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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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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父亲调回常州任刚刚恢复的常州师范学校副校长主持校务,直至1988年10月退休。1979年5月16日中共常州市教育局委员会经调查,不能证实他1940年5、6月里在广西阳朔国民中学任教师时,集体参加国民党经组织批准。1979年暑假,父亲在读大学的弟弟的陪同下,到北京找到石磊同志(曹瑛),当面回忆了这段历史的经过:“ 1940年5、6月间,广西教育厅命令各校教师都要集体参加国民党,我当时心里很急,想走,怕暴露。我利用赶墟机会跑到离阳朔城东面二十里远高田墟发了一封信告石磊,信面写高田中心小学萧寄,里面写了要集体参加国民党情况,请速指示以便离开他往。大概一周时间石有信寄来,信封写阳朔国民中学陈啸天先生收,下款内详两字,毛笔写的,中式信封。信内容:信悉,切勿惊怪,既强迫参加你就参加好了,我会告诉你妈妈的,不要轻易移动等语。…”。石磊同志后来证明:“对此事已记不清了,如他请示过我,我是会同意的”。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组织结论:陈啸天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交代了一九四O年五、六月间在广西阳朔国民中学任教师时,经我党的单线联系人石磊同志同意,集体参加国民党。没有参与活动和担任职务。经复查,调查和本人交代基本相符,问题已经清楚。

可是父亲会是一九四O年五、六月间集体参加国民党吗?中共中央南方局篇记载:“1940年秋,蒋介石撤销桂林行营,改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军统和中统势力插入广西”。

父亲自传记述:“1940.11,我接到四川育才学校马侣贤来信,(宣传队的同学陈梦轩搭便车去了育才),到桂林会见刘季平同志(当时他是生活教育社桂林负责人,住观音山旁晓庄研究所),介绍我正式参加了生活教育社,这样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掩护了。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由白匪李新回桂改造了伪省党部。我在阳朔的工作也遭受了些限制,尤其是反动党团发展,工作不××。(文中划去“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到处都在加入三青团,”后面还撕去一块。)

一九四O年五、六月,蒋介石的势力还没能深入广西。夏天5、6、7三个月,秋天8、9、10三个月,夏秋之际学校正在放暑假,那么登载阳朔国民中学集体参加国民党名单的,只会是1940年9月的报纸。这就是说父亲肯定不是1940年五、六月间集体参加国民党的。对于参加国民党,就像红军战士要取下红星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一样,父亲不会没有想法。一个人有想法时,不会去做自己不愿意的事,那时候父亲能不请示石磊吗?

不过这样一来,石磊就不是一九四零年夏离桂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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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石磊的来信及信封

1950年2月父亲收到石磊由长沙来的回信。
啸天、周白同志:
上次你们及今天又由衡阳转来之信均收到。华东局组织部已有信转来问你们的情况,我已写好交由组织转去了,想不久皆可到达的。你们在桂林(自一九三九~一九四零年夏)时的党的关系,我当然可以证明。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请你们放心。
望努力工作学习。  敬礼!                            

石磊  二月二十二日

石磊给父亲的信回答了父亲的询问,告知了他们组织关系的去向:“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以后的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你可以放心。以后是什么情况,显然难于对陈啸天直说,于是“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由华东局组织部将“这些情况”转告陈啸天。后来组织部干部科郭颖通知父亲,他们的组织关系是因组织无法照顾而失落的,他们组织关系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父亲十分放心。

石磊1950年2月20日证明:“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证明了陈啸天、周白在石磊未离桂林时,他们是有党的关系的。石磊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证明到此“戛然而止”,这是有悖常理的。任何移交不能没有接受人,没有接受人,常州地委组织部上那里去找1941年1月20日以后就不存在了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又去找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谁,了解陈啸天、周白组织关系的下落呢?

1950年石磊与陈啸天已十年没有联系,可是他能记得陈、周却记不到他们的关系交给了桂办的谁,难道他连桂林办事处的龙潜也忘了?他怎么会只记住他离桂林时桂林的天气,却忘了他是在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之际,国内政局恶化的1940年秋调南方局的呢?。

“1940年秋,国内政治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准备撤离”,那么南方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石磊,有必要将由他单线联系,按照“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已经在广西教育团体中隐蔽下来了的陈啸天,移交给准备撤离的桂林办事处,并由陈啸天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去接上组织关系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公开的,可陈啸天是隐蔽的呀!秘密工作可以随时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接上组织关系吗?桂林又不是解放区、根据地。秘密工作接组织关系那么简单?

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怎么可能既在“离桂林时”,又在“离桂后”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呢?“桂”是广西,不是桂林呀。

显然在“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后面,应该还有一句话,只是被删了。

石磊1950年5月14日“我现在负责证明,陈、周与我联系时无问题。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的证明,显然是回答常州地委组织部提出“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和“陈、周有无问题”这个疑问的。由此,2月20日证明后面被删了的这句话就应该是“但后来无人联系,他们的关系就断掉了”,为此,常州地委组织部问:“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是不是陈、周他们有问题,所以断掉了陈、周的关系”? 5月14日石磊写下“我现在负责证明,陈、周与我联系时无问题。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的证明。我认为完整的2月20日证明应该是:“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但后来无人联系,他们的关系就断掉了”。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南方局篇记载:
“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不断加剧,先后发生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鄂西特委遭受严重破坏、桂林八办、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八路军韶关办事处被迫封闭、撤销,省委负责人和大批党员被害,遭逮捕等严重事件。鉴于形势恶化,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制定“宁缺勿暴”、“宁少勿多”、“宁断勿联”、“宁舍勿恋”的工作原则,采取措施紧急撤退一批已暴露或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干部。”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记载:
“1941年2月1日   叶剑英离渝返延。叶剑英返延时,周恩来将南方局干部及所掌握的党与非党干部名单一份托他带回延安交陈云,并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一封,说明党与非党干部近千人,鉴于手头缺材料,名单只列了三百多人。……”

“1941年5月8日  
中共中央就大后方党组织工作发出指示,为了保证大后方党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必须坚决执行以下办法:
(一)……
(二)党员或党的机关与上级失掉联系须独立工作,不准到处乱找党,也不得与不相识的人发生组织上的联系。
(三)在职业中的党员,可与其个别联系,但不能随便利用,应安心巩固自己的职业,绝对不准随便暴露。”
1979年暑假,在北京东四报房胡同石磊家,石磊说,当时走的很急,后来丢下了一批关系,不只是你们两个。1980年1月父亲告诉了我并拿出了石磊写的证明,我记得上面写的是:关于陈啸天同志我已记不清了,但他所说的符合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他的党籍应予彻底解决,以利四化建设。中纪委办公厅批示:曹瑛同志是中纪委常委,他的意见可以代表组织。我怕忘记,1985年帮父亲整理他的回忆时专门写入了他的回忆中。从时间上看,陈啸天、周白应该是皖南事变后,党与非党干部近千人中,未列入上报延安名单的那六百多人中间的两个。他们被“断”、“舍”了。他们不知情,但他们“安心巩固自己的职业”,没有“随便暴露”,没有“到处乱找党”,继续在“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他们“1940年脱党”合情理吗?“40年夏我离桂林”之说显然与按“宁缺勿暴”、“宁少勿多”、“宁断勿联”、“宁舍勿恋”的工作原则“断”“舍”了六百人有关。在第二条战线没有写进党史时,作为当事人曹瑛怎么能说呢?2003年3月我问父亲被丢的事为什么不说?答:这是工作失误,这种失误要杀头的。父亲重义,为此他“委曲求全”。可是组织上只会在个人有问题时才会以中止联系的方式来断掉其组织关系,陈啸天的组织关系被组织断掉他就没有问题吗?且“陈、周与我联系时无问题”,那未与石磊联系时,陈啸天有没有问题呢?为了证明陈啸天的动摇,于是嫁接出“1939年6月湖南形势紧张,经组织同意转移广西”,“1940年底陈调桂林师范任教师”。“40年夏我离桂林”和“1940.11”的时间差,被登载阳朔国民中学集体参加国民党名单的报纸缩小了,陈啸天“自行脱党”是够不上了,但被组织上断了联系的人一定要有问题,陈啸天在他们的关系交桂林办事处后没有去桂林办事处接上组织关系,就是因动摇而产生的问题!

1949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对脱党分子的党籍和工作的处理和计算党龄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过去脱党的分子现在来找我党要求解决党籍及工作问题者,日益增多,情况亦甚复杂。自1949年6月以来,经各地介绍或本人直接来信,或迳赴北京找中央组织部及中央各负责同志者已达百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大革命时期及内战时期入党,而在内战时期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脱党者。脱党原因有被迫与个人错误之别。…”据此,组织上承担了后来无人联系的组织责任,“由此可以认定陈、周两人被迫脱党的”。陈啸天在形势紧张时思想动摇,故“有条件找党而没有找党”,应承担不积极找党的个人责任,他的脱党原因既有被迫,也有个人错误,这就充分“实事求是”了。

父亲死前我看到中共常州市教育局党委组织处,2003年3月30日“关于答复陈啸天同志2003年三月来信的函”:陈啸天同志:您于2003年3月写给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的信已转我局组织处阅处。您信中提出的“再次向组织要求恢复我们1937年的党龄”的要求。我们调阅了您的档案,对照了中央有关文件答复如下: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的《关于陈啸天同志脱党期间党籍问题的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对您要求恢复1937年的党龄作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综上所述,陈啸天、周白两同志确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入党,一九四零年被迫脱党,…。对照中共中央中发(1982)24号文件第四条,即‘党员被迫脱党后,有的有条件找党而没有找党,有的虽曾找过党,但行为上不积极,致使脱党时间较长(三年以上)的;或入党时间很短,脱党时间较长的,这些同志在脱党其间尽管有些革命活动,他们的党籍也不能恢复。’经研究,决定仍维持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共常州市文化总支的处理意见,陈啸天同志的党籍不能给以恢复。”

陈啸天同志,上述处理意见已对您1937年12月入党的历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恢复党籍这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文件规定执行。您脱党8年的事实显然不符合中共中央中发(1982)24号文件中关于恢复党籍的规定。如果中央没有新的文件规定,我们只能按1984年五月十五日的原处理意见执行。

陈啸天同志您年事已高且患重病,我们忠(衷)心地祝愿您积极养病,保持良好的心态,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充分享受党和政府已经给予您的离休干部的政治和生活待遇。

看了来函后,父亲说“我在桂林师范的两年为什么就不承认了呢”?七十五天后,他带了一切问题走了。走前他特别交代,他的情况都在1951年、1955年的自传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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