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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假右派的遭遇


 —— 梁承鑫回忆录片段


作者: 吴小秋


六,人生的转折——原来是假右派


1972
年鞍钢把矿山交给吉林省之后,新到任的党委书记张立业(原省长秘书)和第二次进驻的支左部队宋政委,首先落实矿山文革时期出现的618事件,并为每个挨整的人一一查实罗列的罪行。梁承鑫档案中有5878日批斗会实况,有811日矿五人小组向通化地委上报的材料,还有通化地委823日的批复及退回来的材料,在批复中写到缺乏可定右派的言论。要求单位补报材料。张立业非常清楚反右文件中的规定,所以怀疑梁是没有批的假右派


张书记和宋政委在处理梁的问题时很谨慎,那个年月要给右派平反,毕竟是非常敏感的事,闹不好就可能有人闹事。他们派了两批人马,到通化地委、浑江市委、鞍钢查档案,档案中只有梁承鑫摘帽的记录,没有带帽的记录。地委、鞍钢的右派名录中也没有梁的名字。也就是说梁是没户口的假右派。他们心里有了底。


此后,张书记先透露出一点信息,听听反应,大家的反应基本上都是人家不是右派,就应给人家平反。唯一一个不同意的是宋长青,他坚持:凡是定的案,即使是冤假错案也不能平反!他一直在官位上,所以是最大的阻力。张立业书记没低估这种势力,宋长青不但反对平反,还大放厥词,说张立业右倾。他说:有上报的表格和资料,就是右派。张书记问他,档案里还有梁承鑫在校时的入党申请,是否他也算共产党员?宋长青张口结舌,无以回答。看来这个打惯了人的左棍没法得逞。于是,1973年春节前夕组织找梁承鑫正式谈话。


这次谈话在党委办公室,参加的人有45位,除张书记和宋政委,还有浑江市委统战部的领导。


张书记说:经过我们一年的调查,本着对党、也对梁承鑫负责的精神,向你宣布,你的右派分子问题是不存在的,你不是右派,你从来没有戴右派帽子,你61年摘的帽子是在没有基础材料,只按你的表现摘的,这次也将取消。你现在就是干部队伍里的一员,是我们的同志(这是久违了的称呼)。但是,你也不要记恨,打狼伤了羊也会时有发生,你还要继续不断的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继续前进。现在全国没有给右派平反的先例,你的情况将在开大会时宣布调查结果,事后再重新安排工作。至于工资、档案材料目前还处理不了,待请示后再定。


以前也听到一写片言只语,说梁承鑫的右派可能会摘掉,可是这次谈话对梁震动之大依然是让人措手不及。梁承鑫的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像处理梁承鑫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是冒着好大风险的。1973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呀!后来梁被的调到新的工作地点(板石沟铁矿)。安排到技术科,任技术负责人(即现在的副总工程师),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但工资直到15年才后才提升到反右前的水平。


雾霾终会散尽,天空定会放晴。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也许不会太遥远,大家期待着这样的日子尽快到来。


这种经历,今天看来好像是笑话,但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刘风信这类人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组织上信得过的人——根红苗壮的革命者,他们是打砸抢,烧杀斗骗的主力,他们斗地主、抢土地、抢银行、抢资源、抢工商业、抢女人……带着革命的红帽子无所不为,现在又转给了第二代, 我就不相信,这样破坏法治、道德、文化的事层出不穷,就能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国家?


大栗子沟的文化革命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刘宝山、刘桂林、王洪喜等人每人都是这样的心狠手辣的人,他们的恶行写不完,也没必要再写,从这件事就会想到当时社会的黑暗。


他们的罪行罄南山之竹,书怀无尽;决东海之波,流恨难量。只刘风信一人所为,即可窥全豹之斑。

他们为了羞辱这些人的人格,停止了仅有的每月5斤细粮(三斤大米、二斤面粉)的供应,时间长达近3年半之久,梁承鑫也是其中之一。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虽然恶人们有主子保护,但老天知道,有天谴,有天爆。笔者没做详细调查,仅凭众人记忆,略述如下:


赵凤贵——反右领导成员、组织部长,脑出血死亡,时年30多岁。

杨振亚——反右领导成员、机关总支书记,被肃反定历史反革命,后自杀身亡。

宋宜德——反右领导成员、保卫股长,死因不明,死年30多岁。

刘文春——机械技术员、凶手,死于车祸,两车错车时将头挤碎而亡。

时玉祥——车间主任、凶手,肠癌出血死去,死时不足50岁。

汪继有——文革头头,原来办公室秘书,和老婆一样患精神病死亡,死时不到40岁。

王培森——文革头头,原教育科科长,打到四人帮后,刚看完社论,突发脑出血,五天后死亡。

王国安——文革干将,保卫科长,·一八案件主谋,保外就医时,性病溃烂死亡,死时40岁左右。

  ——文革头头,原宣传部长,革委会主任,被定三种人后忧郁而死。


还有一些基层打手,有的在打渔时死于江中,有的上山砍柴被木柴穿心死亡,特别是刘风信,生下的儿子没肛门,用老百姓的话说,坏吧,叫你养孩子没屁眼儿。(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没核实)


    还有几个未死的人,仍想抱着他祖爷爷的大腿挣扎,他祖爷爷也在抑郁中于1976年死去了,但这位中国的暴君虽死去四十年了,阴魂不散,还在污染着这神圣的土地。


小小的水珠能够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一滴水珠也可以看到整个太阳,窥豹一斑。这里所记载的事实是毛暴政在基层的缩影,它是毛反人类罪的一个小小的水珠。他治国27年,国事蜩螗,民生维艰,整个国家成了人间地狱,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毫无人权。这27年,对中国文化、道德的破坏,恐怕再过百年也难以恢复,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民众都希望和谐、和睦,要和谐只能从化解仇恨开始,平息仇恨的第一步,就是要道歉,要赔偿,不解决这两个问题,社会永远不会安定。人们是不愿意传承仇恨的。原谅别人远比指责、谩骂别人更有力量,但是,原谅不是廉价的!人世间有可原谅的,也有永远不可原谅的!古代有一种叫狴犴的怪兽,它有一种嗜血的天性,只要闻到人血就会兴奋。在中国确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本性就像狴犴一样嗜血,他们是酷吏,本能的执行主子的指示,当那些被他们折磨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不得不在他们拟好的假认罪书上按下手印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快感,一种满足。他们为他们的成功举杯畅饮,弹冠相庆。他们制造冤假错案,就是出于嗜血的本性,不管他有多高的官阶,什么伟大领袖、英明导师,他们的罪恶永远不能原谅!



   

201495日第一稿  98日修改

20141013日结稿

20141115日续写   20141121日修改

                  2018824    4稿



 当事者补记


    回忆结束了,在当事人复检时,总感到文字上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为此,本人想再絮叨几句。


    我受到的非人待遇,造成的心灵创伤,使我无法接受,但对比起死去的或还没死去的难友,我所受之苦还是较轻的。不像夹边沟的兄弟姐妹们,起码我还没被饿死,周围也没发生过饿死右派的惨剧,后来还遇到一位有良知的领导干部,我算幸运的。


    但是,我开始时的反抗,和王英生等人的较量,必然是失败者,这是和时代、体制分不开。

    整个过程让后来者看,都感到陌生,认为荒诞,稍有常识的人就会问:你讲什么了?好像被打成右派是我们受害者的责任,真叫人哭笑不得!


那些人,包括杨振亚和后来的宋长青之流的狰狞面目、丑恶灵魂,暗藏的狼子野心,我挖掘得不够,这是我文字水平不高造成的。揭露毛的凶狠恶毒也没写几笔,更是遗憾。关于全国的反右派斗争,不少人写过大量文章,揭露了不少问题,这里就从简了。这样做,会使后来者看这篇回忆录时,缺少必要的史料。


毛泽东在1957515日的为《人民日报》写的《事情正在变化》是打击知识分子的号角,那时他还把这些人叫作右翼,卖身投靠的何香凝在61日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建议称他们为右派,被毛采纳后,就用了反右派斗争这一政治术语。作恶还真有人帮忙。(可参阅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


毛存于心中几十年的积怨,源于两个方面:一,他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时受到的歧视,李大钊月薪140大洋。陈独秀月薪300大洋。胡适月薪200大洋,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大洋,而毛只有8块大洋,使他心灵扭曲,也因等级差别又受到教授们的冷遇,(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的谈话中有记载,这是他的自我感觉),所以,对知识分子记恨了一辈子,最后升级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二,他清楚知识分子是懂历史的,1936年以后篡改的历史肯定会被追究,先封口就能平安,没人敢再说什么。


打着回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旗号,施放内心的不平之气,发泄见不得人的个人怨恨。他得志以后制定的各个时期的政策和发动的多次运动,都没离开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这条纲。现在回去看看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发言,都是1948年新华日报上毛泽东曾经的许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普世价值。这些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行。

    那些御用学者把反右派斗争说得冠冕堂皇,其实整个运动是毛伟人内心世界的暴露。把它政治化,就成了阶级斗争。


    1956年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全国财富收归国有以后,清理知识分子的时机到了,又有大兵做后盾。就忘乎所以,可以为所欲为了,全国几百万知识分子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他宰割。我这小鱼就被串上了老先生的砧板。


有的朋友问我,大栗子为什么把你选出来了?王英生是怎样策划的?


其实,我永远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策划的,策划的人本来就不多,知道的人前后都去世了,活着的王英生在80年代又和我一起工作,我问过他,怎么就把我打成右派了?王英生知道我1972年的处理经过,也知道是耻辱,也许是良心发现,不愿开口。于是,视左右而言他: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前看吧,你今后会一天比一天好。还有的人把整人当成一生的光荣,大力宣扬自己的革命成果,哪能告诉我他们见不得人的秘密。后来,我在一位朋友那里听到一点,不足为信。


回顾往事,我怎么这么倒霉,一个主持整我的人,反右时领导人之一的杨振亚,竟然是历史反革命。再一个在文革中审我“6·18”作案的,竟然是真正的作案人——现行反革命齐家文。关键时刻我遇见这么多小人,这大约就是我的命!


其实整我是有原因的,我这里做简单归纳:


    1,我有原罪。其中有两项,一是我出身商人家庭,在毛的阶级分析中是消灭的对象,二是我读过书,在毛一类人的眼中属于知识分子范畴。


    2,与我的同学有关系。班里党支部书记黄玉珩、团支部书张振东,在1955年毕业前奉旨整人,配合反胡风运动。一个政委指示他们,要在班上找出78胡风分子,让整个班级震一震。我就是被的人之一(此是在201486日黄玉珩来长春,在长白山宾馆和我见面时当面讲的,他没告诉我那政委的姓名),因此,我在反右时成了有前科的人。


 1955年我刚刚19岁,就稀里糊涂的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爪牙,当时胡风是谁我都不知道。班里还有七八个同学挨整,我记得赵永安、胡瑞星、申拯陆等,其他的就记不清了。


我当时是因为一首诗:建国五周年,学生最可怜,一天三顿高粱米饭,要想回家没盘缠。说是我写的,因为有建国五周年一句,就成了政治问题,就成了一首反动诗。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那首诗本来不是我写的,又不叫我申辩,只能沉默。其实,那首诗是我母亲20年代在张家口读书时唱的一首歌:中华民族五千有余年,唯有学生实在太可怜,早晨小米饭,晚上山药蛋,要想回家没有盘缠。旋律、音乐非常好听,我唱过,怎么变成反动诗了?就这样批了半个多月总算放行,允许毕业(有同学不让毕业)了。但受到处分:开除团籍,留团察看一年,我带着处分和检讨书,先去鞍钢,后又去了大栗子矿。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黄玉珩和张振东,老黄是党支部书记,振东是团支部书记。都是班里的领导核心(老黄后来是中国黄金局局长,从黄金武警部队政委退下来的,少将军衔)。


197211月省里在大栗子开会,张振东是参加大会的代表,他到矿后打听我,知道我还没解放。他托服务员给我捎信儿:明天晚上在你家吃饭,好赖无所谓,给预备点酒。第二天下午四点,他来了,那时候我预备的不是什么高级饭菜,但在当时就算好的了,六瓶啤酒,一斤白酒。


他一进门看见窗台的啤酒就说,你还不臭,臭就买不出啤酒了,看来你还有人缘,这是第一句话。后来他把我老伴和孩子支走,说我是赔不是来的,我对不起你,毁了你一生,已无法挽回,对不起了!之后还说了一些歉意的话。他说:我打听了一下,你很快就要解放,一切都搞清楚了,要平反,你等着吧。


当我说到那首诗的时候,他站起来给我鞠了一躬,说:是我改的,真对不起,其实当时我真不知道是振东所为。我当时大哭一场。安静后,他说这是他在夹皮沟金矿工作,见到申拯陆时,申不愿搭理他,鄙视他。反思的结果,决心要向被伤害过的同学逐个道歉。我们聊了近八小时,半夜他才回到招待所,我也把老伴从邻居家叫回来。我没留下影视资料,那时也没有录影机、录像机。但上述绝对真实,绝无杜撰。


    3,我当时在矿里,文化、知识水平排名前列,又比较出众(从1956工资调整看出,我比其他同事高调一级),后来又特别受韩克久的青睐。

    4,我来自北京,外来户受人排挤,受人欺负。挨过整的和即将被整的都是外来户。

我不但没反过党,甚至连基层党的干部也没反过一个,我稀里糊涂的以莫须有的捏造的罪名,当了15年假右派,在此期间我当然要反抗,但反抗也是徒劳的,得到的是加重处罚。



 人生经过这么大的变革,自己有什么教训,有什么改变,我心知肚明,只是不曾说罢了。我自幼受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修身》课里也是学的仁、义、礼、智、信(这是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这些和阶级斗争的打、砸、抢、烧、杀、斗、骗截然相反。当年我的性格极为温顺,学业出众,待人礼貌,温文尔雅,从没伤害过任何人。


然而,我十五年右派使我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也是文革等政治运动培育的结果。


我成年之前,是少先队(当年叫少年儿童队)的优秀队员,1952年保送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是一个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在1955年遭陷害,接着又把我打成右派,是他们在我身上犯了第一个大错误。他们毁了我。经历了20年的政治运动,逐渐把我培育成真右派了。若干年后党内有良心的领导人,他们为右派平反改正,证明毛的暴政不被人们接受,他们深知真右派是党自己树立起来的,毛泽东把几百万知识分子赶到党的对立面。真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所以说,我是毛泽东思想培育出来的右派,绝不是戏言,这个观点和老同学聊过,他是副省级干部,他表示理解


 我的性格剧变是在历次运动、在被羞辱中炼成的,我的性格(也可以叫品格)的变化是我一生的一大悲剧。


变化主要来源于我打成右派后。1960年那次烟灰缸事件,是我第一次激烈反抗,爆发了人的兽性,而且把人家打得那么狼狈(其实是人类保卫生命的本能)。从此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这就形成了谁打我、我打谁,谁骂我、我骂谁,还要加倍还击的以牙还牙的斗争哲学。


骂人是我改造中的一大收获,全部是工人阶级教给我的,骂人不费吹灰之力。我付出了代价,为此也改变了我的性格,影响了我多年。就因为有了这个理念,才有打崔长兴的事发生;才有文革中高压=0”好样的站出来历史将证明我无罪三张具有反抗又有挑衅的大字报;才有了关在牛棚中,为了一个放屁的事,和管理干部对骂、玩儿命的场面。1969年我被从牛棚里放出来,我就蓄意并准备了电缆鞭,要打那些打过我的人,一个一个报复,死也要站着,后来我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发现,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干!你现在已有一双儿女,东儿刚过一岁,出了事这个家怎么办(我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储永年)?他们打不过你拿你孩子出气,你家老婆孩子就惨了。你太傻,文革的账早晚会有人和他们算,恐怕还轮不到你拿鞭子去算(他担心我出手会打伤人甚至会失手打死人)。我冷静以后放弃了武力报复,但是骂他们是少不了的,见一个骂一个,见一次骂一回,直到2013年我回大栗子还当众骂了两个人。


在斗争中形成的凶暴性格改也难,因为我受的委屈太多,受的伤害太大、又太冤枉。恨是我的主流。这些心里话,说出来也许会轻松一些。


现在我发现一些人宣扬佛家、儒家的教诲,目的都是教化人,高修养、做善事,但对被压迫、被欺辱的人来说,恐怕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反右、文革带给我的变化!把一个原来很文明的人,变成了兽性极强的人,变成了报复心极强的人。


    我受过的教育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在大环境变好的1973年以后,我恢复了人性,以后我也遇见过一些不平事,但从未发作过,大家还以为我性格温顺,待人客气,遇事宽容。其实我都以换位思维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多替别人着想,在我任职时既管项目,又管大数额的资金,而能一尘不染,这些都要感谢我受到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现在社会有了一些变化,对知识分子有了一些宽容,但从人才中选奴才,再从奴才中选人才的办法,使科技不会有充足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


    不以历史为诫,继续赞美暴君,对历史没有真实的评价,就不会有真相,全民还在被欺骗中生活,这种情况不会持久。


    我们拒绝把普世价值做治国蓝本,中国的古训还能给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吗?


    还政于民、以杜贪官,还兵于国、以绝强权,还商于市、以増民富、还史于实、以诫万年。


    估计这样的治国方略也不会被接受,因为党的领导才是社会的命根子。


右派分子虽然从此成了历史名词,但能从历届政治运动中死里逃生的,多数成了世所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社会良心的典范、学人人格的楷模。


回忆和缅怀右派分子的文章论著层出不穷,历史永远记住了他们,许多右派分子用自己正直的良心、高尚的人格、问心无愧的坦荡心态和蒙冤受屈22年的惨痛代价换来了美名,他们会名留青史。

 

 2014123 ,时七十八岁

                  201856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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