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风雨迷惘十五年

       ——我的青少年时代   

  

作者:吴小秋



       就像久旱盼云霓一样,渴望已久的课堂教学终于姗姗来迟了。教我们先秦文学的是姚奠中先生(当时,所有的老师,学生都称先生),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学养深厚,真可以说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2018102日我瞻仰了杭州余杭章太炎故居,在展厅里看到成就突出的章太炎弟子的浮雕群像,其中就有年轻时的姚奠中,还展出了王东满的上下两侧《姚奠中》及姚奠中先生的四五册国学讲义。姚先生的书法艺术的成就,可以说是山西首屈一指。他画的国画,也可圈可点。姚先生早年毕业于张氏国学讲习所研究组。后在安徽、四川、贵州、云南各高校任教授。主要著作有《魏晋玄学与老庄》《中国史略讲义》《章太炎学术年谱》。我们入学时,他正当年富力强,却被划为右派,给我们讲课,明显感到是在戴着镣铐跳舞,缩手缩脚,欲言又止。可惜,姚先生于2013年百岁高龄时病故。


       教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和写作的是马作楫先生,马先生虽然学的不是中文,但从二十来岁就开始发表诗作,是山西省有名的诗人,我在高中时就背过他的许多作品,什么《等候》《忧郁》《双塔》等。马先生性格随和,为人善良,帮助过不少同学,和同学关系极好。仁者寿哇,他一直到去年95岁高龄时辞世。马先生辞世前五个月我们还在百姓渔村小聚,先生当时异常兴奋,红光满面,声如洪钟,健步如飞,谈笑风生。席上,大家相约过几年给先生过百岁华诞,都来参加,一个也不能少。后来,先生还给我打电话,对我、戴绍敏、贾治中等三人的诗作《三叶草》大加鼓励。从其评述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一百多首诗他都读过,且做了详细记录,并且一再责问我,为什么要自费出版,不找一出版社!看来87岁的患海默滋综合症的师母陈先生给他造成很多麻烦,他已无暇顾及近年来的诗坛,更不了然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马先生去世后,我曾写了两首绝句哀悼:


绛帐堂前六十年,耳提面命未曾闲。

祥云一旦西飞去,双袖龙钟泪满衫。


移樽就教半年间,未立程门候雪寒。

懽聚期颐成梦寐,鲤庭承训奈何天!


       那天我们去吊唁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的陈师母反复只说一句话: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真让人揪心!


       话说远了,还是追忆一下给我们的上课先生们:上文学概论的是马雍先生,马先生虽然有点口吃,但一点不影响同学们的听课情绪。马先生旁征博引,有时一节课只讲印发的讲义上的一两行。由于先生幽默风趣,上课时常常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可惜时间不长,马雍先生就调往南京大学了。


       后来教唐宋文学的是陈过先生,他是前面提到的陈师母的兄长。陈过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父曾任山西大学政法系教授,还当过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因而幼年时即受到家庭的熏陶,打下了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陈先生26岁时担任阎锡山侍从秘书,1947年任太原《陈中日报》主笔。解放前出版过长篇小说《人寰侠影》《似曾相识燕归来》。陈先生对元杂剧和唐宋诗词有较深的研究,是学生公认的好老师。这些先生均为一方名宿硕彦。


       其他给我们上课的先生,还有带古汉语的于靖佳,带现代文学的姚青苗、郭根、徐荣凡、孟惟智、蔡文淑等先生,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1958年正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开始的一年。各行各业都在罔顾事实地大放卫星(注2),学校也不甘落后,号召学生放卫星,写文章,出版著作。受北大五五级同学编著《汉语成语小词典》的启示,以贾治中牵头,组织了我、李敬密、戴绍敏等五六个同学,决心编一本大型的历代诗词选注。于是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诗词的整理、收集、注释、研究中。但是,我们毕竟是刚刚入学,尚未窥到古典文学之堂奥,更别说深入研究了;加之,后来课堂搬到了农村,查找资料很不方便,当那阵放卫星的风过去后,就半途而废了。我们的努力也只能和当年大炼钢铁时,土高炉炼成的钢一样,成了一些残次品。


       当时,我们每到傍晚,二三好友常常到校门外散步,树影婆娑,凉风习习。身后有伟大领袖指引着方向(注3),面前是一片开阔地,虽然天上不时飘过几朵黑云,但刚踏入大学的青年人,眼里只有满天彩霞,遍地鲜花,五颜六色,绚丽多彩,充满自信地认为前程无限美好,未来要靠我们这一代人。


002.jpg

贾治中摄于山西大学校门前(现在是民生银行和绿军苑所占地。)左为作者,右为戴绍敏


       到二年级后半年,全国性的饥荒开始了,大学生供应的粮食也减少了,食堂几乎没有副食,只能喝点酱油汤。校门外就是农田,西北角有一大片农田,种着胡萝卜。一天晚上,同学们自发的集体出动,很快把田里的胡萝卜全部拔光,两手一搓,用手帕一擦,立即大快朵颐,不到十分钟,有的同学就一连消灭了六七根胡萝卜。他们大口大口地享用着丰盛的晚餐,暂时填饱了肚子,却给学校惹下很大麻烦。据说,校领导一再给社员道歉,划拨了一些自己农场种的粮食,才算了事。


       由于营养不良,很多同学得了肝炎。党号召我们把课堂搬到农村,其实是要解决学生的饥饿问题。我们58级中文系全部到了洪洞县马牧村,在马牧一边上课,一边参加社里的劳动,给哪个村劳动,就由哪个村管饭,倒也能混个肚子圆。 


       那年冬天,我和戴绍敏都患了肝炎,怕传染给同学,学校不让我们到马牧,只好暂时留校养病。戴兄长我四岁,1955年参军,上了大连市解放军俄文专科学校,该校于1957年解散。这年夏天,俄专一个老师因说了苏联红军在东北的恶行而被打成右派,其实苏军的恶行确有其事,每个东北人都有所见闻。戴绍敏出于正义,替这个老师说了几句话,结果大祸临头,被视为中右分子,其实就是不戴帽子的右派。俄专解散后,戴绍敏于次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戴兄不仅篮球打得忒好,是校篮球队队员。而且俄语基础也很强。在大学时,我曾读过他翻译的泰戈尔的散文诗《收获》;几乎同时,外语系张先生也翻译了同样的组诗。但从语言的优美顺畅方面看,却不如戴兄,当然,如果从“信、达、雅三个方面考量,我是外行,不敢妄加轩轾。


       为了度过饥荒,学校也提出劳逸结合,实际是要我们注意休息。戴兄的篮球队也停止活动了,我喜爱的乐器上也蒙上了灰尘。同学们都去了洪洞,我们也就彻底休息了。两人常在一起聊天,但是聊不了几句古诗词,就会转到吃饭方面。提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会转到哪个饭馆的米饭质优价廉;提到苏东坡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常吃官司,就会说起,说起哪个饭铺味美量足;提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就会说起哪个饭摊的饭菜油大适口。不要谁去有意引导,就很自然地转移了话题,开始了精神会餐。不经过连续几年饿肚子,不会想到为什么动不动就说起来。而对于我们这些经过三年饥荒的人,闭口不谈,那才是怪事呢!


       一次月末,我去领饭票,在办理登记等手续之前,管理员已经给了我饭票,然后我填表,拿学生证验证。手续办完,我正待转身,管理员又给了我一叠饭票。这时,我的心跳动得非常剧烈,两手发抖,嗫嚅道:


          饭票我已经…………完,就可以走了?这不纯粹是废话?管理员也感到奇怪,转身看了我一眼:


可以走了!


       看来他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我赶忙扭回头,急匆匆离开病号灶管理处。回到宿舍,心还在狂跳不已。教我们文学概论的徐先生一次乘炊事员没注意,把手伸进窗口,抓了一把饭票,正要抽出手时,被炊事班长一把抓住,传遍校园内外,丢人现眼;历史系一个教授在灶房外垃圾堆上捡烂白菜叶子;不知哪个系的一中年教师,在稠人广众中,一手拿点心急不可耐地往口里送,一手托住点心底下,生怕掉了一粒点心渣子。这些都成了师生笑谈的资料。王育娥为了一条头巾,丢了一条命……  这可都是现实生活中真真切切的事,我犯得着为一个月的饭票,被学校开除,丢掉学籍吗?况且我也没那么大的胆子,每天冒险去打双份饭呀!可是明摆着天天饿肚子,好容易白白得到一个人一个月的饭票,即使我不敢每天去打饭,夹二片三地打它几次,也就不至于成天挨饿了,这饭票不能送回管理处。但是,病员营养灶一共没有多少人,如果管理员每天结算,了解当天的出纳情况,不是很容易水落石出吗?再核对一下每天替外出学生打双份饭的人,是不难了解真相的。不会的,学生中流动量很大,今天的饭票明天也能用,伙食比较好时,打饭的人就多,比较差时,吃饭的人就少,要查出真相太难了。可一旦查出是我冒领的。这可是偷盗国家粮食,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的大案,起码要开除学籍,说不定还要坐几天班房。不可能!要查清一个月的情况太难了,那必须把每顿饭收回的饭票做详细统计,一个月到头还得汇总,况且下个月头一天用上个月最后一天的饭票也还是可以的,所以一个月的统计也不会非常准确。再说,成天饿肚子也太难受了。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何不利用起来?这可是来之不易的、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呀……


       两三天我都没敢使用这多领的饭票,翻来覆去地进行着思想斗争,实在不敢轻举妄动。但这两天我也在仔细观察,看看管理员那里有没有异常。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太丢人了,所以,连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能告,更别说和其他同学商量了。到第四天,资产阶级思想战胜了无产阶级思想,我决定冒险了。中午我吃完饭后,壮着胆子对管理员说:


“××同学上街了,让我替他打份饭。


       管理员话也没说,又给我打了一份。我脸不变色心不跳地交出饭票。回到宿舍,三下五除二扒拉到嘴里,仿佛怕管理员追来夺走似的,肚子里也感到实在了许多。


       饭吃完了,什么事都没有。于是我的胆子变大了,以后过一两天我就不定期地打上双份,补充一下空虚的肚子。这一个月我至少多吃了十几份饭。其他剩余的饭票过了当月就都作废了。以后很长时间,每想起来就觉得可惜。就连我很要好的戴绍敏兄都不敢给他几张,让他也临时解决一下饥肠辘辘的尴尬。生怕他告发我的不顾大局。


一连多日,我们撙节用度,减少消耗。总算没有被饿死。


十一


       半年后,我和戴绍敏的肝炎痊愈了,第二年也和全体同学一道到了洪洞马牧。


       苏三冤案就发生在洪洞,关过苏三的监狱现在已经成了旅游景点,据说县城里还存有当年陷害苏三时买药的药铺。明代移民时集散地大槐树就在县城西面,城东北还有风景秀美的广胜寺,小山上流下来的清泉穿城而过。整个县城文化氛围非常浓郁,可以说洪洞县钟灵毓秀,人杰地灵。马牧村在城西北大约20来里的地方,这里一马平川,麦浪滚滚,村西地势渐高,村东汾河南向流过,民风醇厚,社员很尊重我们大学生。


       课堂搬到农村后,课业减轻了许多。农闲时,一周只上十二节课,每天一大节(两小节课连排,每节课45分钟),其余时间自由安排。这叫劳逸结合,因为粮食不够吃,尽量减少学生的劳累。每天课余时间,我常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村外背靠麦秸垛背古诗词,要么写一些心有所感之事,完成现代文学助教蔡文淑先生布置的作业--周记。


      一天,班干部通知我:现代文学课不上了,到教室开会。开会是我最厌烦的事,因为我当时口吃,在众人面前不敢说话,所以最怕轮流发言。在大几十号同学面前,我从未开过口。今天的会不一样,蔡文淑先生和班里的主要干部都坐在主席台上,同学们散坐在台下凳子上。发言绕圈圈,开会坐边边,我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了下来。


         主持人清了清嗓子,开口了:现在,文艺界开始了对何其芳、李何林、刘真等文艺界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班呢,也有文艺黑手,他们用手中的笔散布腐朽思想,污蔑毛泽东,恶毒地向党进攻,我们的现代文学课,既要对何其芳、李何林等人进行批判,也要批判我们身边的黑线人物。现在把他们写的诗文发给大家,供大家发言作参考。说着另一个干部已经开始散发材料了。我想,这又不知道该谁倒霉了。同班的同学,即使写得不妥,也谈不上是黑线呀。 正想着,材料发到我手中了。我打开一看,天哪!这不是我交出的周记吗?再仔细看,原来只是从我一个人的周记中挑选的几篇。


材料发完,发言马上开始。看来事先干部们开过预备会了,已经统一了口径。


       大家听听,吴小秋写的这是什么:夕阳渐渐隐去,尖顶教堂影影绰绰,就像一个坚韧的老人挺立在暮色中,关爱着一望无垠的大地。尖顶教堂不就是帝国主义的象征吗?它能关爱中华大地吗?看来吴小秋这家伙常常怀念着美帝,希望它能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  我心里想,马作楫先生在现代文学课上常常说:大家平时要多练笔,看到什么都可以写写,不要放过眼前的任何一个素材。我练习景物描写有什么错?这时,又一个同学发言了:


       再看看这一段:一大早,我们几个人就出发了。刚出了村口,就见地上有一枝柳条,我随手捡了起来,发现芽孢点点,隐隐泛绿。我就招呼着大家:看哪,春天已经来临了!毛主席在诗里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你却在一条柳枝上发现了春天,这不正是和毛主席对着干吗?吴小秋一贯仇视毛主席,干什么都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吗?帽子真大,但我心中像没有一丝涟漪的湖水似的,异常平静,心里想:简直是胡闹!难道让我扛上一大堆柳枝才能说春天来临了?岂有此理!又一个同学急不可耐地发言了:


         吴小秋把春天的花朵比作小姑娘露出的脚趾,这不是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吗?好像农村非常贫苦,小姑娘的鞋子破得能露出脚指头。  其实当时党号召我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这是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当时正在困难时期,不穿补丁衣服的人毕竟是少数,小孩子脚中大拇指顶破鞋的并不奇怪。过后想来,把花朵比作小姑娘露出鞋子的脚趾太蹩脚了,简直不伦不类,两者毫无相似处。但要说用一个比喻攻击社会主义,我还从不敢有这种想法。


       还有的同学说我恶毒攻击国家政策,对党一贯不满,在刚开学的批斗会上一言不发,是对坏人坏事的同情,给系领导示威。唇枪舌剣,纵横捭阖。我只能两手托着腮帮,杵在课桌上,瞪大眼睛看他们表演。


       批判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蔡先生和班干部分别作了总结,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对打击写作中的不正之风,提高同学的思想觉悟很有帮助。并要我好好认识自己的问题,从思想根源上狠挖犯错误的原因。这次批判会,我总以为是蔡先生讲授现代文学所需,结合批判刘真、李何林,让大家学习怎样写批判文章。没想到,这次批判只是对我批斗的轫始。


         会后,有的同学对我开玩笑说:哈哈,你的作品达到了出版水平了,人家都给你出版了。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以后周记我还敢不敢再写?写好后敢不敢交给老师?这次批判会,对我来说,打击是很大的。一个学中文的人,要不要提高自己的文字功底呢?只看书不动笔,将来能当好语文教师吗?练习写作的风险如此之大,我是不是不应该学语文呢?转系吧,学校不答应;混日子吧,于心不甘。这一切成了摆在我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苦思冥想许多日子,还是不知所之。


       为了帮我解开缠绕在心头的忧烦,戴绍敏、贾治中等几个同窗好友约我在礼拜天一同游了大槐树、广胜寺、苏三监狱。游览时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但一回到马牧,批判会的阴影就出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003.jpg

1961年春攝于洪洞县苏三监獄。右一立者贾治中,右二作者,左二戴绍敏


后来中文系拆散了58级乙班,把学生合并在甲班和丙班,班容量更大了。


        在马牧,还参加过几次大型的农村劳动,一次收割麦子,从北到南前后割了十几里路,耗时近半个月。上大学前,我没有参加过较重的体力劳动。割麦子要弯着腰连续挥动镰刀,割得快的人,打开行道后,一直割到地垄另一头,从不挺一下腰。别看我个子挺高,却割几下就得展一展腰,别人到头了,我顶多割完一半。所以在干部的眼中,我是劳动不积极,偷奸索懒。不管怎样,劳动中饭食管饱,这对我的诱惑还是很大的,所以,一说要劳动,我就像新媳妇头一次进洞房,又喜欢来又发愁。


半年后,结束了农村的课堂,悉数返校。


十二


       回校不久,系里请一位老红军作了一场报告,讲了几个英雄事迹。其中有一个战士,与敌人英勇搏斗,在肉搏战中已经身中几刀,还刺杀了一个敌人,最后光荣牺牲,年仅十八岁。听了报告我很感动,就写了一篇《昙花》,含蓄地歌颂了这个年轻人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后来,班里要出墙报,主编向我索稿,我推说不会写。主编说:


批判你的那几篇散文不是写得很好嘛!你不要有负担,我就要那样的文章。


其实我是借故发牢骚,主编既然这样说了,我也就不再坚持。把一百多字现成的散文诗《昙花》交给他。


        出乎意料的是墙报贴出来不久,又招来一次麻烦。很快班里又对我进行了一次批判。有的同学连字都不认识,竟读成云花,可在批判我时依然慷慨激昂,奋勇当先。说郭沫若也写过云花,郭老告诫大家的是:但愿迟开的花朵永开不败(注4)。你却把云花的生命写得那么短暂,这分明是感叹人生苦短,宣扬一种虚无的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听说在预备会上主编曾为我出面缓颊,遭到干部的讥讽:你这是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呀!闻听此言,令人不胜唏嘘。


两次对我的批斗,让我更加相信长老所说的清静无为,远避祸福是有道理的。


       本人性格狷介,不愿步趋他人。此后,虽未和班内同学割袍断义,但接触越来越少。而是把大部精力用在音乐上,扬琴越敲越熟练,而离自己的本职--语文学习反倒越来越远了。后来学校(这时山西师范学院已经改名为山西大学)文娱部组织我们排演了整本的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我作为扬琴手,整天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之中,把歌剧中的所有曲谱背得烂熟,大段大段的歌曲张口就来。在音乐的熏陶中,烦闷的心情也得了到解脱。


       1961年,党总支多次找我谈话,对我两次受批判的事进行了甄别,书记当面向我道歉,说支部对我的批判是受当时形势的影响,是非常不当的,希望我能正确对待,不要成为思想负担,以后多向组织靠拢,积极要求进步。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两次批判对我思想的刺激和学业的进取,影响不可磨灭,这还能挽回吗?可是一味纠缠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只能甩开这一切,大步朝前走。但有力量迈开步子吗? 我在班干部心目中的印象还能改变吗?


004.jpg

1962年作者大学毕业照


(注2)这是大跃进时的时髦用语,意思是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绩。


(注3)山西大学一进大门,就是毛主席的塑像。塑像的左手拿着帽子背在身后,右手在头顶挥动。


(注4)郭沫若的《昙花》是:昙花一现时也能大放光彩,遗憾的是不能久开,但愿迟开的花朵,永开不败!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