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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迷惘十五年——我的青少年时代     


作者:吴小秋


 


雨果夫人说:一切事情过眼即逝,只有所受的创伤除外。(转引自李亮《常青藤》,天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题记


如果是在细雨蒙蒙,柔和惠风中策马于一望无垠的绒毯似的草原,那该是多么舒畅,多么让人心醉啊;但如果是在疾风劲雨抑或狂风暴雨中行走在峡谷野径中呢?



我是1952年考入进山中学初中部的。


太原进山中学(后一段时间改名为太原六中)创办于1922年,首任校长是阎锡山。建校之初,学校就以为救济天资聪慧学行皆优之贫寒之子为办学宗旨。1941年,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赵宗复(山西省主席赵戴文之子,三十年代初我父亲吴秋野曾和他一起在北平搞过一段地下工作)出任校长,提出了民主办学”“劳动教育”“平等观念等一系列办学主张。·事变后,进山中学随二战区机关部队迁徙到晋西,抗战胜利后才返回太原。我入进山时,太原解放刚刚三年。与进山中学齐名的只有上马街的太原中学(简称太中,即现在的太原五中)。后来风靡全省的十中(即现在的省实验中学)、十二中当时尚未成立,成成中学(太原三中)是解放前的私立三晋、云山两所中学和成成中学合并的,当时名声还不是太好;大约因为解放前的私立学校比较松散,又是纨绔子弟就读之处吧。


         进山中学位于新城街。据传光绪十二年(1886年)秋,汾河决堤,城内西南低凹处顿成泽国。旧时满人聚居之地叫旧满城,位于城西南低洼处,积水丈余,房倒屋塌(刚解放时,那里还是一片水池,我和同伴们曾在那里游泳戏水)。满族居民和城中旗兵,只好临时迁居府城贡院(今起凤街铁路宿舍),聊以栖身。翌年春,才购得西起文庙、崇善寺,东至山右巷南口泰山庙,迄至东南城墙根下的一大片土地,重建满城,修栅盖舍,取名新满城,也叫新城街。学校在文庙东北,西边有条三五米宽的小巷,巷子西面是森森的高墙,几十米长的小巷,没有一处门窗,东边是学校的围墙,西边高墙里面就是文庙了。巷子北面尽头处向西一拐,就是如今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崇善寺,这是我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当时寺院还很冷清,没有人焚香拜佛。每天路过时,我总能看到一个长老坐在庙门前,一只手不停地颤抖,双目微闭,嘴里在反复念叨着般若波罗”“揭谛”“菩提。而平台上的一片空地总是干干净净,即使到了秋天也很少见到落叶。年幼的我感到有点神秘,走在庙前,步子总要加快一些。后来见得多了,出于好奇,也凑过去问长老一些问题。长老的回答总使我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有恐惧又莫名其妙。初中毕业时,我又去看了一次长老,他还为我的小本子上提了八个字:清静无为,远避祸福。我似懂非懂,这应该避,为啥也要避?后来。我也没把它当成回事。再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再也没见到那位和善的长老了。


     三年的初中生活,子曰诗云、声光化电大多忘却了,而那长老颤抖的手和潇洒的八个题字却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1955年我考入本校高中。学校大门坐北朝南,仿佛大户人家的院门。进了大门是个小院,正中是个不大的小水池,中间有座小型拱式桥,各色花卉点缀在水池四周,漂亮而又雅致。水池中的各色游鱼游来游去,怡然自得。小院中有棵参天大树,浓荫蔽日,筛下一地斑驳陆离的倩影,清凉宜人。过了小院北门又有一个稍大点的四合院,四周是类似总务处、库房之类的房间,从有拱式桥的小院转进,顿觉宽敞明亮。再穿过这个二进小院才是个敞开的院落,大院西面有个豁口,进入豁口是体育场。二进小院的正北有两排教室,拐出教室院子的东门,跨过一条小径,向东走几步又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一律是大屋顶、灰瓦墙,教导处就在这个小院的正房。在这几间教室和教导处小院中间有一条通向北面的小路,走不多远右手是一排一排的宿舍区。宿舍区的西北角又是个小院。看样子,整个学校是由多所满人住过的院子圈合而成的。


    教导处小院南面是较为开阔的活动场所,升旗、集会、课间活动就在这里。再向东是个六七十公分高的平台,有零星几棵树点缀其中。茶炉房、孩子们玩耍的罗汉架、几间旧房舍由北向南一字摆开。后来南面的罗汉架和旧房舍拆除了,盖了一座高中教学楼,这就是我高中三年呆的时间最多的地方。



    上了高中,我才知道宿舍区的西北角的小院是图书馆、阅览室。从借书窗口望进去,就像望着深邃莫测的知识殿堂,一排排从未见过的各种书籍摆满了层层叠叠望不到头的书架。


    我第一次去借书时,漂亮的出纳员阿姨推荐我读读巴金的书,我对她不屑地说:我不爱看外国人写的书!


哈!哈!哈哈!阿姨大笑,边笑边说:巴金是中国著名作家,他的著作年轻人最爱看。


我的脸觉得热辣辣的,心也怦怦乱跳,嗫嚅道:那就拿一本他的书吧!生怕人家笑话我的无知。


      阿姨就把一本厚厚的《家》从窗口上递了出来。坐到教室,才看了几页,这本书就紧紧吸引了我:觉新、觉民、觉慧三人鲜明的个性语言,封建家庭制度的森严,鸣凤的聪慧、温柔多情,到后来又了解了他们的不同命运,鸣凤投湖自杀的悲惨结局,这一切搅得我课堂上常常走神,晚上睡觉,这些形象也常常进入我的梦乡。


    《家》开启了我课外阅读的兴趣:巴金的文笔非常流畅,巴金的作品感情丰富,情节引人,形象丰满。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抗战三部曲、《灭亡》《新生》《憩园》《寒夜》《第四病室》 …… 巴金的著作成了我最爱阅读的精神食粮,凡能找到的他的作品很快就让我读完了。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等著作也引起了我的兴趣。高中三年,我焚膏继晷地阅读着,几乎到了三年不窥园的迷恋程度。郭沫若、茅盾、田汉、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曹禺、老舍、蒋光慈、殷夫、张恨水、叶圣陶、冰心、赵树理、马峰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只要学校图书馆能找到的现代文学名著都读过了,还阅读了《水浒传》《红楼梦》《三言》等著名古典小说;又涉猎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比如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作 。每天下午体育活动时间,我至少用两个小时泡在阅览室读各种杂志,什么《人民文学》《火花》《萌芽》《处女地》《星星》都要依次翻过。作家成了我最为崇敬的对象,当个作家成了我坚定不移的理想。同时,我也跃跃欲试,开始写一些很不成熟的短诗、散文。



上高二不久,同班同学宋贵生约我到校外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家在文庙南面,距学校也就二百多米,屋子很低,逼仄暗黑,长长的一溜,也就十来平米,好像地下室似的。一见面,他就不好意思地笑笑:租的房子,用不了几个钱。后来知道这个朋友叫陈大熹,在太原南门外大华汽车修造厂当工人夜校教师。小屋内堆放着很多文学书籍,我随手翻了几本,有破旧不堪的徐志摩的诗集,契诃夫、屠格涅夫的小说,华生的探案集,还有一本至今都记得,好像是徐潇潇的《鬼恋》。好多书籍都是学校图书馆见不到的,于是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以后但凡宋贵生去陈大熹那里,我就和他相随而去。有时还借本书回来。


在陈大熹家有时还见到同班或同年级的几个同学。1956年冬季,盾生给陈大熹、宋贵生来信,建议在同学中建立一个文学创作小组,互相交流,切磋写作方面的事。盾生我不认识,据说是我们上几届的同学,当时正在重庆士官学校服役,在军旅作家峭石先生的帮助指导下,已有一些诗作在《解放军文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盾生的建议激发了我们文学创作的热情,很快以陈大熹、王晋源为核心,由十二位同学参加的文灜社诞生了。起名文灜是因为当时太原休闲活动的地方只有海子边(就是现在的儿童公园),那里有个小湖叫文瀛湖。当时多数同学都是十七八岁,就连陈大熹也不过20 刚出头;既没有生活阅历,也没有社会经验,只凭共同的爱好凑在一起。但大家热情很高,每人都把自己的习作拿出来,互相观摩交流。


有一天,不记得谁冒了一句:把咱们的作品装订起来不就是杂志吗?我看与公开出版的比,也不逊色多少。


这个建议很好!陈大熹一拍大腿,竖起大拇指连连说:高!高!当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久,文艺界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新的文学期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在场的同学也都表示赞同。于是分工合作,有的收集资料,有的设计版面,有的绘画封面,有的编排目次……都想尽其所能,无忝所学。很快一本装饰精美的像模像样的杂志编辑成功。记得我在第一期上也抄了稚拙的习作。有一首短诗是这样的:


断断续续,淅淅沥沥,

滋润着龟裂的大地,

多么像那白发苍苍的教授,

用知识的语言,

指点着生命的真谛。


过了几天,我又忐忐忑忑地拿出一首较长的诗,因为这不是创作:


听着风声雨声度过这恼人的清明,

愁苦之中草拟了葬花悲文瘞花铭。

这分手的路旁绿树成荫密密层层,

楼前垂下的柳丝摇动着寸寸柔情。

春寒料峭三杯淡酒送我进入梦境,

片时春梦又被这杂乱的莺声唤醒。


天天把园林亭台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依旧要欣赏这风雨过后的新晴。

蜜蜂一次次地扑向系秋千的索绳,

莫非她荡过秋千的素手余香仍浓?

让人惆怅的是再见不到她的踪影,

幽静的石阶上一晚上就苍台丛生。


一首很好的爱情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但好像见过哪位古代诗人写过这样的内容……噢,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陈大熹看完后沉思道。


是南宋吴文英的《风入松》。我只是一字一句生硬的翻译。


古诗词翻译也好,这是又一次创作!陈大熹决定采用。


其他人的小说、诗歌我都仔细地看过,大多反映了大中学生的生活。宋贵生写了《童年旧事》《小巷忆旧》等散文。有几首小诗,我至今还能背诵:悬瓮山下绿如茵,揽月追风穿阁云。远眺登台迷醉眼,万般景象在汾滨。这是游晋祠后写的。


这本手抄本杂志的作者除在校的几个同学外,还有北大二年级的在读生、山西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当时幼稚的我觉得能和这些大学生平起平坐了,心里真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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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夏于进山中学后右是作者


事隔60多年,许多细节都忘却了,但第一期《文灜》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文灜社前后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对当时的活动,2003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宋贵生文集》和2017年出版的《国风文集》中都有记载,这里就不详细记述了。



1957年夏天,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流沙河、邓友梅、刘绍棠、宗璞、王蒙、刘宾雁、从维熙、艾青、邵燕祥、公刘等我热爱的作家、诗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打成右派,看到那些批判他们的文章,我真不明白怎么能说明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我专门找来他们的作品:《草木篇》《在悬崖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美丽》《红豆》《吻》《迟开的蔷薇》……仔细阅读了这些诗文,反而更激起了我对文学的兴趣。每到下午活动时间,我必定在阅览室,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被批判的诗文,觉得人就应该像《草木篇·白杨》中写的那样,活得要有骨气:也许一场风暴会把它连根拔掉,纵然死了吧,它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而极其厌恶《草木篇·藤》中纠缠着别人,陷害了一个又盯上另一个的卑劣小人。艾青的《礁石》也深深的吸引着我: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的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末,散开,


它的身上和脸上

像刀砍过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批判者说,白杨和礁石是资产阶级的化身,它们不肯向党弯腰,对广大革命群众非常蔑视。但我心里却不这样想。谁说这些诗文是反动的?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有这样坚韧不拔的个性,它是正直无畏、坚持真理必备的条件;如果一味顺从,摇尾乞怜,那只能是犬儒。一个民族应该有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纷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些诗文确实给了我不少精神力量,我思想、性格的形成,它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无论诗人在西湖碰到的笑我痴兴浓如酒的船娘,还是捧着盈盈的葡萄美酒夜光杯,一饮而尽的热吻,无论是苏州小巷深处的两根长辫子上结着花手帕的姑娘,还是生活在野外、沙漠里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的仙人掌,无论是希望能贴着心爱的人的胸膛枯萎的那朵迟开的蔷薇,还是从山头到山坡长满洋槐丛和玫瑰丛的西苑湖畔,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并永久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注1


反右结束后,我的父亲也被划为右派。他可是1927年加入地下党,后因单线联系人牺牲,失去组织关系的。父亲为党作地下工作前后十几年,做了许多有益于组织的事(关于他的情况我曾写过《革命革成了反革命、右派》,发表于2016年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一贯追随革命,要求进步,为什么也是右派?对当时的运动,我很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不过运动也教育了我,那就是要谨言慎行。所以,后来我很少再去文灜社,独来独往。算起来,前后参与文灜社活动的时间不足半年,手抄本刊物一共出了几期,成员都有谁,其实我不很清楚。


以后,一有时间仍泡在阅览室读书。要不就是摇头晃脑地背诵着: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郭沫若成了我最崇敬的诗人。


(注1)这些都是当时受到批判的右派分子邵燕详、陆文夫、流沙河、公刘、宗璞等诗人、作家作品中的形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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