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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立                       

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 

1937.11.23   最后一次离开故乡        
12.9     故乡沦陷                
12.1     离开黄麓师范          
12.16    离开烔炀河             
1938. 1.18    到达长沙                
1.30    我们订婚典礼  (民27年旧历除夕)                  
2.28    离开长沙              
3.1      到达南岳               
3.11    在南岳岳云中学工作开始 
8.21    告别南岳               
9.2      到铜官            
11.15    离开铜官
12.24    离开靖港(11.15到靖港)
12.26    到五美山
1939.1.14    离开五美山
1.15     到衡阳
1.24     离开衡阳
1.25     夜十点到邵阳(宝庆)
2.6       离开邵阳
2.11     到塘田寺      在塘田生活开始
4.27     离塘田寺
4.28     晨到邵阳
4.29     离开邵阳 (下午九点到衡阳)
4.30     离开衡阳
5.1       到桂林
5.11     下午离开桂林
5.18     到阳朔  在阳朔国民中学工作开始
1941.2.5    离开阳朔
2.10    到临桂县两江墟
2.13    在省立桂林师范工作开始                  
10.1    离开桂师    (注:应是1942年)
10.7    到富川县
10.7    在富川国民中学工作开始
43.4.1    离开富川
4.3     到平乐
4.4     在平乐国民中学工作开始
7.27   离开平乐
44.2.8    离开兴安
2.12    到湖南冷水滩
2.16    在冷水滩扶轮中学工作开始
5.16    离开冷水滩
5.17    到耒阳精忠中学
5.17    在湖南私立精忠中学开始工作
6.20    湘北四次会战学校奉令疏散即日离开耒阳
21       到达彬州
1945.1.6  ××××


陈啸天入党、脱党、找党寻踪

一、入党
1、1984年复查的“入党与脱党的经过情况”:
“陈啸天,周白同志于1937年9月同进安徽黄麓师范学习,同年十月该校解散,两人一起参加进步老师金步墀组织的抗日宣传队,从黄麓出发经合肥、信阳、武汉到达湖南长沙,宣传抗日。在长沙经剧团指导者时玳同志介绍,认识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郭建同志,1937年12月由郭建介绍,陈、周两人入党”。

2、陈啸天1951年自传:
“入学不久,敌人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流亡演剧八队来到黄麓演出了三天。我们受到影响,放弃了学习,组织了宣传剧团,由当时学校辅导主任金步墀领导。(金步墀,浙江人,后来到了长沙方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起初学校不答应,我们和学校大闹了一场,二十二个人组成剧团,脱离了学校开始做农村宣传工作。我们的工作给农民极大的影响。在当时我任副团长。芜湖沦陷,学校停办,学生由军事教官率领,经徐州去长沙,因 张治中在湖南任省主席。我们剧团由合肥陆路经固始、潢川、信阳……后来到了长沙。一到长沙不久,杨效春在安徽被枪毙消息传来,黄麓大部分学生去了军校,一部分去了贵州铜仁师范读书去了。留长沙的黄麓教师在张治中面前告了我们的状,认为金步墀鼓动风潮,杨效春被枪毙是我们告的”。

“我们到了长沙后参加了当时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工作,当时文抗会的负责人有吕振羽、曹伯韩、李仲融、张天翼等人。文抗会派时玳同志来指导我们唱歌。我们组织晨呼队,听徐特立、周恩来的报告,大家情绪很高,都希望到延安去。伪湖南省政府派了一个秘书叫方一志来谈话,原来黄麓师生在张治中面前告了我们,说杨效春被枪毙是以金步墀为首的宣传队搞的鬼。省政府要调查处理我们,结果宣传队被解散,大部分人送去贵州铜仁师范了,我和周白(那时我们已经很要好,后来结婚),由时玳介绍去见了徐特立,要求去延安。徐特立派郭建和我们联系,十二月初由郭建介绍入党”。

3、2005年8月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中央电视台十台“讲述”栏目,抗敌演剧八队队长刘斐章讲述:“上海沦陷时我们正在南京孝陵卫,在那里第一次演出。南京陷落时我们在安徽含山一带。”

4、《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 第一集-“抗战初期徐特立在长沙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派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徐特立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回湖南工作。1937年11月26日徐特立和王凌波(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离开延安,经武汉于12月9日抵长沙”。

5、《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湖南篇 第1353页
“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下旬,从延安派高文华、郭光洲(即郭建)等人来湖南工作。1938年1月12日高文华等人到达长沙,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长沙秘密建立。……省工委建立时,已在长沙挂牌办公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省工委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处于地下状态的省工委秘密地负责党的组织发展、干部调配及领导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亮明了身分的通讯处则着重公开做各党派上层方面的统战工作,及时配合省工委的工作计划开展活动,一明一暗,相得益彰。”

6、黄麓校史1990年 第2版:黄麓师范全称是安徽省立黄麓乡村师范学校,黄麓师范的前身是张治中在家乡巢县洪家疃办的黄麓学校。张治中是安徽省立黄麓乡村师范学校名誉校长。杨效春是张治中聘请来的乡村教育家。金步墀是杨效春聘请来的生活辅导主任。1938年1月15日校长杨效春在合肥以“汉奸罪”殉难。

7、陈啸天的遗物——“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
1937.11.23    最后一次离开故乡
12.9               故乡沦陷
12.1               离开黄麓师范
12.16             离开烔炀河
1938.1.18      到达长沙
1.30               我们订婚典礼(民27年旧历除夕)
2.28                离开长沙

3.1                  到达南岳
3.11                在南岳岳云中学工作开始
8.21                告别南岳

8、陈啸天1955年自传:        
“我个人的社会关系有以下几人:
……
金步墀,浙江衢县人,是我的老师,思想进步,我在长沙参加中国共产党,受了他的鼓励”。

9、1937年11月5日日军从金山登陆,11月9日上海沦陷。1937年12月10日芜湖沦陷。   

二、在衡山、铜官、塘田。
1、1984年组织复查后的“入党与脱党的经过情况”:
“入党后,经组织介绍,先后在岳云中学、铜官陶业小学边教书、边开展革命活动。1939年1月,由组织安排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工作。1939年6月湖南形势紧张,经组织同意转移广西,后由金步墀介绍到阳朔国民中学任教师,当时党的联系人是石磊。”。

2、陈啸天1951年自传:
“1938年3月我们由金步墀介绍认识了南岳私立岳云中学教导主任梁君大。金步墀后来去了广西(被唐现之请去的)……,我受聘去岳云中学教书。我们到了南岳,组织介绍了南岳中学的朱抱坚同志,我们成立了支部开始过组织生活,党给我们联系的是程其恒同志。后来我们又发展了梁君大和他的老婆邹德惠。我们把薪水一部分拿出来办了一个幼稚园作为工作据点。办了夜校,我和朱抱坚带动当地驻军演话剧,组织业余俱乐部。当时的口号是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抗日目标下团结起来。由于积极工作组织也就扩大了,这样脸就红了,学校一部分老师顽固保守的家伙是反对我们的。(我在岳云中学的情况,罗我白的叔叔罗时×最清楚”)。在当时既不打牌也不吸烟,整天搞发动,群众关系扩大了,我们很容易被人看出,暑假学校解聘了我们。因无职业掩护,我请求组织上允许我到延安学习,未被答应,允许我去武汉党的学习班。到了长沙住在招待所中,因为武汉形势紧急,准备撤退,我们终止前进,党派我们去长沙北乡铜官镇窑区做窑工工作,以陶业小学作掩护,并参加长沙县委工作负责民族解放先锋队,省方联络是李锐同志。……,在学校中我们成立儿童生活团,举办募寒衣救难民,捐募废铜铁送政府,并经常举行时事讲座、出墙报。“九·一八”、“双十节”都发动铜官群众大会,当时长沙“观察日报”(党办的)时刊载我们群众运动情况的”。

3、衡山党史 (1985)  梁君大:“抗战初期南岳地下活动琐记”
“……过了两天我们又去长沙八办找陈永清,要求派党员到南岳指导工作,他表示同意,但要我们一定设法给派去的同志安排一个公开职位,最好在岳云中学当教员……,我们征得何炳麟校长的同意,安排陈啸天任岳云初中二年级级主任,黄非丹任初中一年级级主任,周白和我的爱人邹德惠负责创办南岳幼稚园。”

4、中国共产党长沙县组织史资料--(4)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7月,长沙县委恢复,张钧(曾国琦)任书记,毛达恂、谢介眉、孔福生、罗怀树、陈啸天任委员。年底,张钧、陈啸天调走,改由毛达恂任书记”。
5、《纪念徐特立同志》第179页“丹心光照芙蓉国”  长沙八办纪念馆
“1938年徐老就湖南的地下党组织和社会情况等问题,向党中央写了五个调查报告,他在‘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写到:新化的锑矿仍旧开采,我们开始有组织。交通工人和建筑工人也迅速增加,散漫没组织的农民在这条件下集中起来,是我们很好的工作对象。长沙城附近铜官镇有著名的窑业工人三、四千人,有党的组织,工作尚好。”

6、《衡山党史》(1985年)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衡山地下党组织的重建与活动”:
(一)中共衡山县地下党组织的恢复
一、中共南岳党小组和南岳支部的建立
文在文在校务会上,威胁何炳麟校长必须立即解除梁君大、朱抱坚、陈啸天的教师职务;并出示了国民党省党部(以教育厅名义签发的)驱逐我三个共产党员出境的密令。……,湖南省工委为了严格执行我党中央保护干部的指示精神,派郭建来衡山宣布:调陈啸天、周白去铜官工作,欧阳方、梁君大、朱抱坚在南岳继续坚持党的地下组织活动。

7、陈啸天1951年自传:
“长沙大敌人到了汨罗江,我们仍在铜官,学校停办了,县委搬到了长沙东乡,县委调我住长沙东乡五梅山县委组织委员毛道逊家。无工作掩护,不久省方调我回邵阳,十二月我到邵阳住办事处,当时办事处负责人是王凌波同志。不久派我去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工作,临行时省委任侧民同志指示我们:讲学院党的意思要办成陕北公学性质,不过那里不是陕北,要好好学习统一战线政策。学生来源很复杂,要注意警觉”。“讲学院是两部,一部研究部,主任是李仲融,我是补习部主任。教务长曹伯韩,院长名义是覃振,实际是吕振羽同志。工作五月,伪湖南省党部派人以紊乱学制的罪名查封了讲学院。我们带着痛苦愤怒的情绪离开了塘田,时正五月十八日,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回邵阳,组织上考虑我们工作,问我们意见,我们说去广西桂林,组织上同意我们去广西桂林,(后来塘田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桂林,住施家园从事文化工作)。我们光荣地趁着周恩来同志的汽车到了衡阳,住办事处,当时负责的是张元培同志。在衡阳见到徐特立同志,谈了塘田的情况,三天以后我们带了组织关系到了桂林。……,陆续到桂林的塘田教师、学生都安排在生活、新知书店工作,一部分人在桂林组织了石火出版社,以塘田剩余资金创办的,我也是股东之一。”

8、《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 “抗战初期徐特立在长沙的活动”:
(3)支持和指导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
“1938年6月,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徐特立同志根据吕振羽同志的建议,经徐特立报中央同意,决定在武冈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学院以统战形式开办,邀请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为院长,湖南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为董事长,并邀各界名流任董事取得合法地位,吕振羽为副院长,任教多为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学习文化课外,主要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政策。该院于9月15日开学,1939年4月被国民党顽固派查封。”

9、《邵阳党史》——“塘田战时讲学院”:
“在薛岳的督催下,武冈县政府于4月20日发出布告,勒令解散讲学院……。第三天,吕振羽和王时真以武冈赶回塘田寺,当晚讲学院召开了党组会议,决定了斗争方法和撤退步骤:(一)成立讲学院结束工作委员会,由吕振羽任主任……任副主任,分别负责学生、教师的撤退工作。(二)……(三)党员干部和学生提前撤走一部分,有的撤至桂林,有的疏散回家或介绍工作,副院长吕振羽和少数学生留下来办理结束工作,等待省委指示。在敌人武装包围下,讲学院被迫停办,在撤离之前学院邀请附近部分群众与师生一起举行了“话别会”。话别后陈润泉、曹伯韩、李仲融等老师和邓晏如、王琦蔚、吕剑莹等同学陆续撤回桂林,按讲学院决定以剩余伙食费和处理院立数千元余款作基金,在桂林成立了石火出版社。(意即石在、火是不会灭的—鲁迅语),在结束过程中省委派李锐同志到院传达了省委指示,同意讲学院党组的撤退计划和措施,并布置讲学院党组织在讲学院解散后,安排一部分党员到尚未建立党组织的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县建立党组织。”

10、《周恩来传》  金冲及主编  第447页
“1939年4月18日周恩来到达衡山,看望在南岳训练班的队员,并向训练班作报告。下旬在衡阳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对组织发展工作提出“质重于量,巩固生于发展”的方针。月底到达桂林。四月卅日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已抵桂林,明早飞渝’’。
第449页
1939年5、6月间,南方局遵照周恩来指示作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提出了隐蔽党的组织,转变党的活动方式,把党由半公开转入地下等问题,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坚决执行,为以后“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状态作了初步准备”。

11、1953年除夕的晚上,全家围着火盆聊天——
周白讲 :“离开塘田是晚上,我抱着小雄上船。….周恩来的司机是个南洋华侨叫阿林。….  同车两人有一个说是省委书记,他还送了一只大枕头给我们用。”(这只枕头一直保留到子女下乡插队。)
陈啸天讲:“到了邵阳差一点出事,一个人说是塘田的学生,陈老师晚上来看你。我到办事处把情况一讲,王凌波说‘不对,走,赶快走’。正好周恩来的汽车来接省委领导,我们就跟车去了衡阳。”

12、陈啸天的遗物——子女出生记录:
小雄  1939年3月31日上午七时三刻生于湖南武冈塘田寺塘田战时讲学院
小虹   1941年10月20日夜三照40分生于临桂两江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
小兰1944年1月2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生于广西兴安中学
小弟1945年1月20日晚七点三十分生于湖南汝城三拱门范家村

13、陈啸天的遗物—— “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
1939.1.14   离开五美山
1.15             到衡阳
1.24             离开衡阳
1.25             夜十点到邵阳(宝庆)
2.6               离开邵阳
2.11             到塘田寺  在塘田生活开始
4.27             离塘田寺
4.28             晨到邵阳
4.29             离开邵    (下午九点到衡阳)
4.30             离开衡阳
5.1               到桂林
5.11             下午离开桂林
5.18              到阳朔    在阳朔国民中学工作开始

14、《邵阳党史》--1985年10月-“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邵阳的组织和活动,”:
“中共湖南省工委便于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迁来邵阳。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也同时迁来邵阳。…办事处主任王凌波。…从办事处1938年迁来邵阳到1939年10月徐特立、王凌波离开邵阳,这里一直是湖南省委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1939年2月初,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楼上召开了湖南省党代表会议…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选举了省委领导班子,一致选举高文华、徐特立、任作民、聂鸿钧、郭光洲、蔡书彬、王涛等七人为省委委员,袁学之、帅孟奇为省委侯补委员,高文华为省委书记。这次省党代会开了五天。

15、《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  湖南篇第1360页:
“有共产党办的“南方抗大”之称的塘田战时讲学院,是1938年7月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共产党员吕振羽通过统战关系,借用湘籍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名义在武冈塘田(今属邵阳)所创办的。院部秘密建立了中共党组,吕振羽任书记,下辖党支部。”
 “4月18日国民党邵阳县党部查封了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观察日报’被封和塘田战时讲学院被解散,是薛岳推行反共政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事件。4月底周恩来路经衡阳,召集省委负责人开会,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加剧,以及湖南党组织缺乏秘密工作警惕性的问题,作出了关于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指示。他要求省委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向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组织发展要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方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省委一般停止了组织发展,着重进行党内思想教育。同时省委干部到各中心县委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不再兼任群众团体的职务。在群众工作中扭转过去“大轰大擂”的方式,把群众工作放在合法团体中去开展。”

16、《回忆南方局》第一册   重庆出版社  1983年   
   林蒙  -“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一些情况”:
“……,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国民党反革命的两手政策,以防万一。在和国民党团结合作的时候,要同时具有预防国民党搞分裂、搞突然袭击的精神准备。事实上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就搞过这种阴谋,如39年平江事件、河南竹沟事件、秘密逮捕洛阳办事处处长事件,就是这种阴谋的实例,所以立足于一个“防字”,以防万一,这种指导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由于缺乏经验、缺乏组织撤退,造成惨重损失这个血的教训中树立这种思想的,因而这种撤退准备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是正确的。
地下党的这种撤退和调动,是当时南方局整个工作的重大步署之一。

三、在广西阳朔和桂林师范
1、1984年组织复查后的“入党与脱党的经过情况”:
“1940年底,陈调桂林师范任教师,此时石磊同志已调去重庆工作将陈的组织关系移交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据陈交待:1940年寒假办事处已撤走,只接到石磊一封信,内容为:“我已安抵重庆,我有一个朋友要到桂林来看你们,你们安心工作。”在桂林一直等到1942年仍无人来联系,1942年10月离开桂林师范”。

2、陈啸天1951年自传:
“在桂林原打算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在塘田王西彦介绍会见欧阳凡海,后碰到了潘超同志。他告诉我该校寿命不长,反动派已经注意,大家不要集中在一起,打进一个中学去很重要的)。我和石磊谈起他同意,后来我经金步墀介绍(金当时任伪教育厅编审室工作),去阳朔国民中学工作,当时和石磊同志单线联系,每月或半个月去桂林一次汇报工作和受组织教育。(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工作岗位,扩大政治影响)。”

 3、陈啸天1955年自传 Ⅲ  我参加党和党的关系失落前后的情况:
“到了广西桂林住在旅馆里,我到办事处把组织关系接上。石磊同志和我谈,工作自己找,组织关系和他联系。我告诉他我想到地方干校工作。……因为我离开塘田寺时,王西彦曾和我说,去桂林他给我介绍当时在地方干校工作的欧阳凡海同志,托他介绍。(欧阳是王西彦的同乡,进步作家),到了干校碰到了潘超同志,(潘超又名李青野,当时在地方干校工作。常州人,在长沙时认识的。他在生活书店工作过,解放后在常州地委调研室,团地委工作过,现在在北京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工作)。他跟我说地方干校反动派已经注意了,寿命不长,大家集中在一起工作不好,打进一个中学去是非常必要的。和他谈过后我把情况告之石磊同志,他同意,我就未去找欧阳进行工作了,去找金步墀(金步墀当时在教育厅编辑室工作),他叫我冒充安徽大学肆业,提大5岁,介绍我到阳朔国民中学任试用教师。
离开桂林时石磊同志对我说,注意保存自己,组织关系和他单线联系,有空就自己来,不然通讯也可以。约定各人代号,他是“宗”我是“萧”,这样我就离开桂林了。
1939年6月,我乘船到了阳朔,在阳朔国民中学任语文教师。”
“我在阳朔的工作情况,除掉组织知道外,还有那时住在阳朔一位塘田战时讲学院研究部学生姜璟同志知道的……。(姜璟同志1940年春就住在阳朔,在我那里吃饭。40年下半年听说我要离开阳朔,他到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的。)姜璟同志现在南京炮兵某部任团长工作,今春(55年)组织上曾有同志来我处了解他当年在阳朔时情况。我写过详细的证明的。我在阳朔的工作情况,姜璟同志清楚的。”

4、1985年6月我受父亲之托,看望了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肖杏村同志。家父说:“我在长沙时肖是靖港区区委书记。我离开阳朔前他找到我,我将他改名为肖克勤,介绍他到阳朔国民中学任教,后来又介绍他到桂林师范任教”。肖杏村说:“我们没有横的关系。我后来去了重庆在新华日报工作,再由重庆去了中原局秘书科,当时秘书科科长是刘西尧”。

5、阳朔党史资料通讯第三十期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
牛继祥:我接触的几个进步老师
“肖克勤,现名肖杏村:湖南长沙西乡人。一九二六年参加共青团,后调往江西萍乡煤矿工作,二八年转党。解放后在湖北省教育学院任付院长,八三年八月离休。肖在抗日时期,在本地区任区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如果迟走两小时就没命了。后来敌人在全省通缉他,他于四一年六月逃到了桂林,当时想通过八路军驻桂办事处去延安,但在他到桂前,办事处已撤走,最后通过组织才找到原在长沙一块工作当时在阳朔国中的陈啸天,陈把肖安排在阳朔国中”。

肖杏村:我在阳朔国中的一些活动
“我是湖南省望城县人,一九二六年在萍乡煤矿工作,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党中央作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重要指示,同时还指示,在必要时,经组织批准,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打进敌人内部去,搞合法斗争。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去了广西,打进教育界去。……我就是一九四一年元月去桂林的。通过陈啸天(安徽人,共产党员)的介绍,二月我到了阳朔国中当老师。…当时,我们党组织没有横的关系,在学校也没建立党的组织,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由于相互的思想一致,实际上也宣了,只是不公开向外声张罢了。…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奉调离阳朔,到了桂林师范,在那里建立了党组织”。

6、《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   “党在桂林领导的文化活动”: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1月。当时在桂林建立的党组织有外来党组织和广西地方党组织二个系统。二个系统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在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活动。”
“1939年春,广西当局举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请示党中央同意,中共党员杨东莼应聘为教育长,实际掌握办校大权。接着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和广西省工委推荐和抽调了秦柳方、宋之光、周钢鸣、蔡冷枫、林路、潘超、苏曼等30多名共产党员和张景宁等爱国民主人士到校,担任各级干部,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掌握了各级领导权,参照抗大方针办校,致该校实誉为“南方抗大”。”

7、《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广西篇:
第1536页:“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对中共采取外联内压的政策,容许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却不许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存在;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肆意破坏。鉴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得不到新桂系承认而遭到残酷的镇压,只得隐蔽在桂系的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中进行秘密活动。”
第1533页:“桂林八办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级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通过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秘密电台联络与派出秘密通讯员联系等方式,建立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外省共产党组织两个系统。”
“八办1938年11月在桂林建立,处长先后由吴奚如、李克农担任,地处桂林市桂北路138号,并在城北7公里处的灵川县路莫村设置电台、仓库及“招待所”。办事处下辖在桂林的中共组织有:八办机关总支、“三厅”特支在桂组织、桂林报界总支、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外省党员支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梧州特训班特支、新安旅行团支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支部、国民党第四战区中共特支、抗敌演剧第4队、第5队、第6队、第7队、第9队的支部、新中国剧社支部以及单线联系的党员和南方局所属负有特殊任务的党外著名人士,如一直追随李济深的胡希明。”

8、《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
1939年5月18日     南方局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对党的各级机关所有文件、资料的处理和党的领导干部、党员的活动及联系必须遵守的事项,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必须切实执行。7月下旬南方局又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地下党)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绝对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

1939年6月29日    南方局根据周恩来指示,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共10条。规定各地方党组织应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秘密)的形式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凡违反破坏秘密工作条例的组织和党员,必须受到处罚,加强秘密工作的教育,各级干部尽可能职业化,以掩护自己的工作……。
1940年5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应立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

9、《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   第468页,二十五、皖南事变前后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紧接又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两个突出问题严峻地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第一,这次反共高潮的重点,是企图以突然袭击来消灭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可是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仍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有右倾错误。这就使新四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地位。第二,随着反共逆流的高涨,国统区内的共产党组织接连遭受严重破坏。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顽固分子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共,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十多人。政治局势急剧恶化,要求国统区内党的工作必须有一个重大转变,以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4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针对这个情况提出:领导机关要隐蔽化、职业化,干部要隐蔽到群众中。可是国统区大多数党组织,习惯于过去两党关系较好时的那种半公开的活动方式,不能同业已变化了的形势相适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局通过毛泽东5月4日起草的“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示新四军……这个指示还提出:在国统区内的工作方针应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隐蔽精干,反对急性和暴露。”

10、《回忆南方局》第一册  廖志高“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贯彻执行党的隐蔽方针”:
“……根据隐蔽精干方针所采取的措施:
一、党的各级组织、党员与组织之间坚决实行单线联系。”“这时党的各级组织还有,但党的组织布置任务、研讨工作,不能象以前那样开会了,都是个别进行。党员向组织汇报情况也是个别进行。总之,单线联系。党的组织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都不发生横的关系。
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工作和下层活动严格分开。办事处是合法的,在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也都有公开身份。南方局是秘密的,但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和许多工作人员都有公开的合法身份,他们是明牌的共产党代表和工作干部,因此他们一般不管地下党的秘密工作,不和地下党发生关系。同样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也不轻易到办事处去,一般也不和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接触,有什么事请示报告,只能通过一定的交通渠道单线进行。
三、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要职业化、社会化。在1939年以前,做地下工作没有职业和社会身份还可以,以后就不行了……。要隐蔽就必须有一个公开的职业和社会的身份。当时最好的也是最保险的职业,就是打到国民党里去工作。 
四、……。
五、利用在国民党内有地位的人士作掩护。在国统区国民党不允许我们共产党合法存在,不准我们活动,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组织、捕杀共产党员。我们党不仅要在国统区存在下去,而且还要积极开展工作,除了采取以上措施外,南方局还指示我们,要尽可能利用国民党内有地位的亲朋好友来掩护我们,掩护党员和党的活动。我们党正是利用了这些关系派了好些党员打入了国民党里去。有个同志到国民党里当了少将,文革中他在青海被整的很厉害,他是个好同志。
……,皖南事变后延安给我们配了电台和一些年轻的机要员,我就把他安排在民生公司职员黄觉庵家里,一直没有出过问题。这个机要员后来回延安还审查他,怀疑他有问题,还是我回延安后才帮他说清楚了。这些人不懂得国统区利用各种身份和场合掩护工作的重要。文革中碰到类似情况挨整的人不少。

11、1984年复查中“脱党后的表现”:
“通过整党、审干等历次审查未发现重大政历问题,唯在文革期间,查出陈曾参加过国民党,后陈交待:在1940年集体参加国民党是石磊同意。经查,石磊同志证明,对此事已记不清了,如他请示过我我是会同意的。我们认为,即使是经过组织同意,在解放后历次运动和重新入党时未向组织交待亦是错误的”。

12、中共常州市教育局委员会“关于陈啸天同志参加国民党问题”的事实见面
陈啸天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交待了1940年5、6月里在广西阳朔国民中学任教师时,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是一般国民党员,本人坚持此经组织批准,但经调查,不能证实。
中共常州市教育局委员会          197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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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啸天的申诉:
我在1940年五、六月在广西阳朔国民中学,集体参加国民党系得到当时组织联系人石磊(曹瑛)指示的,这是事实。我将继续申述。(我与石磊单线联系时代号,石磊是“宗”,我是“萧”)

14、陈啸天:关于石磊同志指示我集体参加国民党的前后情况
…1940年5、6月间,广西教育厅命令各校教师都要集体参加国民党,我当时心里很急,想走,怕暴露。我利用赶墟机会跑到离阳朔城东面二十里远高田墟发了一封信告石磊,信面写高田中心小学萧寄,里面写了要集体参加国民党情况,请速指示以便离开他往。大概一周时间石有信寄来,信封写阳朔国民中学陈啸天先生收,下款内详两字,毛笔写的,中式信封。信内容:信悉,切勿惊怪,既强迫参加你就参加好了,我会告诉你妈妈的,不要轻易移动等语。接信后当时由于看到报上潘超也集体参加了,思想认为反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误想法,既然组织同意了也就定心了,没有想到其他…             197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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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补充说明和交待
…我除掉在桂林师范校长汤松年谈过我集体参加国民党以外,在任何地方我都未暴露过××,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除了教书以外在家带带孩子,心情很恶劣。失掉联系以后,精神痛苦不堪,加上背上包袱,思想上认为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决心不离开教书岗位,认为教书清高,保持纯洁。至此一直到抗战胜利回到家乡都未暴露过,(感到羞愧、可耻、不光彩,也不愿意向任何人说过这可耻的事,)请组织上审查。             1979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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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关于陈啸天同志参加国民党问题的复查批复”
中共常州市教育局委员会:
你委报来《关于陈啸天同志参加国民党问题的审查结论报告》收悉。
陈啸天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交代了1940年五、六月间在广西阳朔国民中学任教师时,经我党的单线联系人石磊同志同意,集体参加国民党。没有参与活动和担任职务。经复查,调查和本人交代基本相符,问题已经清楚。 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  197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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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脱党
1、1984年组织复查后的“脱党原因”:
据石磊同志1950年2月20日和5月14日证明: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
我现在负责证明,陈、周与我联系时无问题。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由此可以认定陈、周两人被迫脱党的。

2、石磊1950年2月22日给陈啸天、周白的复信:
啸天、周白同志:
上次你们及今天又由衡阳转来之信均收到。
华东局组织部已有信转来问你们的情况,我已写好交由组织转去了,想不久皆可到达的。
你们在桂林(自一九三九~一九四零年夏)时的党的关系,我当然可以证明。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请你们放心。
望努力工作学习。                             
 敬礼!                                     

石磊     二月二十二日

3、陈啸天1951年自传的年表部分:
1939年6月~1941年1月—— 24~26岁——
1940年11月接重庆马侣贤先生来信,介绍认识刘季平同志,正式加入生活教育社。1940年底在桂林会见操震球先生,介绍我去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经得石磊同志同意,前往。石磊同志当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我们交换通讯地址和代号,石同志说“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有事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 “宗” “萧”

4、陈啸天1951年自传
 “1940.11,我接到四川育才学校马侣贤来信,到桂林会见刘季平同志(当时他是生活教育社桂林负责人,住观音山旁晓庄研究所),介绍我正式参加了生活教育社,这样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掩护了。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由白匪李新回桂改造了伪省党部。我在阳朔的工作也遭受了些限制,尤其是反动党团发展,工作××。在桂林生活教育社会见了操震球先生(现任安徽安庆高级工业学校校长),介绍唐现之(桂林师范校长)认识,由他从教育厅把我调来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当时将情况和石磊谈他同意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我们交换了地址和别号,他说不久有同志来和你们联系,有事可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1941年1月我离阳朔到桂林师范,石磊同志从重庆来信说,我已安抵重庆,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来看你们的,你们安心工作。”大意如此。工作到1942年暑假,组织上一直无人来联系,桂林情况恶化。新知、生活书店被查封了,我们在校的工作也受了些注意,进步的教师一个个走了。我写信到重庆也不见复信。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十月),我就和桂师一个派去富川国民中学做校长同事邀去富川了”。

(原稿上删去了“当时桂林情况正在急剧变化,到处集体入伪三青团”这一句,而这一句的后面则撕去了一块。)

5、陈啸天1955年自传:
 1940年5月,我和在四川育才学校马侣贤先生通讯,马先生介绍我认识在桂林主持生活教育社的季平同志和程今吾同志,(当时他们住在桂林东江镇观音山下晓庄研究所),由他介绍我参加生活教育社登记,作为工作上的掩护。(我原是生活教育社社员,生活教育社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教育团体,为了装饰自己面孔我去登了记,以掩护自己的工作,现在有证件可以证明的)。40年以后广西局势开始恶化,我在桂林会到操震球先生时告诉他我想到重庆育才学校去工作,和马先生在一起,他说不必了路太远,路费花去一大笔没有必要,我介绍你到桂林师范工作,那里要人的,后来我把情况告诉了石磊同志,他同意并告诉我办事处可能要撤走,你们站定工作岗位,有事可写信到重庆红岩嘴办事处好了,会有人来联系的。

6、1955年自传 Ⅲ 我参加党和党的关系失落的前后情况:
“1940年广西局势逐步恶化,对进步人士工作逐步受到限制和注意,阳朔也不例外。那时我和重庆育才学校马侣贤先生通讯,思想上希望到育才去工作,马侣贤先生来信介绍我在桂林的生活教育社同志,操震球、刘季平、程今吾同志等。五月我到桂林会见了石磊同志。石磊同志对我说办事处可能要撤走,你们站定自己工作岗位好了。通讯仍用原来的代号,有信可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好了。我拿了马侣贤先生介绍信去看了刘季平、程今吾同志(他们那时住在桂林东江镇观音山下晓庄研究所内),在办理生活教育社在桂林的社员登记,我由刘季平、马侣贤介绍登了记领了社员证和证章,想以此掩护自己的工作。又去生活教育社(在当时桂林中山小学内)去看了操震球同志(现任安徽教育厅副厅长),我告诉他想去重庆育才学校工作,他说去重庆路费太贵,那里人也很挤的,我介绍你到桂林师范工作,那里需要人的。我说你进行看,离开桂林时把以上情况告诉石磊同志,回到阳朔去了。在阳朔工作到1940年寒假我才离开到桂林师范的。40年下半年桂林办事处是撤走了的,撤退时我不知道,寒假来桂林才知道的。1940年下半年又好象是1941年春天,记不清了,我接到石磊同志由重庆来信。内容我记得大致是:我为生活关系到了重庆,望你们好好工作。我走了你们一定很寂寞,但不久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进货,我叫他来看你们。(信是用西式信封写的,原信我在湘南被围时缝在衣服里被雨淋湿毁掉了。)以后就无联系了,写信到重庆红岩嘴办事处也无回信。”

7、中共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党史《党在桂林师范》
—唐现之“我在桂林师范的片段回忆”:
“1937年的夏天,广西教育厅叫我筹办桂林师范学校。当时由于在抗战期间怕敌机轰炸,有设在郊外之意。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办一个陶行知式的晓庄师范。我是学教育的。很早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民国以来,虽然没有科学,但一般人仍然以进学校为升官发财的梯阶。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就是想发财,抢人家的现成饭吃,这样中国焉得不乱。虽然挂了民国的招牌,跟满清王朝并无二致。其次便是毕业即失业,所学无所用。再次便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才能读书,贫困人家的子弟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陶行知是反对这种教育的,他说:“这种教育是教人吃饭不种田;教人穿衣不种棉;教人住屋不造林。”他希望锄头革命,锄头为何能革命?培养一万个师范生,办一万个小学,改造一万个农村。我办桂林师范的主导思想就在这里。其次,便是我自己的思想。主要是杜威的思想。提倡民主,发展个性,言论思想自由。在学校实行阅读、言论、思想自由,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了解学生。经常征求学生的意见,学校经费公开。学生膳费由学生自己管,师生参加活动。我是本着这样一种思想去办桂师的。由于我有我一套办学的思想,我对当时的教育厅是相当强硬的,至少是在聘请教职员方面,我要有全权。我聘好了,由教育厅加委,否则我不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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