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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梦依稀忆工矿


--作者:汤庆成

 

(六)

 

我进厂前几个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上海的大学、中学乃至小学。进驻我们中学的是学校附近一家电器厂派出的队伍,其中有一个队员是我们学校的65届高中生,因为没考上大学,进厂当了工人。离开学校不到三年,进厂也不过两年多,三年萝卜干饭都还没吃完,这位校友就开始领导母校所有的教师和学生了,包括早已被打进牛棚的校长、教导主任和许多老教师。这个队员在校时是校田径队的,我也是田径队的,经常在一起训练。虽然那时高中生视我们这些初中生为小朋友,但我们俩毕竟还是相识且比较熟悉的。可是他与我擦肩而过时,居然像从来没见过我一样。或许是时隔几年忘了,也或许是工宣队队员肩负着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根本没空搭理曾经的校友、现在的被领导者。当时我唯一的感慨是,父亲当年为啥不去船上当船员,而去轮船公司的写字间噼里啪啦拨算盘。

 

几个月后,我也进了工厂。光荣与自豪之后,感觉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好像也不那么难。其实不然,我们这些文革后首批踏进工厂大门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青工。虽然也是工人,但还没有进入阶级,只因为年青,所以不仅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时也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后才能进阶升级。于是,进厂的次年(1969年),青工学农拉开小幕。之所以是小幕而不是大幕,是因为与文革中的历次重大事件相比,青工学农参与的人数较少,引发的社会影响也不大。据说这是上海的独创,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想想也对,其他城市的老三届没有分配到工矿的,没有青工,当然也就没有青工学农一说了。当年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除了隔江相望的海岛崇明县,都有对口青工学农的基地。我们厂对口的是嘉定县南翔人民公社下属的一个生产队,相对奉贤、松江、青浦等远郊,距离市区较近,经济发展状况也稍好点。

 

当时,文革最疯狂的时期已经过去,停工闹革命的闹剧渐行渐远,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屡屡见诸两报一刊社论,上海工业系统的生产秩序已日趋稳定。为了不影响生产,我们厂的青工学农是分批进行的,每批二三十人不等,为期两个月左右。我被安排在第二批,但第一批的出发和归来,我都参加了。因为我们平时跑运输的卡车,这时候成了运送青工下乡的大巴,而我则是老司机指定随车的临时车长。那时的交通规则不禁止卡车载人,只要求载人时在卡车的两侧安装及人胸高的栏杆即可。这种用很结实的钢管焊接成的栏杆是可拆卸的,装货跑运输时拆下,载人时装上。事实上,当时上海的工矿企业,即便是规模不小的大中型企业,也很少拥有正儿八经的客运大巴,任何工厂只要有卡车,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客货两用的。那时候同行业的兄弟厂或地域相近的邻居厂,若载客人数多,自家的车不够用,还可以借来借去互相调剂,不仅连车带司机贴汽油,且分文不取。道理很简单,还是那句老话:一个口袋进一个口袋出,都是国家的。文革中这种客货两用车的作用尤其突出,载人的机会特别多,不管是游行、武斗、揪斗走资派,还是欢送知识青年下乡、庆祝最高指示发表,从来都不会缺少大大小小的载人卡车的身影,与之交相辉映的是无数像插蜡烛一样插在卡车车厢里,神情亢奋地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标语旗的人影。

 

参加学农的每一批青工出发前,照例会有一位厂革委会的头头做动员报告和宣布纪律。报告内容无非是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认真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等等。纪律,则是多项不准:不准携带糖果蜜饯等零食或糕点,不准擅自上街购买食物,不准偷懒出工不出力,不准下河游泳……

 

第一批结束接回厂,第二批出发送下乡,照例是我随老司机上路,只是我不能跟着老司机回厂,要留在那里两个月了。学农青工住的是一间早先生产队用来种蘑菇的大草棚,简单分隔成两大间,男女各一间。每间里面用木架和门板搭了一长溜通铺,铺上覆盖了一层稻草,稻草上铺有用厂里的废布制作的床单。床铺是现成的,不用打理。生产队长准备了一些新稻草,说用了几个月的稻草有潮气,让我们换上新稻草。大家七手八脚掀起大床单,一下都愣住了,随即哄堂大笑,原来稻草上满是花花绿绿的糖果包装纸,上海人称为糖纸头的那种。很快,隔壁的女宿舍也传来分贝更高的哄笑声,还伴有七嘴八舌的女高音:“侬看侬看,迭个是包杏话梅的纸头。”“看到伐,迭张是包盐津枣的纸头,纸头上还粘着几粒盐津枣呢。”“哈哈,还有葱油桃酥的包装纸,油叽叽咯。货色真多啊,好开爿食品店了。”可见女同胞比男同胞更有胆量挑战几不准的学农纪律,带的糖果糕点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全。第二批带队的是厂革会的一位女委员,男女宿舍兜了一圈之后,满脸尴尬地发表讲话:“第一批的小青年太不像样了!回去以后要严肃批评!你们要守纪律,不可以像他们这样子哦!”可以不可以都已经是废话,带来的零食都已经在个人的包包里散发着诱惑,不可能原封不动再带回去。说来也难怪,我们这些青工都是有收入的,虽然每月不过十几块钱,但买点五分钱一包的盐津枣、一角钱一包的杏话梅,或者花两角几分钱称个二两水果糖,还是很轻松的事情。不过我倒是真没带任何零食,不是我的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出发前就已明确我和另外一位男青工搭档,负责学农期间的副食品采购,每天要去一趟南翔镇。既然每天可以上街,啥都可以买到,买到后当场就吃了,岂不比躲在被窝里偷偷摸摸地吃来得潇洒?

 

我们所在的生产队,距离南翔镇较远,骑自行车要大半个小时。如果徒步,往返一次恐怕三四个小时也打不住,所以擅自上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让领队的厂革会女委员大为宽心。特例是我们两个搞采购的,每天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上街。我总以为她会专门找我们谈一次话,强调学农纪律,不过并没有发生。虽然谈也没用,但总感觉自己是漏网之鱼,不免暗自庆幸。

 

江南农村出工很早,尤其是农忙时节,常常是天还没大亮就已经下地了。既然是学农,我们的作息时间当然也要与农民基本同步。负责一日三餐的三位女同胞,每天五点钟就要起床,淘米生火烧水,围着那种许多城里人见都没见过的大灶头,折腾出一大锅白米粥。而我们负责采购的就要起得更早了,通常凌晨四点就要上路。一是当日早餐佐粥的酱菜要靠我们买回来,二是农村的菜市场开张早打烊也早,错过菜场的营业时间就惨了,啥都买不到。

 

很巧,和我搭档负责副食品采购的男青工,是与我同一天进厂的校友,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被分配在机修车间电工组当学徒的那位。只不过他是高中生,我是初中生,在学校里从来就不相识。进了厂,成了点头朋友。同在一批学农,且搭档做采购,关系自然又拉近许多。生产队借给我们一辆老旧的载重自行车,还有一只很大的竹篮。虽然搭档是高中生,但身材比我瘦弱,于是我自告奋勇,提议去的时候他骑车,我提着竹篮坐在自行车的书报架上。回来时是重车,我骑车他坐书报架。从生产队到公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路,只是一条窄窄的田埂,且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自行车骑上去一跳一跳颠簸得很厉害。好在上海市区有不少解放前留下的用鹅卵石铺成的弹硌路,我们都有在弹硌路上骑车的经验,也就没那么艰难了。唯一的大敌是下雨,田埂成了烂泥埂,根本无法在上面骑车,只能推着自行车步行上公路。

 

五点左右到达南翔镇,天色微亮,镇上已经很热闹了,菜场里更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我们买菜很简单,通常只买一种蔬菜,大多是青菜、萝卜或卷心菜等普通蔬菜,还要买一些早饭时佐粥的酱菜。买得最多的是一种用青萝卜腌制的萝卜干,一角四分钱一斤。这种萝卜干很咸,但口感不错,很爽脆,且条形的萝卜干分配起来简单,每人的一大碗白米粥上铺个两三根,一顿早餐就解决了。伙食如此简单,是因为买菜也是遵命的,要向贫下中农的伙食标准看齐。虽然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的1964年上海已取消肉票,八角几分钱一斤的猪肉可以随便买,但农民的饭桌上还是很难得见到肉,所以我们接到的不成文的规定是每周最多买一次肉,而且每次最多两三斤,切成肉丝与蔬菜混炒,沾点荤腥气息而已。最夸张的一次,几十个人一日三餐的菜钱只花了四角二分钱,也就是三斤青萝卜干。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只是遵命而已,吃一天忆苦饭。

 

买完菜要去菜场办公室开发票,开票的是一位中年女工作人员。开完票,她神秘兮兮地朝着我们笑:“菜买好了,可以去吃早点了,饮食店就在小菜场隔壁。”我的高中生搭档答道:“不来讪咯,阿拉有规定咯,勿可以在街上买东西吃咯。”话音未落,她噗嗤一下笑出声来:“算了伐,勿要装正经了。捺前头一批学农的两个买菜的小青年,开头也一本正经说有规定的,后来天天在隔壁的饮食店里吃早点,今朝大饼油条豆腐浆,明朝阳春面小馄饨,迭样吃到伊样,花头经透来。”我们无语,唯有嘿嘿傻笑。她又说:“捺是工人,每个月有工资咯,又勿是学堂里来学农咯学生子,怕啥啦。”句句话说在我们的心坎上,更何况还有前车之鉴,于是拎着菜篮头义无反顾投奔饮食店。饮食店毗邻茶馆,茶馆比菜场还热闹,烟气缭绕,人声鼎沸。后来听开发票的那位女工作人员说,茶馆是南翔镇上每天最早开张的店家,四点多就卸下牌门板迎客了,而且还延续着很古老的规矩,最先踏进茶馆的三位茶客是免茶资的。我们在饮食店门口买好筹码,每人要了一碗咸豆浆,再加两个大饼一根油条,每人支出一角五分加三两粮票,吃得饱透饱透。回生产队路上脚下生风使劲踩自行车,生怕赶不上早餐。没有几根青萝卜干为那碗白粥雪中送炭,无异于雪上加霜,肯定要被同事们骂死。更可怕的是,如果某位同事洞若观火又口无遮拦,冷不丁来一句“你们大概吃饱了吧?就不管我们的萝卜干了?”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就有约定,那碗粥是千万不能放弃的,撑都要撑下去,入肚为安。

 

既然已经湿身,也就不怕落水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像第一批那两个买菜的兄弟一样,我们也开始今天馄饨明天面条,时不时还要在阳春面上加一块很有当地特色的焖肉,比工厂食堂里的大块红烧肉味道好多了。只是数量上有所控制,因为还要兼顾自家伙房里出品的那碗粥和几根青萝卜干。好在小馄饨不顶饱,面条则有二两、三两两种规格可供选择,我只吃二两的。

 

当地农民的一日三餐,大多是早晚两顿吃稀的,中午一顿是干饭。农忙时节,中午一顿干饭通常煮得比较多,吃剩下来的饭,盛在一个有盖子的竹编淘箩里,挂在屋梁上垂下的挂钩上,既通风又可以防老鼠。晚上收工后,天已晚,人又累,烧点开水泡点中午剩下的米饭,弄点酱瓜、萝卜干、腐乳等酱小菜,一顿晚饭就解决了。我们学农当然也要学他们节俭的生活方式,只是我们晚上不吃泡饭而是现煮的粥。对我们俩而言,早餐没问题,吃了上顿还有下顿,问题在晚上,区区一碗粥配点蔬菜,如何顶得住?更大的问题是失算了,原来以为根本不需要带什么零食糕点,镇上都买得到,其实,早上买菜时镇上的食品店都还没开门。向菜场开票的那位女工作人员讨教:镇上有没有像菜场茶馆饮食店一样开门很早的食品店?回答没有。继而诡异一笑指点迷津:“吃了中饭再来一趟好了,随便寻只借口,就讲有啥东西早上忘记买了,要再跑一趟。前头一批买菜的小青年就是这样的。”于是夜点心也解决了。两个月的学农期间,基本没有忍饥挨饿。

 

伙房里负责一日三餐的厨娘们,明确规定不用下地,而我们买菜的还是要出工的,只是不用跟着大部队同进同出,相对自由一些。买菜回来,我们通常是帮伙房择择菜,生几把火,稍事休息,再去找大部队参加劳动。有一次找大部队途中路过河塘,看到几个农民撑着一条小船在揇河泥。所谓揇河泥,是在两根长长的毛竹一端装上一张不大的网,类似一副夹具,站在船边的农民将夹具使劲插入河底的淤泥中搅几下,河泥带水入网后再提起来,河水透过网眼哗哗流走,留在网里的就是乌黑的河泥了。河泥富含腐殖质,是上好的有机肥,只是揇河泥又累又脏,而且需要一定的技巧,否则很容易落水。据说揇河泥是所有农活中劳动强度最高的,通常都指派青壮年农民来操作,工分也比做其他农活要高出许多。读中学的时候也有学农,也曾见过揇河泥,感觉很有趣,但没机会尝试。这次机会不容错过,于是走到河边大声吆喝,告诉船上的农民,我想上船试试。农民把船摇到岸边,待我上船后再摇到河中心。我试着揇了一网河泥,往上提的时候感觉不像传说中那么沉重,自以为是做了半年装卸工的成就。但一网河泥刚出水面,我就有点把持不住了。原来水是有浮力的,在水里的河泥可以借助水的浮力比较轻松往上提,一旦脱离水面就要靠真功夫了。我最终没能把一网河泥提过船帮倒进船舱,反而被沉重的河泥拖下了水。船上的农民大惊失色,要下水救我。我迅速浮出水面,大声告诉他们没事,我水性很好。本来可以拉着船帮翻身上船,但入水的感觉真好,正好趁机游几圈,而且又不违反“不准下河游泳”的禁令。于是甩开膀子畅游,游了十来分钟才上岸,顺手还带出一只河蚌。农民告诉我,我摸到的这只河蚌叫错机蚌,里面可能有珍珠。打开一看,果然有几粒绿豆大小还未成形的珍珠。因为珍珠,我牢牢记住了农民说的错机蚌,但后来怎么查也查不到这种长珍珠的河蚌。直到几十年后,突然想起错机蚌,于是借助网络查询,很快水落石出。原来这真是长珍珠的河蚌,学名叫三角蚌,别名扯旗蚌,因蚌壳上有一片像鱼鳍一样凸起的硬壳,貌似一面扯起的旗帜而得名,嘉定当地口音读起来则是错机蚌。青工学农时埋下的一个河蚌之谜,四十多年后得以破解,想想也醉了。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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