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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梦依稀忆工矿


--作者:汤庆成

 

(四)

 

报到后的第二天就开始正式上岗。厂里有两辆货运车,都是解放前留下来的美国道奇车,一辆是正儿八经的四轮大货车,载重3.5吨;另一辆是小轿车改装的,把轿车的后半部车厢截去,保留底盘,装上一个火柴盒似的木制无顶货厢,载重0.3吨。最初见到这辆小货车时觉得很有趣,像玩具汽车。因为载货少,而且大多是分量较轻的小件货物,这辆小货车只配备一个装卸工,而且是即将退休的老师傅,算是照顾的。虽然我不是这辆小货车的装卸工,但有几次完成任务回厂后,我会让这辆车的装卸工下来休息,我替他去跑一趟任务。喜滋滋地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体验一把乘坐小轿车的美好感觉,虽然多流了一身汗,也觉得很值。据说这辆轿车解放前是老板的私家车,解放后还是归老板使用。公私合营后,这辆车作为合营资产划归工厂。公方厂长尽管是老革命,却还没到配备小车的级别;私方厂长也就是原来的老板,被安排到上海印染公司任私方经理。于是这辆小轿车被改装成了小货车,用来运送一些小批量的染化料或机物料等正合适。我上的那辆道奇卡车,标准配备是一个司机四个装卸工。虽说装卸工没多少技术要学,但最开始的几天,考虑到毕竟需要熟悉一下工作环境,以及掌握一些安全生产的要领,并没有用我去顶替一位师傅,这样就成了五个装卸工。好在道奇的驾驶室只有两个位子,除了司机,另一个位子是车长的,其余的装卸工都要待在车厢里,所以多几个少几个装卸工也无所谓。空车的时候,装卸工坐在车厢的木头地板上,装了货就坐在货上。好在绝大多数时候装的货物是打成包的棉布,坐在上面还比较舒服,甚至还能四脚朝天平躺在货物上,闭上眼一觉睡到目的地,睁开眼满目蓝天白云,只是不觉得心旷神怡而已。有时候货物装多了,高度达到三四米的时候,坐在上面摇摇晃晃的有点吓丝丝,那就根本不敢四脚朝天呼呼大睡了。这种时候劳动人民的智慧就大放异彩了,师傅们在码货的时候,会在车厢的尾部留出一个可以容纳几个人的凹槽,装完货我们就挤在这凹槽中,不仅高度降低了许多,而且即使遇到急刹车,也不会遭受惯性前冲的货物的撞击。

 

所谓车长,其实也是装卸工的一员,除了干一样的活,还要承担一些诸如交接货单、报销餐费、加汽油、买机油之类的琐事。车长更重要的职责体现在卡车行驶途中。那辆上世纪三十年代出厂的道奇卡车是没有转向灯的,用来指示转向的是一个安装在挡风玻璃中间的指示箭头。箭头外壳是金属的,表面复以透光的红绿两色塑料片,箭头红色,箭尾绿色。箭头内部装有两个小灯泡,红绿两个部位色各一,尾部有电线连接汽车的直流电源,其实就是一个迷你版的小灯箱。我上卡车的时候,箭头已经不亮了,据说是灯泡坏了,因为制式的原因,国内配不到这种灯泡,但使用是没问题的,只是没原先亮灯的时候那么醒目而已。转向的时候,指示箭头需要人工拨动,右转就将箭头拨向右边,左转就拨向左边。这原本是司机的事情,但既然有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车长,那理所当然就由车长包干了。问题是,能看到转向指示箭头的只是相向而行的对面来车,同向尾随的车还是无法知道前车的动向,那又是车长的事情了,拨动转向指示器之后,他还要迅速拿起一面插在细竹竿上的小红旗伸出车窗,告诉后面的车我要右转,这大概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旗语了。那时候上海城区的道路都比较窄,自行车又多,若右转时路口有较多自行车,车长会用小红旗的旗杆使劲拍打车门,同时扯开喉咙大吼大叫:“转弯了啊,当心!脚踏车靠边!”如果是左转,车长旗长莫及,这时候司机就会用右手操控方向盘,左手伸出窗外,掌心向下微微晃动,告知后车我要转向。虽然那时候在马路上跑的车大多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爷车,且大多数马路的路况都比较差,但驾驶员优良的职业道德却令我印象深刻。有时候在狭窄的马路上会车,大多数时候两车司机都会主动停下来避让,而且把手伸出车窗外招招手,示意对面的车先过来。两车相遇时,先过的那辆车上的司机,照例会按一声喇叭再举手至额间,用一个很随意的敬礼表示感谢。如果遇到后面的车按喇叭示意要超车,前面车上的司机则会打一把方向靠右,踩一脚刹车减速,同时把手伸出窗外,掌心朝前摆动几下,示意后车上来。后车超越前车后,也会用一声喇叭表示感谢……没有路霸,不见路怒。

 

车长是领导指定的,也说不上什么条件,无非是脑子活络一点,与仓库、码头、纺织厂、染料厂等单位的收发货人员沟通能力强一些,能简单的算算写写。其中工作量最大的是报销误餐费。先要填写报销单,然后是找负责人签字,再到财务组报销领钱。最麻烦的是与我们的结算,他要牢记当天每个人消费的总额,然后算出谁应该支付多少,谁应该倒贴他多少。与人民币同等重要的还有粮票,幸亏上海发行的粮票最小的面额是五钱,也就是半两,大多数时候都可以用小面额的粮票凑足当天消费的三两或者四两,否则还要车长找零,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止一次看到吃了三两饭的师傅,付给车长六张破破烂烂脏兮兮的五钱粮票。

 

卡车上的四位装卸工,有两位是全文盲,凡是需要签名的领工资、领劳防用品等,不是盖章就是按手印。其中一位四十多岁了还天天练举重甩石锁、一身肌肉堪比健美运动员的师傅,是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地人,就住在工厂对面,解放前家里是开老虎灶的,家道还算殷实,却没读过一天书。他也常常用自我调侃的方式表达悔意:“小辰光贪白相,不想读书,十七岁结婚当天还在弄堂口打弹子,是被老头子(父亲)拎着耳朵回去拜堂的。”他的老婆比他大三岁,正合着当年流传于江浙沪一带的婚谚:女大三,黄金堆成山,也就是所谓杜娘子婚俗(杜,沪语“大”之读音),与早先流传于北方的女大三抱金砖如出一辙。他的杜娘子读过几年书,待人接物比较得体,颇有些知书达理的意思。而他年近五十却还有点孩子气,脾气也比较倔,有时候想不通又说不清,不要说同事,对领导都不买账。好在他家就在工厂大门对面,领导就会走几步路到他家去家访,嘱他娘子做他的思想工作,从来是药到病除,效果极好。

 

某次厂里发放高温餐券,他照例是按手印代替签字。旁边的一位老师傅寻他开心:“不要看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解放前可威风了,礼拜天乘电车到上海去(旧时虹口提篮桥有下海庙,提篮桥以北的长阳路、平凉路、杨树浦路一带泛称下海,居住在那里的市民以南京路、淮海路等繁华商业区为上海),西装笔挺,皮鞋賊亮,戴一副金丝边的平光眼镜,西装胸口的袋袋里插了两支钢笔,肋胳肢里还夹着一本老厚的外文书,活脱活像大学教授……”周围的人哄堂大笑,他却不恼不怒,嘿嘿一笑,轻描淡写道:“迭戈有啥稀奇,旧社会嘛,只认衣衫不认人,又不是我一个人迭戈样子,再加上伊辰光年纪轻,小青年啥人不想出出风头扎扎台型?”开始我根本没当真的,只以为是师傅之间穷极无聊的寻开心而已,却不料他自己都坦然承认了。

 

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解放前读到初小毕业,又做过几年小生意的车长鹤立鸡群脱颖而出,也就不奇怪了。然而一车之长并非车上的老大,老大是司机,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位三八饭店主厨的把兄弟。当时已年逾五十的司机是江苏海门人,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逾两百斤,身材魁梧如铁塔。最有特色的是他的满脸络腮胡,夏天敞开工作服或打赤膊的时候,腮帮、下巴上的络腮胡与胸前浓密的胸毛连成一片,再配上只剩下寥寥可数几根花白头发的准光头,活脱一个怒目金刚倒拔杨柳的鲁智深。不知道是对他这副身板的敬畏,还是对他令人艳羡的过往经历的崇拜,大家都尊称他为老司机。尤其是卡车上的几位老装卸工包括车长,平日里彼此戏谑斗嘴互相拆台脚不亦乐乎,却从来不敢寻老司机的开心,即便是被老司机训斥,也不敢还半句嘴,顶多在背后阴损他几句。老司机训斥装卸工,大多是为了装车的事。那辆上世纪30年代的道奇没有转向助力系统,货物装多了,方向盘操纵起来会很重,尤其是货物的重量集中在车厢前部,也就是靠驾驶室位置的时候,低速倒车时甚至要屁股脱离驾驶座,运用全身的力量来死扳方向盘,驾驶员不仅会累得满头大汗,而且还很容易损坏转向系统的横直拉杆。然而装卸工的作业方式是前紧后松,即尽量先把车厢的前面空间装满。这样的方式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每次装的货物单件的体积和重量都不一样,很难准确分配前后的数量,所以也只能尽前不尽后,否则到最后装不下,再往前装就要返工折腾了。那时厂里生产的印花布,很大一部分要装船运往全国各地,因为要等候船期装船启运,故先要运到港区附近的仓库里暂时存放。当时去得最多的是上港三区(解放前叫汇山码头)附近的永兴仓库。这座钢筋混凝土建筑是英商洋行建造的,坚固得像一座巨大的碉堡。如今这座仓库已被列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名称是“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永兴仓库”。最令当时的我大开眼界的是,仓库里居然有两部可供大卡车上下的电梯。满载几吨货物倒车进入电梯,对司机的技术而言绝对是个重大的考验。老司机仗着人高马大技术精湛,通常是一只手打开驾驶室门,将半个身子探出驾驶室观察车后情况,单手操控方向盘,到车厢大部分进入电梯,打开的驾驶室门即将撞上电梯时,迅速关上车门,凭感觉慢慢倒进电梯。因为车速慢,如果货物配重不合理,大部分重量压在车厢前部,方向盘的沉重是不言而喻的。这时候如果恰遇老司机不在状态,倒了几次都没成功,他就要发脾气了:“叫你们前头不要装得太多,方向盘扳也扳不动,不晓得讲了多少次了,哪能教不会的?真叫解放了,解放前装卸工都轮不到你们来做。”这时候所有装卸工唯有一言不发爬上卡车,七手八脚把货物卸下一部分,再把前面的货物往后挪。然后用仓库里的老虎车(一种两个轮子的小型手推车)把卸下的货物一件件推进电梯。但这要等下一趟电梯了,因为卡车进入后,电梯前后左右与卡车之间的空隙只有三四十公分,过个人都要侧着身子,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堆放货物。最初我有些奇怪,为什么不直接把卡车开进电梯而非要倒进去呢?待随卡车上到三楼仓库才明白,装满货物的卡车出电梯时的倒车,比进去时的倒车更困难,因为电梯空间狭小,倒车时无法打开驾驶室门扭头观察车后情况。至于后视镜,在灯光昏暗如暗室的电梯里基本没作用,更何况那种早该报废的老爷车的后视镜,镜花斑驳,清晰度本来就很差。

 

不知道老司机有没有上过学,只知道他识一些字,但基本不能写,难得签个名都很勉强,手晃晃悠悠,字歪歪扭扭,看得出是依样画葫芦画出来的。虽然没太多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却相当积极,据说是厂里最早一批参加工总司造反队的,也曾风云过一时。后来赤卫队(文革初期上海工业系统中规模最大的保皇派)溃败,造反队成功夺权,头头当了厂革会主任,其他一些造反队核心成员也大多被封了一官半职,有的当了厂革会委员,有的被任命为车间一级的革委会主任,他却依旧踩他的油门扳他的方向盘。不过,以我看来,老司机似乎并没有当官的欲望,也没有听他说起过苦大仇深的过往,更不会有路线斗争的政治敏感和思想高度。所以,他的革命热情来自哪里,我至今都不明白,或许真的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

 

从我上卡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感觉老司机待我不错。卡车运输的货物品种很杂,小到手套帽子胶鞋等劳防用品,大到重以吨计的印染设备,但最主要也是最常规的货物,是每天要拉进厂的坯布和每天要送出厂的成品。坯布也就是没经过任何加工处理的白布,从纺织厂的织布机上下来后,经检验、整理等工序后打成包,交由印染厂加工成印花布或色布,是印染厂最大宗的原材料。不同幅宽和纱支密度的坯布,每包重量也不一样,一般在七八十公斤。我第一天上卡车跑的第一车,是到杨树浦路上的国棉十七厂拉坯布,也就是王洪文发迹前待的那家厂。国棉十七厂的拳头产品是解放前就驰名全国的龙头牌细布,老上海俗称龙头细布。这种布每包七十公斤左右,在所有坯布中算是中等重量。卡车上的规矩是每个装卸工一人一包扛上肩,走上一头搭在车尾一头搭在地上的跳板,走进车厢后依次码放整齐。就这样鱼贯而上鱼贯而下,没人溜号,当然也没人争先。假如一车装四十包坯布,四个装卸工每人扛十包,公平透明,老少无欺。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学校里的体育尖子,体魄强健,力量和柔韧性都很不错,七十公斤的坯布扛在肩上,没感觉很吃力,只是走在跳板上有点颤颤巍巍,因为是生平第一次上跳板。扛了几包以后,发现我码放的布包有点不整齐,便没有鱼贯而下,留在车厢里整理布包。尾随我上跳板进车厢的师傅已经把肩上的布包卸下码好,见我没先他而下,明显犯规了,又不好意思吹哨,便在车厢里这里摸摸那里拉拉,就等着我先他而下。在跳板旁督工的老司机火眼金睛,对着他发飙:“册那!侬做啥?人家是学堂里刚刚出来的学生子,也要像捺一样一人一包?”那师傅不敢争辩,嘴里嘀嘀咕咕地下了跳板。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跟着师傅下了跳板,想抢前一步走在他前面,哪知被老司机一把拉住:“让伊拉去扛,侬休息一歇。侬刚刚上卡车,勿要急,先熟悉熟悉。勿要把腰弄坏脱了,就是一辈子咯事体了。”看着师傅们一个接一个上跳板下跳板,把一条尺把宽的跳板踩得吱吱嘎嘎抖抖颤颤,我不禁有感而发:“这跳板不是跟《海港》里的那个过山跳一样的嘛。”老司机反应极快急踩刹车:“勿好瞎三话四哦!过山跳是解放前的事。”我心头一沉,自知失言,连连点头称是。还没等我从自责中回过神来,却不料老司机又说:“其实差也差不多咯,只不过过山跳是码头上用的,有辰光要用好几块跳板搭起来,比阿拉迭个长多了,走上走落是有点抖抖豁豁咯。”

 

我还真上过几次过山跳。计划经济时代,布匹与粮食是最重要的统购统销商品,印染厂生产出来的成品要悉数交付给纺织品公司,包括残次品,然后由纺织品公司向全国各地调拨。因此我们运出厂的成品印染布,大多是送到铁路局货运仓库或海运和内河码头的仓库。有时候正逢船期,我们送去的货就不进仓库而直接装船了。不过基本是停泊在内河码头上的小型货轮,海运码头已基本实现机械化装卸,很少见到过山跳了。我第一次上过山跳,就是在苏州河边上的内河航运码头。那种过山跳用的跳板,与我们卡车上用的跳板没多大差别,只不过稍宽一点、更长一些。唯一有点挑战性的,是过山跳的跳板一头搭在码头上,一头搭在货船的甲板上,跳板下面有一段是河水,不像卡车跳板下面都是实打实的地面,难免有点心理上的恐惧,不过走了几个来回也就习惯了。更何况这种恐惧大多来自眼睛看到脚下流淌的河水,上跳板的时候大包扛在肩脚下颤悠悠,根本无暇看河水,恐惧也就减少许多。

 

我们卡车上有一位师傅,走了好几年《海港》里的那种过山跳。有一次送货到黄浦江边的汇山码头,这位老师傅随口告诉我:“解放前我刚从乡下到上海的时候,在这里做过几年装卸工。”我立马来了兴趣:“那你也像《海港》里的码头工人那样,天天要在码头大门口领工票?”是啊,天天排队领工票,领到工票进去做生活,领不到就要明朝请早了。”卸完货到纺织厂去提坯布有很长一段路,我和师傅面对面盘腿坐在空车厢里,听他讲过去的事情。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忆苦思甜的意思,讲着讲着就开始开无轨电车了。他说那时候码头上的管理人员有不少是外国人,有一次他被一个外国人痛打了一顿。我问为啥,他就笑,边笑边说:“迭辰光年纪轻调皮,跟着老师傅靠山吃山捞外快。抗战胜利后美国轮船运到上海来许多美国货,从吃的到穿的样样有,装在一个个大木箱里。我和几个老乡在船舱底下做生活,把木箱搬到船舱口位置,再套上钢丝绳挂上吊钩,让吊车吊到码头上去。一个年纪比我大的老乡,已经在码头上做了好几年了,是指挥吊车上上落落的老师傅,也算是我们中间的老大了。有一次套钢丝绳的时候,他指挥我们故意把钢丝绳套在木箱单边,吊车一启动,木箱倾斜脱出钢丝绳摔了下来,摔出一个豁口,从豁口里滚出几罐听装奶粉,大家你一罐我两罐把奶粉包裹在破棉袄里,下班后带出码头。还有一次木箱里装的是羊毛衫,大家都把破衣服脱了,赤膊往身上套,我套了四件,最后套上破棉袄,腰上用根草绳一扎,啥人看得出里厢有四件羊毛衫。”我听得目瞪口呆,当然也津津有味。师傅继续:“有一次做完生活从船舱里上来,刚刚踏上码头,不晓得哪能搞咯,一罐奶粉从破棉袄里滚了出来,正好被一个外国赤佬看到了,他一上来就对着我开博克星,外国拳头凶啊!打得我眼冒金星鼻头出血。打好之后叫来一部小吉普,把我推进车里,他自己开车,开到码头大门口叫我下车,他跳下车对着我的屁股就是一脚,就这样被迭个外国赤佬踢出了码头。第二天早上我照样去领工票,领到工票后照样进码头。啥人晓得有嘎巧的事体,走进码头没几步,迎面就碰到昨天开我博克星的那个外国赤佬。我想避开他,他却笑嘻嘻对着我来了一句哈啰,我被他搞糊涂了。”我说:“大概外国人已经不认得侬了,就像阿拉看外国人都长得差不多一样。”师傅摇头:“开始辰光我也迭样想,后来几个与外国工头打了几年交道的同乡老码头告诉我,外国赤佬就是这样的,你偷他东西,他打你几拳,就算塌扁(沪语,扯平的意思)了,你不欠他,他也不欠你。”我好奇:“你们天天这样搞,要那么多奶粉羊毛衫有啥用啊?”“哪能可能天天弄?而且船上也不会天天有这些东西,绝大多数是美国运来的粮食和棉花。再讲了,就算难板弄一两次,弄到的货色也都是卖掉换钱的,自己不吃也不用。那时候汇山码头附近的提篮桥一带有许多路边摊,有些是卖给中国人的,大多数是奶粉羊毛衫军用毛毯等船上来的美国货。有些是专门卖给外国货轮上的烂水手和美国兵舰上下来的水兵,卖得最好的是啥东西侬晓得伐?笑死人的,是中国人老死以后穿的寿衣。老底子的寿衣是绸缎做的,还绣了很多花,五颜六色很漂亮,美国水兵最喜欢了,钞票一付马上就穿在身上招摇,他们以为这是唱京戏的戏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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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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