个妹妹在郊区老家。他现在济南市环卫站，他还以为我在抗美援朝呢……。”他拉住我的手，眼角滚出了泪。“我不甘心的就是农场害了我，不给医治。请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他叫刘泉清……。”他喘了口气又说：“黄工，我们师徒一场，你耐心地教我，很快掌握了技术。我快满刑了，还想以后为家乡的建设好好干呢。没想到却要永别了……。你的心肠太好了。在这种地方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我一定做到。”次日早上我又去，他已到了弥留状态。见我苦笑了一下，嘴唇在动。我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才听清楚：“再见了！愿你好运。”说完闭上了眼。我一阵鼻子发酸，赶紧出门追赶队伍，拼命地干活，才算好些。
老王安慰我说：“算了吧！安知我们的下场又是怎样呢？”
下午收工，他已被抬走了。谁知道后来我到了医务所，又当上管“生死薄”的“特殊户籍警”。12月初把仓库的死尸搬到露天停尸场－－河心岛上时，又见到了他。61年5月9日，我当“掩埋特务队”队长时，又见到了他。肚子发胀鼓大，耳朵被老鼠吃掉一个，嘴皮和一半鼻子也没有了。如果不是查“户口册”，我将无法认出了。
“特别行动队”
60年冬天是个凄厉而严寒的冬天。食物太少，犯人们出不动工了。死亡的人数还在增加，停尸房已塞满。上级指示把尸体搬到北河的河心岛上。约有两个蓝球场那么大。狭长形的河心小岛就变成饿死尸体陈列场。各人的面部表情有砒牙裂嘴的，有圆睁双目的，有狞笑的，有号哭状的，有的鼻子、耳朵、手指、脚指被饿极的老鼠吃掉，面目全非。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摆放时每人净占1米宽，间隔1米，每排20人，共有10排。我照样分示A、B、C、D。×排×号是×人。列簿登记好，备查。
61年4、5月间春季来临。上级通知可给病人每天二两大豆，还能喝上豆浆。死的人渐渐减少了。当时全分场犯人约1500人，死亡193人，死亡率约为13％。除被领认的30人左右，剩下160人的掩埋任务，丁场长又看重了我，又落到我头上了。他交给我20个人，由我任队长，限三天完成这一项特殊任务。
当时已值5月初。冰河开冻，草儿发绿。尸体在冬天20—40℃的严寒露天停放是天然冷库。但5个月过去，天气暖和了。尸体腐烂，恶臭难当。如何完成这项任务，我把大家召集开会商量。先是大家主张挖一个大坑，统统埋在一起。我认为任务重，时间紧，而土只化了30—50公分，挖大坑不行。决定挖小坑单个埋，挖下去50—60公分。土不足由旁边当阳处挖来加盖……。为防臭，每人发一个口罩注入酒精。
第二天5月9日，我们涉水过河到河心岛。隔老远就闻见一阵恶臭，近处更臭不可耐。死尸缺鼻子少眼睛。奇怪每个人都是肚子先坏，发紫绿黑色……每两个一组，在死人空隙里挖坑。我用一根木棍检查坑的深度，够深就埋。中午带去的饭（冷馒头）一个人都吃不下。我们在上风头河边，身上、手上都残留着臭味，直发恶心。下午不顾河水冰冷，洗了个澡，绕道避开臭气。每组每天埋五人，三天才算搞完。最后我又带人给每一个钉上木牌，写上姓名、死亡日期、编号、绘制了简单的墓地图交给丁场长。他很满意。我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能为亡灵做点什么？入土为安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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