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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噩梦——缅怀正湘


作者:程正渝

 

遍插茱萸少一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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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5年母亲80大寿家庭部分成员合影。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只可惜我们弟兄姐妹中最有天赋、最全面发展的正湘却没能看到今天!

前排左起:尊静、晓晓、尊平

中排左起:正海、母亲、父亲、正泽

后排左起:尊燕、尊莲、正潭、正渝、正洲、凌霄

 

前面讲了,197111月,也就是我入狱三年之后,由于偶然的原因,母亲找到了我,此后,母亲和五弟正湘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四处上访奔波,全家通力合作为我打官司,我终于在1975年初得以平反出狱。--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一起政治犯重案得到平反的案例!

 

把一位民警诬我“跟外国人打招呼”的不实之词,当作定案的唯一证据,终归是站不住脚的!文革期间,如此断案是何等荒唐,何等贻笑大方啊!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父母得到了平反,改正,并回到乌鲁木齐原单位。解放前,他们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得到了全国政协的确认,随即办了离休手续,--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老革命,扣在父亲头上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是诬陷之词!

 

五弟正洲在1977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成绩优异,列华县第二,仍因“家庭问题”延误了录取时间,后被某师院数学系录取!他这位老三届的学子,在1966年高中毕业后被迫下乡在农村蹉跎了11年的岁月之后,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晋升为高级教师!

 

四弟正潭直到198035岁时,也就是下乡当了近20年农民之后,才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了施工员、技术员、队长、副经理、经理,并于20世纪90年代被陕西省建筑部门委派出国考察。

 

大哥正海1980年平反回到KD中任教,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晋升为高级教师,因为他所执教的历届高三年级学生的语文课高考成绩优异,被K市评为特别有贡献的教师。

 

小妹正泽下乡当了十多年农民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回城当了工人。在80年代初参加新疆自治区区级机关转干考试合格,后来取得了本科文凭,并当上副处级干部。

 

大姐正江则早就在某师范学院当上中文系教授了。

 

我平反后回到W县农机厂仍当技术员,又调某公社任农机站站长,后调州技校当教员,曾兼教务处副主任和实习厂厂长。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取得工程师和高级讲师的职称。

 

--只可惜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全面发展,最有天赋的正湘没能看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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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25月离开上海前夕,弟兄姐妹在外滩合影。

右起:正江、正海、正渝、正湘、正潭、正洲

 

1997年末,母亲病重在新疆医学院住院,兄弟姐妹齐聚乌鲁木齐,这是四十多年来难得的一次聚会!我们兄弟姐妹像19525月在上海外滩那样,按年龄大小站成一排,在新医住院部照了一张合影,--只缺少应该排在正中间的正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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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7年在乌鲁木齐弟兄姐妹合影。只缺少应排在中间的正湘!

左起:正江、正海、正渝、正潭、正洲、正泽。

 

真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呐!

 

特别令人感慨不已的是,当年高悬在我们家庭上方,高悬在我们弟兄们头顶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剑,--父亲是右派分子,改正时的结论是:“程元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

 

好个举重若轻的右派改正的结论啊!

 

可就是这柄达摩克利斯剑,--程元宇是“右派分子”,--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整得我们程家几代人几十年(特别是文革)以来,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剥夺工作的剥夺工作,不准升学的不准升学,坐牢的坐牢,丧命的丧命!

 

但愿我们的后人不要把这当作20世纪中国的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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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074月在上海留影。我们到上海旅游,尊现儿在上海出差。我们到达上海的当晚,实现了父辈返回上海愿望的侄儿尊华、尊平和尊静就到宾馆来看望并宴请我们。我对他们朗读了本文的部分章节……

后排右起:尊平、尊现、尊华

前排右起:正渝、桂英、尊静

 

2000年,我们的父母先后以八十六七岁的高龄去世,他们虽历经磨难,却是儿孙满堂白头偕老寿终正寝。

 

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子女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北京西安等地工作;其中尊平(正洲之子)在复旦硕士毕业被选派出国读博士,后在美国硅谷工作;大姐正江之孙思远也已在北航硕士毕业。--然而,他们对于“文革”曾给我们家庭造成的灾难,已经淡漠了。

 

因此,我们亲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我们这些幸存者,对于“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3)的“文革”,有责任站出来揭露真相,告知我们的后人,并为清算文革、建立巴金老人倡议的“文革博物馆”准备砖瓦。

 

注:

3)摘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2年初稿

2017年定稿

 

附:程正湘简历

 

程正湘,男、汉族,19429月出生于湖南省桂阳县。

 

1944年日寇占领桂阳县城前夕,他随父母回到偏远的故乡天塘村,在山清水秀的故乡度过了他的幼年。

 

1948年春,正湘随家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盘石小学。此时,其父母都已参加民革,在中共领导下做地下革命工作(如策动吴淞炮艇大队起义,其舅杨沧活是该大队副大队长)。不久,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当时是民革领导之一的祖父程一中从上海到长沙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工作。

童年的正湘在上海亲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

 

19525月,正湘同家人一起随父亲程元宇所在的“华东革大”支边团,从上海支边到新疆迪化市,并在迪化市第七小学读书。

 

19549月,正湘考入新疆省一中读初中。在读小学和初中期间,正湘的学习成绩平平,身体瘦弱,易感伤流泪。

 

当时其父母都在新疆外贸局工作。曾是交大学子的父亲程元宇在省一中的家长会议上声称要把7个子女都培养成为大学生。

 

19579月,正湘考入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从此他的各科学习成绩由一般转变为优秀;同时他也渐渐发育成浓眉大眼、肩宽背阔、额头丰满、鼻梁挺直的帅小伙。

 

19585月,其父程元宇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刑入狱,母亲张国华因“替右派丈夫辩护”被开除公职(二十年后他们都得到平反、改正,并办了离休手续),全家断绝了生活来源,其母只得带领四弟、五弟和小妹投奔在西安读师大的大姐正江。正湘此时独自留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 因为“出身不好”,只能享受1/3的助学金(每个月6元钱的伙食补助费),其余每个月12元伙食费只有靠他自己做小工、拓土块挣钱补交上。从19586月到19606月整整两年,正湘都是靠自己做小工、拓土块交齐伙食费的。

 

本来正湘的大姐正江和在长沙政协任职的祖父程一中商量好了,19588月接正湘回长沙读高中,并办好了所有手续,但由于姑姑程哲宣(时任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的阻扰,竟然没有成行!

 

正湘在高中期间不但学习成绩门门优秀,还积极参加文体活动,琴棋书画、各种球类他无不涉猎;在参加著名的修青年渠和大炼钢铁运动中,他都获得过“突击手”的称号;--做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同学中也是少有的。

 

19607月,正湘以优异的成绩在乌鲁木齐高中毕业并参加了高考,高考发榜前,班主任张老师找正湘谈话,说:“程正湘,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第二,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出身不好更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609月,正湘接到通知,分配到哈密县文教科工作。而在同时,他的十五岁的四弟正潭,在西安参加中考,名列第一,也因“出身不好”不准升高中,只能跟着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卖冰棍!

 

196012月,正湘同哈密县文教科的丁玉贵、闫宗仁一起到沁城公社包干住队一年。由于他在上中学时就经受过劳动锻炼,干起农活来竟然像个老手,二牛抬杠能紧追老农,割麦子一天能割三亩,一般社员都比不上他!结果他累得吐血了,多亏沁城的洋芋特别养人,他的身体才又恢复过来。

 

19623月正湘调到哈密三堡小学任教。三堡小学是一所农村小学,条件特别差,教员只能住在农民家的空屋里,自己做饭吃,那时的面粉、油、肉全部定量,根本吃不饱。正湘那时又黄又瘦,可他从不叫一声苦。他并没有因为没被大学录取而消沉,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新的教学工作中去,为了讲好每一课,他总是认真备课,自己动手做教具,绘图片,把课讲得有声有色,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从不放过一个差下生,经常给差下生补课、家访。跟学生家长也亲如一家。正湘爱自己的学生,经常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当时只有46元)给学生买些课外读物,引导学生看书学习。那时社员(农民)都很贫穷,有些学生买不起学习用品,他就用自己的钱买本子和铅笔放在办公室里,不断给学生添补。可是他自己冬天从没穿过棉鞋,一年四季总是穿着双球鞋,烂的不成样子了,修修补补继续穿。当时学校缺少课桌,一、二年级只能在土块上搭上门板当课桌、土块上搭上板条当凳子。他建议学校搞勤工俭学,组织师生挖甘草,为学校挣了不少钱,为学校买了课桌、椅子等。

 

正湘还积极组织开展学生的文体活动。他亲自参加并指导学生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还组织学生排练文娱节目,他自编自导、自己拉二胡配乐,排练了“菜茶扑蝶”、“花儿与少年”等许多优秀节目,主动跟铁路子校,空军子校举行联谊会。

 

正湘热爱纯朴老实的农村娃娃们,热爱乡村教育这“太阳底下最高贵的职业”,甘当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正湘和同事钱老师朝夕相处,志趣相投,相互有爱慕之意,但钱老师的父母嫌正湘的家庭出身不好而终止了他们的来往。

 

正湘在这些年一面深入社会实践,一面继续博览群书独立思考,对“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社会现象有深刻的认识。

 

19634月,正湘调到离哈密市区100公里的高寒边境地区沁城公社的西路村小学当负责人。这里天气寒冷,交通不便,每个月买面、买油需要到五、六十公里之外的城里去买。他住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没有窗户的黑房子里生活。这里没有电灯,晚上备课就靠点煤油灯来照明。每天用水要到离校三百多米远的地方去提水。他还得抽空自己到戈壁滩打柴禾。这里也很难买到蔬菜,他经常吃馍饃就咸菜度日。

 

当时西路村小学只有五、六间土房,全校只有四个班级(其中一个是复式班),四个教师。为了改变学校的面貌,正湘利用节假日亲自带领师生搞义务劳动,把学校修饰得整齐、清洁,焕然一新。他还亲自写字绘画装点校园,在校院墙上用大幅标语写出党的教育方针、在办公室里贴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为全校师生指名了前进的方向。他还亲自担任六年级班主任的工作,由于当地闭塞落后,六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达18岁左右,已是些大小伙、大姑娘了,但由于他讲究工作方法,深受学生的爱戴。

 

正湘除了搞好教学工作外,还利用假日组织当地男女青年排练文艺节目。晚上点着煤油灯自编、自导,有时还充当演员。那年月农村的文娱生活很差,连收音机都没有,电影也很难看到,因此,他主持排练演出的“花儿与少年”、“逛新城”等节目特别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他还在业余组织篮球比赛,当时西路村有三个小队,通过队与队、校与队之间的篮球比赛,活跃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

 

正湘生活不怕艰苦,工作兢兢业业,对待学生、同事和群众热情和蔼,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高度好评。

 

他像一粒火种,使得贫穷落后地区的群众生活也变得红红火火!

 

1964年春天在沁城公社开始了社教运动。沁城公社中心学校校长夏得森在一次会议上说,:“程正湘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按照党的阶级路线,不能再当学校负责人”。于是,正湘被调到更偏僻落后的沁城白山大队下河小学当教员。这白山大队比起西路村大队就更偏远落后,而这下河小学,只是一所刚成立的小队小学,离白山大队还有10公里远,两面环山,前面再也没有去处了。这所学校刚成立,白手起家,他亲自带领社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盖了三间土屋,还砌了围墙,建立了学校,一个人教一、三年级两个班22个学生的全部课程。

 

1965年底到1966年初,在“四清”运动中,程正湘在洗手放包袱时,因为受到群众的拥戴,没有挨整。

 

1966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哈密五小办全县教师集训队,共三百多人参加。程正湘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被定性为“黑帮”。同时被定为黑帮的有丁玉贵、吴力、赵林瑞、钟一生、王国权、王业宏等14人。在集训队里,“积极分子”攻击他,说他按照课本上的《东郭先生》自编剧本、自当导演,叫学生演出是攻击党;说他给社员家的堂屋画虎画马是宣扬迷信……

 

正湘被关在黑帮队里后,他过去的一位学生、贫农出身的女社员玉,毅然常去看望他,给他送食物、洗衣服……他们在患难中萌生了爱情,他们多么希望运动后期早日到来呵!

 

1967126日,正湘跟着以丁玉贵为首的十多名“黑帮”到北京上访,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是,你们不够“黑帮”的条件,要自己解放自己……于是他们回到哈密县,找县委郭永海书记要求平反。

 

1967214日,在哈密县委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县委书记郭永海宣布对文教系统的丁玉贵、吴力、赵以禄、赵林瑞、王业宏、王国权、程正湘、钟一生等14名“黑帮分子”平反。后来大家都回学校闹革命了,正湘回到白山下河小学继续上课。

 

19677月,哈密“6.4”武斗之后,沁城公社点名整了五个人,其中有程正湘,他就上不成课了,跑到哈密去了。

 

196710月哈密城里的武斗很厉害,农村还没有大的武斗,正湘有时回到下河小学住处。

 

那时哈密铁路系统的“红联”到农村搞所谓的“宣传”,实际上是搞串连。当地“三促”坏头头指使“红联”殴打程正湘等三人,借外来人的手打击不同观点的人。在一个月黒风高的夜晚,正湘在下河小学校宿舍睡觉,突然遭到从外地来的铁路系统“红联”暴徒们的毒打,暴徒们用铁棍猛打正湘的头部,正湘当场昏倒在地,深夜凉风吹醒了他,他一摸自己满头是血,忙包扎了一下,连夜跑了七十多里路,逃到哈密,才捡得一条命……

 

此后,正湘在哈密红二司哈造司宣传队当乐器演奏员度日。哈密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时常发生武斗,也时常死人。正湘所在的专员公署大院是哈造司的据点,院内埋葬的文革中遇难的战友已上升到一百多人!正湘早已看透了文革的实质,他从不参加武斗,但是他已没有地方可去了,他只能在宣传队里呆着,混碗饭吃。就这样度过了一年时间,总算盼到新疆革委会成立了……

 

1968103日晚,哈造司宣传队在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肆无忌惮的暴徒们从一小对面约200米远的粮食局用迫击炮吊约40公斤的炸药包(这是中印边界反击战中采用的爆炸力极强的炸弹),打到一小来,正湘让其他同志先钻地道,等他钻地道时,炸弹爆炸了,他被气浪甩到墙上,头部再次受重伤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正湘的战友丁玉贵立即通知了正湘的家人。正湘的大姐正江和母亲从西安赶到哈密,参加了哈密教师的群众组织哈造司为正湘举行的隆重葬礼。

 

正湘安葬在哈密专员公署院内文革死难者墓群中。

 

1970年代,正湘的母亲张国华曾多次到哈密找党委,要求查清程正湘的死亡原因,追查凶手并缉捕归案;要求归还文革初期被没收的程正湘的八个日记本等,有关部门或打官腔,或推卸责任,或敷衍塞责,始终未作答复和处理。

 

1974年清明节,哈密专员公署内182位文革死难者的坟,被迁到南山旧墓园,正湘的坟墓也随迁至此。

 

20077月,正湘的二哥正渝、二嫂刘桂英到哈密,在其生前友好闫宗仁、钱瑞卿和易新纪等的帮助下,在哈密南山旧墓园顺利地找到正湘的坟茔;并举行了正湘遇难39年追思座谈会,和庄重的立碑仪式。正湘生前友好闫宗仁、钱瑞卿、易新纪、丁玉贵、姜存义、朱春生、姚士忠、史莲英、李开选、王业宏等参加了悼念活动,他们回顾了正湘的生前事迹,有的还撰写了有关正湘的回忆录。

 

2009年程正渝整理

 

(续完)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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