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北大荒, 云南, 镇反
永远的北大荒
－－作者：黄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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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三民主义”－－大镣的别名（三）
交响乐和电话机
42年过去了，有很多事苦苦思索印象还是淡漠了，唯有这交响乐，这特殊的交响乐，仍在耳边回响……监狱中人越来越少，每天早上照例的叫号声、铁镣声……。我们犹如笼子里的鸡，随人家抓哪个杀哪个！要杀你还得叫你自愿承认去做“教材”。口口声声讲：
“教材还得有选择，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嘛！是光荣的。”“教材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做反面教材也是好的。”
“你看×××坦白了，以做反面教材为荣，我们让他安安静静，不找他的麻烦，比你拖着十多公斤重的脚镣，吃不好，睡不好，不知要好多少倍呢。”审讯员们不惜苦口婆心地劝导。
我们也知道熬不过，受不了而坦白的下场，就是“承认罪行”，签字画押，接着公审大会“枪毙立即执行”，阴森恐怖，心理压力极大。夜里我们常被号叫声惊醒。有声嘶力竭喊冤的；捶胸顿足痛哭的；自杀未遂的呻吟；写绝命书的；用头撞墙的……。
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持此乐观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每星期五准许家人送东西进来，大家也不客气该喝的就喝，能吃的就吃。监舍里犯人越来越少。五个排道拼成了三个、二个。“交响乐就响得越有韵味了。”
这些不坦白死硬犯或是够得上军政首脑的“准战犯”大都带着脚镣、手铐或者兼而有之。脚镣有普通10公斤以内的多链镣，也有“三民主义”大镣。走起路来，各种频率的金属撞击声，从排道响到厅堂，声音由远而近，由小到大，到厅堂时达到高潮。犯人们也故意按节拍迈步。于是“亲呤仓！亲呤仓！”“亲仓，亲仓，亲呤仓……”不时有人把“三民主义”大镣中间那个大环提起又砸落在地面上，“哐”“咚”很像鼓点。真够热闹的，到出了放风场，外面大了，宽阔了，声音小了，人散了，变成细碎的轻音乐，十分美妙。
如此热闹还不到一个月。早上又开始喊人点号了，原来有200人左右，又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五间房子有人。除去“球籍”的人，谁也不耐烦带行李，剩下的铺盖越来越多。五床做垫的，一床做盖的，好不舒服。家里送的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后来我才知道，全家扫地出门，只带了随身衣服和被盖，除了全部房地产被没收外，连工商业部分也没收。没收的又不符合当时的政策，当局就变个花样胁迫老父，让他亲笔写下温泉宾馆等处的全部产业捐献给国家”。老父亲由于是“辛亥革命元老”，需要装点门面，给个政协委员头衔，每月100多元工资。家中还有老母亲，妻子和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两岁。妻子向朋友处借得一架缝纫机，开个小店维持起码的生活。孩子们上菜市拣菜叶豆豉，拌在饭里充饥。
到1952年3、4月间，监所又热闹起来。新来了大批犯人。其中有留用人员，南下干部，土共干部，工商业者等等，才知道对面在搞“三反”“五反”运动。他们是犯错误来反省的。交响乐被冲淡了，消失了。
一天传讯我，顺宁人又见面了，他气冲冲地说：
“过去的话，你还记得吧！你说没有血债，这回看你怎么推。”
我没理睬。
“前年你在自来水厂，整死一个进步人士，总不假吧！”
我想起厂里48年确有一个叫张××的，是个一般职员，经常神经兮兮的，因失恋而自杀。有法医验过，他母亲也来过厂里，一切善后都很好地处理了，怎么变成我整死的呢？
我把情况重述一遍。把当时负责处理的人一一列出。他还是认定我不坦白，他示意记录员出去，一会儿拿来一部旧式手摇式电话机。
“这是什么？”
“电话机。”
“以前我们的人被你们整死多少，今天要你尝尝滋味。”
记录员把两根电线绑在我手上，导电的裸线塞好。
“你承认了吧！免得受苦！”
“我只能按事实说！”
长年累月的工程计算，练就了我一丝不苟的思维方式，我仍然一字一句的说：“他是自杀，经法院法医鉴定，我亲拟给予厚葬，抚恤其老母。”
“顺宁人”大怒，摇起电话机来，我被电流击倒在地，趁势双手交叉，虽不太难受却放声大叫。
“麻死人啦！麻死人啦！”
“我坦白，我坦白。”
“说！你怎么毒死的！”
“没有毒死，他是自杀的，吊死的。”
他又大摇电话机，我就地打滚大喊大叫。
电话机一摇发出的电，电压高到200～1000伏，而电流却很小，只有0.01～0.001安左右，两手绑上电线，我滚在地下，两手交叉，电流走最短的路线，由这手传到那手，我并不感到太难过。我大喊大叫只是做戏。他是不懂电的。残酷总是和愚昧相伴随。
这样持续了五、六分钟之后，走进一个人来说：“大喊大叫的，监舍都听见了，影响不好，先叫他回去吧！问题已经决定了。”
我装作站不起来，记录员和典狱长还用手扶我，我扶着墙跌跌撞撞地回去，同牢犯人都很关心，我只说了三个字“电话机”。大家默然。
看来这个主审官“顺宁人”是想要从我身上再捞到点什么“钢鞭材料。”
死神为什么不招我去
“三民主义”大镣拖着双足532天时，狱官忽然在放风场上召开大会。一百多人打盘脚坐于地上。监狱长宣布“现在开宣判大会” 。另一个人上台，他讲话极其简单：
“今天对你们宣判，你们要好好听着：一、判死缓的有××××××等人，二、无期徒刑的××××××等人，三、十五年有期徒刑的有黄湛×××……等人”，直到最少为五年的。也不知犯了什么罪，内容更不清楚，更没有判决书之类的东西。下午就取去脚镣。宣布我为大组长，领着三个小组约30人在监内劳动。任务是检漏，清扫顶棚，疏通大沟。其中有三个被指定为“办公室清洁人员”，到二门外办公室打扫卫生，其中一青年姓刘，江苏人，南京金陵中学学生，跟着解放军南下，犯了小贪污案关了进来，曾是我们牢舍的小组长，有一天他对我说：
“你的狗命大，不然早就完了。”
“你怎么知道？”
“昨天我在门外窗旁扫地，听见办公室两、三个人在谈你的事，有一个口音很怪的人说‘黄湛这小子太便宜他了，照他这种十个也完蛋了，我真不服气！’另一个说‘你莫不服气，人家有大靠山，连周保中盖章都不顶用！”
这事一直到后来，我患腹膜炎保外就医时，父亲来看我，才给我讲明：“你不会死的，要死早死了。”真相是这样：我于51年3月被捕后，父亲于5月间写信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 字玉阶。朱玉阶在云南讲武堂丙班就学时，父亲是讲武堂骑兵教官，辛亥革命后父亲任梯团长，重庆镇守使；护国战争时父亲任挺进军、第四军总司令等职时，与朱大叔有多次共同革命的上、下级关系。后来在镇压反革命高潮中又写过一封信，大意是“嫡长子黄湛由于历史原因曾任过伪三青团分团长及国大代表等职务，但他是爱国的，对蒋不满的，解放前夕参加了‘民联’，做过有益于人民和家乡的事，等等。秘书转给朱总亲阅，朱总在信头上写了个“阅”字，交秘书，用朱总的私人信封，内部军邮给云南最高当政者陈庚将军。信到了陈的秘书手中。朱老总关照见有我这一案就送过来。陈是军管会主任，周保中是副主任。陈当时到广西去了，故周保中处签章就执行枪决。我的上报死刑立即执行的文到周处图章都盖了，正要发下。幸亏陈的秘书关照过：“有黄湛这人的送过来，等陈主任回来处理。”
后来陈回来看过后亲笔批了“给予长期管训的刑期”。那时有期徒刑最长的是十五年，就这样判了。
父亲说：“好险啊！朱的批信才转回来，头一天陈的秘书对周的秘书说了这事，第二天你的案就报上来了，已经盖章下发时才被秘书发现，不论在哪个环节上耽误了一点，你就完了。”
我是这样免去了脑袋如割韭菜般被割去的下场，可是有多少人却在狂妄的报复情绪下，还有泄私愤，甚至图财物的情况下，统统打着“革命”的旗号，纷纷让人头落地。乡农会可以批准杀人，假土共可以杀真的进步人士……。例子举不胜举。每一个有姓有名的人都可以写一本书……。这本书可以写到本世纪八十年代初。这种毫无理性的报复、怀疑、残杀，侵入到“人民共和国”的肌体深处，终于又从共产党内的最高层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的疯狂”根子早就埋下了。
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啊！在数千年历史的重负下，在改朝换代的废墟中，你的步履是如此艰难……。这更加激励我写出来，把极权专制的残酷如实地揭露于人间。让儿孙们，不！儿辈已经在这个制度下耗尽了年华，只能让孙辈们更快地奔向科学、智慧。让执政者能真正在人民的监督下，逐步减少黑暗吧！
腹膜炎4%的幸存者
1953年，我已被判为15年有期徒刑，投入劳改。昆明市内的蒲草田监狱正建些平房，由我负责技术。一天正在上屋架，大家又饿又累，但中午一定要完成。
12点多钟我吃完饭去看他们操作。我刚上到房架跟前，我旁边一个用力一踩，脚打滑跌了下去。我看到房架已经歪过来，就奋不顾身用尽全力往上一顶，屋架给顶住了，没有倒下来。我只觉得什么东西在小腹部抽动了一下，也没有在意，跌下去的人也没有大伤。总算圆满解决了。到晚上我感到腹痛，越来越厉害，吃点止痛药仍然抵挡不住。到医务所去看，医生说我是“肠结”。草草打发回来，路上曾昏倒两次。回来后卫生员（犯人）告诉我说：
“你是阑尾炎，要用盘尼西林，管监狱的不开口，是拿不到的，你能否设法弄来。”
正好前天我因公出去，有人托我买的一瓶油质盘尼西林（青霉素），我还没有给他。”卫生员就给我加倍剂量注射进去。以后几天发高烧，昏沉沉人事不知。……一天刚睁眼，瞧见妻子模糊地回答。两年多了，恍如隔世。她叫了人力车把我送进昆华医院。看到她焦急的眼神，消瘦的面庞，我想问问：
“这几年你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可我声音微弱得简直听不清。到医院，妻子找到苏树言院长，他边检查边说：“怎么造成这种样子才来？”
诊断为：“阑尾穿孔，弥漫性腹膜炎，病情十分严重，需要立即手术。”我半身麻醉后，头脑反而清醒了。打开腹腔后，脓血喷得主刀的苏院长一头一脸。手术完后，他说肠子腐烂得不能动，只有插上三根橡皮管，反扑在特制的床上，下面接个盆子排脓血，一方面大量注射青霉素，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我妻子静娴一直守护在旁。我昏睡了三天，第四天流出来的是黄水了，橡皮管抽去两根，人也可以仰卧了。苏院长笑着说：“你总算闯过来了，这种病死亡率超过96%，我们认为你阑尾穿孔的第三天就该死了。”这是那几针油质青霉素救了我的命。
我为了抢救人命和国家财产而挣伤得了阑尾炎。而由卫生员摇身一变为大夫的“医生”连普通阑尾炎也诊断不出来，硬说是“肠结”，而由医生打为“犯人”的卫生员，说了几遍是阑尾炎，反遭训斥，以致延误，发展为弥漫性腹膜炎。眼看要死了，才通知家属给予“保外就医”。在医院住了20来天，伤口未封，流脓不止，又数次催回监狱。后来，在狱中和劳改队所见的病和死，我才知道了这也是一种杀人的手段。只有眼看不行的病人才“保外就医”，又推脱了责任，又变相地杀了人。
充军万里
我为什么会去东北劳改呢？“想来是战犯吧！”我的小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因为“其父在东北劳改想来是战犯”而被以莫须有的人命案抓进监狱，此是后话。
人生就是扣在一连串的机缘之上。1953年云南还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而东北所谓解放早起步早，已开始建设。黑龙江省公安系统拿着公安部的介绍信到西南来找刑期长而又有技术的犯人，带到东北去使用。云南省公安厅要他们与劳改局洽商。当时我恰恰在“保外就医”，勒令回监后，伤口未愈合不能劳动，间住在医务所。当时市劳改队并入省劳改队。“三、五反”运动又有一批犯人技术人员，因而技术人员不缺，而我的情况又符合黑龙江省来人的要求，几种条件不谋而合，促成我从此离家万里，在茫茫雪原上挣扎。
生离死别
在昏沉沉只有一丝气息的几天中，恍惚觉得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死”，疲累得瘫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比“三民主义”大十倍的千斤铁链拖得跌入黑不可及的深渊，仿佛听见一个声音。
“深，”我的号叫子深，只有妻子这样叫我。
“深，你别走，你不能丢下我去啊！”
我又奋力地往上爬，爬呀爬……。
当我重如千斤的眼皮微微张开时，正是娴的面庞由模糊而清晰的呈现出来。那种欣慰，由那双又大又黑的眸子深处透出来的欣慰，使我忘掉了一切一切的不幸。不再是一只任人宰割的鸡，不再是死神魔爪下垂危的羔羊。我仍然是我！
逃过了死别的关，现在却要生离了。离的是那么远，万里之外冰封雪飘的大地。
离，是那么惨，一个被判重刑的囚徒，肚子上未封口的洞里还渗着脓水。离，是那么无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的揪心。揪心的是年迈的双亲，没有一个儿子能孝养，五兄弟差不多都先后被囚入牢笼；揪心的是我三十多岁的妻子，带着十三、四岁到三、四岁的五个子女，而且家无分文，全靠妻子的一双手，漫长的日月怎么熬啊！！
1953年1月23日，分别的这天终于来到了。出了钱局街监狱，押解的干部事先做了工作，只要我立功赎罪，好好工作，可以让我最后见家人一次。我被铐上单铐坐在人力车上，到火车南站上小火车到沾益再坐汽车上路。在南站前，我远远地看见妻子静娴牵着十岁儿子小果，站在那里翘首以待。他们看见我就奔过来，跟着人力车小跑着。静娴手中提着廿个鸡蛋，儿子瘦了也长高了。离开车还有十多分钟，报告了领导，准许我们去吃点东西……看着这廿个鸡蛋，我一阵阵心酸，不知是妻子多少个不眠之夜的辛苦才挣来的……
妻子于我是功勋卓著的。她是云南辛亥革命元老，护国第一军参谋长罗佩金将军的小女儿。童年父母双亡，虽然经济宽裕，但常受异母长兄欺凌。我们1937年结的婚，当时她是昆明女中校花。我大学毕业后一起到南京欲再深造，其后抗战爆发，逃回故乡，她一直是我的贤内助。现正值三十五岁的盛年，要拉扯大五个幼小的子女，生活该多艰难……。她一面流泪一面劝慰我：
“爹爹请人推算八字，推了你一生的凶吉，会逢凶化吉的，你要好好保重，常常写信回来……。”
我心想只要活着总有见面之日，但是监狱、劳改队、长刑期的政治犯，稍有闪失，秘密枪杀的事还少吗？一咬牙我终于诚恳的提出：
“此去万里，我身体极差，有合适的人你就改嫁吧！孩子能送人的送人，大点的请湘弟（堂弟）、清弟（当时还未被抓的亲弟弟）帮帮忙。总比守着我这个前途渺茫的囚徒要好些，只要你过得幸福，我会很高兴的。”她一声不响，只是呆呆地看着我，泪如泉涌。果儿靠在她身边也呜呜哭开了。
催命的汽笛声响了，她拉着我的手说：“要保重啊！我等你，小果快说，爸爸你一定要回来……。”
干部来了，我忍痛告别，连头都不敢回。上车了！他们母子也跟进站台，车动了。静娴泪流满面，牵着果儿跟着车跑呀跑……。从不掉泪的我也控制不住泣不成声。我不由得打开车门探出身去，想多看一眼。教导员一把把我抱住。我才明白过来，他们以为我要跳车呢！他们的内心也许闪过一丝同情的念头，也有人性不灭的人啊！
送别最是催心肝，
汽笛长鸣似绞肠，
神魂颠倒无方寸，
藕断丝连万里长。
特别床位
火车到沾益（当时云南只有米轨铁路）开始坐汽车，白天我和一姓李的（被判刑十年学机械师专毕业）单铐，铐手连在一起。晚上凡有县城的地方，就把我们寄押在看守所，一路上住过许多看守所。最奇特的是在贵州。第四天到了关岭县。黄昏时分教导员把我们送进县看守所。大院靠着山边，没有高墙碉堡，四周的围墙也不高。当中有三间房子，没有墙，四周是一根根园木栏杆。“这里晚上还不得冻死？”心中正在嘀咕。过半小时狱卒紧催，“赶快大小便……。”不一会收风了，犯人们都鱼贯而入。里面很奇怪，地上中间有一床大草垫，靠头的一边是一根大园木，挖成七个半圆形凹槽，靠脚的一端一根大园木有14个半园形的小凹槽。狱卒喊声“睡下”。大家就躺下，不脱衣服，又喊声：“头脚摆好！”大家把头和脚分别摆进大小凹槽。我们俩不知所措的站着。
“你们是新来的？”
“是”
“判了几年？”
我答“十五年”
“到里面那间去！”他用手一指。
进去一看也和外间一样，只是木头更粗些。命我们把头脚都分别摆进去。他们又把竖立着的带同样凹槽的两根大木头，分别卡在头部和脚部，一头套在铁环里，一头用大铁链锁住。我们就这样平躺在草垫上，脖子卡在一个大圆洞里，脚脖子卡在两个小圆洞里。只能稍稍旋转，左右木头卡住腮帮，特别难过。过一会拿来一床又臭又重的棉被盖上。这真无法入睡，三、四个小时过去了。从木栏栅缝隙中看到北斗星座斗柄上转，仍然睡不着。此时那些有经验的“臭虫”活动大大加强，专咬膝盖以下手够不到的地方。只得听凭它们为所欲为，喝血喝个痛快。天快亮了，我小便太急，未封的伤口又在刺痛。我大叫要解手，又无人答理，无可奈何，歪着身子就尿。天亮了狱卒来取掉头、脚部的大木头。我正在活动活动颈和腿，狱卒发现我撒的尿，大发雷霆，硬要我舔干净，正在为难之际，教导员来了，把我们带走了事。
1953年了，中世纪的黑暗依然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
重庆见闻
旧历卅晚上到了重庆。山城，久违了。1944年我在省公路局任桥涵股股长时，云南地方政府已服从“中央调遣”一致抗日。蒋为了抓住人心，训练骨干，曾要龙云把云南省各级政府中的青年干员科股以上，分期调重庆中央训练团轮训，轮训的时间不到两个月，讲的是：“三民主义”“礼义廉耻”“忠于领袖”“为党国效力”等等。去时是坐汽车从宣威、赤水河、泸州走，在宣威过去的黑松林被强盗抢光了盘缠……。回来坐军用飞机，几乎遭遇日本飞机轰击……。事隔九年又到了重庆，山城依旧，也许更旧了吧！而人却面目全非。时光匆匆，我已是三十七岁的人了。
到重庆监狱后立即交劳改队管制起来，大队长王某，还算客气，叫人把我们带到伙房吃饭，大师傅听说我们是远道而来，每人给了一碗红烧肉。然后每人发一个小櫈子命令去看戏（川戏）在大操场上有千多人。四方八面的墙上都架着机枪，大军手扶枪柄，子弹上膛对准人群。不看不行，听又听不清，好容易熬到11点半才解散。第二天吃过早饭又命令看戏，连着面对戏台三天。
第四天出工，我被分配磨水磨石地面，没有磨石机，蹲在地上用手磨。我弯腰困难，就变个花样站着用脚磨，很快就有人打了小报告。下午管教干部来了，大家都说我搞破坏，我说“不会的，不信检查。”用水冲净一看没有两样。当时七嘴八舌还是要开我的斗争会。我不得已讲出在昆明才动了手术，扒开裤子，肚子上的伤口还在流脓，才算饶了我。次日换个工作，帮人家放线测量，这是我的老本行，其中有条线不对，组长很着急：
“明天就要开工，延误了承担不起，赶快吃饭，下午来重整。”叫我看着仪器，不准任何人来动。我详细看了图纸，找到毛病，擅自动了测量仪改正过来。他们来了后非常生气，立时就把我扭起来。
“你居然敢搞破坏……。”
“我跑不了，你校对后再说。”五分钟后他大喜过望，命把我松开。队长也来问长问短。
“你到我们设计室工作吧！”
“我也想离家近点，可是不行啊！人等齐后就要往东北去的。”
三天后，去成都和贵阳要人的干部回来了。又从当地监狱提出三人。两个判死缓的，一个判无期的。汽车停在大门外叫他们出来。他们一出门就爬在地上磕头不止。一个要求见老娘一面，一个要求见见妻子……。后来才知道重庆也和昆明一样，说去“劳改”都是枪毙的别名。死前的一点要求才敢冒昧提出……。
铐上手铐又开始茫茫的长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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