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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狱中噩梦——缅怀正湘


作者:程正渝

 

 

缅怀正湘(二)

 

3、情愿做一支蜡烛

 

1962年暑假,我那时在新疆八一农学院准备读大五,趁暑假到哈密看望正湘,还是在哈密文教科找到了他,其实他调到哈密三堡小学当教员已经一个学期了,也是趁着暑假到哈密来玩的。于是正湘带我立刻乘火车到三堡。

 

在柳树泉站下车后,我们走在一条空旷的田野道路上,摆脱了城市的喧嚣,触景生情,我感叹道:“真是童话一般的寂静啊!”正湘接着说:“不,应该是: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啊!”

 

--许多年后,我还常常回味当年正湘对我不合时宜的、罗曼蒂克的感慨所作意味深长的纠正--那一年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的阴影!

 

快到三堡的时候,有四五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在戈壁滩上检柴禾,他们见到正湘都规规矩矩地鞠躬行礼,正湘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还礼。正湘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在检柴禾。农村娃娃都很老实,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我也最喜欢这些老实的农村娃娃。”

 

三堡是一个寂静的小村子,零零落落散布着一些低矮的土屋,稀稀拉拉的钻天杨挺立在土路两旁,行人很少,鸡鸣狗吠也寥寥落落的。 我俩来到一个院子,正湘到邻居的一个老奶奶那里拿来钥匙开了门,屋里一个土炕,一张矮桌,几张小凳子,显得空空荡荡的。

 

我们进屋不久,一个挺秀气的丫头也走了进来。正湘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事,钱老师。”她微笑着伸出纤细的手和我握手。接着她就把湘弟叫到门口低声唧唧咕咕说了一阵话。进屋后她立刻动手打扫屋子,张罗做饭。湘弟伸手把她拨在一边,三下五除二,很快和好面,擀好面条;她又到院子里的炉灶前去起火,炉子直冒烟;湘弟过去又把她拨在一边,很快把火点着了,架起锅、炒菜、下面条……

 

钱老师对我说:“正湘特别爱护学生,有些穷学生的学习用品都是正湘出钱买的。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很清苦……”不一会儿,面条熟了,我们三个围坐在矮桌边吃起来。钱老师和正湘谈着学生排练节目准备演出的事儿。

 

下午,正湘带我参观了坎儿井,又到维族老乡的瓜地买哈密瓜吃。

 

傍晚,钱老师带着几个女学生到正湘所在的小院子里排练节目,不久前她们才到铁路某机务段演出过,还要到空军某部驻地去表演。正湘拉二胡为她们伴舞。表演的是《采茶扑蝶》。正湘不时给她们纠正动作,并亲自示范。正湘在高中时就能出色地演奏多种乐器,我早就知道,但他竟能那么熟练地跳各种舞蹈动作,却是我不知道的,真是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过后我问正湘,他怎么会女孩子的舞蹈动作的?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学生是最信任老师的,老师更应当处处作表率。例如,为了教学生踢足球,我就亲自摔倒再爬起来学球门员的接球动作。身教胜于言教。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早就说过:‘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高贵的职业’。通过跟这些农村孩子们的接触,我也更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了。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情愿当这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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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3年正湘(前右一)与三堡小学同事。(后左为钱瑞卿老师)

 

许多年后我也调到技工学校当上了教师,我常常想起正湘当年“甘当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谈话,并以此勉励自己。

 

晚上,正湘点着油灯,躺在床上翻着书对我说:“今天来的钱老师对我有意思,你看出来了吧,我刚到三堡小学报道那天中午就在学校休息,我睡着后钱老师来了,轻手轻脚地给我盖被子,打扫屋子……我们初次见面就互有好感。她的父亲在养路段,每天架着两头牛刮路,是个有名的倔户头!--这样的人会成为我的岳父老大人吗?”正湘调侃地笑了起来,接着说:“她的父母嫌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同意我们谈对象。……”

 

4、挣扎在恐怖笼罩的哈密

 

1

 

196852日下午,天色阴沉沉的,车站乱哄哄的,我灰溜溜地独自乘火车离开乌鲁木齐。

 

我遭武斗暴徒追杀,逃亡到乌鲁木齐母校八一农学院已快半年了,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的谈判依然没有什么进展,而继续逃亡又面临粮尽钱绝的困境。于是我找新工总总部组织部出具了一张赴京找“三新”谈判代表团、递交W县“12.6”惨案的材料的介绍信,准备到北京上访。

 

我的思绪如同我所搭乘的慢车一样拥挤而混乱,我的心情如同当时的环境一样阴沉而惨淡。但是,我还是决定从哈密下车去看看六年没见面的三弟正湘。

 

在乌鲁木齐的大字报和传单上,我们常常看到哈密武斗的消息:“……‘交通红旗’数车暴徒到哈密挑起武斗!”、“哈密火箭农场又发生流血事件……”、“周总理关于哈密断绝交通问题不准任何人向铁路上打枪打炮的指示”等等。哈密地区是全疆武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现在中央要求新疆各派群众组织搞大联合了,哈密的形势是否好了些呢?

 

2

 

火车缓缓驶入哈密车站,车站里上下的旅客很少,冷冷清清,一派肖杀气氛。我走出火车站,街道也是空空荡荡的。按照大哥正海所讲的地址,我很快就找到了街上几乎没有行人、街边到处拉满铁丝网、大楼的窗户全用砖块砌得严严实实、楼顶上挂着许多高音喇叭,--真可谓“壁垒森严”的哈密专员公署大楼!绕着铁丝网拐了几个弯,就在专员公署大楼院内的一栋平房里,我见到了六年没见面的正湘!

 

正湘见了我,立即跳了起来,亲热地和我握手,问这问那,我注意到他那年轻英俊的脸上也刻下了“革命风暴”肆虐过的印记:面色青黄,目光沉郁,眼角有了细碎的皱纹。他明显比过去瘦了,穿了件褪了色的军便服,依然肩宽背阔身体健壮。

 

房间很大,有几个年轻人在拉提琴练二胡。还有几个女学生在练习演唱《红卫兵战歌》中《血洗广场》那一节,高亢、悲壮。

 

过了一会儿,开饭了。人们都去食堂了。正湘端了饭来,我俩边吃边聊。湘弟说:“这里是‘红二司哈分部宣传队’,我在这里打洋琴,哪里缺人,我就在哪里顶替……我已经看透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呆在宣传队里当个小角色,有碗饭吃,比较稳当。运动后期总会到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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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8年正湘在哈密专员公署

 

说着,他站起来,走到洋琴跟前,拿起琴锤,奏起了刚才女学生唱的《血洗广场》的那几个高亢、悲壮的音节,叹一口气,沉重地放下琴锤,悲愤地说:“你是知道的,1960年高考,我的成绩在全疆名列前茅,可是因为父亲是‘右派’而没被录取!那时我才十八岁呀……后来我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我喜欢上了农村那些纯朴天真的孩子们,全身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情愿当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些自封为‘左派’的人,说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又喜欢画马,显然是个‘小黑帮分子’就把我关到‘黑帮队’里去了,全国的‘黑帮队’可能都差不多吧: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抄家、吊打、强劳……后来上面下了文件,说是‘文革’初期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通通平反,我被从‘黑帮队’里放了出来,我看社会动荡人心疯狂,就悄悄地苟活在农村,什么派别的活动也没参加……谁知到了1967年下半年武斗之风蔓延到我们那里,一个黑夜里,一群暴徒闯进我们学校单身宿舍,挥起大头棒朝我乱打,我只记得一个暴徒一棒打在我的头顶上,我当场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可能是打断了我头部的血管,鲜血直冒,暴徒们以为我被打死了,就都跑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翻身一看,自己躺在血泊里,暴徒的凶残使我马上清醒过来,我自己把头包扎了一下,匆匆连夜向哈密县城跑去,一口气跑了七十多里路,这才留得一条性命!以后我就一直呆在‘红二司哈密分部宣传队’里……”

 

3   

 

这时陆续有人吃饭回来,我们也收拾了碗筷,正湘提议到街上走走,我问上街安全吗?他说,现在没关系。

 

我俩信步走到街上。街上行人稀少。街两旁建筑物上的大字报大标语层叠斑驳。高悬在建筑物上的高音喇叭不停歇地激昂地吼着。我们的心情也格外地压抑沉郁。正湘低沉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资本家破产了,儿子宣布跟父亲脱离关系之后是不受影响的。可是我们跟父亲划清了界线,断绝了往来也不行!遇罗克的《出身论》你看到了吧?”我回答说:“我在《中学文革报》上看到过,我当时就一口气读完了。我觉得作者很有勇气很有水平,说出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想要说的话!”正湘接着说:“据说遇罗克是我的同龄人,真了不起!遇罗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他们是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遇罗克大声疾呼,‘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人故意抹杀和歪曲!诚如遇罗克所说,在我们国家,所谓黑七类出身的人,已经成了准专政的对象,跟当年德国的犹太人和印度的贱民,处境是类似的。……”

 

说着,我们已经走到一座大楼下,大楼的1/3已经倒塌,四周冷冷清清不见行人,正湘站在大楼前神色凝重地说:“暴徒们是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的迫击炮吊炸药包的方法,把这座邮电大楼打塌的:这些穷凶极恶的暴徒还想干些什么呢?”

 

我俩默默地往回走,我想改变一下气氛,小心翼翼地问起他的恋爱婚姻问题:“那位钱老师怎样了?1962年暑假我到三堡小学看你时,见到的那位钱老师给我的印象不错。”我知道那时候有几位姑娘都对正湘有意思,正湘当时为此感到很为难。正湘说:“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一直没有处理婚姻问题,也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以后钱老师跟哈密电厂的一名电工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他丈夫却因工伤事故去世了。后来电厂同意把她从三堡小学调到电厂子校教学,还同意把她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我说:“钱老师过去跟你谈得来……我认为一个女人只要心好……尤其是像她那种情况……”湘弟转过头来望着我,眸子里放射出极少见的清亮的光,稚气地微笑着,摇摇头说:“不管怎样,我心里总觉得……哦,我也考虑了,到运动后期组织一个小家庭是并不困难的。我以前的一个女学生一直对我很好,尤其是当我被关在‘黑帮队’里的时候,她还不顾一切地经常去看我,给我送吃的,送换洗衣服……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现在是社员,她叫玉。”我感叹道:“路遥知马力,烈火见真金。这样的姑娘才真是难能可贵的呀!”

 

4

 

这时已经傍晚了,穿过几道铁丝网,走到专员公署的大院内,正湘停下脚步,低下头,紧蹙着双眉,沉痛地说:“你看——”

 

我一抬头,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啊——”

 

在我们面前是一大片坟墓和数不清的花圈!坟墓一座连着一座,总有百十来座;花圈一架接着一架,层层叠叠,有的直径高达三四米,有的鲜艳精致,有的则已褪了颜色……悲壮而凄清!--这里安葬的显然都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死难的战友。

 

这样肃穆苍凉的场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正湘低着头,默默伫立良久……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8年春天哈密专员公署大院里那一大片坟墓和层层叠叠的花圈--无比肃穆苍凉的场景!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正湘紧蹙双眉默默伫立的沉痛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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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8年在哈密街道上为正湘送葬的队伍。在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新疆革委会”成立后,正湘仍遭暴徒袭击而遇难!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仅仅过了五个月,正湘遇难也长眠在哈密专员公署大院的墓群里,长眠在他的战友们的身旁,长眠在那悲壮而凄清的花圈林下!

 

5

 

入夜,我们又像儿时那样同睡一铺,还是用湖南家乡土话,又掺和了上海话和新疆话的变了味的家乡话轻轻交谈。

 

我说:“当你在‘黑帮队’的时候你的女友能顶住各种压力来看望你,这才真是患难之交啊!可我的女友却在危难时刻离我而去……”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你当农村教师的条件虽然艰苦,可是那些纯朴的农村孩子还是信任你的。正湘说:“是啊,我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那些农村的孩子们……可是他们不会再叫我当教员的……运动后期我能当上一名电影放映员就不错了……人不能改造社会,总得适应社会啊!”

 

我说,这两年的风风雨雨真使我有大彻大悟之感:“文革”一开始我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但我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相信1967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认为自己也是革命动力的一份子,于是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到头来,却落得个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下场!我真想像亚瑟(1)一样“摆脱这些一钱不值的渣滓去寻求新的生活……”

 

正湘说:“亚瑟只受骗一次,而我们却不断地受骗!亚瑟醒悟了,砸碎了泥塑的上帝,也不为撒谎的教士悬梁自尽,宁可浪迹天涯!”

 

我接着说,我恰恰是这样想的。W县“12.6”惨案被打死了十多人,半年了竟无人过问!可是这跟乌鲁木齐相比,跟哈密相比,跟全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到北京上访能有多大希望呢?

 

正湘沉思了一会儿,说:“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我总记得泰戈尔的一句话:‘让我在生命的战场上不盼望同盟,而使用自己的力量;让我不在忧虑的恐怖中渴念被救,但希望用坚忍来获得我的自由。’”他顿了一下说:“你要走稳一些,呵,走稳一些。”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正湘在“文革”期间从没像我那样投身“革命洪流”,就是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看透了“文革”的实质!不像我对当时的政策仍抱有期待。

 

后来我们又谈到写日记的事,我们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在“文革”初期,我们又各有八大本日记被抄走。正湘说:“在逆境中、在酷刑后,司马迁能顽强地活下来,跟他通过写作垂文自见是分不开的……可是现在这也不行,只能把一些感受储存在脑海里,日后有可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写下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做个记录。”我说:我也早有这个想法了,但愿天公假我们以时间和才能……

 

长夜里,远远近近不时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和爆炸声,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说着说着,我们渐渐睡着了……

 

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高音喇叭也突然高喊:“告急!十万火急!……”把我们惊醒了,正湘说:“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时天也快亮了。我忧心忡忡地说:“你还是离开这里,也先到陕西去躲一躲吧,这里太危险!” 

 

正湘说:“半个月前大哥正海到这里,我安排他在同事家住了十天,他从陕西到湖南又到新疆,到处流浪,无处安生。临走时他也建议我离开这里。可是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哪里又是安全的呢?”

 

大哥正海和我同在1958年于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毕业,之前父亲被打成右派,我侥幸上了大学,他则经过集训分配当了教员;1962年因家庭出身他被赶出了教师队伍、下放到陕西农村。文革开始他成了批斗的对象,他只得到处流浪。半个月前,他流浪到乌鲁木齐,在我逃亡暂住的母校八一农学院奇迹般地见了面。

 

沉默了一会儿,正湘接着说:“从1958年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母亲带着弟妹去陕西投奔大姐后,已经十年没回家了,我挺想他们的。四弟正潭从小就学习优秀,因为出身问题,1960年在西安中考成绩列第一,也没准升高中,才十五岁,只能跟母亲去卖冰棍……太可怜了……”说到这里他哽咽了。正湘从小就重感情,爱流泪。停了一会儿,正湘叹口气说:“你回家看看,可以的话写封信来,我就回来。”我说:“好,你等我的信。”我知道他的哈密同事家的地址。

 

天刚刚亮,正湘送我到火车站。哈密车站由于经常发生武斗而格外凄清,行人寥寥,门市部都紧关着门。我们一直来到月台,只有很少一些人静悄悄地蹲在角落里,说话也压住了嗓门。正湘一转身不知从哪里买来一盒糖塞在我手里,――这盒糖代表他一片珍贵的兄弟情意!他也早就领不到工资了,能送我这盒糖也很不容易的!

 

火车长鸣一声就要发车了,我嘱咐他千万要注意发生武斗,要注意安全。他握着我的手,左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会注意安全的,你放心。你自己也要走稳一些啊——,走稳一些。如果家里情况可以就写封信来,我马上回来。”

 

火车隆隆起步了,我不停地向湘弟挥手。正湘神情严峻,含着眼泪,也一直向我挥着右手。在阴霾的天幕下,正湘挥着右手的身影渐渐向后退去……

 

--这个画面定格储存在我的脑海里,许多年后,直到现在,它仍常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阴霾的天幕下,正湘历经风霜的年轻英俊的脸上神情严峻,含着眼泪。他挥着右手身着军便服的矫健身影渐渐向后退去……

 

唉!我当时绝没有想到,正湘渐渐退去的处所竟是冥界!正湘竟永远留在阴霾笼罩的冥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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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哈密程正湘葬礼。

 

6

 

19685月初我回到陕西家里一直记着正湘的危难处境,和他说的话:“……如果家里情况可以就写封信来,我马上回来。”

 

但是我没有给他写信。

 

原因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

 

1962年我家从西安驱赶到陕西华县农村,只有17岁的四第正潭算是下乡知青--生产队的全劳力,一个劳动日只能挣挣到5角钱。文革开始,五弟正洲和小妹中学毕业,但还不算生产队的正式劳力,只有当生产队有活儿干的时候,才可以干活挣工分。母亲只能跟着老年组干活挣少得可怜的工分。大哥正海因为经常被游街批斗,只能四处流浪。全家五口人住在一间十平米的没有窗户的偏房里。家里一贫如洗。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每个月都给家里寄20(相当两个中学生每个月的伙食费),直到196711月因为武斗被赶出工作单位才终止。可是我逃到陕西家里两个月,每天只能吃到几个很小的黑麸子馍,从来没吃饱过肚子。再加之华县各派武斗不止,像打仗似的,我还被一群暴徒误抓,差点被枪毙。--我只得绝望地选择了离家出走,终于在钱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身陷囹圄!

 

又过了两个多月,也就是1968103日,我跟正湘分别了五个月,“新疆革委会”已成立一个多月了,正湘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仍遭到暴徒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遇难了!

 

注:

1)亚瑟是小说《牛虻》的主人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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