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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郭宇宽

九·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大约是1958年以后,张以成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后来知道大概是肝硬化一类的疾病,时常看病吃药,有时还要疗养。

与此同时,反右之后国内政治上的狂热性也暴露出来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运动显示出非常荒唐的一面,各个单位都大炼钢铁,连铁道部专业设计院也不干正经事,架起了土高炉,王佩英把家里的大铁锅捐出去给单位炼钢铁了。

不知张以成的肝病有没有转化成肝癌,但即使是在现在,肝硬化也是很难治的病。丈夫住院王佩英要去照顾,单位又经常值夜班,还整天搞政治学习,压力一定非常之大。以入党时组织对她的评价“斗争性不强”来看,王佩英对这种政治运动是有心理距离的。据一些同事回忆,那时候就象幼儿园这样的一个小单位也开始搞派性,几个党员搞成小团伙。可以想象,本来有些婆婆妈妈的人,脑子没地方用爱搬弄是非,这是很好理解的办公室政治。但当时的大政治气氛给这种猥琐的文化披上了崇高的外衣,一个小幼儿园也要斗争来斗争去。王佩英自然不会参与这些事情,可她又是个党员,所有组织活动都要参加,于是便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有些独来独往。有同事回忆说,那时的王佩英就是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在单位不爱多说话[1]。相信当时有一些人一定看她很不顺眼。

大约在1959年初的时候,有一件本来很小的事落到了王佩英头上,让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一天白天,小孩们被带到户外活动,王佩英和高淑琴打扫室内卫生。王佩英烧了一锅热水,大概是为了擦卧具或者消毒。当她端着一脸盆热水,经过一个光线幽暗的过道到另一个房间去的时候,一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王佩英毫无准备,避让不及,结果有一些水泼到了孩子身上。据高淑琴讲,小孩并没有受伤多严重,衣服脱下来,肚皮上烫了一小块红的。

这件事说来责任并不在王佩英,但对一些人来说却是整人的借口,一件小事按照“狠挖思想根源”的逻辑就可以上纲上线。据说在会上有人反复责问王佩英“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同时也有人开始挖王佩英的出身问题,说她是“地主丫头”。对这些欲加之罪,王佩英都没有辩解,只是保持沉默。

这些情况,放在1949年后的政治形式大背景下来看是毫不奇怪的。毛泽东在得天下之前为了赢得更多的同盟者,作为纲领和承诺,他提出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感。但当毛泽东的政权逐步稳固的时候,昔日的盟友就又成了要被铲除的对象。而这些昔日的同盟者或已经臣服者并没有行动对于政权的威胁可怕到足以发动社会运动的程度。这时“出身”,就成了动员群众斗群众的最有效意识形态武器。这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可以使一部分人永远成为一个社会的贱民,甚至转移社会矛盾和泄愤的对象。在59年之后,即使在一个幼儿园里这样的气氛也非常的浓重,王佩英一个意外的事故,居然和她的出身联系在了一起,加以发挥。

在此事发生之后不久,王佩英被调离托儿所,转而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这显然是在政治上被打击的表现:从一个干部身份,到被安排去当清洁工。此时,以她要强的性格大概也不会去跟别人诉苦。张以成身体很不好,如果跟他说这些委屈,只怕会增加丈夫的压力。她只有一个人默默承担。

此时张以成的病情也在恶化,到了1960年就完全住院了。王佩英除了平时上班空闲的时候去陪伴丈夫,每个周末还轮流把几个孩子带去探望父亲。

1960年下半年,张以成已经出现肝腹水的症状。王佩英找了能找的关系,求医问药都不见实际的效果,只能暂时缓解张以成的一些痛苦。11月的一天,王佩英在医院陪伴丈夫。深夜孩子们都睡着了,大概凌晨的样子,张大中朦朦胧胧的醒了,感觉母亲坐在他床头哭。第二天全家都知道,父亲去世了。

很长一段时间,王佩英都有些回不过神儿来。她和张以成是自由恋爱,一路坎坎坷坷,什么样的危险都经过了,正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时候。结果病魔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没了,可想而知对她打击之大。有一段事,记在她的档案里。那是1961年的一天,王佩英到商场向售货员要了10朵白色的绢花。应该是想祭奠爱人,结果她把绢花包起来,没付钱转身就走了。售货员追出后把她送进了派出所,单位派人将她领了回来。显然,王佩英无论如何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到百货商店抢东西。可以理解的理由是,王佩英沉浸在对张以成的思念中,已经有些神情恍惚了。

张以成去世后家庭经济也非常困难。王佩英每月工资是48.5元,好在大儿子运生已经在政治学校工作,每月有37元可以贴补家用。但家里毕竟是有7个孩子的,生活非常拮据。几个月后,不得已把家里的保姆送回原籍。接下来,为了孩子上学、自己上班方便,调换了一处小一些、两居室的住房。

地下党时期张以成的上级、老战友曾洁光当时是北京铁路分局的党委书记。很同情她家里的遭遇,专门找到专业设计院的工会干部,请他们关心王佩英的生活。这样,组织决定每个月给王佩英额外补助30元,直到几个孩子成年。比起一般的家庭,城市的干部家庭还是相对优越的。不过王佩英因为疼爱孩子,在管理家庭支出方面不太算计。有一次领了补助后,她就去黑市全买了鸡蛋给孩子们吃。这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属于铺张浪费或者乱花钱的举动。

张以成病重到去世的阶段,也是大跃进灾难性后果开始爆发的时候。国家经济体系完全混乱,一方面农村生产被人民公社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放卫星又带来高指标的“征余粮”。对城市的基本供应还是保障的,但在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却已经相当普遍。当时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互联网,报纸上的宣传还是形势一片大好。

党内其实已经有了分歧。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耿直的彭大将军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意见。这本是一封私下的信件,出于耿耿忠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却龙颜震怒,利用党内的派系力量的矛盾,挑动对彭德怀的批斗。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将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彭德怀提出意见,原本是一次纠正党内错误的良好机会,但当时的党内风气已经发展到了唯毛独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那时刘少奇等高级干部并没有站在彭德怀一边,甚至说了落井下石的话。

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佩英也同样不了解。张以成去世后不久,她还去买了一尊毛主席的白瓷像放在家里。文革前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氛围还没那么浓厚,买毛主席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这也说明了王佩英在那个时候的思想认识。张大中还记得,母亲刚买了这尊像后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

同时,王佩英对刘少奇也非常的崇敬。王冠云回忆说,在1959年单位办的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庆祝会上,王佩英不叫刘主席而叫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孩子们比如大圃曾回忆,母亲在家里常爱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即后来被称为“黑修养”的。王佩英有时在家里会一边带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出声来。

本节注释:

[1] 高树琴等幼儿园同事回忆

 

十·讲真话的“疯子”

无从考证王佩英最初开始对毛泽东的政策提出意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她第一次1963年3月被单位送去精神病院开始,往前倒推,1961年家里还供着“毛泽东像”来看,这应该是在大约1962年。

是什么造成了这期间王佩英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从把毛泽东视为恩人到直接批评毛泽东,成为让人困惑的最关键问题。

第一能够想到的原因自然是被称作“三年自然灾难”的大饥荒。虽然当时新闻高度封锁,可毕竟会有一些亲友、关系之间分享信息。当然后来经过反右的“无产阶级专政”后,社会才有了那种噤若寒蝉的肃杀气氛。王学联回忆说,她在天津的亲戚都饿死了,只是私下说了一声,立刻遭到党支书的警告,强调这是党性立场问题。而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和张以成的家乡保定地区都是饥荒的重灾区。农村的亲友为了生存,即使不敢透露饥荒的真相和批评人民公社政策,也一定会想尽办法与城里任何能攀得上关系的亲友寻求联系。因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干部家庭还是可以保障基本供应的。

应该也有亲友找到王佩英“借粮食”。后来总结王佩英罪状的材料中有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应该就是她在这个情况下说的。

铁路设计院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暴天成也是开封人,和王佩英是老乡。他们之间用暴天成的话说是“不外气”。

暴天成叙述了老家农村的情况“搞大食堂,尽是吃粮食啊。做饭的人都是所谓的积极分子才能到食堂去,一般老实的社员庄稼户,根本沾不上食堂的光,就吃大锅里边的稀汤。真正吃好的是在村里有点儿权的,就是村里的干部,他们每人都红光满面,老百姓都是蜡黄蜡黄的脸,三个月把全年的粮食都糟蹋光了。在家里至亲的朋友在一起都是摇头啊,没办法,谁也不敢说……”暴天成因为出身不好,父亲是个旧职员,所以受了很多整,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暴说在农村看到有个书记“成分好就当上书记,让农村的女同志都拿着锄头排成一排退着锄地……,他叫这些女同志把上衣都脱了,露着乳房来锄地”他还介绍那时的河南农村“成分好,就可以强奸地富家里面的妇女,完了以后没事,犯法无所谓。只要成分不好,你就算倒霉了。”[1]

按照暴天成的说法,王佩英这个人“胆子大,别人不敢说的她都敢说,一点儿都不避讳什么”。但问到他王佩英到底说了些什么,比如有哪些评价毛泽东的话,暴却说不出来。可以理解和想象的情景是,暴天成是个受了打击、非常谨小慎微的人。平时两人拉家常是可以的,但王佩英直率地议论到领袖的时候,他听都不敢听。按照档案材料中对这个阶段的调查结果显示“王佩英时有反党的话,总是先找群众,荣胜男,灵雪露(此人是1958年在职工人,对党不满),刘辉,现在经常找的徐金琛(国民党骨干干部)。”这些被提到的人都是王佩英被捕期间的调查对象,其中有些人显然为保护自己检举揭发了王佩英。比如在档案材料中就写有荣胜男检举王佩英的言行,表示和她划清界限,并斥责王佩英“你胡说”。

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针对中央政策在基层造成的悲剧,王佩英是相当不满的,而且有话就直说。有些人也许出于自保和恐惧,检举了她。

但这还不足以解释,王佩英为什么直接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毛泽东。那个时代大多数老百姓就像今天一样,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策略需要,即使遭受切身苦难,也会说中央政策是好的,就是到了下面走了样。即使是全社会的大灾难,很多受害者也不敢想,中央的政策有什么问题?即使大家想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也不敢追究最高领袖有什么问题,只敢想是他身边的人蒙蔽了领袖。比如王学联就说“王佩英真了不起。我们当时谁都觉得社会不对劲,可我直到文革后期都只是恨江青,觉得她太不是东西了。现在稍微用脑子想想,没有她男人给她撑腰,她能这么嚣张么?王佩英看问题深得很,一开始就没有绕弯子,直接奔毛主席去了。”

从另一角度来理解,即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中找答案,对于大跃进的政策其实中央高层一直是有分歧的。在毛泽东的高压下,除了庐山会议上整倒了彭德怀,并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化。但毛泽东肯定已经感受到了党内一股力量对他的不满,同时也感到了大跃进局面失控带来的执政危机,这时候在政治上他把刘少奇推到了前台。当然这也有政治交易的含义,在毛泽东的棋局里,打倒彭德怀之后必然需要一个人出来收拾局面,安抚人心。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蒙哥马利曾问道:“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很多人解读,这是毛泽东再一次向中国、向世界公开宣告,他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也许刘少奇也曾经这么理解。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其实也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宣示他并不准备放弃权力,一直到死,他都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他主导的中央路线,他是不愿意承认有错误的。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 “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以毛泽东的聪明和他的威望,确实在党内足以压服不同意见。刘少奇、周恩来们出于各种考虑,在庐山会议时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彭德怀成了党内的出头椽子。

到了1961年底和1962年,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7000人大会”。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本来就显得很不正常。原因就是,在党内高层,倾向于刘少奇所代表的较为务实的路线的干部,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控制。于是他以扩大民主的形式,把一批不了解内情,同时又对毛盲目崇拜的基层代表拉进来支持自己。这种做法,和后来把不懂事的小孩子拉进来当红卫兵,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在“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突破了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话。公开说“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从历史上看,对向来不能容忍别人一句批评的毛泽东而言,这恐怕已经是公开挑战其权威的表示了。因为当时国民经济还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强压下了怒火。
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通过“7000人大会”,党内最高层的分歧,也就是所谓的“路线斗争”,稍微敏感些的人都能感觉到了。但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这是上面的事情,轮不到老百姓来插嘴。对一些更高层的干部,他们的感受是焦虑。一方面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另一方面毛泽东却掌握更大的政治资源,包括军队的效忠。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在中共党史上,站错队的下场是非常残酷的。
而王佩英在了解了分歧实质之后,鲜明地表达了她的判断。她认为刘少奇是对的,她认为毛泽东应该引咎辞职,让干得好的人上去。这样的语言被记录下来了“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

另一条线索是王佩英被关押期间说过“毛泽东就是个托派分子”、“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泽东,赫鲁晓夫说得对。”她的狱友齐克琦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奇怪,齐自己曾经进修过俄语,陪同过苏联专家工作,在她眼里王佩英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托洛斯基和赫鲁晓夫的事情她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查到王佩英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是地下党年代张以成牺牲战友胡俊三的遗孀马志新。胡俊三同时也是张以成朝阳大学的同学,共同的经历让她们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而此人(马志新)曾去苏联留学。张大中回忆说,她们两人经常关着门,在屋里一谈就是半天,她们谈的内容并不让孩子们知道。

马志新应该知道国内一般百姓不了解的、推翻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报告的内容。

这个报告揭露了一些长期被掩盖的斯大林统治下的罪行“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 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 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

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这份秘密报告被传到西方时,引起整个世界对被铁幕掩盖下的惨剧的关注。而在中国,当斯大林的罪行被揭露的时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包括毛泽东自己也明白,他干的事情和斯大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分别。很自然的也会想到要警惕“党内的赫鲁晓夫”,并在后来把刘少奇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王佩英的罪行档案中,有这样一句言论“赫鲁晓夫说得对。”

对于态度如此坚决的王佩英,最尴尬的大概就是她单位的领导。从事实和道理上讲,王佩英都没有说错什么,但她鲜明的立场又让人觉非常恐惧。当时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毛刘对立的形势还不明朗。如果处罚王佩英,万一刘少奇胜利了怎么办?可想而知,对各方来说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宣布:王佩英疯了。

最早是1963年3月,王佩英被送去精神病院看病。是用单位的车送去的,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

爱人去世后,家里的经济条件也越发困难。这段时间家里一些值钱的呢子大衣、古玩之类,都被陆续送进了典当行。王佩英很要强,不肯向朋友伸手,但最小的孩子可心和大圃也都在此时曾被送到别的亲友和同事家寄养。曾洁光和爱人曾想抱养可心,他们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王佩英反复思考还是舍不得孩子。这阶段王佩英的工资还是照发,委托一个单位的阿姨帮着管账。好在此时家里老大、老二都已成年,也可以照顾弟妹了。

以毛泽东的历史一贯逻辑来看,他在7000人大会的暂时低调之后,总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方面7000人大会后,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处在行政管理第一线。而在另一盘更大的棋局上,毛泽东正在做布局,一场要最后摊牌的风暴也在酝酿之中。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如果说在7000人大会上,毛、刘还只是表述方式不同。那么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和刘少奇发展到当面抬扛。之后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在今天,从细节推想当时的场景,当年政治高层的斗争,哪里还像是伟大领袖,简直像是流氓团伙。排座次不合,老大之间斗气要火拼。

当时的社会氛围肯定是非常压抑的,一场暴风雨就要到了。一般的老百姓要么小心谨慎,避免殃及池鱼。如果从选择站队的角度讲,这时候在明眼人看来,毛泽东已经占据明显的优势,甚至是胜券在握。刘少奇渐渐处于被动、朝不保夕的境地。而毛泽东也并不理会刘少奇的示弱,甚至检讨,已经摆出了要把斗争进行到底,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架势。

而此时,王佩英在单位里依然坚决地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这更给让单位领导带来恐惧。在1962年,讲支持刘少奇的话还算不上什么罪行,但到了1965年,还不识时务地支持刘少奇,就危险了。
王佩英应该也察觉到了这种国家政治气氛的不正常。这段时期,她的言论更加激烈了。根据档案材料记载:1965年以来“多次疯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写了13条反动口号恶毒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3]

此时在单位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她更加激烈地到天安门、灵镜胡同去散发传单。灵镜胡同是中组部所在地,王佩英大概还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程序,能够纠正这种不正常的政治走向。但是毛泽东此时连刘少奇都要消灭,组织部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到了1965年的4月份,她做出了今天看来都惊世骇俗的举动——要求退党。

根据赵文新在文革期间所写的“揭发信”可以知道,王佩英在1965年5月初找到他和王世彦,并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
“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4],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
“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5]

这些应该都是王佩英非常坦诚的心里话。但此时单位的领导必须做出坚决的措施,以表明立场。可刘少奇当时毕竟还没有彻底被打倒,也不能说王佩英支持刘少奇就是反革命,同时,也有一部分保护王佩英的含义。王佩英被当做“精神病”送进了北京安定医院。

张大中回忆说,1965年大约是五、六月份的样子,应该就是在王佩英要求退党之后,单位书记王世彦通知他去办公室谈话。张大中一去就感觉气氛不对,以往王世彦对于他们家都表现出比较关心的态度,而这次说话口气非常严肃,还关上了房门。王世彦问大中,你母亲有反动言论,你们家属知不知道?大中并不知道,就如实回答。他回忆说:“完了也没有人再提这方面的事情了。”

可能是因为得不到答复,大约在7月份,王佩英又提出书面的退党申请。里面讲的退党理由是“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还有“誓死不信不信,一定坚决不信仰共产党,速办退党手续交我本人。”;“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

没多久王佩英就被单位强制性的送去了安定精神病院,几个月后就被转到了回龙观的分院。

大多数友人对王佩英还是非常同情的,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她的思想。曾洁光听说她住院了,买了蛋糕去看望。据说那天王佩英非常清醒,显然是动了感情,回忆起很多当年在开封地下党战斗的情景。很多曾洁光都忘了的细节,王佩英都记得一清二楚。但讲到当下,她开始批评毛泽东,曾洁光就不敢接话了,只有匆匆告辞。回到家里,曾洁光难过得留下了眼泪,对妻子说“王佩英真的是疯了,她连毛主席都敢骂。”

多年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为一种弥漫的社会氛围。对于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毛泽东是不能被质疑的神。王佩英连毛主席都骂,可不是疯了么?

当一个社会失去最基本的理性能力的时候,那些坚持清醒思考问题的人,就会被当成是疯子。

本节注释:

[1] 暴天成介绍这些的时候,泪流满面。
[2] 见薄一波和安子文的回忆。
[3] 铁路专业设计院的革委员起草“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佩英的主要罪行”
[4] 这里认为自己要赎罪的态度,有很鲜明的基督教文化风格。
[5] 据赵文新的检举,当王佩英说到“坐小汽车的都够劲”,往下不敢说了,停顿了一会儿才讲出最后的话。

(待续)

转自:王佩英个人网站(http://www.wangpeiy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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