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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立  

石磊的信

父亲到1962年夏才打听到石磊改了的名字叫曹瑛,当时是对外文委副主任,此前一直在捷克当大使。

父亲陈啸天,原名陈金宝,安徽当涂采石人。母亲周白,原名周兆珍,安徽无为严家桥孙家老庄人。

1939年4月23日塘田战时讲学院被封后,他们转移到了桂林,当时党的单线联系人就是石磊。1940年秋石磊突然不见了,后来接到石磊一封信,内容为:“我已安抵重庆,我有一个朋友要到桂林来看你们,你们安心工作。”在桂林一直等到1942年仍无人来联系,组织关系就此断了。1950年2月初,在常州师范学校工作的父亲,托调到北京工作的潘超打听到石磊的下落:石磊已改了名,但不知道改了的名字叫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石磊在长沙任市委书记,于是父亲就给石磊和任衡阳市长的陈维清各去了一封信,不久就收到了石磊的来信。

“啸天、周白同志:
上次你们及今天又由衡阳转来之信均收到。华东局组织部已有信转来问你们的情况,我已写好交由组织转去了,想不久皆可到达的。你们在桂林(自一九三九~一九四零年夏)时的党的关系我当然可以证明。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请你们放心。 望努力工作学习       
敬礼!                       
石磊  二月二十二日”
 
1950年五月底,常州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的郭颖通知父亲母亲,接到了石磊的证明信,他们的组织关系因组织无法照顾所以失落了。他们的组织关系暂时不能解决,需要考验。

1950年“三反”“镇反”的同时,教育界开始清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1950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署名文章《杜威批判引论》。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整党,3、4月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整党要清除八种人,5月开始以文教界为重点批判电影“武训传”,陶行知被人民日报点名。7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教师要接受思想教育,暑假全国教师开始思想教育学习。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学校中进行组织整顿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运动要求每个人要本着忠诚老实的态度写详细的个人自传(其中包括个人思想演变过程、自我思想检查)向党交心,然后小组评议再检查、直至评议过关。运动后期开始审干。1950年十月初版的“怎样写自传”( 作者沙霖)指出:“自传是每个人的一面镜子,从这里面,你的一切都无从逃避和隐瞒,那些说谎的自传只要一到眼就可以看出里面的漏洞,里面吞吞吐吐的不坦白部分一到眼也可以看出一个线索”。显然自传是审查的重要依据。根据父亲的自传,组织上发现父亲不是因组织无法照顾所以关系失落的,按当时“好人不脱党脱党无好人”的说法,他和周白是脱党分子,但父亲的问题更严重。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后不久,常州教育局小教科科长的儿子忽然冒出一句“陈啸天是叛徒”。1968年底大姐夫得知“岳父历史上有政治问题,所以爱人不能调进“221”厂(青海核基地)工作。1988年父亲得到离休,前教育局小教科科长说:“翻翻他的档案,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他也离休”?父亲临死前郑重交代我们,我的情况都在那里。那是一个破烂的小皮箱,打开后里面有1951年、1955年的自传,几小团几近朽蚀的纸片--“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1951年的个人自传前面是自传年表。年表有时间、年龄、事略三部分像是个大事记。

关于和石磊最后碰头的情况,父亲1951年自传年表记述如下:……1940年11月接重庆马侣贤先生来信,介绍认识刘季平同志,正式加入生活教育社。1940年底在桂林会见操震球先生,介绍我去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经得石磊同志同意,前往。石磊同志当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我们交换通讯地址和代号,石同志说“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有事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宗”“萧”。

1951年的自传中记述如下:

1940.11,我接到四川育才学校马侣贤来信,到桂林会见刘季平同志(当时他是生活教育社桂林负责人,住观音山旁晓庄研究所),介绍我正式参加了生活教育社,这样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掩护了。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由白匪李新回桂改造了伪省党部。我在阳朔的工作也遭受了些限制,尤其是反动党团发展,工作不××。在桂林生活教育社会见了操震球先生(现任安徽安庆高级工业学校校长),介绍唐现之(桂林师范校长)认识,由他从教育厅把我调来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当时将情况和石磊谈他同意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我们交换了地址和别号,他说不久有同志来和你们联系,有事可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1941年1月我离阳朔到桂林师范,石磊同志从重庆来信说,我已安抵重庆,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来看你们的,你们安心工作。”大意如此。(文中划去“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到处都在加入三青团”。后面撕去了一块。) 对照父亲生前手抄的“关于陈啸天同志脱党期间党籍问题的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中石磊1950年2月20日和5月14日的证明,父亲的漏洞就出来了。“关于陈啸天同志脱党期间党籍问题的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全文如下:

1981年以来,陈啸天同志(并代表其已故爱人周白同志)曾分别向中组部、省委组织部、常州市委组织部和教育局党委多次申诉,要求恢复1937年12月入党的党籍,现将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汇报如下:

一、入党与脱党的经过情况

陈啸天,周白同志于1937年9月同进安徽黄麓师范学习,同年十月该校解散,两人一起参加进步老师金步墀组织的抗日宣传队,从黄麓出发经合肥、信阳、武汉到达湖南长沙,宣传抗日。在长沙经剧团指导者时玳同志介绍,认识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郭建同志,1937年12月由郭建介绍,陈、周两人入党。入党后,经组织介绍,先后在岳云中学、铜官陶业小学边教书、边开展革命活动。1939年1月,由组织安排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工作。1939年6月湖南形势紧张,经组织同意转移广西,后由金步墀介绍到阳朔国民中学任教师,当时党的联系人是石磊。

1940年底,陈调桂林师范任教师,此时石磊同志已调去重庆工作将陈的组织关系移交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据陈交待:1940年寒假办事处已撤走,只接到石磊一封信,内容为:“我已安抵重庆,我有一个朋友要到桂林来看你们,你们安心工作。”在桂林一直等到1942年仍无人来联系,1942年10月离开桂林师范。先后到过富川中学、兴安中学任教师。1944年3月到湖南,先后在扶轮中学、精忠中学任教师。1944年9月在宜章、汝城等地摆地摊维持生活。1945年3月,由民主人士李桦先生介绍在汝城伪第九战区长官部编辑室印刷所做校对。1946年9月失业回安徽当涂采石镇家中。1947年8月在南京大中中学任教师。1948年10月又失业回家。1949年2月由马侣贤先生介绍在武进县敦本小学任教务主任。1949年8月由秦和鸣(在专署文教处工作)介绍在武进师范任教师。

二、原结论意见

解放初期,陈啸天、周白曾向组织要求恢复他们党籍。1953年六月三十日中共常州市文化总支调查后的结论认为:陈从脱党直到江南解放前后达八年之久,但在这么悠长的年月中,未有找党的积极行动。尤其在解放前夕在敦本小学,明知王军、罗我白等同志为我地下工作同志,也同样没有任何寻找关系之表示。苏北解放区仅是一江之隔也未去找组织……,根据中央组织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予恢复党籍。

三、复查情况

1、脱党原因
据石磊同志1950年2月20日和5月14日证明: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我现在负责证明,陈、周与我联系时无问题。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由此可以认定陈、周两人被迫脱党的。

2、脱党后的表现
通过整党、审干等历次审查未发现重大政历问题,唯在文革期间,查出陈曾参加过国民党,后陈交待:在1940年集体参加国民党是石磊同意。经查,石磊同志证明,对此事已记不清了,如他请示过我我是会同意的。我们认为,即使是经过组织同意,在解放后历次运动和重新入党时未向组织交待亦是错误的。陈、周两人自40年脱党到49年4月解放,长达八年多时间,未有积极寻找党和参与革命活动的实际行动。据本人近年来申诉,解放前夕在敦本小学任教期间,“与地下党发生联系、积极工作,迎接解放”。对此问题,解放初期组织上曾作过调查。据地下党员王军、罗我白、章振之等五位同志证明:陈、周两同志“在敦本小学,明知我们有地下活动,但从未主动向我们要求接上关系,而我们当时认为没有破坏革命的行为,但工作表现并不积极和普通的群众一样,所以也没有发展他们”,“渡江前夕他们工作地区已听到枪声,他们怕得要命连忙躲到邻村去。解放军过了江,快到罗墅湾镇(离他们学校只有半里路),人家在贴欢迎标语,他们没有行动,解放军到了镇上他们学校的小学生,由骆振华、王军同志等领了扭着秧歌到镇上欢迎,但是校务主任兼教导主任却坐在学校里毫无动静,周白也是这样。”这次复查,我们又找了王军、罗我白、章振之等同志核实。据王军证明:“当时陈啸天和周白的表现一般,也没有提出要求恢复党籍或主动找党组织的表示。在当时活动中的表现不如罗旸等非党积极分子那样主动积极。”罗我白证明:“当时我认为陈在学校既不靠拢我们,也不破坏我们,他胆子小,连当时地下党外围进步团体若微读书会的活动也没有参加。”

四、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陈啸天、周白两同志确于1937年12月入党,1940年被迫脱党。在脱党八年多时间里找党的行动是不够积极的。对照中共中央发(1982)24号文件第4条,即党员被迫脱党后,有的有条件找党而没有找党,有的虽找过党,但行动上不积极致使脱党时间较长(三年以上)的;或入党时间短,脱党时间较长,这些同志在脱党期间尽管有过进步活动,他们的党籍也不能恢复。经研究,决定维持1953年6月30日中共常州文化总支的处理意见,陈啸天同志的党籍不能予以恢复。

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1984年五月十五日。

石磊“1940年夏”就离开桂林了,那怎么可能还在“1940年11月”同意他“去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不久有同志来和你们联系,有事可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呢?编造谎言的人,按照当时整党要清除八种人中的第六种,属于“在重要情节上隐瞒或欺骗党的不忠实分子”。那么他为什么要“在重要情节上隐瞒或欺骗组织”?“线索”当然还是来自他的自传。

自传年表记述:“1939年1月至5月,24岁,5月18日学校被封,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返邵阳,月底带了组织关系去广西桂林”。

自传记述:“…工作五月,伪湖南省党部派人以紊乱学制的罪名查封了讲学院,我们带着痛苦愤怒的情绪离开了塘田,时正五月十八日,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回邵阳。组织上考虑我们工作,问我们意见,我们说去广西桂林,组织上同意我们去广西桂林,(后来塘田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桂林,住施家园从事文化工作)。我们光荣地趁(乘)着周恩来同志的汽车到了衡阳,住办事处,当时负责的是张元培同志。在衡阳见到徐特立同志,谈了塘田的情况,三天以后我们带了组织关系到了桂林,…。”

吞吞吐吐的记述,出现三种情况:

1、1939年5月18日学院被封,第一个孩子出生,返邵阳,月底去桂林。

2、1939年5月18日是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学院被封,回邵阳,月底去广西桂林。

3、1939年5月18日学院被封,第一个孩子出生。二十八天后,回邵阳。

孩子才出生是不可能就离开塘田的,出生二十八天快满月了,此时动身回邵阳合乎情理。1939年5月18日后的二十八天是1939年6月15日。1939年6月12日湖南发生“平江惨案”,湖南形势开始紧张。此时组织上考虑我们工作,问我们意见,我们说去广西桂林。他在“形势紧张”时就只想“去广西桂林”。1940年他们的组织关系移交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后,国民党开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他忙于加入生活教育社、调桂林师范,却不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接上组织关系。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大革命以来,在形势紧张时就表现动摇,没有工农分子坚定,这是有定论的。这样的人等革命胜利了来找党时,就不能不掩盖过去的动摇,于是就“在重要情节上隐瞒或欺骗党”了。可是石磊“1940年夏”就离开了桂林,所以他说的都是谎言。根据七大党章第一章第十二条规定:凡党员及候补党员,没有正当理由,在六个月内不参加党的生活,不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又不缴纳党费者,即认为自行脱党。夏天5、6、7三个月,就算石磊同志是7月调去重庆工作的,从1940年7月至1941年1月20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走以前,时间也有六个月了。六个月不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按党章规定他们 1940年夏已自行脱党,由于他们党的关系是被组织上断掉的,所以他们还有政治嫌疑。

为什么他们党的关系是被组织上断掉的?比较一下石磊1950年2月22日给陈啸天、周白的信与石磊2月20日的证明。2月20日的证明,没有提陈啸天、周白党的关系在交给桂林办事处时有没有通知过陈啸天,也不提陈啸天、周白党的关系交给了桂林办事处的谁手中,说到“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就“戛然而止”,这是有悖常理的。石磊在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负责组织工作,他移交的组织关系却没有接受人,他移交和他单线联系的组织关系也不通知其本人,他不知道这不符合南方局“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吗?对照1950年2月22日给陈啸天“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请你们放心”的回复,显然在2月20日的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后面,应该还有一段作为结束的话。没有这段话的2月20日的证明,不仅全文意犹未尽而且还与5月14日的证明不相连贯。而从石磊5月14日证明中“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的发语来看, 2月20日证明题中之意的这一段话,应该与5月14日证明中“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相呼应,按此,这一段话的大意应该是:“由于后来无人联系,陈、周的关系就断掉了”。这样完整的2月20日的证明全文是:“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由于后来无人联系,陈、周的关系就断掉了”。地下时期,只有对有问题的人组织上才会采取断掉其党的关系这样的非常措施,为此常州地委组织部去信询问: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是不是陈啸天、周白有问题?石磊5月14日回信:“我现在负责证明,陈、周与我联系时无问题。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

石磊1950年2月22日给陈啸天的的信,回答了陈啸天的询问,告知了他们组织关系的去向:“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组织上丢掉陈啸天、周白的情况不宜对个人直说,于是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以后的“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由华东局组织部以组织的名义将“这些情况”转告陈啸天、周白。陈啸天1951年的自传记述:“在那时我以为把石磊一找着,我们组织关系就可以恢复。思想上一方面认为组织关系失落,组织上应该负些责任,二来我坚持了教育岗位工作,思想上反映出一些功臣自居,不想重新入党,并强调要组织调查我的历史。1950年五月底,组织上接到了石磊由长沙来的证明信,证明当时情况因组织无法照顾而失落的原因,地委组织部研究后结论组织关系暂时不能解决,需要考验。指出了我的生活作风缺点,有自高自大,功臣思想,并要我努力按党员要求自己。”

由于陈啸天出现了“在重要情节上隐瞒或欺骗组织”的情况,这就不能不怀疑陈、周与石磊联系前有没有问题?在组织关系移交给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他们有没有问题?结果发现他们“1939年6月湖南形势紧张”时,一心转移广西,在组织关系移交给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加入生活教育社、调桂林师范,却不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接上组织关系,当时正值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之际,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他们没有问题桂林办事处为什么要断掉他们?由于石磊没有提陈啸天、周白党的关系交给了桂林办事处的谁,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1941年1月20日以后就不存在了,这样陈啸天的问题就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只能记录在案,所以后来有知情人的“翻翻他的档案,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之说。

复查之所以同样根据石磊的证明却“可以认定陈啸天、周白被迫脱党的”,其原因首先在于文革清队时工宣队从广西旧报上查到,阳朔国民中学教师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名单中有陈啸天。“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流砥柱”) 中共中央南方局篇记载:“1940年秋,蒋介石撤销桂林行营,改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军统和中统势力插入广西”。中统主管党务,集体加入国民党是中统的杰作,陈啸天在1951年的自传中记述“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由白匪李新回桂改造了伪省党部。”由此广西省教育厅强迫公教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并登报公布名单,应该就与这个改造省党部的李新有关。由于七八月学校正在放暑假,那么该举措就只能在九月开学之后进行。石磊同时还是广西省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公教人员中请示过石磊的秘密党员决不止陈啸天一个人。石磊只有在桂林接受过公教人员中的秘密党员们的请示,才可能出具“如他请示过我我是会同意的”的证明。由此公布名单的报纸日期应该在1940年八月之后,那么接受过请示的石磊起码1940年九月还在桂林。更关键的是1981年时任中纪委常委的曹瑛写的自传“叔世忠荩”出版了。“叔世忠荩”中记述:
“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变得更恶劣,很多人叛变了,很多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这时我奉命调回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工作,…1940年11月到达重庆办事处驻地红岩村。…”既然石磊是1940年10月离开桂林的,那陈啸天未去接上组织关系的时间就不满六个月了,虽然对他们还有怀疑,但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精神,“由此”就不能认定陈啸天、周白是自行脱党。对历史有疑点未澄清的人,过去的党籍当然不能恢复,可是组织上的怀疑又不能对其本人公开,那么以什么理由才能否定他们恢复过去党籍的要求呢?陈啸天1986年6月向江苏省委组织部申诉:“84年下半年,路遇蒋仁法同志(原敦本小学学生,现在常州市政协工作),蒋告诉我:“我刚从南京出差回来,在南京遇到王军同志,他要我向你打招呼,你们在敦本的情况是很清楚,不错的,他们那样说法是不对的,外调时,对我说‘你是按53年写的写,还是推翻重写?逼我的’。……高浩荣同志(中共党员,常州市退休教师会)曾向我说:“章振之同志碰到我,要我向你解释,你们在敦本的情况,他实在不清楚。”我说:“不清楚不要瞎反映,有话向组织上反映吧!不要向我说,这是党性。以上情况,我均曾立即向教育党委书记赵宗昌,庄毓皖同志作了口头报告”。陈啸天去世前看到常州市教育局党委组织处2003年3月30日的函:……处理意见已对您1937年12月入党的历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恢复党籍这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文件规定执行。您脱党8年的事实显然不符合中共中央中发(1982)24号文件中关于恢复党籍的规定。如果中央没有新的文件规定,我们只能按1984年五月十五日的原处理意见执行。原来“按53年写的写”,脱党8年就成了不符合文件规定的事实。因为与陈啸天经历相仿的章振之什么都没写,只有编党史的罗我白已经按53年写的补充写了,剩下就是王军了,这就不能不要王军按53年写的写了。那时王军刚被平反,于是就按53年写的写了“当时陈啸天和周白的表现一般,也没有提出要求恢复党籍或主动找党组织的表示。在当时活动中的表现不如罗旸等非党积极分子那样主动积极。”。父亲死后,我找到了当年的军哥--王军,以后王军在电话中多次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 。

1、陈:我父亲究竟有没有跟你说过过去我们是有组织关系的,现在断了希望接上?

王: 说过。接上组织关系的事跟我说过。那时我才刚刚入党,临近解放情况十分复杂,只能说快解放了再等等吧。这种情况我也不懂怎么办,后来我跟罗我白说了,但我记不清那是什么时候,是解放没解放。我是在街上碰到罗我白跟他说的。罗我白说那先要把石磊找到。你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为人热情诚恳有长者风范。我那时年轻又入了党,热情高的很,什么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你父亲告诫我,不能那样搞,太暴露自己了,要学会隐蔽。后来敌人来捉我了,我就逃到小新桥去了。

2、……  3、……

4、陈:父亲说过王军出问题了,是胡风分子

王:我不是胡风分子,还没那个水平。解放前我搞了个剧团有一百多人还出刊物。怀疑我是国民党,以后下放到福建,农村中学,整了20多年才平了反……。

5、……6……7……

2005年3月25日我给王军寄去一份“关于陈啸天同志脱党期间党籍问题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3月28日王军来电话(013905173007):我的那些话是在支部开会时说的。支部决定要那样说,因为陈啸天是脱党分子。那时没有被迫脱党的说法,脱党就是变节,对脱党分子不能说好。他们(指罗我白、章振之等)那样说他,对他是不公正的。

因为石磊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复查不能认定“办事处将撤走”,“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有事可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是石磊的指示,对陈啸天周白的怀疑只能维持。

那么石磊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真的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吗?根据“中流砥柱”广西篇记载:“1940年秋,国内政治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准备撤离,因而决定撤销桂林、南宁、梧州三个特支。广西党组织转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篇记载: “1939年5月重庆遭敌机大轰炸,南方局和办事机关一起迁入红岩,(城郊化龙桥红岩嘴“大有农场”)。南方局又以周恩来私人名义租下位于城区的曾家岩50号部分房屋作为办公地,对外称“周公馆”,实际上是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的据点。周恩来、邓颖超及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同志常住于此。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迁到重庆后总馆设在化龙桥虎头岩,人们习惯称为‘红色三岩’。”由于1961年的小说“红岩”和1962年的歌剧“江姐”的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周公馆”就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曾家岩就是象征着革命的红岩。不讲远的,2011年春节以后,中央电视台9台的“隐蔽战线”栏目“张露萍”中,就还在把曾家岩50号说成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1951年陈啸天还编不出“有事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的谎言。按南方局“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石磊是陈啸天唯一的联系人。陈啸天与桂林办事处没有,也不允许有组织上的联系,根本不存在陈啸天要到桂林办事处接关系的可能。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准备撤离”之际,“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符合“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隐蔽精干,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国统区工作方针,而按照“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广西省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石磊,怎么会将由他单线联系,已经在广西教育团体中隐蔽下来了的陈啸天周白,在“形势变得更恶劣,很多人叛变了,很多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时,移交给准备撤离的桂林办事处,自己去南方局当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84年12月24日曹瑛(石磊)给常州师范党组去信。

中顾委:
此信请转中共常州师范学校党组织。关于陈啸天、周白同志的党组织关系问题,过去有 过好几次信往来,我记得李先良同志在世的时候也曾交谈过,李也记不起来了。我实在记不清楚了故拖了很久。现在据陈啸天同志所说情况,很可能是事实,说得合情合理,如果他们没有其他问题,似应予以彻底解决以利四化建设。         
敬礼                       
曹瑛  1984年12月24日

曹瑛同志系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办公厅印)同意照转(中顾委印)十二月

1979年暑假,为了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啸天找到北京东四报房胡同曹瑛(石磊)家,曹瑛说当时走的很急,后来丢下了一批关系,不只是两个。1980年1月父亲告诉我这一情况并拿出那次石磊写的证明,我记得上面写的是:关于陈啸天同志我已记不清了,但他所说的符合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他的党籍应予彻底解决,以利四化建设。中纪委办公厅批示:曹瑛同志是中纪委常委,他的意见可以代表组织。

中流砥柱中共中央南方局篇记载:“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不断加剧,先后发生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鄂西特委遭受严重破坏、桂林八办、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八路军韶关办事处被迫封闭、撤销,省委负责人和大批党员被害,遭逮捕等严重事件。鉴于形势恶化,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制定“宁缺勿暴”、“宁少勿多”、“宁断勿联”、“宁舍勿恋”的工作原则,采取措施紧急撤退一批已暴露或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干部。”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载:“1941年2月1日   叶剑英离渝返延。叶剑英返延时,周恩来将南方局干部及所掌握的党与非党干部名单一份托他带回延安交陈云,并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一封,说明党与非党干部近千人,鉴于手头缺材料,名单只列了三百多人。……”

1950年石磊还记得起陈啸天、周白,记住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却不提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交当时桂林办事处的谁,他怎么会记不起龙潜等同志?怎么会只记住了天气而记不住他是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之前调回南方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时整个第二条战线都进不了党史。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制定“宁缺勿暴”、“宁少勿多”、“宁断勿联”、“宁舍勿恋”的工作原则还没到可以公开的时候。为此,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就只好交给了早就不存在的桂林办事处了。

石磊2月20日的证明说“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2月22日给陈啸天的回信说“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桂是广西,不是桂林,“离桂林时”与“离桂后”是两个不同的时空,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怎么可能既在“离桂林时”,又在“离桂后” 交桂林办事处呢?由此石磊无论“离桂林时”还是“离桂后”,都没有将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交桂林办事处,而是到了重庆以后去信和陈啸天联系:我已安抵重庆,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来看你们的,你们安心工作。可是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陈啸天自传记述收到石磊重庆来信后就一直无人来联系,写信到重庆也没有回信,“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

石磊的信里面就有南方局这么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父亲陈啸天、母亲周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陈立  2011年9月26日

附:
 “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记载:……1939.1.25 夜十时到邵阳(宝庆)  2.6 离开邵阳 2.11 到塘田寺 2.12 在塘田生活开始 4.27 离塘田寺 4.28 晨到邵阳 4.29 离邵阳(下午九时到衡阳) 4.30  离开衡阳  5.1 到桂林 1941.2.5 离开阳朔 2.10 到临桂县两江墟 2.13 在省立桂林师范工作开始……
石磊的信、“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的照片,参见www mjlsh.net中 ,漫长的路——个人中长篇回忆栏目 “一生真伪”的附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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