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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郭宇宽

三·王佩英的闺秀时光

王佩英一九一五年出生在河南开封。这是一座历史名城, 曾被称为大梁、汴梁、东京、汴京。古人曾有“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的诗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开封的繁华。直到1954年10月河南省省会迁往郑州,开封变为省辖市,与往日的辉煌相比才逐渐的衰落了。

有两位在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和敬仰的人物与开封都有深厚的渊源:一位是在戏剧里常被表现为黑脸的包公。在豫剧中包公戏尤其多,其实他是安徽人,但一出《铡美案》太有名,“包龙图打坐开封府”的唱词几乎妇孺皆知。北宋时期,他在开封担任过类似今天纪委书记、开封市委书记之类的官职,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包拯就是开封人,现在开封还有包公祠。千百年来包公形象受到老百姓的传颂和戏剧的不断演绎,寄托着民间的正义感。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与今天类似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皇权是一切的中心,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的“以道事君”甚至“以道抗政”是对皇权几乎唯一的制约。例如在《打龙袍》戏中包公批评宋仁宗赵禛不孝。因为前面还有一出著名的戏《狸猫换太子》,讲皇帝的亲娘李妃受到迫害避难民间。在儒家的传统下,说一个人不孝几乎是最严厉的批评,而且是当着群臣的面批评皇帝。皇帝狂怒,几乎要斩他,但他坚持说皇帝错了。最后皇帝在事实面前悔悟,不仅认错,还脱下龙袍让他打,以作为象征性的责罚。包公戏广为流传,在我看来,其实体现了中国老百姓委婉表达的是非观——皇帝也是可以批评的,而且即使他是皇帝,他错了就该认错。[1]

另一位是明末的史忠毅公——史可法。他常常被当作是江苏人,他的祠墓在扬州,其实他是开封人,和包拯一样都是进士出身。在大明朝江河日下的时候,他一个书生起兵勤王。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夏完淳说他:“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他守扬州城只守了一天就被多铎攻破了。清军占领扬州后,为威慑江南汉族人民,对扬州展开了屠城。杀人、纵火、强奸、抢劫,暴行一直持续了六天,多铎才下令封刀。扬州一直是运河上的交通枢纽,是人口稠密而重要的商业中心,加上战前逃入城内的人,这场大屠杀遇难人数之多,当时估计有80万人,有的保守估计也为30万,其惨烈胜过四百年后的南京大屠杀。有人或许会说:史可法怎么这么傻啊?扬州外围的明军当时都投降了,扬州一座孤城,外无援军内无粮草,从军事上讲是守不住的。如果他不抵抗就不会激怒清军,也许就不会有大屠杀了。这种逻辑是冷酷而又怯懦自私的,怎么能怪史可法呢?其实在多铎劝降时他就表示过:“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怡,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举起屠刀的人才有罪,而不是坚守自己信念的人。中国的文化有两个层面:一方面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常常会告诉他们要识实务者为俊杰;但另一方面我们向往的理想人格,我们视为文化标杆的先贤,必然有着坚守信念毫不退让的决绝,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列举这两个人物,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某种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选择,一定有其思想的资源。这种思想资源不见得一定如学者那样坐在书斋里,从故纸堆里获得。可能来自于童年他成长环境中的耳濡目染,比如听说书、听唱戏所获得的熏陶,浸润在其潜意识中的善恶是非观念等。一位西方传教士曾观察中国人的性格,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戏剧几乎是惟一的全民娱乐方式。并得出带有调侃的结论:“中国人之热衷于看戏,就如同英国人喜爱运动、西班牙人喜爱斗牛一样。任何一个轻微的刺激,都会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当做戏剧中的一个角色”。[2]往更深层次说,历史是中国人内心最隐秘的信仰。一个基督教背景下的人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时,也许会想到自己要在上帝面前接受的末日审判,而一个中国人终极的敬畏是历史。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对死后的灵魂往往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但历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大人物会在史书上留下评价,遗臭万年或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小人物也会在祠堂和家谱里有他的位置,甚至有些人如果参与了一些历史事件,会在未来的戏剧中被描成红脸或白脸。外国传教士很难理解,儒家文化背景下,一个中国人扮演的似乎戏剧中的角色,其实是他心目中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

王佩英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她是家里的独女。她的童年应该是被视为掌上明珠的。据文革前外调材料中提到的王佩英童年生活,语气不无夸张,刻意强调她的“剥削阶级生活”,但也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家里两个保姆对我非常好……冬天吃一碗剩一碗,夏天吃一碗晾一碗,夏天有人给我打扇子”。她7岁那年生母去世,父亲续娶了继母。12岁时父亲也过世了,留下的遗产有部分房产[3]和地产[4],应该还有少量的钱和其他家当[5]。14岁继母也病故了,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佣人,但可以确认的是一直有一个老妇人在全方面的照顾王佩英的生活。

在16岁那年,王佩英考进了静宜女子中学[6]。这所学校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赫赫有名,是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于1932年创办。盖夏嬷嬷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热爱的传奇人物,出生于美国,1920年就来到开封传教。[7]在日军占领河南期间,她和其他修女在保护、救助难民方面有很多英勇的行为。1948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在中原溃败,盖夏嬷嬷选择了迁校去台湾[8],重建静宜,就是今天的静宜女子大学。她的后半生都在中国度过,直到1989年95岁的时候逝世于台湾。顺带一提的是,开封在上世纪整个三四十年代都是中国天主教发展的重镇,今天开封城东还有1932年修建的规模宏大的天主教河南总修院遗址。

王佩英是静宜女子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她当时父母均已去世,照顾她的老妇人文化程度也不高,静宜又是新办的学校。因此可以推测,报考这样一所教会学校是王佩英自己做的主张,也可以看出在那个年纪她已经有相当的主见了。

当时开封社会上常说“静宜是贵族学校”,其中有一些国民党高官的女儿,更多的是一些富裕中产家庭的子弟[9]。

据一些校友回忆,双龙巷校址是购买清末官吏林家的花园,教师大多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校友,学生必须食宿在校。学校重视英文教育、体育教育、科学教育。在1933年的《训育规程总纲》中,即提出一些现在看来都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教育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等。大多数学生并不是来自天主教家庭,但校内还是修有可容纳百人的小型教堂,可主持弥撒。虽然王佩英1949年后并没有过多提及她的这段教育经历,但一些来自宗教的普世价值观念,对她应该有潜移默化影响的。

基督教强调人是有罪的,所以要向更高的存在保持谦卑并勇于通过忏悔寻找救赎,这种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稀缺的。而这对于我们到后面要理解王佩英自蹈死地的一些言行,会有所启发。[10]

本节注释:
[1]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并写了《海瑞罢官》的剧本,这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可见毛泽东的时代,提倡的讲真话,主要是为了批判刘少奇和其他对他的权力有威胁的人,对于真正的皇帝,也就是他自己,是不能批评的。在文革中包公戏也被“样板戏”所取代。
[2] 作者: (美)明恩溥 著,刘文飞,刘晓旸 译 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原名Arthur Henderson Smith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山东西北部传教,熟悉中国民间的生活。
[3] 二十几间房产的说法,来自王佩英1950年的入党汇报材料,考虑到共产党有推崇无产的传统,实际情况比这个数字只可能多,不可能少。还有一种说法根据河南一些生前好友的描述是宅子占地十几亩。后在王佩英被捕前的外调材料中说,王佩英继承的遗产共房屋四十三间,土地四十三亩。有“老裁缝”回忆,王家的房子非常气派,“在开封北道门街数一数二”。
[4] 这说明王家已经很多代生活在开封。
[5] 王佩英和张以成结婚后,张以成长期没有工作和稳定收入,都靠变卖家产维持。
[6] 这段教育经历,是在王佩英的档案中查到的,包括张大中在内的子女均不知道母亲曾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可以理解的原因是49之后,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办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7] 据总部美国印地安娜州的天主教修女会The Sisters of Providence of Saint Mary-of-the-Woods的网站材料“The remarkable life of Mother Marie Gratia Luking”
[8] 从中能看出学校创办者的理念和政治立场。
[9] 高德惠写的回忆“高永昌与静宜女中”,高永昌37年之后任静宜女中校长。
[10] 无独有偶林昭也有基督教背景,曾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景海女子中学,她曾经离开教会加入共产党,后来重归基督信仰,她说她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四·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静宜女子学校有很扎实的教育基础,很多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甚至到美国深造。但王佩英的求学之路到初中毕业就终止了,以至于后来王佩英的子女都不大知道母亲的这段教育经历。至于王佩英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学业,一是从常规角度看,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女孩子能够读到初中毕业已经算是相当有文化了。另一个重要的插曲是,她在这个时期恋爱了,一个叫张以成的儒雅幽默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他的生活。按照王佩英档案的记录,她是在刚毕业的当年,即1934年就与张以成结婚了。而且在当年离开家乡、抛下家里的产业,陪张以成来到北京发展。

今天可以在文字上找到的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在王佩英1950年入党申请汇报时的自述中说:“毕业后经同学介绍与张以成同志结婚了”。但经过走访和一些生前好友的叙述[1],这里面我梳理出了一个浪漫而又曲折的故事。

张以成,一九一一年出生,河北人,是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这所学校了,但在民国时期这是一所在法学专业方面赫赫有名的学校,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的。当时朝阳大学的法科非常出名,有“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也有“无朝(阳)不成院(法院)”的美誉。张以成毕业后,通过校友的关系到开封来找工作、做律师。此时,张以成是法律系大学毕业生,还会德语。假设王佩英与他1933年认识,那时他也只有23岁,想必是非常的意气风发。

王佩英和张以成最初是什么“同学介绍”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认的是,王佩英的家里当时出现了一场纠纷。继母去世后,据说是远房亲戚[2],也许是看王佩英幼小,想来争夺她父亲的遗产。王佩英是家里唯一的继承人,却只是一个初中的小女生,孤立无援。但她并没有一味退让,而是坚决的找律师和远房亲戚打官司。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是通过同学介绍找到了年轻的律师张以成,他对这个案子尽心尽力,最后官司打赢了,帮王佩英保住了大部分父亲留下的家产。

两人也炙热地恋爱了。他们的恋爱肯定是在王佩英从初中没毕业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照顾王佩英的老妇人并不是简单的老妈子,王佩英的父母大概对她是有所托付的,就像《乱世佳人》里思嘉丽的黑人奶妈,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大小姐,作为成年妇女,还有督导、看护年轻女孩举止交往符合淑女规范的责任,保护涉世不深的女孩不受浮浪子弟的引诱。王佩英虽然父母双亡,在婚姻大事上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方面也表现了她强烈的主见。但一开始,那个老妇人显然是不允许她谈恋爱的。

田贵勤向笔者介绍了一段王佩英告诉她的私房话:王佩英和张以成谈恋爱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瞒着别人的。每次见面张以成就化妆成女人,装成是王佩英的女同学到她家来一起温习功课。这听上去像小说里公子小姐后花园私订终身的传奇经历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张以成有个特点,五官不是很有棱角。从照片上看显然中年以后也没有很多胡子,可以想象年轻时面孔红润白皙,确实有装扮成女性的条件。老妇人老眼昏花,大概是可以蒙混过关的。

从这个情节中可以推测出两个事实,第一:王佩英和张以成是自由恋爱,感情非常炙烈;第二:张以成当时的经济条件显然并不理想,大概也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律师,甚至可能连自己独立的住房都没有。

但王佩英爱的一往情深,就像琼瑶小说里,富家千金爱上了一个穷小子,愿意追随他到天涯海角。婚后几年,王佩英的生活是颠沛流离的,她非但没有跟着张以成过上一天好日子,还在用自己的私房钱和积蓄补贴他。根据张以成自己的档案记载[3],原来生活困顿,在结婚后王佩英“对我生活稍有帮助”,每个月仅出租一些空闲房屋就是稳定的二十多元收入。

但大约是年轻的张以成心高气傲,也许是当时周围的人有很多闲言碎语,比如会议论张以成是贪图王家的财产云云。他不甘于靠老婆生活,决心到北京谋求发展,王佩英也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他。但到了北京一切都很不顺利,张以成自己的纪录是“谋事未成……回到家乡”。这期间,王佩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这个孩子11岁就早逝了,现在只知道她叫“玲玲”。

张以成老家在保定的安国县,家中还有一个老母亲,以几十元的本钱卖些小杂货,纸烟、火柴一类,每月将本求利,不过几元钱收入。王佩英到婆婆家的时候,还给每一个亲戚准备了一份礼物。一个会外文的大学毕业生,沦落到这个地步,张以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王佩英从一个大小姐到现在过苦日子,下要照顾孩子关心丈夫,上要孝敬婆婆,虽然没有一句怨言,但生活上难免还是有磕磕绊绊。张大中的大表姐刘英回忆说,有一次大概是张以成和王佩英小两口拌嘴,看见王佩英哭了,张以成母亲在后房听见就问她:“到底什么事儿啊?”王佩英赶紧抹了抹眼泪,换了一副笑脸说“妈,没事儿”。

这样一直到了1937年,张以成下决心再到北京找工作,投靠大姐夫。大姐夫也只不过在北平救济院女妇院当巡官而已,过了一个多月还是找不到工作。好在这次张以成有了二手准备。安国县自北宋始即为中国药材集散地和药材加工中心之一,有“药州”之称。他从家乡带来按方子自制的“吹喉开关散”,通过一个在纪生局做事的商小同学帮助办了许可证,到处兜售这副药“每月收入数元钱”。这个阶段,怕被北平的熟人认出他一个大学生做小贩,抹不开面子,张以成改名为“路平”。这些内容都在张以成的自述中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了。

这个名字让人可以联想到李白的《行路难》,表现了李白当时“拔剑四顾心茫然”的人生困境,到处的路都走不通,“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但他又没有完全灰心丧气,总想有一天还能干一番事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大概也是张以成此时心境的写照。

假设张以成和王佩英是三七年的春节后来到北平的,只隔了几个月,即同年七月初“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日本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北平更加凋敝,张以成的制药生意也收入微薄。一个在北海公园当扫地工的表兄“每月帮助我三四元”,一开始还靠当王佩英衣物来补贴家用,后来就从“当”变成“卖”,几年之内,王佩英从开封带来的值钱的衣物都当卖一空了。

另外,从侧面体现小夫妻生活艰辛的是,大女儿出世后的几年间他们都没有再要孩子。到了1940年,也许是意外,王佩英又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张家的老大——张运生。取这个名字大概也是期望家里能够时来运转。平常人家生一个儿子该有多么高兴,可对当时的张以成、王佩英夫妻俩来说,却只会雪上加霜。据张以成记载,那时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穷的住在北城边板桥三条12号半间小土棚子里,每天只有一两顿窝窝头或小米稀粥”。可想而知,王佩英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给新出生的儿子喂奶,有多么艰难。

本节注释:
[1] 其中曾洁光的妻子田贵勤的讲述是最关键的信息,曾洁光是张以成在开封地下党时上级,两家关系非常紧密,田贵勤回忆在王佩英被捕之前,找她聊了很长一次,那次王佩英似乎有很强的叙述欲望,讲了过去她都不知道的王佩英和张以成的恋爱经历。田贵勤有些犹豫,“把王佩英的这些私房话告诉你们这些晚辈合适么?”我劝她这对全面理解王佩英的性格非常关键,做严肃的传记求证不能遗漏任何可能的细节。因此田贵勤的讲述有较强的可信性。
[2] 推测也许是王佩英继母那一方的亲戚可能性比较大。
[3] 在王佩英的档案中发现张以成档案摘录,其中涉及关于王佩英的部分,大概是当时为了调查王佩英的背景。

(待续)

转自:王佩英个人网站(http://www.wangpeiy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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