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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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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父亲写的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及背面

打开他封好的箱子,里面是两份自传和几近朽蚀的几个小纸团:“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也许父亲是为以后写小说而记的,结果作家没当成却在无意中记下了自己人生的关键。

父母的人生是儿女天然的精神遗产,厘清父母的历史是对他们的纪念和感恩。要知道自己从那里来到那里去,父母是最好的开始。

“芜湖沦陷,学校停办”,他们宣传剧团组成“安徽省各级学校后方服务团黄麓师范分团宣传二队”去了长沙,其他学生在黄麓师范军事教官率领下也去了长沙,以后不少人被张治中保送进了军校。留在黄麓的学生在新四军高敬亭、戴季英的四支队到巢县、无为开辟时不少人参加了新四军,这其中就有母亲的妹妹周兆瑜。作为新四军的老战士,她参加了南京地下党的平反,1987年她将父亲的申诉直接交给了省委有关领导。1988年春,“因为在那不长的时间里还是为党做了有有益的工作,37年的党籍要中央批,先离休,再等一等”,1988年10月,党和政府给予父亲1949年9月参加革命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父亲到死都在感谢当时的市委书记陈玉英“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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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父亲要求恢复1937年的党籍。组织部长很诧异:“你还有党籍可恢复?你1953年就有过结论了”。“你没有积极找党”。父亲说:“我在敦本小学就找过党,敦本小学的王军可以证明”。部长高兴了,“说到王军恐怕对你更不利”,部长拿出了王军的证明,父亲懵了。他在1986年6月的申诉信中说:渡江时,曾在吕城大战,火光冲天,我们站在坟头高处看,很兴奋,一夜未眠,以后当地便无战事。但解放后,却有人说我:“听到炮声躲起来了”。事实上,我与周白外,还有5个孩子,大的才进小学,小的还吃奶,解放前一天也没有离开学校,因为新来乍到,人地生疏,言语不通,又有孩子,根本无处去躲,如此说法岂但说我无党性,连人性也没有了。还说我迎接解放军时“坐在家里不动”,请看事实:当天下午到队,每人做小旗,贴标语,是我带领的,下午去河西子佳中学开庆祝大会,演“翻身花”,由我让我的二个女儿演的,开场由我发言的。然而,自53年来,那些说法却铸成铁案,强加于我们,我们认为,当时大规模群众活动除了那么几个人外,总还有其他目击的群众在,为什么不作广泛核实调查?而且,在敦本小学时,经常来往的除学校中王军同志外,还有常来校的一位养病在家的大学生谢良诚同志,某些人从未来过,也不认识,却不知他们言之凿凿的“证明”是如何做出来的。83年,我去谢良谢良诚同志家探病,在座的,还有张幼梁同志,谈起敦本工作时,谢说:“解放前夕,敦本小学你们去了以后,工作有很大起色,我有一篇关于敦本小学的文章,交常州文史资料室,被罗我白同志扣发了,现在清楚了,主要因为谈到你们,他不高兴,不让发表了,罗我白对你们有意见的。”

84年下半年,路遇蒋仁法同志(原敦本小学学生,现在常州市政协工作),蒋告诉我:“我刚从南京出差回来,在南京遇到王军同志,他要我向你打招呼,你们在敦本的情况是很清楚,不错的,他们那样说法是不对的,外调时,对我说‘你是按53年写的写,还是推翻重写?!’逼我的。”我当即说:“有意见请向组织上反映”我又问蒋:“解放前夕,你们听过我政治常识课没有?”蒋答:“听过二、三次,马列主义这个名词,我还是听你讲我才知道的。”

高浩荣同志(中共党员,常州市退休教师会)曾向我说:“章振之同志碰到我,要我向你解释,你们在敦本的情况,他实在不清楚。”我说:“不清楚不要瞎反映,有话向组织上反映吧!不要向我说,这是党性。”以上情况,我均曾立即向教育党委书记赵宗昌,庄毓皖同志作了口头报告。84年6月2日,我向组织提出申诉,并附当时的历史照片,由常州教育党委转常州组织部。

jia1.jpg父亲记述:“1949年2月我到了武进西乡罗墅湾敦本小学,展开了农村工作并掩护地下同志工作。我们办了民众夜校、妇女班,贯输民主思想,“三•八”妇女节和“四•四”儿童节我们都举行了扩大宣传并公演。每月出版“敦本通讯”介绍实验新教育方法,我们推行民主教育采用小组学习方法,反对体罚,提倡小先生制并及时访问附近十里周围农村小学,与他们联络,作影响活动,一直到解放大军渡江都没有间断”。后来王军告诉我,他是四月四日那天逃走的,这天父亲在学校里组织了“健康儿童”比赛,十分热闹。现在还留有照片,可见一斑。

父亲去世后我找到王军,问了他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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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儿童节,敦本小学健康儿童活动留影。右1校长臧其吉、左1校务主任兼教导主任陈啸天。

2004年4月6日至9月24日  
1、陈:我父亲究竟有没有跟你说过过去我们是有组织关系的,现在断了希望接上?
王: 说过。接上组织关系的事跟我说过。这种情况我也不懂怎么办,那时我才刚刚入党,临近解放情况十分复杂,只能说快解放了再等等吧。后来我跟罗我白说了,但我记不清那是什么时候,是解放没解放。我是在街上碰到罗我白跟他说的。罗我白说那先要把石磊找到。你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为人热情诚恳有长者风范。我那时年轻又入了党,热情高的很,什么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你父亲告诫我,不能那样搞,太暴露自己了,要学会隐蔽。后来敌人来捉我了,我就逃到小新桥去了。
2、陈:罗我白这个人是不是气量很小?
王:罗我白的个性是有毛病的,心胸狭窄,妒忌心强,忌才。当时常州工人报有个姓曹的,就很受他的排挤。
3、陈:你是什么时候逃走的?后来还回敦本没有?
王:我是4月4日逃走的,以后就再没回敦本,直接去了青干校招生去了。1951年底52年初先调无锡工作,以后去了南京教育工会。
4、陈:父亲说过王军出问题了,是胡风分子。
王:我不是胡风分子,还没那个水平。解放前我搞了个剧团有一百多人还出刊物。怀疑我是
三青团,下放到福建农村中学,整了20多年,以后平了反……。
5、陈:(1953年秋天)你来庙西巷,后来带我去火车站送谢定(敦本小学的学生)去新疆,我们一起在火车站吃的盖浇饭。
王:谢定已经离休,我给他出的证明。他离休前是新疆气象厅厅长。
6、2005年3月25日我给王军寄去一份“关于陈啸天同志脱党期间党籍问题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3月28日王军电话:
我的那些话是在支部开会时说的。支部决定要那样说,因为陈啸天是脱党分子。那时没有被迫脱党的说法,脱党就是变节,对脱党分子不能说好。
他们(指罗我白、章振之等)那样说他,对他是不公正的。
7、2007年3月13日电话         
王:我现在住在扬州,我爱人是扬州人,有病,回老家请亲戚照顾,看病方便些。我那些话是那个历史条件下讲的,你怎么理解都可以。我八十岁了,没有精力过问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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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父亲

父亲记述:“我除掉在桂林师范校长汤松年谈过我集体参加国民党以外,在任何地方我都未暴露过身份,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除了教书以外在家带带孩子,心情很恶劣。失掉联系以后,精神痛苦不堪,加上背上包袱,思想上认为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决心不离开教书岗位,认为教书清高,保持纯洁,至此一直到抗战胜利回到家乡都未暴露过。后面划去“感到羞愧、可耻、不光彩,也不愿意向任何人说过这可耻的事”。

没有人在意他“失掉联系以后精神痛苦不堪”,没有人在意他为加入国民党而“感到羞愧、可耻、不光彩,也不愿意向任何人说过这可耻的事”。

人们不关注他的“决心不离开教书岗位,认为教书清高,保持纯洁”,他的“守节”。人们只关注他是否到“仅是一江之隔的苏北解放区”去找组织。革命的残酷,使得人的心态无法回归到人性的本来,所以他回想起来,他们的宣传剧团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回忆。

父亲母亲生活在新旧文化交织的年代。他们虽然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但骨子里却是忠、孝、节、义、仁。母亲常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她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却两次“自行脱党”。父亲的遗物中居然还保留着1955年祖父去世时叔叔打来的电报。他多次和我说过“五柳先生传”。我见过他发表的一篇“三十感怀”,怀的就是这个“不为五斗米折腰”。1953年,在常州专区文化教育干部学校结束以后,他觉得自己只能搞搞师范教育,所以坚持不去普通中学当校长而要求去常州师范,因为对抗组织吃了一顿批评,最后到常州师范学校任副教导主任,可是他毫不在意。
父亲虽然只是个小学生,但他骨子里是文人,是士。士重名节。然洁身自好往往反受其累。我想,当年潘汉年的心情和父亲的心情大约都是一种类型吧?
士的气质,无资历、地位、名气之分。

小时候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染成的。现在看来,红旗上面除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以外,还有革命同志的眼泪。

陈立   2010年7月28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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